【篇一】老舍之死真相
浩然:我知道老舍之死的真相 [编者按]说及“文革”中老舍之死，浩然先生曾认为一位叫侯文正的负有直接责任。侯文正先生却在此辩称一切与自己并无干系，以讹传讹。说真的，看过这各执一词的两家之言，谁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其实已在其次，我们更深的感受是关于那个时代整体上混乱荒谬到不可思议的氛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不幸生逢其时的人们，谁不是各种意义上的“受害者”？谁又能说自己绝对没有参与制造罪恶？ 不能不想到两方都频频提及的“女八中”“造反派”诸君。她们中的多数肯定依然与我们共有着同一片天空，她们如今都在哪里？是否有时也会回忆起前尘往事？她们之中难道没有一个人准备出来说点什么？ 为方便读者对照，特将陈徒手先生《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一文中涉及老舍之死的段落选摘于后。同时，浩然最新口录《我的人生》一书中，浩然又一次坚持并补充了对侯文正的指控，也摘录在此。【篇二】老舍之死真相
老舍之死 舒乙 这次，到台湾去，在老舍先生的有关问题上，发现台湾人对老舍之死普遍感兴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们十多年前的认识水平上，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我们早已解决了的。 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举行的两岸文学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姜穆先生发言，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我当时在会上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残酷迫害，具体死因是投水自杀。我举了五点理由，略加说明，并说我写过两 “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问：“您怎么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爷子，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说了一串耐人寻味的话，诸如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万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后上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 像《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妻良母，丈夫被捕，儿子一个阵亡一个被害，她不哭，不说话，一头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 像《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长 “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她深知老舍先生。他们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划等号；但是，这些描写毕竟是他本人思绪的事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会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迹来，这倒是不容忽视的参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作品便是作家本人的脚印，表面上并不连续，显得杂乱无章，东一个西一个，但总体上看，可以觅出一个大概的走向。 从这个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运的相当可靠的“预报器”。 不连贯的轨迹也好，命运预报器也好，作品中的对应点对作家的研究者来说，都太有用了。 毕竟，作品是作家身外的第六感，它们来自他，由他而生，和他有着看不见摸不着而确实存在的内在的联系线。 这就是要注意作品的提示性的原因。气节、身谏、投水、殉难 ——哲学 如果仔细找的话，在老舍先生的自述中，主要是散文、书信中，还可以找到不少独白性的自我描述。 这些独白，是地地道道的他的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生死观，是他的人生哲学。 这些独白极为重要，实际上，是理解老舍结局的钥匙。 一九四一年，抗战中，文人们建议设诗人节，还真成功了，为此老舍先生写了一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在说他自己了——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实在是太准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见过不少好心的朋友，他们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实，忍一忍，躲一躲，过了那可怕的几天，也就闯过来了。 听到这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您不了解他，不会的，他必死无疑。活过了八月二十四，活不过九月二十四，活过了九月二十四，活不过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 他的气质，他的性格，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偷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您怎么办？”他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涛涛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来询问虚实，老舍先生在给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这么回答的： “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这是中国有气节的文人的一个含泪的惨笑，俏皮，悲壮，悲愤，十足的老舍味儿。 千万不要以为老舍先生是一个轻视性命的人，似乎动不动就要舍去了自己的生命。不是这样。大敌当前，他是准备拼命的。他的这种誓言，可以找到几十万字！谁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战派”，而且是个拚命的务实的抗战派。他舍妻弃子只身逃出济南，来到武汉、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当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总负责人，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想家想亲人，暗暗地落泪。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点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里说： “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拚命地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这样的信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生活的眷恋，是生命的赞歌。 当这样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说他要去自杀时，显然，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 这事，便是气节。 老舍先生有一段类似格言的话，写在抗战刚刚结束时，发表在一 “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的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随着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为他的生命划下了一个完整的圆圆的句号。是非判断、独立思考 ——前提 气节也好，投水也好，殉难也好，身谏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断，而是非判断的前提是独立思考：舍此便没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难者之一。 一个合理的问题：那么早，他能看出有问题吗？ 要知道，当时绝大部分人对“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悦诚服地，虔诚地跟着毛泽东走，以为自己是错的，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在作家群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凭借他的丰富党内经历，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断然采取了不参加、不合作的态度。他的老资格地位对他也有天然的保护作用。他的情况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么，老舍先生呢？ 他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 这很奇特。 但，这是事实。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 这一天，离他挨斗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两天，离他自杀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日。 认真，是指内容；形式上还是随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经三十一岁，大妹二十九岁，我们和父亲的谈话是大人和大人之间的谈话。我们在父亲眼里，从来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从来都不把我们当孩子，这大概是他受外国的影响，早早地就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对待我们，和我们行握手礼，直呼我们的学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给我们，你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这个“五四”时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许小孩子说话，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做起的。“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我们便谈些街上的事情给父亲听，譬如说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店匾已被砸，连“四联”理发店里的大镜子都被学生帖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舒雨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艺先收起来。……” 小玩艺者，摆在客厅宝多阁里小古董小古玩也，它们可能也是“四旧”吧。 父亲不容她说下去，斩钉截铁地，大声地，一字一蹦地，说了五个字：“不，我绝不收！” 以后的话，都是他的。 思绪由他头脑中飞出，连连续续，大概是深思熟虑的，观点非常鲜明，并不费力，好像厨房中备好的菜肴，一会端出一盘来。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儿，完全无法插嘴。在他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间便出现了冷场，房里安静得有些异常，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印象。 “是谁给他们的权力？” …… （他明知故问，是谁发动了“红卫兵”。他是在问吗？不，他在怒，他在反抗！）（而且，这样问，也是犯大忌的，这也明明白白的。） “历史上，外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 他说了两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 一位死于“三反五反”运动，另一位死于“镇反”运动。他说的时候有名有姓，可惜，我们都记不住，好像一位姓纪，都是并没有正式反到他们身上，只是有了一点点端倪，也就是刚刚对他们有所暗示，有所怀疑吧，结果，两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头栽进了什刹海。 都是自杀。 都是投水。 都是身谏。 都是殉难。 都是刚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议。 什么叫听者无心，说者有意？ 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 这方话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实，便是如此。 凑巧得很，父亲失踪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诉了大妹，我们交换了眼光，我们偷偷地交换了看法：他去了。 因为，我们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说过的话。他等于已经告诉了我们。 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他的衣服、手杖、眼镜都整齐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着芦苇叶和水草走向湖水，让湖水吞没了自己，呛水而亡，离岸边大概也不过十米远。他的口袋里有他的名片，写着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钟起，便绝对相信：他在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和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刚烈的直接反抗之后，投水自杀。 没有第二种选择。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有第二种选择，那绝不是他！ 因为，他已经把事情看穿了。 因为，他早已为自己设计好了结局。他曾到过什刹海 ——序幕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我曾有机会访问了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他告诉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 马松亭老人和老舍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友谊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十年代初，在济南。抗战时，马阿訇主持重庆大清真寺的教务，并组织回教救国协会，和老舍先生也发生过很密切的交往。应回教救国会的请求，老舍先生和宋之的先生创作了话剧《国家至上》，曾在后方许多地方上演。主演的女演员张瑞芳曾被回民亲切地叫作“我们的张瑞芳”。马松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思绪低落，生活处境也很凄凉。“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闷坐在河边，一坐便是半天。 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来到什刹海岸边，闷闷不乐地坐到黄昏。突然，一抬头，他看见老舍先生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 老舍先生一开口，就让马老人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 “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老舍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面对多年不见的老兄弟，他完全无顾忌，反而能对面直说。 马老人无言以对，站起来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老舍先生说：“你们回家吧，我走啦……” 什刹海离家还有一段距离，除非专门来，并不顺脚。老舍先生是专门来的。 他似乎在选择自己的归宿地。 他记得他的刚烈而清白的两位殉难老朋友的选择。 马老人和夫人的回忆使我震惊，当风暴还未刮到他的头上时，他已经做好结束自己生命的一切准备，包括方式、地点。 马松亭大阿訇的回忆实在是厉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谜团里的那最后一点残雾彻底的吹散了。 它说明，投水只不过是最后的一笔，图画的大框架却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说明，人比动物不知道要伟大多少，因为人能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说明，就是没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悲剧的结局也是注定了的。 它说明，士不可辱和宁折不弯并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全只因为，他是一个极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灾难，不光是对他一个人的灾难。 他最后选择了太平湖，一个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渔民养鱼和打鱼的地方。他对太平湖很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这一带当北郊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办公处便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让他日后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三十年代，他替老母亲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根儿里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外加一个大院子。五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面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作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过小说课。这里很安静，没有游人。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难者。当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闻讯而来，消息迅速传遍北城。继老舍先生之后，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难者的盛地，连续几日，每天几十人往里跳。 这一切，都是旁人无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放声痛哭过，国外的文学家率先写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说，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甚至准备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可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实现了他的哲学——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这个悲壮而凄惨的选择，至今，还震撼着人们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让一切善良的人们想起来便黯然泪下……并在酸楚中终于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篇三】老舍之死真相
关于老舍之死，我一直蒙受着不白之冤相关链接：关于老舍之死:骨子里坚硬，川端康成的奖原本颁给他关于老舍之死：1966年的太平湖之谜 郑实（以下简称郑）：你在《中华文学选刊》上看到我对浩然的采访，其中谈到老舍之死时涉及到您，这才找到我。但据我所知，把您和批斗老舍联系到一起的文章，我这不是第一浩然在接受一位叫陈徒手的采访时，曾提到“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在文联搞队伍，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但说得比较含糊。此文章发表在《读书》１９９９年第５期上，题目是《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当时看到此文，我觉得迟早得写文章澄清，但浩然所说之事早有组织结论，当时我工作又忙，不急于马上回答。但这次看到《中华文学选刊》转载了《今晚报》所发《浩然访谈录》以后，情况不同了，他不但点名道姓，说得比较具体，而且不只一处。我就想，如果现在再不公开发表意见，沉默下去，让那些误传误信的说法在媒体上、社会上公开流传，任其以讹传讹，沉默下去，造成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人们的印象越来越深，事情的真相也会越来越模糊。所以我打电话，通过《中华文学选刊》找到你。你和我素不相识，此次专程来太原访问我，我非常感谢。给了我一个机会，把事情的真相向世人披露，对社会负责，对世人负责，也对后世负责，对历史负责。 郑：就是说，在此之前，您已经知道浩然认为您是批斗老舍的负责人之一？ 侯：是的。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５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过程中，我正在山西省委办公厅工作，北京市文化局党委组织处转来了浩然、杨沫等人的揭发材料，组织上便对我进行了专案审查。所以以后他在接受采访中提到我，我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无论是他当时的揭发，还是后来在接受采访中的说法，还有杨沫发表在１９８３年《花城》中的《风雨十年家国事》中说：”侯某批判《青春之歌》“等说法，口头笔下的情况，都是失实的。 郑：您认为浩然、杨沫的说法失实，有什么证据？ 侯：当然不能以我个人的意见为据。这里有我保存的当时党组织和我见面的审查结论材料，即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关于侯文正同志“文革”初期在北京市文化局有关问题查证情况的报告》。由于审查时北京市文联已合并到文化局中了，所以此处标题写的是“文化局”，文件最后的结论是：“侯文正同志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确实参与了北京文联的‘文革’运动，属一般性错误，应予结案，不再提出。对此，本人应该正视，正确对待，认真吸取教训。”我想强调的是，这份调查报告把浩然、杨沫揭发我参与揪斗老舍、批判《青春之歌》分别列为两个专题，通过大量调查之后，证明这两个重大问题和浩、杨揭发的具体活动都不成立，不存在。特别是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还引用了北京市文化局（８５）号京文发字第２２号文件（关于老舍非正常死亡及有关负责人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提到，“‘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的巧合。”“通过调查了解未发现一个总的负责人。”因此，山西的调查报告也明确讲到：“杨沫同志提供‘侯文正是八·二三事件指挥者之一’的说法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证实。”我认为这两份报告的结论是权威的。 郑：从浩然、杨沫的文章中看，他们对您的指责主要有：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即“八·二三”事件当天您打电话调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把老舍从人群中揪斗出来；您批斗老舍，问他挣多少钱；老舍从文庙回到文联后已是晚七点多钟，你依然不让大家走，对老舍进行了新的一轮批斗，等等。您认为每一项都是失事的吗？ 侯：我郑重声明，他们指责我的这些活动都是不存在的，通过组织调查已证明这些说法不能成立。关于我把红卫兵叫到文联一说，浩然在揭发材料和后来的文章中说的都不一致。在揭发时他说，侯“正在文化局手把电话筒”。在和你的访谈中又提到：“听说侯文正带着红卫兵闯进了文联。”山西省关于我的调查材料中，在走访了六十七人之后，只找到了三个说我打过电话的证人：丁庆玲、田祝厚、薛柯兴，他们都说在同一段时间内看到我打电话，但地点却分别是办公室、传达室、总务处三个，互相矛盾，而且没有一个人听到电话内容。其中薛柯兴在证词中说，没听清我的电话内容，“是后来红卫兵来后联想起来猜测可能是打电话叫红卫兵。”在此我还要说明，这三个证人，我都不认识，至少是人和名字对不上号。我是在看到这份调查报告时，才知道这几个名字的。 郑：那么您是否认识那天闯入文联的女八中学生呢？ 侯：一个都不认识。由于我是山西人，考入北大才到的北京，１９６８年又正式分配回山西。所以至今不认识一个北京的中学生，甚至女八中在什么地方到今天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滑稽，不知是历史对人们开玩笑，还是人们对历史开了个玩笑。 郑：那么您是否带人去了文庙呢？ 侯：调查材料和浩、杨文章上提到的这个地方，有时称文庙，有时称孔庙，有时说是国子监，北京的名胜古迹太多了，我确实不知文庙在哪条街上，至今还没有机会去过。 郑：那么８月２３日您是否到过北京市文联呢？ 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上午，我的确到过北京市文联。事情要从１９６６年４月说起。当时北京大学应北京市委要求，派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十人到《北京日报》社，派五人到《北京文艺》编辑部，帮助搞批判“三家村”的工作，即后来所谓的彭真搞的“假批判”。到《北京文艺》的五个人由中文系五年级党支部委员尹文欣带队，我和其他三个同学参加。当时编辑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到工厂组织座谈，整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二是帮助检查历年来的《北京文艺》，看有没有“毒草”。工人们当时发言上纲上线，很尖锐，《北京文艺》不愿刊登。加上我们看到《北京文艺》上以前的一些内容，认为是配合“三家村”的，于是五个同学一起讨论，由我执笔写了一浩然、杨沫您认识吗？ 侯：不认识。浩然也可能有一面之交，但想不清楚了。杨沫肯定不认识。北京文联的作家我一个都不认识。这次到《北京文艺》参与批“三家村”到１９６６年６月1日便停止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一广播，我们马上就被叫回北大。后来，从７月下旬到８月下旬我又去过文联三四次或四五次，记不清了。我这次介入文联的运动，仅限于向联络组和文化部六办反映问题，除此之外，我没有参加过文联和文化局的任何一次批斗会，没有批过任何一个领导干部和作家。 郑：包括８月２３日？ 侯：对，包括这天。我看到关于我的调查材料上说，那天文化局、文联批斗了二十几个当权派和作家，我都没有参与。８月２３日大约十一点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午饭前，走出办公楼，看见院子里有不少人，有些人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我便问一位干部（记不清是谁了）：“这是干什么？”回答说：“抓萧军。”我又问：“为啥抓萧军？”他说：“斗牛鬼蛇神嘛！”因为过去读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而且知道他与鲁迅的关系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的表现，我出于好奇很想看看萧军本人，但等了约莫三五分钟也没有看到抓萧军出来，就离开文联返校了。我是后来才知道萧军是文化局的人，以前我一直把他当成文联的专业作家。 郑：也就是您并不知道批斗老舍的事？ 侯：当天批斗老舍和其他人是我离开文联后发生的事，因此并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老舍自杀的消息也传到北大，我很惊讶，在九月底进城时到文联问曾德芳。她说是真的，并说：“原来还怀疑是你打电话叫来的红卫兵呢！”我听了莫名其妙。她解释说，原来搞不清斗老舍的红卫兵怎么跑到文联来的，不少人怀疑是你叫的。后来才搞清楚，与你无关，是中学生破“四旧”，发现老舍穿“奇装异服”（中式对门袄）跑来斗起来的。我当时心中无鬼，也就没在意。 郑：就是说，在当时浩然、杨沫等人就认为您参与了批斗老舍？ 侯：可能，但据曾德芳所说，当时不久就把事情搞清楚了，与我无关。 郑：那么浩然、杨沫怎么会留下这种印象呢？ 侯：我想，可能当时文联的人对女八中红卫兵出现感到突然甚至惊慌，不知因何而来，有些人猜测或分析是我打电话叫来的，“造反”的大学生打电话叫中学生，顺理成章嘛，到后来就由猜测分析，到误传误听，别人传给浩然，浩然传给杨沫，他们都信以为真，最后以讹传讹，认假为真。也有可能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有张冠李戴的事情。看到一个现象，又听到“侯文正叫了女八中红卫兵”的传闻，认为这个事情可能侯文正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又将其他人的事误认为是我的事情。总之，这件事有时让人哭笑不得，有时又觉得滑稽可笑。总之可以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郑：那么关于杨沫指责您批判《青春之歌》一事，您是否有牵连？ 侯：那就必须谈到我第三次介入北京市文联的运动了。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４日左右到６月５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派我和胡俊林、陈学勇到市文联参加“北京市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联络站”工作。胡、陈两位在此之前从未去过文联，人们也不认识。我们去时，早已由北京市文化局及其下属文艺团体、市文联、人民大学、北京师大、河北北京师院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发起成立了这个联络站，并且出版过《北京新文艺》小报第一期。他们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去编印第二期，主要版面抢先发表了江青的《纪要》，另外还有一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 侯：我是１９６６年的应届毕业生，１９６７年国庆前回山西，就是说是在北大发生武斗之前离开北京的，当了逍遥派。但正式分配工作是１９６８年。 郑：对您的揭发、调查等等，是否使您感到压力很大？ 侯：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如果确有其事，我会勇于承认错误的。但确无其事，我觉得，无论是口头谈的还是笔头写的，对我是个困扰。更是个精神痛苦。从１９８４年７月到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对我调查十七个月之久。１９８５年初整党中党员重新登记，我由于此案人命关天，尚未查清，没有让我登记。直到１９８５年底才终检查清，客观地作了结论，到１９８６年初我才重新登记为党员。放在谁头上，如果确有其事，那你活该受罪，如果确无其事，能不痛苦？ 郑：关于浩然，您怎么看？ 侯：浩然同志的具体经历我不熟悉，但知道是土生土长起来的作家，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工农兵作家。他的《艳阳天》生活气息浓厚，可读性也比较强，描写农村生活比较真实，而且我知道他学历不高，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我是佩服的。《金光大道》没看过。现在有人提出是受“左”的影响。实际上当时的现实生活客观上就是受“左”的影响呀。他不过是反映了出来。我记得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举办的周末讲座中还请浩然同志去讲过一次。“文革”初期，我认为他当文革筹委会负责人，没有把矛头对准当权派，是方向性的问题，是右倾，当然这个认识从现在看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当时就是那样一个认识。并不是和浩然个人有什么冤仇，也不认为他的方向性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后来知道他参加《西沙儿女》的写作，那肯定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啦。我觉得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浩然不能拒绝参加这件事，甚至哪怕是积极参与这件事，都是可以理解，可以谅解的。只要他不是死心塌地效忠“四人帮”，没有和“四人帮”篡党夺权直接联系起来，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如果不是浩然，换了别人你也得去写。当然写时一面要小心谨慎，怕写不好出乱子，另一面也可能有几分觉得幸运。这是我的分析。而且我认为如果没有文化革命，浩然依他的才华而论，还可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可是不幸的是，我所崇拜的老舍、敬佩的杨沫和浩然却居然莫名其妙地和我“联系”起来，编演出一场子虚乌有、令人可悲可笑的“闹剧”来，让我处于这样的尴尬的境地。 郑：在这一系列事情之后，您今天对浩然如何看？ 侯：我并不太怨恨杨沫、浩然。因为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混乱的状态，混乱的信息，人的脑子也是相当乱。浩然说他心里乱极了，杨沫也在文章中说她的心如何乱。这样情况下，留下混乱的印象，混乱的记忆是不足为奇的，而且这里面我也有责任，１９８５年我的问题查清以后，我应该找杨沫、浩然沟通一次，把真相说明，我想互相可以理解。但当时我认为反正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就没有去沟通。结果他们见我不吭气，大概就认为是确有其事。 郑：在我同浩然的访谈，谈到您其他的情况，比如您当时想到文联工作，是否确有其事？ 侯：当时全国文联也不是什么理想的地方。再者，１９６６年运动初期，说是极“左”思潮影响也好，革命热情也好，哪一个大学生还考虑工作问题呢？让我挑工作单位，也不会挑上北京文联。当作家去？当作家与去不去文联工作也没关系。浩然是当了作家才去的文联。当编辑？《北京晚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等任何地方，哪个不比《北京文艺》这样一个省级文艺刊物的编辑强？所以这种说法真不知从哪想出来的。 郑：浩然还提到您在北京市文联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是吗？ 侯：说我贴的对联是“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我在北京市文联从来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标语，一副对联！说我贴过，是浩然或许其他任何一个人看见我写？看见我贴？谁看见的？如果没有一个人看见，浩然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呢？实际上，我知道在北京大学“文革”初曾有人贴出过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许多人到北大参观大字报，看了这副对联，北京市好多单位的人都转而给本单位贴过这副对联，后来甚至全国都有。后来听人说，太原也有过这种对联。所以要说“文革”这副对联起源于北大，是对的。要说是我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 郑：《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林斤澜接受采访时提到您进驻北京市文联，想要夺权，并与柯兴发生了争执，有此事吗？ 侯：你送我的这本书，我刚刚看到，觉得莫名其妙。如前所说，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至６月１日可以称为进驻文联，但那是组织上分配去的，交代得清楚，要听从北京市文联和《北京文艺》党组织的领导。当时聂元梓的大字报还未出来，夺权的思想根本不可能有。１９６６年７至８月份也谈不到夺权，那时是由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党组织领导，这是当时的历史潮流，也谈不上夺权。全国产生夺权的概念是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６７年年初，从山西的１月１２日夺权开始，从上海的“一月风暴”开始。我于１９６７年４月底到６月初第三次去文联时全国夺来夺去已经不夺了。再说北京市可夺的权太多了，上至国务院各部委，下至北京市各单位，为什么要夺北京市文联的权？而且我根本不认识柯兴。和他争什么呢？ 郑：林的文章还提到您是干部子弟，后来后院起火，很惨，是这样吗？ 侯：我父亲是山西省农产量调查队的一个普通处长，从来也没有被打成走资派什么的，我的后院也没有起过火。所以如果真的有类似的人类似的事，不知发生在谁头上，林斤澜同志恐怕是张冠李戴了。 郑：林的文章还说您批斗过曹靖华，管他叫“曹三白”，是吗？ 侯：曹靖华是北京大学俄语系的系主任，是我国研究俄国文学的权威。我不认识，但也是很崇拜他的。俄语系是否批斗过曹靖华，我不清楚。我们中文系不但是我，而且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批斗过外系的系主任或老师。林斤澜说曹靖华的外号叫“曹三白”，眉毛白、胡子白、头发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也没听说过这样一个侮辱性的外号。所以不知这又是把谁的事情安到我的头上了。林文中说我指着一个青年作家说你放毒，类似这样的话，其实就连老作家我也没这样说过。但在学校和其他场合发言中，普遍的都说自己受过文艺黑线的毒害。斗私批修的场合更要说这些话，但没批过具体的人。另外，我不认识林斤澜同志，大概他也未必认识我。这里我还有一点猜测推想，很可能由于浩然对我的事误听误信，然后又把这种信息传到了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的杨沫，林斤澜那里。杨沫自己在文章中说浩然是她“永生不忘”的“患难之交”，林斤澜是同浩然一起成长的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听了浩然的话可能比较相信，使杨、林心目中对我留下了坏印象，后来便把此后发生的一些事张冠李戴记到了我的名下。这种事真让人哭笑不得。 郑：浩然的文中提到您要夺权，他是革筹委副主任，所以可能一直认为您是要夺他的权，可能是这样的吗？ 侯：说我想夺文联的权，我觉得是异想天开，当时任何一个大学生也没有这个思想。学生和工人造反组织去社会上、外单位夺权，主要是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以来的事情。１９６６年我没听说过有这种事。１９６７年４月到６月初我再次去文联时，社会性跨行业组织已经成立了，大家兴奋的中心又已经转移了，以后又是大批判，然后又发生了武斗。所以从始至终我想都没想过要去文联工作的念头，更甭提去文联夺权了。 郑：舒乙在文章中提到揪斗老舍的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女大学生，你们五个从北大中文系派到文联的，有女学生吗？ 侯：没有。１９６６年４月到６月去《北京文艺》的五个人都是男同学。１９６７年去参加“联络站”的三个人也都是男同学。我想舒乙在文中提到的北大女学生应该是女八中的学生。他的这一提法，大概也是受了流传说法的影响，但他所了解的“揪”出老舍的明明是个女学生，于是又变成了“北京大学的女大学生”。据我所知，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没有任何一个曾经介入过北京文联的运动。 郑：您的调查报告中说，北京女八中的女学生张阿涛证明您曾继续指挥她们在文庙烧戏装，斗老舍等人，您认识她吗？ 侯：不认识。在调查报告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我可以断言，她也绝对不认识我，没见过我的面。前边已说，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北京的中学生。很可能是调查组的专案人员找到张阿涛，点出我的名，问到这些事，她出具的这种证明材料。但这是一个孤证，连浩然、杨沫也没有讲到我去过文庙。但她既然说有此事，调查人员不得不再作为一个问题查下去，最终，调查报告列举了当时去过孔庙的文化局、文联许多人的证明，否定了张阿涛的说法。真是劳民伤财。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应该汲取的教训，就是不管面对任何调查，都应该抱一种对组织，对被调查者负责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记得清楚准确就是记得清楚准确，记不清楚，想不清楚就是不清楚，万不可“想当然”或凭某种模糊不清、似有似无、似是而非的印象，“姑妄言之”，徒然给调查工作增加麻烦，给被调查的带来痛苦。相关链接：关于老舍之死:骨子里坚硬，川端康成的奖原本颁给他关于老舍之死：1966年的太平湖之谜【篇四】老舍之死真相
浩然访谈录：关于老舍之死的说法浩然访谈录：关于老舍之死的说法
作者：郑 实
来源：华夏文摘增刊 第四○四期
来源日期：2004-11-16
本站发布时间：200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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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实：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日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批斗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导致老舍自杀。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浩然：关于老舍之死，你是第一个找我谈的。其他任何人没和我谈过，大家众说纷纭，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我听说是一个叫侯文正的打电话叫来的女八中红卫兵，您对这个人了解多少？
浩：他是１９６６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想到文联来。我和他是对立面。后来他去了山西文联，很红的。我当时就知道他到文联是想借机留在北京。他就是抱着这个目的。他写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贴在一进文联大门那儿。他认为文联的权还没夺过来，被捂着盖着。
郑：有一种说法：当时文联造反派存在派系斗争，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来了女八中红卫兵，是吗？
浩：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局要萧军劳动，萧军不服，他们便想找人来帮助镇压萧军。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不是写大字报那种东西，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
郑：当时文联的人有什么反应？
浩：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在门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还记得她当时紧张地抓住我的手，问怎么办？我告诉她赶快躲起来，她“嗖”地一下就跑了。
郑：老舍这时在什么地方？
浩：在院子里。在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来参加群众运动。
郑：他当时是抱着积极的态度要到文联参加运动，还是有点被迫不情愿来？
浩：很积极。我不希望他来。因为情况很乱。万一老舍出什么事，是很严重的。但他坚持要来。
郑：８月２３日是“文革”开始后他第一天到文联吗？
浩：是第一天。他下午来的。
郑：您那一天下午见到老舍时，他在干什么？
浩：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是侯文正他们要大家去院子里时，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我当时希望老舍赶快走。
郑：为什么？您看出他有被揪出来的危险是吗？
浩：对。已经有人被从人群当中揪出来，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荀慧生、裘盛戎。还有一个唱京剧的叫白什么，现在记性太差，想不起来了。
郑：然后老舍就被揪出来了吗？
浩：还没有。我一看这种情况就觉得不妙，就赶快上楼给文化部主管我们的办公室打电话。
郑：您是特意为老舍打的电话吗？
浩：对，老舍很重要，我怕出事。我就问他们老舍是保护对象我们该怎么办？他们的意思很模糊，什么群众起来了，什么的。他们很不耐烦。我问他们群众揪出老舍怎么办？也没说。
郑：然后您怎么办了呢？
浩：我一看他们这种态度，我就挂电话回到院子里。
郑：院子里的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人了吗？
浩：没有很用力，也就是推搡，用皮带碰碰那些揪出来的人，偶尔抽一下。
郑：那些红卫兵是不是都提着皮带，气势汹汹，像要动手的样子？
浩：对，我一看就又回来打了个电话，问他们到底怎么办？他们说要接受群众冲击。我只得挂上电话又回到院子里，这时老舍已经被揪出来了。
郑：是谁把他揪出来的？
浩：是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来！那些被揪出来的站成一排，好些人啊。每个人都给带牌子。
郑：牌子是准备好的吗？
浩：是现写的。用我们对面院子里堆的木板。
郑：当时怎么批斗的？
浩：好像是侯文正问他们都挣多少钱。我们造反派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人想把事情搞大。我就想说句话，比如草明，我就让她躲起来。可是老舍已经站到外面了，没办法了。
郑：老舍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他来的第一天就被揪斗，是不是毫无准备？老舍之死真相
浩：对，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郑：给老舍挂牌子，他有什么表示？说了些什么？
浩：没有。什么也没说，就让挂了。他们都晕了。
郑：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浩：我站在门口，院子里都有人，我挤不过去了。
郑：问他们挣多少钱是什么意思？
浩：挣得越多越反动。
郑：当时是侯文正指挥一切吗？
浩：对，没人管，就听他的。后来就来车了，要把他们带到孔庙去。上车慢的，红卫兵就抽。
郑：都有谁被押上车了？
浩：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还有文联被揪出来的。我当时就告诉我们那一派的周述曾跟着去。我们表面是一派，其实是对立面。我告诉他：你，赶快跟这车走。到哪你都跟着，老舍出了什么事，打电话给我，我在这里接电话。
郑：您让他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老舍？
浩：对。过了两小时左右，周述曾给我打电话，说老舍受伤了。我就派车把他们俩接回来。
郑：您是想让他们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浩：对。没想到他们坐车回文联，正赶上全国各地来串联的红卫兵聚在院子里，车一进来他们就把车围上了。
郑：他们是外面来的，也认识老舍吗？
浩：不认识。但老舍在孔庙受伤了，头上包着水袖，身上还有血，看着挺新鲜的。等老舍下了车，他身上挂着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
郑：他们又接着斗老舍了吗？
浩：对，让他站在高台阶上。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
郑：关于这点有一种说法，老舍自己从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结果砸了红卫兵的脚，是这样吗？
浩：不是。印象中大概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这时天已经黑了。
郑：老舍打了红卫兵，肯定会引起更厉害的批斗？
浩：对，人们都喊起来，往上围。这时候我就很紧张。但身边没有我们的人，都是看热闹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一着急我就说：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
郑：这样说是为了保护他？
浩：对。然后就送到了派出所。
郑：是谁把他抓起来送到派出所的？是红卫兵吗？
浩：不是。是派出所来人弄走的。
郑：谁通知的派出所？
浩：我让人打的电话。
郑：哪个派出所，您记得吗？有人说是二龙路派出所。
浩：不，是西长安街派出所。现在那地方已经拆了，盖上大楼了。
郑：派出所派车把老舍接走的？
浩：对。
郑：再后来您什么时候再见到的老舍？
浩：当天晚上我去了派出所。
郑：大约什么时候，他被送到派出所后多长时间您去的？老舍之死真相
浩：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把骆宾基他们都打发回家了。大约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和文联的革委会副主任马连玉一起去的。
郑：老舍当时在派出所又被批斗，审查了吗？
浩：没有。
郑：有没有当时在文联院子里的红卫兵跟到派出所继续批斗他？
浩：没有。派出所的人也没有审他。我去时他就跟椅子上坐着。
郑：派出所的人为什么没审老舍？
浩：他们那时特别忙。都是死人的事，他们顾不上老舍。让我赶快把老舍接走。
郑：是派出所打电话让您去接人，还是您自己去的？
浩：他们没打电话。
郑：那您当时去的意图是什么呢？
浩：要处理这件事。我找老舍谈话，一是说他打红卫兵是不对的，回去要做检查，让家人给看看伤。二是第二天早上８：００到文联去。
郑：您打算让他回家，是您打电话让家里来接他吗？
浩：他的老伴态度很不好。我让她想办法来接，她说没办法。
郑：是因为当时夜深了，没车了？
浩：对，文联的司机已经不给老舍开车了。我就出去找车，街上的车都不肯拉。
郑：是因为您告诉他们拉的是老舍，所以他们拒绝了？
浩：是。
郑：您和老舍谈话时，他说什么？
浩：我说，他点头答应。老舍之死真相
郑：您觉得他当时的情绪如何？在当天批斗之后，他便自杀了，您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反常吗？比如愤怒或绝望的样子。
【篇五】老舍之死真相
老舍之死(1)关于老舍之死（1）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胡絜青：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舒乙：他的死是绝对必然。我特别可怜我父亲，他这么一个人，最后的下场是这样，实在让人无法接受。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悲伤草明曾来我家道歉历史怎么可以这么玩弄！ 杨沫：这8月23日的一日一夜，将“永载史册”
王松声：我亲耳听到老舍问我:“松声，这怎么回事？”
葛献挺：他没死在孔庙，是我下令把他赶快提前送回来的
端木蕻良：老舍之死是“文革”中一个悲哀的插曲
曹菲亚：老舍当时为什么不躲开，现在也觉得是个谜
草明：自杀的好多，不过是他有名气
林斤澜：老舍对政治完全外行，对制度的思考并不多
浩然：老舍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
柯兴：整个“文革”期间，我从未戴过什么红卫兵、造反派的袖标。我也压根儿就不是造反派！
马联玉：这是“文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我当时非常恐慌
宋海波：谁叫来的红卫兵，至今是个谜
萧军：《致祭老舍（舒舍予）归来偶成二律并叙》
萧耘：我认为“8·23”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
张启润：对于老舍之死，我无愧于心老舍之死真相
马希桂：我真怕把老舍“五马分尸”了！
李牲：没有人把老舍当作主要攻击对象
周述曾：1960年市委的文化部曾经要批判老舍
田兰：“文革”这样的事情，是登峰造极的极左
陈天戈：我们始终跪在火堆边，前后有六个小时
黎丁：讲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是很兴奋的样子，很激动
盛占利：一般死人是横着漂的，我看见老舍是立着漂的。好像脚底坠了东西 侯文正：关于老舍之死，我一直蒙受着不白之冤
郝希如：是我打捞老舍尸体，并处理的现场
韩文元：是我和郝希如一起把老舍打捞上来的
“她”：女八中的红卫兵是我带队去的文联。自始至终，我没有打过老舍一下 白鹤群：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
张芳禄：老舍用红砖在太平湖北岸的乒乓球台子上写满了字
朱军：老舍尸体是我捞的！
冰心：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
于是之等：老舍投湖是他本身灵魂的升华
曹禺：老舍先生不是自尽，是逼死的呀！
从维熙：自杀需要勇气，自杀是另外一种勇敢，老舍先生就是这样
萧乾：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杀有何区别！ 王火：他是用死来表白并抗议 施蛰存：为了迎合政治的需要改作品，就去掉了一个作家的身份 柯灵：老舍先生的死可以看作是一个作家人格的体现 黄裳：老舍解放后一直是一帆风顺 叶辛：老舍之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祖国和人民的悲剧 王元化：假设老舍活到今天，他会对自己一生有—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苏叔阳：他热爱的文化被摧毁了，还不准讲理，只有死了 赵大年：老舍和周恩来断了线，他不理解了 张锲：老舍的死是宁死不屈 丁东：老舍这人，一辈子没受过屈辱，怎能忍受“文革”这样的屈辱 刑小群：这件事对中国教育的反思太有意义了 梅志：胡风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杨义：自杀是一种抗议，沉默地活下来也是一种抗议 邵燕祥：最后他彻底绝望时，只能选择这条路 王蒙：老舍一辈子没受过这样的侮辱，他无法咽下这口气 严家炎：老舍之死我认为激愤是主要的，悲观绝望也有些 邓友梅：连老舍都这样了，除去紧跟江青的人，文化界留不下什么人 钱理群：“焚书坑儒”把老舍逼到绝路上去了 季羡林：老舍的人格是站得住的，要不，也不会去投太平湖
余秋雨：老舍之死和他天真、纯净的思维有关
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前后的具体活动，至今依然是个谜。有事实证据的是一张诊断报告。“支气管扩张大量咯血，5天后7月31日入院，8月16日出院。”老舍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身体一直欠佳。舒乙回忆，“8月中旬，老舍先生和我还有妹妹说过一些话，第一个意思是说‘谁给了他们权力？’又说，‘又要死人了，而且是清白而刚烈的人’。还说，‘欧洲历史上有无数次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文物的大破坏告终的。”舒乙称当时并没明白老舍先生说这话的含义，事后才恍然大悟。
“老舍先生当时似乎预感生命将要到尽头，他当时说了三个人的名字，都是他的朋友，1966年之前，在回家的路上就跳进了什刹海。”事隔多年，当年老舍的好友马松亭夫妇，向舒乙透露了一个细节，“1966年8月中旬，我在什刹海旁边乘凉时，看到老舍远远走来，双方都默默无语，老舍在小马扎上坐了一小会，就起身走了。并说，‘马大哥，咱俩再也看不见’。”“老舍先生在当时是一个难得的清醒的人，他的死是一种反抗”，舒乙说。 1966年8月24日前一天的“八二三”事件联系着老舍之死。学者傅光明研究“老舍之死”数年，写了四本书，多年前采访了数位事件亲历者，发现“同一件事每个人的叙述都不尽相同，甚至出入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到底什么是置老舍于绝境的一步，没有答案，亲历者有称，老舍当时和红卫兵发生了争执，还有人认为老舍是因为家庭关系冷漠而陷入绝望等，舒乙说，“我和我的家庭已经麻木了，我们不用去申辩什么，选择沉默。” 另外，张林琪和白瑜以“八二三”事件亲历者的视角写过文章：“人群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尖着嗓子叫‘我揭发，老舍在解放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萧
军后来曾写小文称，8月23日在国子监同被批斗，老舍和自己有目光的交流，老舍眼中发出奇异的光，那光让他不寒而栗。傅光明还采访了在国子监参与揪斗老舍的当年女八中的近百位红卫兵，“只有一个人隐瞒姓名接受了采访，不断地哭，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希望转告自己对老舍家人的歉意。”傅光明对此都表示理解，甚至关于8月25日太平湖打捞老舍尸体，也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有三个人说是自己打捞了老舍的尸体。傅光明说，“历史在发生时就碎裂了，事后不过是拼凑那些碎片。并不是求得事情的真相，而只是在做一个历史文本叙事。”
老舍先生的最后一天，常见的文本叙事细节是：老舍拉着3岁小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这一幕与老舍作品《茶馆》的结尾几乎一模一样。冰心后来跟舒乙说，“你发现没有，你父亲作品里的好人大多姓李，姓李的人大多自杀，自杀的方式大多选择投水。”最经常被提及的《四世同堂》中的祈天佑最后也难逃被羞辱而死。老舍写道，“河水流得很快，好像已等他等得不耐烦，水发出一点点的声音仿佛向他低声地呼唤呢。很快的，他想起了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
【篇六】老舍之死真相
关于老舍之死(2)老舍之死
——浩然访谈录
郑实：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批斗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导致老舍自杀。请你谈谈当时的情况。
浩然：
关于老舍之死，你是第一个找我谈的。其他任何人没和我谈过，大家众说纷纭，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我听说是一个叫侯文正的打电话叫来的女八中红卫兵，您对这个人了解多少?
浩：他是1966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想到文联来。我和他是对立面。后来他去了山西文联，很红的。我当时就知道他是想借机留在北京到文联。他就是抱着这个目的。他写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贴在一进文联大门那儿。他认为文联的权还没夺过来，被捂着盖着。
郑：有一种说法：当时文联造反派存在派系斗争，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来了女八吵红卫兵，是吗?
浩：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局要萧军劳动，萧军不服，他们便想找人来帮助镇压萧军。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不是写大字报那种东西，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
郑：当时文联的人有什么反应?
浩：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在门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还记得她当时紧张地抓住我的手，问怎么办。我告诉她赶快躲起来，她“嗖”地一下就跑了。
郑：老舍这时在什么地方?
浩：在院子里。在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来参加群众运动。郑：他当时是抱着积极的态度要来文联参加运动，还是有点被迫不情愿来? 浩：很积极。我不希望他来。因为情况很乱。万一老舍出什么事，是很严重的。但他坚持要来。
郑：8月23日是“文革”开始后他第一天到文联吗?
浩：是第一天。他下午来的。
郑：您那一天下午见到老舍时，他在干什么?
浩：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是侯文正他们要大家去院子里时，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我当然希望老舍赶快走。
郑：为什么?您看出他有被揪出来的危险是吗?
浩：对。已经有人被从人群当中揪出来，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荀慧生、裘盛荣。还有一个唱京剧的叫白什么，现在记性太差，想不起来了。 郑：然后老舍就被揪出来了吗?
浩：还没有。我一看这种情况就觉得不妙，就赶快上楼给文化部主管我们的办公室打电话。
郑：您是特意为老舍打的电话吗?
浩：对，老舍很重要，我怕出事。我就问他们老舍是保护对象我们该怎么办。他们的意思很模糊，什么群众起来了，什么的。他们很不耐烦。我问他们群众揪出老舍怎么办?也没说。
郑：然后您怎么办了呢?
浩：我一看他们这种态度，我就挂电话回到院子里。
郑：院子里的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人了吗?
浩：没有很用力，也就是推搡，用皮带碰碰那些揪出来的人，偶尔抽一下。郑：那些红卫兵是不是都提着皮带，气势汹汹，像要动手的样子?
浩：对，我一看就又回来打了个电话，问他们到底怎么办。他们说要接受群众冲击。我只得挂上电话又回到院子里，这时老舍已经被揪出来了。 郑：是谁把他揪出来的?
浩：是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来!那些被揪出来的站成一排，好些人啊。每个人都给带牌子。
郑：牌子是准备好的吗?
浩：是现写的。用我们对面院子里堆的木板。
郑：当时怎么批斗的?
浩：好像是侯文正问他们都挣多少钱。我们造反派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人想把事情搞大。我就想说句话，比如草明，我就让她躲起来。可是老舍已经站到外面了，没办法了。
郑：老舍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他来的第一天就被揪斗，是不是毫无准备? 浩：对，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郑：给老舍挂牌子，他有什么表示?说了些什么?
浩：没有。什么也没说，就让挂了。他们都晕了。
郑：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浩：我站在门口，院子里都有人，我挤不过去了。
郑：问他们挣多少钱是什么意思?
浩：挣得越多越反动。
郑：当时是侯文正指挥一切吗?
浩：对，没人管，就听他的。后来就来车了，要把他们带到孔庙去。上车慢的，红卫兵就抽
郑：都有谁被押上车了?
浩：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还有文联被揪出来的。我当时就告诉我们那一派的周述曾跟着去。我们表面是一派，其实是对立面。我告诉他：你，赶快跟这车去。到哪你都跟着，老舍出了什么事，打电话给我，我在这里接电话。 郑：您让他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老舍?
浩：对。过了两小时左右，周述曾给我打电话，说老舍受伤了。我就派车把他们俩接回来。
郑：您是想让他们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浩：对。没想到他们坐车回文联，正赶上全国各地来串联的红卫兵聚在院子里，车一进来他们就把车围上了。
郑：他们是外面来的，也认识老舍吗?浩：不认识。但老舍在孔庙受伤了，头上包着水袖，身上还有血，看着挺新鲜的。等老舍下了车，他身上挂着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
郑：他们又接着斗老舍了吗?
浩：对，让他站在高台阶上。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
郑：关于这点有一种说法，老舍自己从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结果砸了红卫兵的脚，是这样吗?
浩：不是。印象中大概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这时天已经黑了。
郑：老舍打了红卫兵，肯定会引起更厉害的批斗?
浩：对，人们都喊起来，往上围。这时候我就很紧张。但身边没有我们的人，都是看热闹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一着急我就说：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
郑：这样说是为了保护他?
浩：对。然后就送到了派出所。
郑：是谁把他抓起来送到派出所的?是红卫兵吗?
浩：不是。是派出所来人弄走的。
郑：谁通知的派出所?
浩：我让人打的电话。
郑：哪个派出所，您记得吗?有人说是二龙路派出所。
浩：不，是西长安街派出所。现在那地方已经拆了，盖上大楼了。 郑：派出所派车把老舍接走的?
浩：对。
郑：再后来您什么时候再见到的老舍?
浩：当天晚上我去了派出所。
郑：大约什么时候，他被送到派出所后多长时间您去的?
浩：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把骆宾其他们都打发回家了。大约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和文联的革委会副主任马连玉一起去的。
郑：老舍当时在派出所又被批斗，审查了吗?
浩：没有。
郑：有没有当时在文联院子里的红卫兵跟到派出所继续批斗他?
浩：没有。派出所的人也没有审他。我去时他就跟椅子上坐着。 郑：派出所的人为什么没审老舍?
浩：他们那时特别忙。都是死人的事，他们顾不上老舍。让我赶快把老舍接走。
郑：是派出所打电话让您去接人，还是您自己去的?
浩：他们没打电话。
郑：那您当时去的意图是什么呢?
浩：要处理这件事。我找老舍谈话，一是说他打红卫兵是不对的，回去要做检查，让家人给看看伤。二是第二天早上8：00到文联去。
郑：您打算让他回家，是您打电话让家里来接他吗?
浩：他的老伴态度很不好。我让她想办法来接，她说没办法。 郑：是因为当时夜深了，没车了?
浩：对，文联的司机已经不给老舍开车了。我就出去找车，街上的车都不肯拉。
郑：是因为您告诉他们拉的是老舍，所以他们拒绝了?
浩：是。
郑：您和老舍谈话时，他说什么?
浩：我说，他点头答应。
郑：您觉得他当时的情绪如何?在当天批斗之后，他便自杀了，您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反常吗?比如愤怒或绝望的样子。
浩：都没有。看不出什么来。
郑：您让他第二天去文联干什么呢?
浩：总要跟文联交待呀。
郑：有文章提到是舒乙去接的老舍(载《名家》1999年第六期《“浩然”正气笑傲文坛》)，您见到他了吗?
【篇七】老舍之死真相
老舍在采访调查“老舍之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口述历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每一次的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写史的目的，无疑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人，警惕将来。我们常说，“读史明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什么的。其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这是英国著名作家、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所说。但我从调查采访“老舍之死”的历史中得到了什么呢？说来可笑，我被历史搞糊涂了。
透过研究“老舍之死”，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其实只能无限近地接近历史，却根本无法还原历史本真。像老舍，倏忽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远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
我们只知道他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怎样巨大的双重苦痛。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个悲剧也成了独角戏。由此我想，实际上我们许多时候所说的历史都是“无物之阵”。
“历史”其实只是个很抽象的名词，并没有具体的意义，它要鲜活起来，立体起来，就得靠时间和事件的挂钩。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的故事》中说：“日期是不可或缺的挂钩，历史事件的花锦就挂在这个挂钩上”。就“老舍之死”而言，事件就是历史的挂钩。我们把自己对历史、对人性的认识悬挂在上面。无论后人是否理睬这些也许会风干的“花锦”，但它们的的确确是我们所能留下的并不太多的真实的历史印记。我们所有寻找见证人的过程，都已经和1966年8月那个悲惨的日子挂在了同一个历史的挂钩上。
“戏说”历史无疑是在帮着历史设圈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家是史学家的天然敌人。他经常是经过文学的加工把历史给神话了。另外，不幸的是，我们又常习惯于为了后人今天的现实目的而重新塑造历史。正如美国汉学家保罗·柯文所说：“在所有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
甭说作家笔下的历史绝不是信史，史学家的历史就真的重建了历史上的过去吗？我当然知道，细节的真实决不是全部历史；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白纸黑字未必是信史；真正的历史往往在文字背后；“纯客观”的编年叙述并非就是接近历史的真实，等等。
历史既然是由人来写的，人性的弱点当然就会不经意甚至是刻意地渗透进历史，人写的历史也就由此带上了人性的弱点。就是说，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真空”。这是研究口述历史要特别注意甄别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我觉得算得上是纯粹意义上的口述历史。
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接受了传统正规教育的我们，深知作为概念来传授和叙述的历史与历史本身的差距。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说，我们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符合。”
他的话多少反映出我们被灌输的概念化历史有多么苍白无力！尤其当我们将当事人的叙述和此前的文献比较时，更深深感到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是何等幼稚。它只不过是按照自身需要组合起来的拼图游戏，或者是仅供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单从这点上可以说，被人们约定俗成所叙说的“口述历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每一次的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而我们生命的有限性又决定了你无法去戳穿它们。所以，我们无形中已经将“老舍之死”的采访调查当成了挣脱圈套和寻求生命真实的努力。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圈套却出乎意料地导致了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为了使采访更可靠，更接近事实本身，我们在采访中刻意注重对细节的追询。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个人有个人的立场，个人有个人的动机。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一种叙述更接近事实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惟一的、真正的真实，或者追求真实的努力永远徒费无益。相反，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企及的神迹，那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当然，即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书中当事人的叙述都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无疑是活的史料，也正因为其“活”，叙述者才越发强调它的真实。而这真实又“活”无对证，似乎就成了绝对历史。如果这样想，便上了历史的当。
老舍是真实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实的事，这实人实事自然就构成了“老舍之死”这段历史。但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实人倒是不假，“实事”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倘若按照许多今天的描述，当时的“实事”就当是另一番景象了。
法国哲学家保罗·凡纳指出，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及目击者的感知相吻合；而史学家正是要从证据和文件中刻画出他们想塑造的那个事件。若果真如此，史学家也有了创造神话的可能。
我们不想制造“神话”，也不想把“老舍之死”仅仅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里，作为陈列品供人们品赏，而要使其成为现在发展着的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把“老舍之死”作
为“过去时”标本的“历史遗产”，而要作为“现在时”甚至“未来时”活生生的历史生命。因为在我们看来，“老舍之死”将具有恒定持久的思想文化价值。
现在研究历史，细节的考证和精细的描述，较之以前人们注重的整体判断和一般性综括，已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真实。人们正学会接受科学的“历史的”诠释，而不再仅仅认同意识形态武断的“文化的”诠释。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历史的具体性、复杂性、多面性和处于不停顿的发展变化中的过程性。用费正清评价列文森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描述某一事物时，是旨在揭示它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意义，还是仅仅赋予它（某种作为文献档案的）‘历史的’意义。”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老舍先生逝世35周年，他们这一“生”一“死”的生命方式，都是留给20世纪中国文坛和思想文化界的精神宝藏。研究鲁迅先生“生”的论著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研究“老舍之死”的论著却连一本也没有。我目前所做的还是在为写一部研究“老舍之死”的专著做资料上的准备，想先心平气和地寻觅这件史实的公是公非，不带曲笔，不带感情色彩地先把事件本身闹清楚。但我私下有个野心，想把这部书写成我心中仰慕的美国汉学家像费正清、列文森、孔飞立笔下的“史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也许只是好高鹜远。
【篇八】老舍之死真相
究竟哪些人葬送了国民党锦锈山河究竟哪些人葬送了国民党锦锈山河？
2012-12-31 00:50:21
南方日报曾刊出访问老舍之子舒乙的大块文章。舒乙说，北京有个记者叫傅光明，他找到了四个打捞老舍尸体的人，结果这四人都一口咬定“尸体是我独个儿打捞的”。傅光明愈调查愈糊涂，不知该相信谁，也许四个人都在说谎。舒乙还说，写老舍之死的书出了好几本，但没有一个人说“我打过老舍，我迫害过老舍”，却都说“我救过老舍”。
历史刚过了四十多年，已经这么模糊了，更何况七、八十年前的事会任凭别有用心者恣意窜改了。坊间出售的人物传记与回忆录或多或少都沾上了为“尊者”讳、为政治利益故意编造谎言等弊病。例如，据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研究员、张学良旧居陈列馆馆长杨景华在《文汇读书周报》揭露，六十万言的《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册还未读完，就发现了一百五十多处史实错误，譬如第卅七章“处决杨常”祗有20%符合史实。台北的《传记文学》月刊曾刊出两万言书评，指此书作者王书君听录音带把国民党中央监委张继记成张居正，让死去353年的明朝大学士出席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还临危不惧抱住暗杀汪精卫的桂系刺客孙凤鸣；这位张居正在第五十七章竟出现了三次，到第七十六章又成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张澜”，把清末立宪派、后来组织“民盟”的张澜送进了国民党中央。这位拥有大陆国防部背景的“博士教授”胡诌了这么一部“关公战秦琼”式的伪史，居然荣获出版总署的传记类最佳作品奖项，号称卖了几十万套。
抗日战史也是大陆文艺作品的禁区，只因大陆放映影片《血战昆仑关》，使亿万民众得悉国军英勇抗战的可歌可泣史实，当局就立即下令禁映这部片子。在这场死难中国军民三千多万的惨烈战争结束60多年后，人们才从粤军将领李洁之回忆录、李宗仁的参谋长张任民之回忆录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晚年未刊函电等得知，原来是李宗仁派陈友仁赴日本以满洲利权换取日阀援粤，才导致
9.18事变；是南天王陈济棠与土肥原密商南北夹击蒋介石、许割黄河以北国土，才引起7.7芦沟桥事变。上述新发现史料使喧嚣了数十年的“蒋介石对日妥协„„消极抗战”“李宗仁是抗日英雄”“枪决韩复蘜是千古奇冤”等谎言不攻自破。
国共内战、大陆易手已经60多年了，当年驰骋疆场的武将与运筹帷幄的政客都已归道山，他们生前毁誉不一，但隔了整整3代人的时光，所有恩怨是非似应尘埃落定，所有秘闻内幕也已陆续曝光。基于隔代修史的原则，香港夏菲尔出版社推出了24万言的钜著《毛泽东钦点的一百零八名“战犯”之归宿》，作者晓冲查阅了海峡两岸三地的官方、民间史料──政府公报、年鉴、新闻报导、声明、电文、自传、回忆录等逾4亿字，引用了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黎东方、杨天石、唐德刚等人的论点，对毛泽东“钦点”的一百零八名所谓“战犯”逐个予以评述，指出他们中间有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民族英雄，有些祗是以权谋私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有些根本是潜伏在国府内部的共谍而以“战犯”头衔逃避了军法审判，而宣布“战犯”略，最后作者以大历史的观点探讨了1949年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在大陆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
对蒋中正的评价，是本书的最精采部分。作者说：“近几年到奉化溪口蒋氏故居朝拜的游客每年不下380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
十份之一。国共纷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各自以自己的双脚投下了对蒋公拥戴与怀念的一票。例如大陆学者陆进修说：‘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来就对失败的英雄怀有特别的崇敬之心，一曲两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别姬>，古往今来曾催动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泪水。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著一位曾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祗能使我们的民族革命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和铲除共产邪恶势力的伟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因而才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误会至今’。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蒋介石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另一位旅美史学教授黎东方也说：‘蒋公是一代英雄，能够对日本侵略者抗战到底，凭这一点已是千古不朽’。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则颂扬蒋‘不愧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能够适应形势的’。以大历史观点驰名国际史学界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教授指出‘动员五百万的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将一个局部的战争拖成一个国际战事，中国也赖此得到最后胜利。凡此都不是军事教科书之所叙及’”。
1980年代那部洋洋洒洒五十万言的《李宗仁回忆录》面世后，许多中外读者误信了那个貌似忠厚的广西佬的谎言，以为“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所致„„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然而，他口述谎言时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28年，大陆的档案、文献保管部门为了“创收”，竟把“大内档案”辑印成八百万言的《中华民国大事记》，把他的事情全部抖了出来：1949年1月20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容转告中共驻沪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的吴克坚，说明他已派人去武汉，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湖南省主席程潜一同反蒋。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以放心配合共军进攻南京。蒋公下野后六天，李白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1949年3月28日，李宗仁派国防部参议刘仲容秘密北上向毛泽东和，向毛周汇报长达七小时。此人两次北上，来去安全，均系李宗仁向毛泽东担保。这个中共军委会情报科特工，在李白身边潜伏十四年，从西安事变前策划劫持蒋公开始，做尽了拆国民党台的事情。本书还引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坤的回忆录，阐明李宗仁原来是为了12万美金才回归大陆──他将一批赝品书画托程思远带去北京，声称是花11万美购买的，周恩来请专家鉴定，这批画至多值三千美金，然而老毛认为这是一笔政治账，慷慨付予12万美金，李宗仁感激涕零，忘乎所以，于是回到了大陆。
一般人了解白崇禧是1948年12月24日在徐蚌战役失利后通电逼宫，导致蒋公下野。保卫大上海的官兵耿耿于怀的是，白崇禧以华中剿匪总司令拥兵60万坐镇武汉，非但不出兵援沪解围，反而在汉口截留了由重庆运往长江下游守军的大批弹药，致使下游国军有枪无弹、有管无炮，还打什么仗？所以蒋公引退实为万不得已之举。本书引援共方最新露布的资料说：白崇禧发出亥敬电后19天
派黄绍閎从武汉乘专机秘密飞香港，将他致李济深函托“民革”驻香港负责人黄琪翔转予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转达毛泽东，谓白“反蒋早具决心”，请中共中央转知中共华中局与白达成军事谅解，并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黄对潘说：“白已决心和平，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份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无成功的可能”。蒋公下野后一周，白派代表李书城往郑州见共方中原野战军负责人，基本同意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只是感到宣布战犯太多，他(白)本人不应包括在内。他表示愿意联合共军对蒋系作战，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编他的军队，并能让他参加联合政府。3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刘邓并告陈毅：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决定要白让出花园口以北地区„„如守军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4月10日白崇禧电共方称安庆桂军撤退暂有困难，请中共暂留该地勿攻，以待和平解决云云。是日中共中央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彼此暂维现状”。从后来白崇禧不战而退的记录来看，他基本上是按中共指示丧师失地的。
白崇禧通敌的另一事例是，1949年5月，参谋总长顾祝同密电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称已得密报，该部副总司令张轸图谋叛变，令将张及其麾下127军的师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白崇禧故意向张轸出示密电，还纵放他逃离武汉返回127军军部召集所部布置哗变，然后虚幌一招佯装败退，让张轸率三个师二万余人在武昌以南之贺胜桥一带投共，此举使武汉大门敞开，防州广州的最后屏障顿时溃散。
本书披露的大量第一手秘档，颠覆了大陆几十年来编印的大量“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历史教科书以及国共内战史论著，而那本号称销售一百万册的《李宗仁回忆录》似应扔到垃圾桶里去。全中国、全世界受骗半个多世纪，到新世纪才得以真相大白，历史老人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那些试图扭曲历史之徒。
本书澄清的另一项历史悬案乃是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案。许惠东是张恨水笔下“五子登科”的原型，抗战胜利后，他以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身份，骤成北平第一红人。他接收了大小房屋百余幢、姨太太七名、汽车十二辆(与大陆后来的北京市副市长、自杀的王宝森相似)。为了保全偌大家产，北平围城时他力主投降，傅作义致毛泽东的乞降电文就是他起草的。不料共军进城后，他首先被捕入狱，经傅作义向毛求情，声泪俱下，毛仅允免许一死。这几十年来写历史的人都说邓宝珊与傅作义女儿傅冬菊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殊不知首名“功臣”竟是瘐死狱中的许惠东。令人惊奇的是，中华民国总统府国史馆与大陆的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都未为许惠东立传。因为他死得早，几乎无人知晓。本书的作者据各种资料考证许惠东是死在他的同志──取他而代之任北平市党部主委的吴铸人的“借刀杀人”计之中。吴铸人是牛津大学农业经济硕士，1950年代流亡香港时任过辅仁书院院长。
对于中共切齿痛恨的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人，作者指出：“从共方披露的历史档案可知，东北是卫立煌故意葬送的，陈诚对大局糜烂并无显著过失，但他重用刘斐、郭汝瑰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误”，“胡宗南部大败土肥原五、六个师团于灵宝、时家山，挽救了豫西与中原危局；1944年日寇进犯贵阳、西南告急之际，最高统帅部曾抽调胡部两个军空运贵阳增援，始解陪都之威胁，故中共渲染胡宗南守黄河不抗日纯系造谣。1949年蒋公先后调动胡部援救许昌、太原、徐蚌被围国军，故胡部已抽调过半。兰州失陷后，胡宗南沿秦岭山脉布防，孤军
作战3个月，一度反攻宝鸡，最后奉命南撤成都，拱卫陪都，在半个月内率10万大军延6百公里战线且战且退，全师抵达成都，在邓锡侯、刘文辉叛变四处设伏的危局下，安全掩护蒋公赴台，又坚守西康4个月，至弹尽粮绝伤亡殆尽才撤离大陆，堪称无愧于党国。可惜他治军不严，疏于防谍，以致三次闪击延安计划都功亏一篑”“汤恩伯保卫大上海取得击毙共军7600，伤24600人之战绩，由于他坚持抵抗，使李宗仁在南京得不到投共的间隙，因此后人对汤的评价不能被中共牵了鼻子走。”
关于国军兵败，作者认为不能埋怨陈诚拒绝收编东北伪军，也不可推诿于蒋公越级指挥，而应归咎于保密防谍漏洞，所以对中华民国伤害最大的千古罪人依次为：刘斐、郭汝瑰、卫立煌、卢汉。
作者从官方文件与被特赦战犯的回忆录确认，以上108战犯非正常死亡有10人(梁敦厚、戴季陶、桂水清、陈长捷自杀，王靖国、许惠东瘐死狱中，陈仪因共谍案被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枪决，戴炳南被中共太原市军管会公审枪决，康泽被毛泽东的红卫兵活活打死，王耀武活活吓死)。本书附录了55名投共高级将领的言行与下场，指出其中7人(郭汝瑰、黄琪翔、黄绍□、龙云、程星龄、罗翼群、陈铭枢)被打成右派；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黄绍□、刘善本被红卫兵殴辱至死，余心清则服安眠药自尽；邓宝珊以72高龄被红卫兵毒打，张克侠被打成瘫痪；85岁的程潜挨了斗还要劈烂自己送终的寿材，张治中被迫砸碎古董花瓶焚毁名贵字画，马则坐了11年冤狱。最后结论是：大陆沦为杀戮战场，要归咎于大陆当局坚持“镇反”与惩办“战犯”；叶剑英所说的文革“迫害两亿人，致死两千万人”中间，各级中共党员干部死于非命者占了相当部分，也即中共各级干部死于文革者，绝不少于17年前他们屠杀的国军战俘(包括反共游击队官兵)的总数(3百万)。到毛泽东发觉情况不对头，把红卫兵驱赶到农村插队落户，以军事管制手段夺回造反派在机关、工厂、学校的领导权时，局势已经益发不可收拾。毛泽东到病危前两年才感到，他所信任与培养的接班人原来都是阴谋家、野心家，有的调动军队想发动改变赶他下台、有的甚至策划用短程导弹、用火焰喷射器谋杀他；相比之下，他的夙敌蒋委员长待他实在太仁慈了──他在江西屠杀了盈千累万无辜民众，却进出重庆无人追诉；他的副手刘少奇被捕四次，祗要写个自白书次次都能安全回到党的怀抱；所谓“4.12大屠杀”其实祗杀了几十人，逮捕的几百人也多数因登报自新而获释了，哪有关押二、三十年的？如果从横向对比，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林肯下令释放所有南军战俘，还让他们带走牲口回乡以备春耕之用，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政治家风范，抚平了战争的创伤，把全国人民重新团结起来，所以150年来美国不存在冤怨相报的问题，再也没有发生内战。
为了配合内文，作者精心挑选了五百幅插图，创造了同类书籍插图数量的最高纪录。为了确保作品的公信力，本书转载了1951年五月份每日刊登8版杀俘名单的人民日报原版；为了证实刘斐出卖情报葬送中华民国，本书影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为《刘斐将军传》一书撰写的序言，披露刘“存心作出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像“毛泽东在中南海为老乡长程潜荡浆”“龙云亲赴昆明机场欢送汪精卫叛国投日”“李宗仁在毛泽东身边胁肩谄笑”等等，每张照片都能顶一篇文章。有些照片的说明辞十分传神，如“毛泽东宴请卫立煌时说：当年我故意把阁下列入战犯名单，旨在麻痹
老蒋的警惕心，要不然你就同张权、黄樵松一样遇害了！”“毛泽东特意与死守四平的名将陈明仁合影，要他务必添印六百张分赠在台黄埔军人作为统战示范”。
本书也不乏轻松而带有娱乐性的照片，例如宋子文的娇妻张乐怡、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孙立人的如夫人张晶英都是万里挑一的绝色美女；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陪夫婿杨振宁去瑞典领取诺贝尔物理奖时与瑞典国王的合影委实不失贵妇人的优雅风度，而孙科的“敝眷”蓝妮，则显得好似残花败柳了。
总之，这是一本资料性、可读性与趣味性俱佳的罕见好书。
【篇九】老舍之死真相
红卫兵公开道歉者为何不多红卫兵公开道歉者为何不多
回顾历史，两类红卫兵都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谈红卫兵的道歉问题，需要先明确：红卫兵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其内部存在着许多思想、立场乃至行为迥异的派别。大而论之，一般被区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两种类型。因为历史的复杂性，这两派红卫兵都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些为当年行为辩护的理由。这是文革以后，很少会有红卫兵主动反思、主动道歉的主要原因。
“保守派”红卫兵多强调自己在文革中曾起到理性的“维稳”作用
学者徐友渔说，“造反派，是文革中官方和百姓共同认定的，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人。”如此，拒绝造“走资派”反的那部分红卫兵，无疑就是“保守派”——“走资派”是文革时期的特殊词汇，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顾名思义，针对的是文革爆发时仍然在位的那些领导干部。 文革伊始，中央领导层乃至绝大多数地方省、市领导，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当时在地方工作的吴德也回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当时确实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文革最终会对国家的整个官僚体系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多以为这场运动将沿袭此前“反右”的逻辑。在这样一种认知下，北京首先兴起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地方省、市、区学校也由党组织出面组织起各种“官办红卫兵”，其造反对象，大致与“反右”相似。校长、教师等知识分子成为这些红卫兵的主要斗争对象。
最能代表这一类红卫兵思想、政治倾向的，是文革初期流传极广的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实际上就是红卫兵运动初期泛滥成灾的一种“血统论”思潮。受这种思想倾向的指引，这一类红卫兵，一方面是破坏者，怀抱着浓烈的“接班人意识”，以出身划线，严酷迫害他人，主要集中在文化界、教育界和传统阶级敌人这个范畴；另一方面又是维护者，对现存秩序，主要是官僚体系，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著名党史学者王年一对保守派红卫兵曾起到的“维稳”作用，有过充分的肯定。王说：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红卫兵和„西纠‟等群众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8月25日，北京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师大附中集会，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不久相继成立了东城分队、海淀分队等。它们„纠察‟谁呢？纠察红卫兵。成立纠察队的目的，就是干预红卫兵运动，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它的成立和活动，为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家所支持，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周恩来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 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西纠‟还受
周恩来重托，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的宅邸的安全。老红卫兵和„西纠‟等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
“西纠”是老红卫兵组织，其领导成员多为各级党政干部子女；“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是他们立场中的应有之义。其他类似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情形也大致相同。包括“西纠”在内的不少保守派红卫兵，在文革结束后，普遍比较强调当年曾起到过的这种维稳作用。 西纠第八号通令。其中有“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之语。
“造反派”红卫兵多强调自己当年是“为争取平等而斗争”
但中央文革既然以“打倒走资派”为号召，势必冲击到在位的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西纠”这类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被抛弃，造反派红卫兵获得支持并迅速取得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主角地位，是必然的事情。以北京四中为例，文革开始后，学校内的高干子弟、工农兵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都成立了自己红卫兵组织，分别是“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前者属于保守派，后两者属于造反派。1966年10月份之前，“老兵派”在四中占据着绝对上风。但随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老兵派”被抛弃，“四四派”和“四三派”开始崛起。
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王祖锷，是当年四中造反派的一员。他在回忆文章《为争取平等而斗争》中，对自己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经历颇感自豪：
“回顾那噩梦般的经历，聊以慰藉的是，在„阶级斗争‟最狂热的时期，作为群众组织„新四中公社‟的创始者之一，我与那些血统不那么„高贵‟的学友们一起，曾奋力追求平等。……毛泽东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初，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告诉人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在„
四清‟运动前后，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按照惯性思维，人们认定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以及子女们。……„四清‟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路线也贯彻得越来越严格。凡出身不好的人都会被直截了当地告知，不要幻想参军人伍；不要期望上名牌大学，报某某专业；不要企图留城工作；更别妄想进大机关和科研机构……
人与人的不平等到了如此地步，有些人还是不满足，终于公开举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大旗，分明要把„有成分论‟铁定为„唯成分论‟，把„黑五类‟子女们称为„狗崽子‟，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出身于军队技术干部的家庭，虽不在„狗崽子‟之列，但我对这一套从内心很反
感。……„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战役。……人们终于闻到春天的气息。特别是„黑五类‟子女感到压力减轻，甚至有了某种解放感。我的同学们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开始行动起来。…… 可以说，„新四中公社‟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四中校园的政治格局和氛围，„血统论‟几乎没有市场，那些„高贵者‟不再称王称霸，许多„黑五类‟子弟挣脱精神枷锁，成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显示了独特的才华与智慧。……回首往事，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我们凭满腔热情，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三联书店）
不可否认，王祖锷当年对不平等的感受是真切的。但这种不平等，并非自“血统论”大旗出现后才有，而是历次阶级斗争日积月累的结果，“血统论”不过是将其推向了高潮而已——1967年元旦，北京“老红卫兵”曾以“革干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全国通告，将他们的组织路线规定为：“（1）
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等级之森严跃然纸上。这种等级刺激，最终使许多寒门子弟出身的造反派红卫兵，多年来一直坚持相信：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为社会公正和人与人的平等而斗争，这是值得骄傲的”。（此外，对造反派红卫兵而言，因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等政策，披露自己的身份还存在给自己的生活招来麻烦的可能，这也是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不愿意出来道歉的原因。）
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所办的《井冈山》报，是一份很典型的造反派报纸。
02
只有廓清历史真相，才能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
前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自我辩护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辩护遮蔽不了最要害的问题：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都曾对社会有过巨大的破坏作用，盲目“破四旧”对文化的摧毁不可估量，随意打人、遍地武斗死伤者不计其数……这些恶果，不光造反派有责，保守派也有份。要促成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关键在于廓清历史真相，将历史责任具体化。
要明确具体是谁的责任，就不能含糊其词甚至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到1967年上半年，因为得不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文革舞台。此后，造反派内部又分化出温和造反派和激进造反派，大量惨烈的武斗，即发生在这些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如重庆市的大规模武斗，就大部分发生在原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个中原因，造反派领袖之一的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此时，造反派们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为争取平等而斗争”，早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必须对造反派们当年的具体行为，做具体的分析，如此，即不难看出“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样的辩护词，在造反派发起的每场具体武斗中是否契合。这种具体分析，对保守派红卫兵也同样适用。
另外，还应注意：造反派做的就是造反派做的，保守派干的就是保守派干的，不能含混其词，更不能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但因为某些历史原因，此类含混其词的问题很常见。譬如老舍之死，就很有必要搞清楚。老舍自杀前，曾遭到红卫兵猛烈的批斗殴打，一些相关的回忆文章，大都将这些红卫兵称作“造反派”，如老作家浩然说：“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但根据一位当日参与批斗老舍的女红卫兵的回忆，这些红卫兵未必是造反派，更有可能是保守派。这位女红卫兵在接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作者傅光明的采访时，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而仅以“她”指代。据“她”回忆：
“1966年我在女八中是老高二，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九个成员之一。我在文革前是学生会体育部长，所以文革一开始就被选进领导小组，当时出头露面多一点。但最主要的领导是白乃英，我一般只管管组织站队，喊喊口号什么的。……（女八中）在石驸马大街，民族宫那边，后来叫158中，现在好像叫鲁迅中学。当时是女中。我记得那年8月21、22号，天气特别热。白乃英说市文联有人打电话来，让我们去造反。她叫我带着人过去、从文联来了两辆大卡车把我们接去的，大约有150人。……我觉得当时的人有理想，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忙忙碌碌；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本来我可以不插队，但坚决要求插队。肯吃苦。可到了社会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太年轻了。我是有代表性的。比我小两三岁的人就更幼稚了。串联回来，对有些事自己有看法了。1966年8月16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还是纠察队（笔者注：“她”的时间记忆有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是在8月18日，第二次是8月31日，女八中所在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也就是“西纠”，成立于8月25日），站在队里特自豪。”（郑实、傅光明编著，《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
1966年8月份，北京仍是保守派的天下，造反派不成气候。“她”所透露的“学校文革领导小组”、“被选进领导小组”、“我们的感觉就是自己将来是社会的支柱；我们出身好，什么事都冲在前面”、“当时认为黑帮就是敌人”、“我们还是纠察队”，这些要素，都是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成员的保守派的显著标志。殴打老舍并直接导致其投湖自杀的红卫兵，究竟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许多当事人还健在，想来应该不难弄明白。那种笼统以“造反派”指代所有红卫兵，将所有红卫兵的行为都挂在“造反派”名下的做法，对促进红卫兵的集体反思，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1967年4月，批斗黑龙江省委七书记的万人大会。
追究具体责任的同时，也需要把红卫兵放到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量
责任不具体，反思固然无从谈起；但若不考虑时代背景，所谓总结历史教训，也只是空话。红卫兵产生的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文革前的学校教育。这一代青年学生，成长于新中国的怀抱，从小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和英雄人物的感召，其所受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一方面，他们大多数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主义又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时学校政治教育的特点，一是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变的教育，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培养大敌当前、勇于斗争的精神，„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和政治立场。二是将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觉悟的教育变为培养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三是在组织措施上，将培养接班人与贯彻„阶级路线‟紧密相连，越来越强调家庭出身，„血统论‟甚嚣尘上。”这三个特点，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一种简单划一、纯而又纯的道德境界和社会模式。这种追求，无疑是一种空想。
这样一种教育，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塑造了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操，这种情操同时又与景仰革命和造反，崇尚斗争哲学，狂热崇拜领袖等性格、心理特征结合在一起；二是建筑在人道、人性基础上的传统道德观，被建筑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新道德观所取代，当时存在于中小
学生当中最典型的一个道德困境就是：在公共汽车上为一位老人让座时，安知他是不是阶级敌人？红卫兵运动，使前者的理想主义与后者的新道德观得以充分结合到一起后，终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性。缺乏现代公民教育，未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是红卫兵运动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教训。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承载着高层特殊的政治使命，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他们的兴与衰，都是高层操纵的结果。譬如：造反派击败保守派，在文革中崛起，固然是因为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他们在1968年被迫退出历史舞台，也是中央文革的旨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