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我看改革开放》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
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文革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
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
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流的一面。
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又是十分复杂的，它不能抛开原有的控制体系从新开始，那样它将会因为完全打破已有的平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减少成本的办法则是从原有控制体系出发，把变革中的失衡保持在局部的、可控的状态之下。这就是渐进改革的道路。然而，渐进改革虽然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它必然要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许多旧体制的成分及其影响，形成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另外，在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中没有调节利益竞争的规则，而要建立这样的规则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再有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有落后于现实。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便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现象，例如：不择手段的无规则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体制内外利益差距的加大，使体制内的人们产生严重的利益丧失感，从而把权力与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源泉；体制内的懒惰的竞赛；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犯罪的普遍化；对公共事务的冷淡，甚至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社会破坏行为，等等。
其次，这种社会变动在经济生活变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展开。这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
一般地说，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其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而在一般情况下，则职位的权威高于人格的权威。在高度集权或全能主义的政体中，权威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职位的权威。因为领袖们的人格权威一般也需要通过职位来表现。再其次才是机构的权威和法的权威。法的权威之所以处于最低的地位，是因为法律的制定包括宪法的制定总是在一定机构的主持下实现的，因此这些机构便总会在事实上把自己的地位置于法律的地位之上。这两种典型政体的权威结构，形成了权威结构的两个极端，其它政体的权威结构便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定位置上。
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完全是全能主义的权威结构。毛泽东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是职位的权威，它仅次于人格权威，并与人格权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因为机构中的关键的职位是和人格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定的职位虽然在机构之内，其权威却又高于机构的权威。而法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地位。因为，如果主持制定法律的机构都认为自己的权威比法的权威高，那么，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自然就更高于法的权威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权威结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便开始逐渐有所改变。{我看改革}.
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文革的结束以及对文革所造成的灾难的反思使中国人民从政治迷信中摆脱了出来。这就使人格权威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也推动了这个变化。第三，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使人们的利益追求逐渐超越了意识形态，这样便从根本上拆除了政治迷信的精神基础。第四，政治信息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现代政治的权威结构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等等。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个的权威结构便逐渐地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虽然仍有很高的人格权威，即仍是那种超越职位权威的人格权威，但这时的人格权威已不再靠政治迷信来支持，而是靠政绩来支撑了。而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时期，则人格权威已基本上与职位权威结合在一起了。这方面已基本上与民主政体的情况相同了。然而不同的是，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与人格权威相结合的职位权威仍占居权威结构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法的权威已逐渐上升到第二位。而机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层次。中国的权威结构的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权威结构便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一致了。应当说，中国正处在这个变化当中，只是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意识形态是中国原有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也可以说是政治结构的黏合剂。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整个的政治结构就会瓦解。这个最基本的方面，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状况却已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便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结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总的说来，意识形态是在逐渐趋向于淡化。过去作为一个全能主义的政权，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就是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实现的。特别是对人们的利益意识的控制更是要靠意识形态来形成人们对利益要求的自我抑制。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追求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使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而使社会开始产生了个人生活的领域，并不断扩大。
同时，个人隐私开始被社会所承认。而“单位”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也在逐渐减少，使个人对单位的从属性不断地有所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也不断有所扩大。有的人认为这种情况预示着中国的市民社会的产生，也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这一切无论如何总是反映出政府对社
会生活干预的程度与范围的重大的变化。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还表现在其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控制也有所减弱。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决策和经济的运行现在已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控制的减弱，例如在科学、技术、教育、环保、卫生、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等方面，意识形态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了。
甚至在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所减弱。例如，在日常的行政事务中、在一般的政治规则中、在法律事务中等等的各种问题上，人们已很少将其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去认识和对待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显示着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趋势。
这种情况说明，原有的意识形态强控制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的形势。必须以意识形态的淡化来适应之。
但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并不否定中国的政治结构需要意识形态来支撑的事实。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这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也不能变化。如果变化了就要影响到政治结构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引起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负效应，即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原来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时期，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都依赖意识形态的渗透来维持。从而保证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在这些方面不逾矩。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控制也就随之而极大地减弱，从而产生了上述的负效应。因此，在意识形态淡化的过程中如何针对这种负效应来加强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功能也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这种变化总的说就是政府对社会干预范围的减少和干预方式的转变。例如上面所说的个人生活的领域，已基本上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的范围之外。
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变，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这就是政府从许多微观管理的领域中逐渐退出，而转向宏观的控制。例如对企业经营、市场运作、价格形成、证券交易、金融信贷等等方面，都从过去的微观控逐步制转变为宏观控制。有些方面还正在转变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转变的，一方面是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则是一次接一次的政府机构和
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干预状况的这种变化，则构成了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里所体现的并不是权力结构的静态方面，而是权力结构的动态方面。从动态方面来把握政治结构的变化则是对政治结构的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功能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乃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直接结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府干预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也发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即政府在其应当起控制作用（宏观的或微观的）的领域中，往往产生控制能力下降或控制失效，以及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等等问题。这样便使政府在其应该强有力地起作用的时空范围内，未能有效地起到这种作用。这方面问题的产生也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前一方面的变化是适应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变化则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这是一种原因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因此，需要在促进政府功能从微观控制向宏观控制转变的同时，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来不断地解决政府行为优化的问题，以便政治的动态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在利益结构中处于地位相同的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层次不同的社会团体。
但是这种社会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到现在为止，它们还没有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或者可以称之为准利益集团。因为按照中国社团法的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要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而行政主管部门的某些干部实际上就担任社团的领导人。这样就使所有的社团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官方性。所以，中国目前的社团是具有民间和官方的二重性。所以说它是准利益集团。这种状况虽然使这些社团表达自身利益的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各个社团只能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控制下活动。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这些社团的成长，使它们在力量十分弱小的情况下能有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自己的依托。
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指基本上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社团，而区别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即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公益性社团和联谊性社团。就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潜在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行业性的社团。这种类型的社团已初步具备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已经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方面也大有提高，他们在政协或人大中往往担任一定的职务，使他们不仅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上升到了参政的层次，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可能施加一定的影响。
篇二:《我看改革》
我看改革
（苏哲屿）{我看改革}.
随着十八大的完结，改革再次被提上台面，呼声渐高。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改革希望，受到了振奋和鼓舞。但是我没有感到振奋和鼓舞，相反，觉得希望渺茫。我们现在要寻找的是“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一处，只要是前进不是倒退，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就是无法绕过的。而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的“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加广泛的权利。但是，面对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等造成的灾难频发，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却不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知识分子要承担责任，不能让整个道德价值系统垮台。其实现在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分界本身就很可
笑。因为事实上权贵资本和国际跨国资本正在联手，危害工人阶级。 回到改革话题，首先要改的是“举国体制”，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居庙堂之高者显然比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做而不是说。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财政，财政既然是取之于民用于民，那就要还给老百姓。老百姓想要的是“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至此我都还不敢妄加谈及人民的权利及权力，因为究竟谁是“人民”都还没有个定论。你是“人民”吗？不是！ 以前有一个说法是“改了马上死，不改等死”，到底是谁死必须要弄清楚。就像顾炎武说的，明朝朱家王朝灭了不等于全民族都死了。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不能整个腐败下去，所以孙立平写的溃烂理论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可怕的是全民溃烂，整个精神的堕落。所以眼睛应该向下，而不是总是向上，老是想给决策者提点什么意见，让他们痴心的想着，这种自作多情的事可以少一些。现在更需要的是眼睛向下，即全民的问题。
前些日子一些人以所谓爱国为名的打砸抢的行径，一是为了发泄他们的不满，二也说明了民众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当时感到非常悲哀。回顾历史，上面还是慈禧太后，下面是义和团。这样的心态，难免不让人情绪低落。我不是反对不妥协，我认为必要的时候就得妥协，不能够打仗。当然，先进的中国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太多“奥运”“世博”，建太多孔子学院。然而，这背后无法遮盖中国特色的贪腐、官员廉洁度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以及社会缺乏诚信等负面形象。 此外，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也不能全盘的把西方制度全盘引进，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地震”。且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引进的人到底有多少？至少我还没怎么看到。大多人是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天天喊革命就完了。
清初的思想巨匠王夫之就说过，“法制之弊是政治腐败的根源”。所以，解决腐败问题要靠法制。古往今来，腐败一直存在。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过去国民党就是官场腐败，学界、文化界、新闻界、企业界并
没有腐败，但现在我们是全社会各界，最可怕的是从小学开始就受腐败教育：妈妈需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老师就对我不好。今天在我们这里讲公平、正义，觉得现在确实不够好，但是等到到现在的小学生上来或者中学生上来，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事也很不好？恐怕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这里面谁都是这样的，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才是最可怕的事。
也是，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但是，中国的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的一块。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但总不可能长期如此。
腐败问题不搞法治和权力的制衡就没有被解决的希望。若不能够让舆论和群众监督的话，这种腐败也不会被解决。现在官员权力太大，需要改革。但是，对官员权力的改革势必会冲破一些人既得的利益。然而心里真明白的人却装着糊涂。所以，这样的改革可能需要自下而上。
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在歪歪扭扭的成长，并不是很健康，因为那朦胧法制观念还敌不过各种各样的无形潜规则。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到处都可碰到各种潜规则，你如果触犯了潜规则，无论你有多好心去帮助别人做事，都是大逆不道的。我觉得文化的普及、法制观的普及、思想的解放非常重要。对于每一个已有了这种思想的人应该有责任，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老师们就更加有条件和有责任传播，授业解惑，就是正视我们的历史与社会。
谈经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这种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谁都不可比拟的。然而，中国的大部分GDP是来自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竟是卖地。若真正以人为本，就要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的需求外，还要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除了为短期的GDP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的话，那么，就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已到了拐点。到了什么时候是老百姓在谈论你的好，你自己在检讨自己的缺陷就对了！
健康的市场经济需健全的法治以保证公平竞争、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而配套的制度是必须民主而不是专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来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的发展。此外，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它的自发性、盲目性和自发性也造成了“弱肉强食”，制造着不平等。一个好的体制是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此类弊病的。
现在严重的社会不公不全是市场的竞争造成的而是因权利严重受到了侵蚀，基本的人权得不到保证而引起的社会不公。其实党与国的想法都是好的，他们都大力提倡维护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只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如果说美国的利益集团华尔街的大老板们挟持了美国的政府的话，我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政府本身就是大老板，就是最大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可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改革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同一个根源。还有，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跟美国有相同之处的，全球化分配是极端不公的，绝大部分的利益进入了权贵和暴富群体的口袋里，而广大
的劳动者只分得了非常小的一块蛋糕。也有人谈到了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脚步来进行一些调整。为什么不这样做？其原因在经济利益的主要占有集团,他们只有不断地把这个蛋糕做大才能剩下一小块来分给老百姓以使得他们不造反。但在前面我也说了，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
到目前为止，老百姓还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个是国际的条件，比如说国际市场缩小了，这点我也不用多讲了。还有一个是下一代新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一方面机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要求越来越高。并非这些要求不合理的。只是他不再忍父辈所能忍受的条件。权利不公造成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分配都是不公的。这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预计效果呢？不是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余下的人吗？的却，他们富起来了。可然后呢？他们走了！你大可看看近年来我国富人移民国外的增速是有多快。这样的不公一定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平则鸣！
我也在想倘若那些居庙堂之高的人儿能少些外出“考察学习”，多去田间地头和工地嗅嗅农民及工人的汗味；能少开公车、乘飞机，多去挤挤公交、地铁、火车或打打的，亲自看看百姓怎么过，听听民众怎么说。也不至于会落得此般民生载怨。如此看来，让中国去经历一场动乱也未必就是坏事，只是你我大多不愿罢了。
最后，我想说，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容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到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要高。这样就是，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长远来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年轻人走进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
2012年11月于成都
篇三:《我看改革开放35周年》
我看改革开放35周年 摘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民生得到显著改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实现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全国基本总体上达到小康社会，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也有所建树，是我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使世界各国刮目相看，离民族复兴之梦越来越近。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三十年发展 中国梦
一、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历史回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
(一)关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邓小平从正反两个方面做了阐释。从正面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做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 ；“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从反面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等不同角度做了论述：其一，回顾历史，“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其二，面向现实，“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 自守是不可能的；其三，展望未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
(二)关于改革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
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也不是二十年。”他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来看改革的地位和意义，认为“这场革命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
影响世界” ，“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三)关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这次革命的特点在于：其一，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其二，这种革命不再采取阶级对抗的形式。改革“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其三，这种革命是为了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
(四)关于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做了高度概括，即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l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富强、民主、文明”就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目标。
(五)关于改革开放的内容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所有方面和环节，是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开放有两个内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所有类型国家开放。中国要谋求发展，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六)关于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原则
为保证改革的航向，邓小平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原则。其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说：“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他强调：“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 自己的条件出发„„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只能按照中国的国情进行改革。“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其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其三，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邓小平多次强调，搞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
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 。要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必须坚决排除这些干扰。
二．30年改革开放的取得的成就
(1)政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中国民主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民主行政能力显着增强，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着成效。
尤其是改革初期，由试点开始进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大公社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
(2)经济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的时候为3624.1亿元，到1997年为74462.6亿元，2001年为95933.3 亿元，2002年为102398亿元，2003年为116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运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20多年来增加了近8倍。在1978至2003年 2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10%左右，其他几个主要国家GDP年平均增长率为：美国2.7%，加拿大2.6%，日本3.3%，印度5.2%，法国 2.1%，英国2.2%。对比后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1980年我国为379元，1990年为1634元，2001年为7543元，2002年为 7954元，增长了20多倍。1992年到2003年间平均年递增9.5%左右，而同期其他几个国家是：美国2.3，日本0.8%，德国1.0%，法国 1.4%，印度4.6%。经济结构优化显著。1978-1997年，三次产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12%、10.6%，占GDP的比重也由 28.1：48.2：23.7变为18.7：49.2：32.1。尽管我们的经济结构比例还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但是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却显著高于它们。而 且，我国农业增速远远慢于GDP增速，工业、服务业却高于GDP增速，这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扩张期。
坚强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它震荡着亚洲，牵连了俄罗斯，甚至影响到 远在大洋彼岸的巴西、美国。离风暴中心最近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中国对外贸易承受了巨大压力，利用外资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市场疲软，消费不振，通货 紧缩现象日趋明显，外有金融危机影响，内有通货紧缩作祟，为挽危局，政府叫响了“积极扩大内需”的口号，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人民币不贬 值、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依法治理金融，强化监督管理等等。中国经济成功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民
经济继续保持高 速发展。中国政府进行的“技艺高超的宏观经济管理”使中国成功的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成功加入WTO。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将在一个更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下，以平等的 条件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力资源丰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提高对外依存度，无论从战略利 益还是当前利益出发，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非常有利。而且，WTO的共同规则还将对稳定我国多边外贸关系、减少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2008年的美国“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对外贸易困难的情况下，积极扩大内需，带领中国经济平稳的度过了危机，并保持了一个较好的稳定的发展局面。
中国共产党的十大届三中全会充分转变政府的职能，让那只看得见的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再次减小，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公有制经济为主不变，允许扩大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过高收入，减小发展不均带来的影响，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出口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利用外资为我国建设开辟了广阔的资金来源。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
（3）文化
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带来了文学艺术创作观念的可喜变化,创作活跃,成就斐然,在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电影、曲艺、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领域,都留下了众多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的优秀作品。1991年文化部设立专业艺术政府奖“文华奖”以来,先后有500多部舞台艺术作品获得不同等级的奖励。话剧《于无声处》、《丹心谱》,小说《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电影《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周恩来》,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儿童剧《红领巾》、《一二三齐步走》,杂技剧《天鹅湖》,美术作品《父亲》等,堪称脍炙人口的文学艺术经典。
中国艺术节、“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等重大活动的举办和奖励的实施,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和充分展示的舞台。自1983年建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制度以来,共有850余项艺术学科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文化部资助;以《中华艺术通史》等为代表的艺术理论成果体现了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建设的新水平。
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迈上新台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鉴于十年浩劫严重
破坏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教训,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工作。以1982年出台并于2002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为基础,我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和工作体系。三十年间,我国开展了数次大规模文物普查,国务院公布了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2351处,历史文化名城共109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共 157 处。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37处,居世界第三位;昆曲艺术、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务院决定,自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
三.中国梦与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