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谈及政治，还是谈及思想和学术，康有为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
康有为出身广东一个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少年时期即接受了系统扎实的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期又广泛地涉猎了西学的精华。
在那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里，他借依时势，一跃成为脚踏风口浪尖的风云人物。
他时而激进，时而保守，顺风顺水时疾呼改良和救国拯民，逆风逆水时则一面欺世敛财，一面纵情女色。
他第一次见到张謇时，竟用一把锥子，狠得扎起一大摞书，狂言自己的致学习性，扎起多少书，今日就要读完多少书，完全没有给张謇一丝的好脸色。
讽刺的是，待到揭榜之日，他比任何人都积极，赶着挤着去看皇榜，结果张謇高中状元，他却名落孙山。
在刚到二十七岁的时候，他又扬言自己的学问已无法再进步，而且也不用再进步了。言外之意，他自信自己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已经到达了学贯中西的峰巅了，其狂妄和自大可见一斑。
他怀疑传统文化，却假借尊孔的大旗，一本正经地考出来两本预备着开天辟地的著书来—《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
这种恣意妄为的杜撰出来的著书，一经抛出，就激起铺天盖地的讨伐。不仅被清廷列为异端邪说，就连秉承传统文化的主流学者，都对其愤慨不已。
然而，作为始作俑者，康有为怎么能不知道这两本考作究竟包裹着什么材料呢？他不过是要借着孔子和传统文化的大旗，为他要预备的活动招风造势罢了。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借着公车上书，康有为一举成为那个时代最红的政治领袖。
而且，他也确实成为了那个时代引领进步的领头者。
他把那个时代的种种积病，判定为制度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这一点，是具有无可否认的进步意义的。
遗憾的是，他却也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者，他更多的时候还是在钻营投机罢了。
谭嗣同的引刀成一快，光绪的被囚瀛台，非但没有让他痛穿肝肠，反而成为了他在日本欺世敛财，骗吃混喝的资本。
就在菜市口磨刀霍霍，杀害戊戌六君子的时候，他却藏匿鱼舱之中，仓皇亡命海外。
待到一上岸后，他又即刻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易水归来的壮士。
他先是抛出一首由自己杜撰的，谭嗣同的慷慨悲壮的绝命诗，紧接着，又挥舞起一道同样是由自己杜撰的，所谓的光绪的衣带诏。而后，又在一大堆不明真相的人群的同情和拥护下成立了自己的政治团体—保皇会。
然而，他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团结有志之士，杀回大陆，救出光绪呢？是不是真的要救国救民呢？恐怕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
康有为真的不是一个刻板的文人，他活泛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日本，他过的自由充实，混的风生水起。
他喝着茶，摇着折扇，时不时的去这去那地演讲。
他雇了三五个兼职演员，演光绪的演光绪，演慈禧的演慈禧，演康有为的演康有为，他也装模作样地坐在台下看那由自己自导自演的大戏。
他时而泣下，时而怒起，遇着那假慈禧训斥那假光绪时，他再恰到好处地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入戏至深，引得一大堆观众也跟着失声落泪。
而待幕布落下，他却火急火燎地命自己的学生梁启超等，抢着去揽票财。一代大才梁启超，对这位浑身是戏的老师，竟然也敢怒而不敢言，一脸的无可奈何。
回到住处，那演员们挤着来讨佣钱，却被他指着鼻子一通大骂，这是在为救国救民而聚的义资，让你演我康有为的戏目，还要什么佣钱？
康有为写的一手烂字，用他的话来说，是眼中有神，而笔下生鬼。可他却不以为然，经他胡乱地一番考证，竟生生地为自己的字考出来一大堆振振有辞的根据。
于是，后半生，他竟一面靠着炒房，一面靠着卖字，过起了娇妻美妾的声色生活了。
站在一大堆弟子上面，他把自己树立成高高在上的圣人。
一回到自己的世界，他却不在意自己的年龄和脸面，成日地荡舟西湖，专门渔色那十七八岁的黄花闺女。
康有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一面让后来人不断地诟病，一面又拿他莫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