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人物形象分析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除诸葛亮、关羽、曹操之外,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为理想的“明君”形象来塑造的。然而,现代的相当一部分读者、研究者对刘备形象却评价不高,甚至颇有非议。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备形象是“苍白无力”的。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罗贯中塑造刘备形象的得失,是一个关系艺术价值的问题。
一、明君枭雄,一人两面
历史上的刘备,作为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汉政权的开国之君,既有“明君”之誉,又有“枭雄”之称。
作为“明君”,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史书对这两方面都记载颇多。
就“仁德爱民”而言,刘备大半生颠沛奔走,屡遭挫败,施仁政于民的机会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视以宽仁厚德待人,与那些残民以逞、暴虐嗜杀的军阀判然有别,因而争取到了人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刘备领平原相时,郡民刘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杀他,“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补充道:“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在他于荆州依附刘表期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荆州,适逢刘表病死,刚刚继位的少子刘琮不战而降。此时诸葛亮建议刘备攻刘琮而夺荆州,他却答道:“吾不忍也”,当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时,“(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开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却断然拒绝:“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在此安危之际,哪怕有生命危险也不愿抛弃百姓,在历代开国君主中实不多见。裴注特引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评论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亦引此语,可见刘备之仁德有道,已得到历代史家的普遍承认。
就“尊贤礼士”而言,刘备的表现尤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时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年已47岁、被视为天下大英雄的他,满怀诚意,三顾茅庐,恭请年仅27岁、无名无位、尚未建立任何功业的诸葛亮出山辅佐,留下千古美谈。隆中对策时,诸葛亮称赞他“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并非虚言。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之后,对于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其中益州名士黄权曾坚决劝阻刘璋迎刘备入蜀,刘备攻取益州时又坚守广汉,直到刘璋投降后方才归顺,刘备却不计前嫌,任命黄权为偏将军,信任有加;刘备称汉中王,兼领益州牧,以黄权为治中从事;刘备称帝后,亲率大军伐吴,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以防魏。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黄权无法退还蜀中,又不愿投降东吴,只得率兵降魏;蜀汉主管官员为此要逮捕黄权的妻子,刘备却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照样优待黄权的妻子。对此,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黄权传》时由衷称赞道:“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另一位名士,荆州零陵人刘巴,与刘备作对的时间更长:当曹操南征荆州时,众多荆州士人都追随刘备南撤,刘巴却归顺了曹操;赤壁之战后,曹操命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欲与刘备抗衡;由于刘备及时夺得三郡,这一图谋失败了,刘巴无法回去交差,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却拒绝了,远远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为恨”;后来,刘巴由交趾辗转到达蜀中,当刘璋欲迎刘备入蜀时,他又一再劝阻;直到刘备夺得益州,刘巴才表示归顺。而对这位刘巴,刘备表现得更加宽容大度:进攻成都时,他就号令军中道:“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刘备此时的主要官职是左将军,西曹掾主管府内官吏的任用);刘备称汉中王,以刘巴为尚书;法正去世后,又将刘巴晋升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这些,充分表现了刘备作为开国君主的雅量。特别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临终之时,殷殷托孤于诸葛亮,慨然嘱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对此或有猜疑乃至诛心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纵观数千年封建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还是陈寿在《先主传》末的评价比较公允:“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
作为“枭雄”,史书记载也不少。所谓“枭雄”,意思是“骁悍雄杰的人物”。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为“赘阉遗丑”,虽然家庭名声不及袁绍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权势,又家资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进入仕途),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之时开创江山,没有几分骁悍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枭雄”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便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建安十四年(209),当刘备至京城见孙权时,周瑜曾上书孙权,亦称刘备为“枭雄”,主张将其扣留于吴。次年,周瑜卒,临终前上书孙权,又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这种骁悍之气,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冒险精神。刘备从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轻,他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固属必然;赤壁之战时,面对生死存亡之机,他“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之役,他已59岁,手下兵多将广,但在“矢下如雨”之际,仍亲当矢石,奋勇向前,便可见其冒险精神,至老弥笃了。彭羕背后发牢骚时称他为“老革”(犹言“老兵”),正是反映了这一特点。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兵败投奔他的吕布趁他与袁术相攻之机,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吕布求和,屯驻小沛,可谓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吕布被擒杀后,他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建安四年(199),与曹操对食论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饰震惊之情,可谓随机应变。随后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从此摆脱曹操控制,可谓见机而作。凡此,均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忍不拔。在汉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刘备屡遭挫败,有时甚至败得很惨;但他从不灰心丧气,而是败而不馁,折而不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每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抓住历史机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杀张裕之事。张裕原为刘璋从事,刘备入蜀与刘璋相会时,曾与张裕互相嘲弄,裕因刘备无须,戏称其为“潞涿君”(谐“露啄君”之音)。刘备因其不逊,积怒在心。后因张裕私下对人说:“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确是大为犯忌之言,刘备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诛之。诸葛亮上表询问为何要将张裕处死,刘备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刘备毕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专制性。
纵观历史,那些在乱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为的开国之君,差不多都有几分骁悍之气。从汉高祖刘邦到唐太宗李世民,从宋太祖赵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称为枭雄。而在封建时代,枭雄与明君并非截然对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侧面。从公认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吗?
二、强此弱彼,有得有失
罗贯中在描写《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时,以历史人物刘备为原型,同时根据封建时代广大民众对政治家的选择,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倾向,着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枭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1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11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20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
从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刘备寄居新野达7年之久。在他辗转奔走的前半生中,这算是时间最长、相对安定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刘备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批评,一面把人才置于战略的高度,努力求贤;一面更加重视争取民心,为重新崛起准备条件。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到了襄阳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见魏延与文聘在城边混战,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第41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同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三国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有典范意义。
历史上的徐庶,归属刘备的时间不算长,除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外,在政治、军事上发挥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仅云:“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曹公来征……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而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一见徐庶,便坦诚相待,拜为军师,委以指挥全军之责。在先后打败吕旷兄弟、曹仁之后,刘备更视徐庶为天下奇才。而当徐庶得知母亲被曹操囚禁,辞别刘备时,刘备虽然难以割舍,但为顾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应允。分别的前夜,“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刘备又亲送徐庶出城,置酒饯行;宴罢,仍“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骑马远去,刘备还立马林畔,“凝泪而望”,甚至“欲尽伐此处树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36回)。这些描写,尽管主要是为“走马荐诸葛”和“三顾茅庐”作铺垫,却足以见出刘备求才之诚,爱才之深,颇具艺术感染力。对于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信任与倚重,《三国演义》更是作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历史上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之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仅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演义》却以两回半的篇幅,精心设计,反复皴染,将“三顾”的过程写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刘备初见孔明,便屈尊“下拜”;听罢隆中对策,先是“避席拱手谢”,继而“顿首拜谢”;乍闻孔明不愿出山,当即“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及至孔明答应辅佐,又不禁“大喜”。这些充满理想色彩的细节,把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渲染得淋漓尽致。诸葛亮出山以后,《演义》又充分突出其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竭力强调刘备对他的高度信任与倚重。我在《忠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历史上的诸葛亮,尽管一出山就与刘备“情好日密”,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却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机制,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却把诸葛亮写成一开始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权在握,指挥一切的统帅,大大提高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描写,大大超越了历史记载,使诸葛亮始终处于刘蜀集团的核心,地位明显高于所有文武官员,而又使读者觉得可信。刘备得到诸葛亮之前屡遭挫折,而得到诸葛亮辅佐之后则节节胜利,两相对照,读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刘蜀集团的成败安危,不是系于刘备,而是系于诸葛亮。
历史上的庞统,在刘备领荆州牧后归之,开始“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后经鲁肃、诸葛亮荐举,“先主见与善谭,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演义》则在史实的基础上,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写庞统刚投奔刘备时,刘备以貌取人,仅命其为耒阳县令;一旦得知庞统半日了断百日公务,刘备立即自责:“屈待大贤,吾之过也!”及至看了鲁肃的荐书,听了诸葛亮的评价,刘备“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荆州”,并“下阶请罪”,遂拜庞统为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第57回)。如此虚己待人,不能不令贤士感动。这种君臣遇合,鱼水相谐的关系,乃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对于刘备的枭雄色彩,《三国演义》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写,或者来个移花接木。最明显、最容易被人想到的例子是“鞭打督邮”。按照《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和裴注的记载,历史上鞭打督邮的本来是刘备。事情的经过是:由于朝廷下诏,要对因军功而当官的人进行淘汰。正在当安喜县尉的刘备担心自己用鲜血换来的官职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邮来到安喜县,准备遣还刘备;刘备前往馆驿求见,督邮却称病不见;刘备一气之下,带人闯入馆驿,将督邮捆起来,绑在树上狠狠打了一顿;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绶,挂在督邮的颈子上,扬长而去。历史上的刘备原本号称“枭雄”,性格刚毅,此时又年轻气盛,受到欺辱时自然不愿忍气吞声,这样做也并不奇怪。但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把刘备塑造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张飞头上,这样既不损害刘备“宽仁长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张飞性如烈火、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可谓一举两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刘备枭雄性格的四个主要特点,《演义》着重表现了其坚忍不拔的毅力,对其机变权略也有所表现,这里不作详论。如此安排,自然是为了有利于突出刘备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两个明显的弊病:其一,强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其二,过分淡化刘备的枭雄色彩,无形中降低了刘备作为刘蜀集团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使这位历尽艰辛的开国明君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
三、多重视角,成功形象
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研究者的批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意见。我们不妨对此略加讨论。
批评之一:“形象苍白”。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刘备形象的血肉不够丰满,个性化特征不强,显得比较苍白。确实,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刘蜀集团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刘备形象是给人比较单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点:
其一,作为一位“明君”,尽管《三国演义》对刘备的描写大多以史籍记载为基础;但从上面的论述已经可以看到,在“仁德爱民”与“尊贤礼士”两大特征中,其“仁德爱民”的历史依据和生活依据其实还相当有限。这就是说,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而言,刘备的“爱民”,更多的是一种愿望,一面旗帜,甚至是一种姿态,一个口号,而实实在在的行动,真真切切的利益却并不太多。算一算刘备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马倥偬,东奔西走:赤壁大战前,接连不断地征战,接二连三地挫败,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篱下,他基本上没有真正拥有一块巩固的地盘。赤壁大战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称荆州牧,拥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领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进攻刘璋,经过两年征战,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与孙权争荆州,二十二年(217)又与曹操争夺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据有汉中,但不久便失去荆州,损失头号大将关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称帝,七月便率军伐吴,次年遭到惨败,再过一年病卒。可以说,他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实践“仁德爱民”的主张。再进一步说,即使他有足够的机会,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其“爱民”也只能是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不可能真正达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艺作家对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难以在小说中把刘备的爱民写得足够生动感人。
其二,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是诸葛亮。除此之外,在刘蜀集团诸人物中,作者花费笔墨最多的乃是关羽。至于刘备,虽系刘蜀集团的领袖,却主要是承担“明君”的道义责任,而少有富于个性的言行举止。这样的刘备形象,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给人以“扁平”的感觉。
其三,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作者有意强化刘备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枭雄色彩,不仅损害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刘蜀集团中的实际地位,使他少了几分英雄之气,却多了几分平庸之感。这样,要想把刘备形象塑造得象诸葛亮、关羽、张飞那样活灵活现,就难乎其难了。
应该说,罗贯中在塑造刘备形象时,因过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艺术的辩证法,结果欲益反损,人物性格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充分彰显。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在缺乏足够的艺术积累的情况下,罗贯中能把刘备形象写到如此程度,已属难能可贵。只要把《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与三国戏、《三国志平话》中的刘备加以比较,便应该肯定罗贯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评之二,“长厚似伪”。持此看法者不少,影响也很大,对此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其一,目的与手段、功利追求与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刘备难以避免“似伪”之举。作为一代英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际,刘备要想兴复汉室,统一全国,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据者都像陶谦那样以礼相让,就只能夺取版图于他人之手。既要夺取,机巧权谋都是少不了的。试以取益州为例。早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制定了“跨有荆、益”,伺机两路北伐的战略方针①,这关系到刘备集团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奋斗目标。而在占据荆州之后,刘备对是否夺取益州曾经有过疑虑:
(庞)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
事情很清楚:刘备要么坐守荆州,不再进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对刘备集团将是大大不利。所以刘备采纳了庞统的意见。而在益州真正夺到手时,面对刘璋这位软弱无能而心地还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刘备不可能毫无内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这正反映了政治领袖人物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常有的矛盾心态。为了争取人心,他们可以爱民,可以敬贤,却不可能对竞争对手处处“长厚”。这里无法完全避免诈伪,但如果一概斥为“诈伪”,就未免太偏激了。
其二,《演义》对刘备爱民的描写,确有过头失真之处。如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乎情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真实。作者一心想美化刘备,但夸张过分,却反而造成了“似伪”的不良效果。
其三,《演义》第42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后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俗语,似乎这也是诈伪。其实,在古代争夺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在遭受当阳之败时,“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演义》的描写,可以说是这一史实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异,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不同,对此不宜作简单化的负面理解。
其四,对于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之举,《演义》第85回在史实的基础上,写得颇为动情。我在前面已经对史实作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如果把这视为“诈伪”,不仅没有贬低了刘备,而且也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此外,“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其言行确有“似伪”之处;但从形象的整体来说,其“长厚”大体上还是真实可信的,是其形象的基调,“不是伪”。
结论是:综观中国小说史,在众多的国君形象,尤其是开国之君形象中,《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后来绝大多数同类形象难以企及的。因此,尽管他还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刘备人物形象分析
刘备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优点是多方面的，如爱民爱材、宽厚仁义、知人善任，待人公正真诚。《三国志》评论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尽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不二，诚君臣之圣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侠，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看，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竟利，且以避害云尔。”他能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材收为己用。最典型的范例就是诸葛亮，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临终前遗言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却在大权在握时，念念不忘完成刘备的遗志，最后在北伐的战争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刘备的政治品格特点，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体现。孔、孟的政治主张强调“德治”，强调“仁政”，告诫统治者要“以德服人”，要用自己的人品、高尚的道德来影响臣民，征服百姓。刘备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中领略到遵循儒家政治思想理念对于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养，树立贤德之君的风范，临终时仍不忘留下遗诏告诫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正是这个“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铸成了刘备一生受人敬重的政治品格，成就了刘备的一生霸业。
三国演义刻画的刘备是一个爱哭，无主见的人，实际上我认为不过是为了使刘备更接近于罗贯中们心目中的帝王形象，他们很难接受一个草莽英雄能成为帝王的事实。刘备的性格类似刘邦，但刘邦生性多疑，又善于纳谏，还没有“妇人之仁”，他们以为刘邦的成功主要在于此，而刘邦的草莽性格在他们看来是缺点，若无以上的原因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刘备却可以说毫无防人之心，又不纳谏，又总是有“妇人之仁”，在关系到前途的最大选择面前总是表现得优柔寡断，这样的人能成功，实在是没有理由。但他真的成功了，只能说是个奇迹了。
首先看看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营造刘备的性格，特地对于一些事情进行了修改：
1、 刘备怒打督邮，这件事最能体现刘备的性格是江湖儿女的性格，与罗贯中所描述的刘备的性格格格不入，于是将此事安在了张飞身上。
2、 东吴招亲，面对阴谋，诸葛亮劝刘备勿往，刘备却不在乎，以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件事也体现了刘备作为一个草莽英雄的英雄气概。三国演义中改为诸葛亮劝刘备前往，明显是要将刘备的草莽之气去处。
3、 刘备与庞统发生争执，最后刘备将庞统叫回问庞统的话是“向者之论，阿谁为失?”，演义中改为“昨日酒醉，言语触犯，幸勿挂怀。”。本来刘备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他与庞统“宴乐如初”是抱着宽容的态度原谅了庞统;演义中却成了刘备认错，表现了刘备善于纳谏。一改之下，意义完全不同，终于符合了他们眼中的帝王形象。
其次，看看历史上关于刘备的记载，是如何体现刘备的个性的：
1、 刘备爱喝酒，而且喜欢在军营中和大将士兵们一齐喝酒，史料上记载了刘备两次大摆宴席喝酒的事，一件就是入蜀大胜后，就是上面与庞统发生冲突的这次。还有一次是在汉中赵云大败曹操，刘备一高兴，就“作乐饮宴至暝”。这些都体现了刘备的草莽气息。
2、 刘备不爱安安稳稳的做在家里享福，却喜欢和他的将军士兵们在一齐。刘备至出道以来，一般都是亲自领兵的，打袁术，打曹操，打蜀中，打汉中和回荆州救援关羽打东吴。可以说唯一他没有亲自打的仗就是赤壁之后打江南诸郡和稳定江南诸郡之战，因为这些仗太关键了。估计刘备有自知之明，所以呆在荆州没有到前线。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大概也只有刘备会为“髀里肉生”而“慨然流涕”吧。大概也只有刘备会做皇帝不久后就急不可耐的亲自率兵打一场群臣反对的战役吧。
3、 刘备待人坦诚到令人无法相信，帝王们向来是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的，曹操的梦中杀人正是这种想法的典型体现，而刘备则不然，与关张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与赵云是“同床眠卧”，与诸葛亮是“情好日密，犹鱼之有水”。史料记载至少有二次刘备对于刺客坦诚相见，这那像一个帝王?整个就是一个草莽英雄的作为。
4、 不但是不防备关张诸葛等人，甚至将兵权也全部交给他们。刘备起事之初，就是由关张“分统部曲”，诸葛来了后，就将军权交给诸葛亮(关张对诸葛亮的不满就是因为诸葛亮插手他们的军权)。打蜀中，军权交给庞统;打汉中时，又将军权交给法正。总之，根据我的分析，刘备一般不会亲自指挥打仗的，他主要的作用是观摩，附带重大问题的决策(赵云汉水一仗表现就是如此)。甚至我认为他亲自率军只是因为他更喜欢和他的将军士兵们生活在一齐。若承认刘备是个草莽英雄的性格，这个推论就不奇怪了。
5、 《三国志.先祖传》载“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等本身就体现出刘备是个具有草莽英雄气质的人。若以此性格来看，所有史料中关于刘备做每件事的记载都可以很好的解释。否则，按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给刘备安排的性格，有些事无法解释，只好演义一把了。
刘备少有大志，史载“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於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所谓宗中诸小儿，也是刘邦的后代，都可以说得上是帝王贵胄。和他们说这样的话随时可能招致灭门之灾的。我觉得这不是刘备年少无知的举动，而是代表着刘备的远大志向。这也是刘备不甘久居人下的原因。
刘备又常被人指责为枭雄。枭，有几种含义，一种是不孝的鸟，传说枭长大后会咬死母亲，但这个和刘备应该没有关系;一种是指凶猛的鹰类，常说是猫头鹰，我实在不觉得猫头鹰有多么的凶猛。但无论如何，枭与猫头鹰应该有相似的地方，猫头鹰是白天躲着，夜晚才捕食的。这应该也是枭的特点。古人以日为阳，夜为阴。是否就是指枭这种猛禽是在人的面前表现得比较温顺，但一但在人的背后就表现得十分凶猛，会反咬一口。
指责刘备为枭雄的主要是东吴和巴蜀的人。对东吴而言，刘备寄宿在荆州，名为和东吴联盟，实则很可能养精蓄锐，并吞东吴。对巴蜀而言，刘备做为援军进驻巴蜀，随时可能鸠占鹊巢，吞并巴蜀。所以我认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将刘备比作枭雄，应该就是这种解释了。还有一种解释等同于英雄，是褒义词，应该也不能代表时人比喻刘备的真实意图。
纵观刘备的前半身，将刘备比作枭雄似乎一点也不冤枉刘备。刘备投靠公孙攒，最后离开公孙攒投靠了陶谦，这倒无所谓。但后来，刘备投靠吕布，又率兵攻打吕布，更进言曹操杀死了吕布;刘备投靠曹操，后来又和曹操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刘备投靠袁绍，关羽斩颜良、诛文丑，刘备借故开溜。刘备投靠刘表，最后尽得刘表的荆州诸郡。这些事看上去实际都造成了刘备是个枭雄的铁证。
但其实刘备是有原因的，吕布本来就是夺刘备的徐州，刘备恨吕布也是自然之事，借曹操之手除掉吕布算不得不义;刘备受献帝衣带诏，与曹操誓不两立也是尽忠的表现;刘备因为害怕袁绍报复关羽而开溜，虽然有些对不住袁绍，但为的是兄弟情义，也无可厚非，况且刘备并没有与袁绍为敌。荆州则是取自曹操之手，而刘备不取刘综的荆州，过刘表墓的吊唁等行动说明刘备更谈不上对不住刘表。所以，枭雄一说只是出于对手的诋毁之言而已，仔细研究刘备就可以发现刘备并非忘恩负义，二面三刀的小人，只是因为刘备才能不足，又胸怀大志，不甘人下而造成的历史巧合而已。
总体而言，刘备胸怀大志是毫无疑问的，但他表现出对于“宽、仁、忠”的追求也是十分执著的。例如在夺取荆州后继而攻取巴蜀本是隆中对的战略之一，但因为刘璋与刘备属于同宗，所以刘备一直无意攻取，而诸葛亮又属于不会力劝刘备的人，所以此事一直拖而不决，直到庞统来后。庞统属于力劝型的谋士，于是就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於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而刘备夺取西川的过程，也是如此，刘备和刘璋在涪聚会，庞统就进言刘备“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但刘备因为坚守“宽、仁、忠”而不采用。后来刘备与刘璋翻脸，庞统又献上中下三计：“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沈吟不去，将致大因，不可久矣。” 刘备仍然以为上计太急，违背了自己“宽、仁、忠”的宗旨而不取上计。
反对者也许会说，刘备不是依然夺取了刘璋的西川，他的种种做为不过是作秀而已。我以为其实不然，刘备初进西川并没有直接鸠占鹊巢，而是到葭萌关驻守，这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举动。与董卓进京，曹操进京，袁绍代韩馥等行为比较起来真是天壤之别。而刘备与刘璋闹崩以后，刘备的第一个动作是请求刘璋让其回兵，但傻呵呵的刘璋却命令关隘不许放刘备回荆州，战争由此爆发。以其说刘备不仁，实在应该说是刘璋不智，请都请不走的刘备要走，你居然还要强留，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所谓兵贵神速，刘备在夺取西川时浪费了无数的良机，整个过程是典型的“不纳忠言”和“处事犹豫”。这不是刘备的性格缺点造成的，而是刘备不愿违背其“宽、仁、忠”的宗旨而造成的。
所以说，刘备看重的不是锦绣河山，看重的不是成败得失，而是自己的理想。这不正是一个草莽英雄的标准表现吗?
三国，之所以精彩，我以为主要就是有蜀汉这一支，可以说是由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人组成的政权，注重江湖义气的刘备，怎么看都更像一个草莽英雄而非帝王。他居然能成功，z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不过也只有刘备这样的帝王，才会有诸葛亮，关羽这样的人才才能闪耀于历史长河之中，成为千古推崇的楷模。“千古云霄一羽毛”的中国第一完人诸葛亮，“至今庙貌盈天下”的关羽都应该好好感谢刘备才是。
刘备简介
刘备：(161年—223年)，字玄德，东汉时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中国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蜀汉王朝的建立者.刘备出生于没落的汉朝皇室世家，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论辈分是汉献帝的族叔。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刘备集团的力量相对较弱，又无稳定的根据地，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曾经一度寄居大军阀曹操、袁绍、刘表之下。但刘备为人的品质和品格方面最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所以所到之处均深受礼遇和尊敬。
188年，刘备与关羽、张飞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地方武装，加入东汉王朝扑灭黄巾起义军的战争，史料记载他：“数有战功”、“有武勇”。战争结束后，刘备建立了其军事集团的正规武装力量，任职东汉王朝的平原相(县令)。196年升任徐州牧，官拜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徐州被吕布攻占后改任豫州牧。
207年，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任军师。刘备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方针：占荆州、联孙吴、退曹兵、入四川。
221年于成都称帝建立蜀汉王朝，疆土包括今四川及云南、贵州北部、陕西旧汉中府一带。成为三国时期的其中一国。先后娶妻甘氏、麋氏、孙氏和吴氏。子刘禅继位。
223年，在为关羽报仇而发动的对吴战争中失败，退兵回到蜀国。同年4月在白帝城(今重庆奉节)病逝，谥号为“昭烈”。刘备在中国有两个坟墓。一个是成都市武侯祠内的“惠陵”;另一处在四川彭山的莲花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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