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惊!我国每年因为自杀死亡人数是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3.6倍》
惊！我国每年因为自杀死亡人数是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3.6倍
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统计，中国每年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以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数约8万算，我国每年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是其3.6倍，在15岁至34岁的青壮年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排行首位，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学生和刚成家立业的年轻白领。
据数据显示，80％的自杀者患有抑郁症。其中，抑郁障碍是导致自杀的首位原因，可使自杀的危险性增加20倍以上。焦虑障碍使自杀的危险增加近10倍。酒精滥用或依赖的自杀危险性增加近10倍。
难怪有专业人士指出，引导青少年学生走出心理问题，给年轻努力的白领们释放压力，已刻不容缓！
9月10日是第九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年的主题是“多元文化社会之自杀预防”。当今社会呈现多元化，社会环境更加复杂，产生自杀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预防自杀工作亟需深入研究。据泰好康心理咨询专家介绍，自杀是可以预防的，只要能及时发现自杀行为的征兆，对其进行有效干预，就能避免大部分惨剧的发生。泰好康心理咨询专家分析到，15岁到34岁的群体，一部分是青少年学生，初高中和大学生群体，这部分群体还处于成长期，心理还不够健全，却时常面临沉重的学习压力、情感压力和就业压力；还有就是青壮年群体，进入社会不久，一切都刚起步，就要负担起房车、家庭、事业和随之而来的子女教育等实际问题。长期心理负担重，持续性压力得不到释放，理想与现实出现偏差，最终走上自杀这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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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他们,预测了汶川地震之八】八万人的死换不来几句真话吗？!【翟明磊】》
八万人的死换不来几句真话吗？！
汪成民汶川地震预测反思录
翟明磊访谈并纪录
汪成民是中国地震史的关键人物，唐山大地震时他是国家地震局负责华北震情的京津组组长。坚持华北有大震的主帅人物。唐山惨痛教训，他亲历之，周恩来、李四光的决策过程，他亲历之。在国家地震局曾主持综合预报组工作。现任地震局长陈建民是他的学生。汶川地震后，受中央委托，主持余震预报，三发三中。他是国家八六三课题地震中的智能化决策的课题领头人。他上书中央要求追查国家地震局在汶川中的责任。并成功查证收集了被压制的汶川预测意见二十多条，写下《对汶川大震的预测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
八万人的死换不来几句真话
问：汶川地震发生了，我们如何来反思预测的问题呢。我注意到，通过四个月调查，我觉得首先要创造一个讲真话的环境，我们才可能正确反思汶川地震。 汪先生，在震后，你访谈了众多的预测工作者拿到了第一手资料，写出了汶川地震预测中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你如何看汶川反思？
汪成民：唐山地震后，中国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说：“我要准备坐牢，这件事是给人民欠下的血债”。当他地震后觉得，在地震前有对唐山预测可以做得更好的事他并没有给与支持，使他作为党员说一些党性的话。现在更不如唐山。这批新的官僚完全考虑的是怎么应付上面和下面。所以我说一点尖锐的话，八万人的死，人命都换不来几句真话。非常非常严重。试图在各个方面压制，我们发点言，发表点文章，当面和他沟通。尽管这第一把手（陈建民）是我的学生，都予以拒绝。沟通不了，没法沟通，完全回避。陈建民是我从北大选来的研究生，当时在我的课题组成绩不算好，但善于和人打交道，我常派他搞公关。
最近，打着要广泛听取民意旗帜的中国地震学会要开会，我写了一篇文章过去。接文章的人说，老汪，你的文章非常好。我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在大会讨论，编成会议论文集，他们说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消息。我就打电话问，办事人员说：“汪老师，我是负责领导批了哪个人、我通知哪个人，我查了查，批的文件人名中没有你。”采取明目张胆的封锁冻结正确的意见。我写的《汶川地震预测中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我已修改缓和许多，但他们不敢登。也不让我去做报告。
唐山地震后，我收到过一封地震局某官员的信。大意是“我们曾有过对立的争论，地震后，我醒悟了，觉得我错了。”现在很可惜。这次汶川争论非常之大，从头到尾，从汶川地震前三四年到发生前三二天，一直有不同的尖锐的意见在争论，这样的意见全部被压下去了。压下去不可怕，可怕的是到现在不承认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人认为有这样的争论，不可能吧，大家都认为没有地震。没有一个人良心发现，写一封信说这件事是我错了。包括汶川地震前专门写文章的四川地震局前局长韩渭宾，他专门写文章，说谁认为最近有大地震，这个观点是错误的。07年12月作为标题性的文章封顶文章。从地震局局长到四川局局长，从头到尾，地震发生到现在一年了，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好象这件事情上我有点什么错。这和唐山地震很不一样。唐山地震后毕竟有一批人说我们错了。所以现在我觉得形势更加不好，这是一种政治形势。现在这批官员们不怕党性、民心，就是全力以赴维持自己乌纱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这种情况，我们花很多力气和他们争辩。很不容易。
谈论真理要恰如其分
问：有时我觉得勇敢说出真话，并不难，但如何恰如其分地说出真理是困难的。 汪成民：你说了一句话，这句非常非常重要。敢于坚持真理，谈真理要谈到恰到好处。真理这个事跨过一步就变成荒谬了。夸大预报的效果，这东西很难办。起了一个反作用。要恰到好处。比如，群测群防，唐山地震前，有没有异常，有异常，吹高到不应有的高度，反而让别人说你是胡说。包括张庆洲的文章。某些部分是过分的。似乎地震局不需要，只要有二中、八中、马家沟几个人，这个唐山地震就报出来了。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由于这些人过份强调自己，使地震局这批人完全把他们打倒。地震不可知论、这次地震没有预报，持这些观点的人，我们要同他们争论。同时我们内部的一些人，有分寸谈这个问题，这个也非常重要。我知道你接触了许多预测地震的同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们讲了他们预报成功的一面。但也有这种情况，他们也有大量的错报，有的同志，一旦报成功了，就把自己提到到一个高度。地震局的人马上反过来抓住他报出来的毛病。但这话柄是你自己交给他的。
钱钢可能知道老耿一种毛病，头脑一热。科学家带有诗人气质，一冲动，就押宝了，非常有害。地震局就看笑话。你接触的一些人啊，有一种非常勇敢的气质，与地震局对抗性的，非常有信心地建立一些地震预报的开创者。但他们有时不是冷静地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一些工作。
问：如何看待地震局与地震预测者严重割裂的事实，中国人真得合作不起来吗？ 对地震局来说，现在有很多预报是非常好的，地震局不承认是不对的，你应当立足于地震是可以预测的，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更好。对内部合作者，我要说，你不要头脑太热，这次汶川地震你确实报准了，可是你报错的也很多，我们要冷静地坐下总结经验，压低报错的比例，提高正确的比例，
地震局说地震不能预报，老耿拿出他的例子说能预报，唐山、汶川，我赞成他确实做了预报。但是如果老耿想用这预报说这是万能的，他本事很大，他的预报方法很灵，这个药方可以治很多病，把这夸大到不应有高度，我就会反对的。 问：我发现地震预测者相互间是相互学习的，但又不承认。合作起来才有希望。
汪成民：我不用“准确”这个词，我都写“正确预测”。都用“正确”或“错误”，不用“准确、精确”，一般不用。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科学上的精确。老耿的本事呢是在地震前锁定一个地区。叫了二次，三次，四次，来了。人家说你报的地区太大，时间太长，他做了很多努力，五项指标，共轭，想让预报更明确化，但这样例子还太少，还不能非常精确地说明。这些预报者大家碰头，知道一方药都是不行的，我取你一点好东西，你取我一点好东西，很多东西交叉，互相又不承认的。张闵厚是以自己发明的东西为主，加上别人的东西，老耿以旱震为主，加上别的东西，这些都是好同志，都是对预报千辛万苦奋斗的同志。但是在策略上，如何把问题说得恰如其分上都是需要考虑。
问：很想把地震问题恰如其分地介绍给公众，非常不容易。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恰如其分呢。
汪成民：可是这任务对你来说太重。我觉得这问题很清楚，能让大家说得明白。普通读者很简单，这地震能不能报？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科学上深层次的难度，并不是太知道，老耿能报了，他就是英雄了，他再给我们报一次，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他了。实际上呢，地震预报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地震局混淆了两种“地震预报”
汪成民：地震局一批专家采取一种混淆的方法，他把地震预报的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一个概念上呢，叫“科学上的精确预报”，是科学家坐家里头在计算机面前拼命计算，没有什么“老百姓生命财产，国家任务”，这些观念比较淡薄。就象计算机结果，算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这种预测要求精度高，科学上说得很清楚。科学家说，“地震不能预报，国家让我们报就是把不可能的事让我们做，肯定是要失误的。因此汶川地震、唐山地震没报出来，这是可以理解。地震没过关，要长期研究和机理，等到过关以后做得更好，目前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反而适得其反。”问这些专家，“什么时候能报？”他们说，“几代人，十几代，几十代。”这是用美国专家的传统说法。那就是说，现在不是预报的时候，是研究积累资料的时候。这句话说白了，共产主义的事放在社会主义做了，这是不现实的。我就问，“什么时候能报地震呢？”他们说把所有机理搞清楚了以后，才能报地震。我说：“这样，我们治病，哪一个病机理是弄清楚的呢？感冒，机理清楚不清楚？如果清楚，怎么有非典，鸡流感，猪流感？这说明有变种，感冒机理永远没搞清楚，不断变化的，是不是感冒就不治了，非典就不治了，猪流感就不治了？绝对不是啊。”
所以面临第二种概念，不是科学的精确预报，我把它叫做“可操作的时效预报”。可操作，我们要取得效果，不是什么机理不机理，机理肯定要研究。运用目前认识去做，有多少经验做多少事情，这种预测就是周恩来说的，你们事先要打个招呼。就是这个事情。周总理说“科学上的预测我不苛求你们，可是你们能不能利用各种现象，你们的经验，老百姓的反应，各方面情况积累在一起，蛛丝马迹，事先给我们打个招呼，为政府排忧解难”，他就把这样的任务下达给李四光。所以周恩来总理非常聪明，也非常务实。{汶川大地震死了多少人}.
现在陈建民局长说十几代，几十代。从科学预测上才有可能，但几十代之前怎么办？汶川地震再发生怎么办？坐以待毙？没有其它任何办法：只有利用现在的知识来做，就是周总理说的打招呼。地震局呢，他是以第二种办法：“向老百姓打招呼”去向国家要钱，可是一旦出事就用精确预报做不到来推辞。这两手反复应用。这手法我很清楚，地震局我呆了这么些年，给中央报告都这样。口袋里放一些有地震的资料，另一个口袋放一些没有地震的资料。资料很多，看领导脸色。领导说最近势态紧张，国内外情况很多，你们要做好工作。不要给我们添乱。我们就拿出最近地震安定的材料让领导安心。假如领导说现在地震是当务之急，你们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就拿出随时都有地震的资料给你。你看，我一直管这种情况的汇总，对上对下。过去没有对外发言人，在实际上业务上我是发言人。对周恩来汇报都是我去，主要文件都是我写的。我明确发现越来越多的领导特别是后期的领导，受文化大革命熏陶，领导都变成政治家，都是琢磨发生地震我是有功、不发生地震我又无罪，怎么样我乌纱帽能保住，整天琢磨这些事情，于是采取很多措施。这东西非常害人。我们在地震发生以后给中央写了封信。明确认为这次地震，地震局是有责任的，写得非常尖锐，认为做好工作，事先是可以打招呼的。因此应当问责。
问： 你能讲一讲地震能不能预测争论的来龙去脉吗？
汪成民：地震预测一直有争论，我亲自看到老的院士学部委员一些不同意见。为什么周总理说“李老独排众议”，独排这个词用得很厉害，一个人反对所有的人，舌战群儒啊。说明李四光的意见，是少数，确实是这样。李老与众不同，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他有他一套思想。于是总理马上说一段话：成立地震局，要派对地震预报有信心的同志来负责。假如说指挥员都没有信心的话，如何能带领大家攻克这样的科学难关。就把地震预报不可预测论给压下去了。从政治上用有雄心壮志对预报有信心的人，这在政治上很厉害的，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文化大革命产物，不是。精神因素非常重要。
始终在我们地震队伍中有人认为地震不可预测，于是总理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不是精确预测，是有效果的用你们的经验给老百姓发布，打一个招呼。”总理亲自给我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应该多下去，象蜜蜂一样到震区的老百姓那边，把他们经验象蜜蜂采蜜一样采回来来酿成科学之蜜。”这话说得多精彩，找出路到群众中找，总理不是泛泛的政治性口号。这是非常好的思想。现在我们的路子越走越窄。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始终存在，但关键是领导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扶植什么，要有鲜明的态度，这些年正好这方面非常弱。不是这些技术人员的问题，是思想乱了，从上到下，没有树立一个一定要把地震预报搞出来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没有切切实实来琢磨一种预报本身如何解决老百姓的困难作为指南，反而把一些外国的模型，生搬硬套与国外接轨。
过去科技部部长许冠华参观八六三展览会，我们地震预测智能决策这样一个课题，他停下来问我们地震局一年花多少钱，他说花了干什么去了，我说台网改造与西方国家接轨。他问美国日本搞得怎么样。我说他们认为地震报不出来。许部长说，那你跟他们接什么轨呢？接了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结果世界先进水平是不能预报。你跟他接什么轨？我说许部长，你跟我说没有用，你跟我们局长说。
基本问题，这些领导没考虑。整天就搞高精尖仪器，我们有多少专家从美国回来。整天就搞这个东西，他们祖师爷都说不能预报，你学这个东西干嘛。
而且中国很多专家，地震局你不用，排斥，而且排斥得非常厉害。打个比方，过去解放区的八大司令，都在我这儿（八六三课题组）。地电、形变、水氡，综合以外几个方面，测震学、有应力、有水的，过去都是和总理打交道的老专家，他们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水平呢？因为他们实践经验，他们报准过很多地震，有失败的教训，可是这些人不用。
地震后的官方与民间的预测比赛
汪成民：地震发生后三天。他们说你是老同志，尽量组织起来帮国家抓抓余震。中央要求，我就请大家来做这样事。5月15日到8月15，我们两个委，一个是地震咨询委员会，一个是天灾预测委员会，两个委，许多委员呢是重叠的，大部分重叠，一起为国家解决难题吧。我们总共报了三次强余震，三次全部正确。没有错一次。
5月18号将有6.0，5月25号青川6.4，7月29日北川6.1，三次强余震，也是这段时间最大的三次。
第一次预测，我们从18号预测到20号。我们同时报地震局，同时由内参转到中央。有一份图，在17号报，7级地震，在青川这一带。18号早上，发生6级，震级偏高。发生地震。我就通知后面取消。24号我们又报7级，24号到28号。25号青川6.4级。第三次比较好，预报青川北川6.5级，结果发生6.1 级。我们把这个意见，在香山科学讨论会，是科技部召开的论坛会汇报了。谈的过程中，有人说我太乐观，说地震是不能预报。我就把过程一说，大家都很信服。北大一个科学家说，时间，地点报得好，余震地点是比较容易。他说7级与6级相差三十三倍。我说，知不知道总理指示，知不知道海城地震怎么报出来的。海城地震，我们报5到6级地震，结果发生7.3，能量是三百多倍差别。尽管这样，事先打了招呼，至少救了十万个人。老百姓与中央领导并没有苛求我们一定要报多准，而是要我们向老百姓打招呼，告诉大家最近不太安稳，可能有情况。我们老实说看不准哪天，哪个地点，只知道这一片。这样的预报，中央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没有人叫你们搞科学计算小数点后面多少位的预报。这个概念上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问：然而地震局报的余震却是失败的，以致于成都人流传，“可怕的是，没报地震，地震来了，比这个更可怕的是，报了地震，地震不来。”的口头禅。
汪成民：地震局报得非常不好，嫁祸与我们，幸亏我们是两头报，我们17号送去报告，认为18号到21号有大震，我给车时副司长，车时第二天跟领导汇报，地震局领导开讨论会，根据我们的意见也根据他们专家的意见，做了一个19号到21号有大震的预报。轰动了重庆市、甘肃省、青海省、山西省，陕西省出现跳楼，混乱，压力太大。在他们讨论过程中我们报的地震，在18号凌晨就发生了。他的第一个地震没赶上，他搞了个时间差，完了后，把我们的意见做为根据，说是意见也得到了周恩来时期老专家的同意。可是我们报的地震在18号凌晨就
篇三:《题目0ee01e4e767f5acfa1c7cdf3》
一、整体解读
试卷紧扣教材和考试说明，从考生熟悉的基础知识入手，多角度、多层次地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理性思维能力及对数学本质的理解能力，立足基础，先易后难，难易适中，强调应用，不偏不怪，达到了“考基础、考能力、考素质”的目标。试卷所涉及的知识内容都在考试大纲的范围内，几乎覆盖了高中所学知识的全部重要内容，体现了“重点知识重点考查”的原则。
1．回归教材，注重基础
试卷遵循了考查基础知识为主体的原则，尤其是考试说明中的大部分知识点均有涉及，其中应用题与抗战胜利70周年为背景，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试题当中，使学生感受到了数学的育才价值，所有这些题目的设计都回归教材和中学教学实际，操作性强。
2．适当设置题目难度与区分度
选择题第12题和填空题第16题以及解答题的第21题，都是综合性问题，难度较大，学生不仅要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扎实深厚的数学基本功，而且还要掌握必须的数学思想与方法，否则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完成。
3．布局合理，考查全面，着重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的考察
在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和三选一问题中，试卷均对高中数学中的重点内容进行了反复考查。包括函数，三角函数，数列、立体几何、概率统计、解析几何、导数等几大版块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以知识为载体，立意于能力，让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思维方式贯穿于整个试题的解答过程之中。
篇四:《汶川地震损失究竟是多少》
汶川地震损失究竟是多少？
“8451.4亿”难以承载我们全部的痛，然而——
中国坚信：一切可以从头再来
赵亚辉
“经济损失是最难确定的数据，地方报上来的总数超过1万亿，我们经过仔细的再三核实，最终确定了这个数字——8451.4亿元。”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著名灾害评估专家史培军教授对我说，汶川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451.4亿元，
“这只是直接经济损失，是地震直接毁坏的、有形的、物质财产的损失，不包括不可计价的损失和间接的损失。”
其中，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损失确实很大，占到了总损失的7成。
死亡和失踪共8.7万多人
失踪者生还希望渺茫{汶川大地震死了多少人}.
9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映秀表示，汶川地震遇难者人数已超过8万人。史培军教授解释说，温家宝总理说的数据是遇难人数和失踪人数加起来。
“根据国家标准，对任何一次灾害后，人员的伤亡情况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遇难的人数，第二类是现在确定不了他是不是遇难了，把它定义为失踪人数。”史培军说，因为地震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我们认为，因地震造成的那些现在还失踪的人数生还的希望已经很小，把死亡的6.9万多人和失踪的1.8万多人，加在一起是8.7万多人。
史培军说，评估鉴定的时间是7月中旬，直接的遇难人数是69，197人，失踪的人数是18，341人。国务院新闻办和国家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一直都在很快地更新这些数据，还会持续公布最新的结果。
他还特别指出，其他灾害和汶川地震的伤亡一定要分开，比如说这次公布攀枝花地震遇难人数已经达到了38人，这就不是汶川地震的事。
直接经济损失8451.4亿元
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占总损失七成
“经济损失是最难确定的数据，地方报上来的总数超过1万亿，我们经过仔细的再三核实，最终确定了这个数字——8451.4亿元。”专家委员会中负责灾情评估的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
校长史培军教授说。
“关于地震灾情的评估，我们经过长时期的调查，并利用了遥感资料，以及地方政府的统计资料，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表格，分成了13大类、25个指标、229项统计要素进行统计。 最终获得了直接经济损失的数据是8451.4亿元人民币，其中四川的损失是最严重的，占到总损失的91.3%，甘肃占到总损失的5.8%，陕西占总损失的2.9%，其他各省的损失之和不到20亿元。
“在这些损失中，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损失确实很大，占到了总损失的7成。”史培军说，按照比例排序，民房和城市居民住房的损失最大，占总损失的27.4%。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的损失为其次，占到总损失的21.9%，包括学校、医院在内的其他非住宅用房的损失为第三，占总损失的20.4%。
这三项之后，损失排序依次为工业占7.7%，服务业4.9%，农业4.5%，居民财产4。4%，土地资源3.3%，社会事业3.2%，文化遗产1.1%，矿山资源0.7%，自然保护区0.6%等。
不可计价和间接损失不计其数
文物损失、档案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等未入统计
“这次统计的直接经济损失，是地震直接毁坏的、有形的、物质财产的损失，不包括不可计价的损失和间接的损失。”史培军告诉记者。
比如，损失的文物，有很多是无形的价值，就是没法计算的，很难进行准确经济损失评估，所以没有列入直接经济损失；再比如失去的档案、文件，地震生态环境的破坏，灾区人民的心灵伤害等等方面，都属于不可计价的损失，没法进行评估，也不能列入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中。
对于那些地震造成的间接损失，比如工厂停产、道路停运，等等，都不再统计之列。 有专家告诉我，如果算上这部分未统计的损失，可能会是是真正的天文数字。
航拍北川大滑坡（赵亚辉摄）{汶川大地震死了多少人}.
地质灾害发生1.2万多处
北川老县城西最大滑坡致死1600人
介绍地质灾害评估时董树文研究员指出，汶川大地震引发的大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是我国有史以来一次性灾变事件爆发的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经过初步判断，整个汶川地震的损失中约有三分之一不是地震直接造成的，而是次生地质灾害引起的损失。 马宗晋院士说，根据初步统计，地质灾害多达12,000多处，潜在隐患点近8,700处，有危险的堰塞湖30多座。地震发生之后，地震、地质、水利等多学科专家对此次地震灾害及次生灾害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对灾害的防治以及堰塞湖的治理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董树文告诉记者，汶川地震引发如此多的地质灾害和危害，主要是由于龙门山脉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地势梯度带上，在50-70km直线距离内高程落差达到3500-4000m，山高壑深，峡窄坡陡，在8级地震引发下发生世界罕见的地质灾害。
与其它地震灾害明显不同的是，汶川地震触发的滑坡、崩塌、泥石流造成的人员伤亡非常惨重，至今仍难以获得完整确切的数据，可以推断目前大部分失踪人员多数被滑坡等地质灾害所掩埋。根据部分现场调查，死亡人数大于30人的地震滑坡、崩塌灾害约22处，其中，
死亡人数最高的为北川老县城的城西滑坡，高达1600人，直接摧毁了近半数老县城建筑；从映秀到汶川的20公里路段为成都—九寨沟的环线要道，由于被340多处滑坡、崩塌严重毁坏。
汶川地震发生机理初步弄清
主要是“印度板块惹的祸”
搞清楚汶川地震发生的机理也是此次调查评估的重要内容。马宗晋院士介绍说，这次大地震发生在龙门山的主断裂上，位于我国南北地震带的中段。从区域构造背景上看，新生代早期，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发生碰撞，形成了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隆升的过程中，两侧边缘带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初步推断，在印度板块总体向北东方向的作用下，青藏高原东缘沿龙门山构造带向东挤压，并受到四川盆地的推挡，促使巨大的能量在龙门山映秀-北川
地带突然释放，暴发了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死了多少人}.
汶川地震的主震发生在具有右旋性质的仰冲型断层带上，震源深度为15公里左右。通过现场地震地质构造的考察及多种观测资料的分析，现已初步认定，于中生代早期已开始逐步形成的北东向龙门山已伴生了三条近于平行的断裂，位于龙门山的映秀-北川断裂即是汶川地震的发震主断裂。从龙门山及其外围地区多年连续观测的地球物理资料来看，此次地震之
前尚未能认定有显著的异常，因此也未能给出短期和临震预报。{汶川大地震死了多少人}.
董树文研究员进一步解释说，有人说汶川地震是青藏高原惹的祸，表面如此，实际上是印度板块惹的祸。根据全球大地变形测量（GPS），印度板块每年向北运动量达到40-50mm，因为板块是刚性体，所以向北运动的量须分配到不同的断裂的位移中去达到平衡，根据这种理论，青藏高原向东运动分配在龙门山的年运动量有4mm，而过了四川盆地测出的向东运动量为2mm，就是说龙门山吸收或积累了2mm的运动量，从而成为地震的动力源。汶川地震给科学家上了一课，过去往往关注那些位移量大的地区，如鲜水河断裂等，每年位移量是龙门山的好几倍，地震也频繁，可是位移量由大变小的地区，即使位移量不大，应当高度关注，因为应力和应变正在聚集之中，可能爆发大地震，汶川就是如此。所以，大自然永远是
科学家的老师。
篇五:《百姓死亡人数最多的嘉靖大地震》
百姓死亡人数最多的嘉靖大地震 中国历史是十数亿人的历史，是大家的历史，所以，每个人都有解读中国历史的权力。尤其是解读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地震期苍生蒙难史，那真叫人不寒而栗，泪水奔涌！
有明一代，当数那个时段权术斗争尤烈。嘉靖至万历时代，政治争斗、权谋之术、战争之术可谓高手过招，云诡波谲。国人内争的惨烈之度，令人汗颜。严嵩倒台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三人都是实干家，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同样又都是阴谋家，铲除异己心狠手辣。
重大贪污犯变成八百两，充军充回了家，严党的势力确实超出了徐阶的想象，但当严嵩正准备回击时，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再次失去了控制。徐阶之所以对严嵩之子严世蕃如此执著，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是一个破坏能量太大的人，只能关在笼子里，决不能放归大自然。以此人的智商，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被置于死地。而事实也验证了他的预想，严世蕃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脑袋，却有着极为可怕的智慧，在无数的表象之下，他牢牢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一点也没错，蓝道行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而嘉靖之所以驱赶严嵩，是因为神仙不喜欢他，而不是蓝道行。所以只要证明那天在沙盘上写字的人不是神仙，问题就都解决了；要是顺便能把徐阶拉上，说明他与此事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欺君之罪，必死无疑。 大明权术家们的眼神紧盯着的是个人利益与得失，历史或许遗忘了发生在嘉靖三十四年腊月十二（1556年1月23日）的大地震！
那个时代，没有人还真正想到苍生的苦难！可怜那些相继蒙难的人们！ 关于“嘉靖大地震”，震中位于陕西省华县，据历史资料推断，地震强度为8至8.3级，烈度为11度。由于地震于午夜（子时）发生，多数人还在熟睡之中，因此逃生者寥寥。这次地震最终导致83万人死亡，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
一、 地震惨烈之度，历来闻所未闻
关于这次地震，《明史》中曾有过详细记载：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
嘉靖三十二年（1553）的进士秦可大是此次地震的亲历者，他用文字记载了自己在这次地震中的经历，让人读来仿佛身临其境：
“是夜，予自梦中摇撼惊惺，身反复不能贴褥，闻近榻器具若人推堕，屋瓦暴响，有万马奔腾之状。初疑盗，继疑妖祟，俄顷间，头所触墙，划然倒矣，始悟之，此地震也……家南有空地，从墙隙中疾走，比至其处，见母暨兄及弟侄咸先至，无恙，曰：„急号汝，汝不闻耶？‟盖其时万家房舍一时摧裂，声杂然
塞耳，都不闻也，矧号呼哉！”
据了解，此次地震共有101个县遭受了破坏，分布于陕、甘、宁、晋、豫5省约28万平方公里。地震使当地民房、官署、庙宇、书院沦为废墟，较坚固的高大建筑物如城楼、宝塔、宫殿全部倒塌。
据《陕西通志》记载，位于西安市的小雁塔为唐朝时修建，在此次地震中被震裂，塔身从十五层减少为十三层。此外，陕西渭南县境内曾有一座五指山，“如人指然，迥抱关门，嘉靖间地震后毁削无存矣”。
由于地震时正值隆冬，灾民冻死、饿死和次年瘟疫大流行造成的死者无数可计。伴随着地震，山崩、滑坡、地裂缝、地陷、地隆、水患、火灾等次生灾害也相继发生，真可谓“自古灾伤无此惨也”。
二、 地方官员救灾不力，互相推诿
地震发生后，陕西等地的地方官员第一时间便将灾情上报给了中央。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一旦出现隐瞒灾情不报的情况，该省督抚罚俸一年；如果延误上报时间超过三个月，地方官就会被革职。
然而，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员为政绩有所顾虑，故而灾情到达京城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此外，中央在接到灾情汇报后，因为体制僵化，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政令才能到达山区。等到朝廷派出的赈灾官员——户部左侍郎邹守愚到达灾区时，已经是次年二月了。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只有有良知的地方官员和当地善良缙绅便成为灾后救助的中流砥柱。
为了抗震救灾，有些缙绅不仅拿出自己的资金捐款赈灾，还组织民间力量修缮建筑，维护治安。陕西华阴县知县何祥时一边出力帮助百姓“疏渠筑堰”，一边掏出自己的俸禄银子修缮“学宫”；华州知县杨彩见地震后老百姓“蜂起掠食”，便以当地政府的名义“借富家粟，以赈穷乏”，通过果断的措施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为后续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了铺垫。
陕西地区地震后又遭水灾，许多房屋被淹没。渭南县缙绅张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所空置的宅院腾出来，让所有受灾的邻居有了暂时的安身之所；韩城县的党孟辀是当地有名的富商，地震发生后，他拿出乡民欠债的所有契约，当场烧毁，并表示：“岁厄如此，不忍相迫也。”
三、愚昧灾民乘便起乱，错失抢救伤员最佳时机
此外，有些地方官员还承担着地震后禁暴安良的责任。据记载，嘉靖大地震发生之后，很多地方都先后出现了“乘变起乱，讹言可畏”的情况。陕西渭南县由于县令在地震中死亡，地方失去了主事者，一时间“恶少肆掠，大乱”。幸亏陕西巡抚得知情况后及时决断，下令缉捕盗贼，同时当众斩杀了几个带头抢劫的流氓，才平息了一场混乱。
邹守愚于嘉靖三十五年（1557）二月到达陕西后，立刻指挥地方官员共同救灾，同时从周围的无灾地区选拔政绩优秀的官员前来协助，以维护灾区的正常秩序。当时的进士朱茹便受命从河南新蔡县令的任上临时抽调到华州，主持救灾工作。
邹守愚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向灾区发放朝廷的专项救济款和减免当地百姓的赋役。当然，这些救济款并不是平均给予广大灾民，而是根据年龄、性别、受灾程度等的不同来进行分配，但朝廷用心良苦，而有头脑有私心的地方小吏则火中取栗，结果灾民受益者寥寥。
在古代社会，人们常常将灾害归结为上天的惩罚。所以每次地震发生后，在位的天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祈求上天的原谅。
如康熙十八年北京地震，康熙便发“罪己诏”表示：“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
嘉靖皇帝虽然没有就此次大地震下发“罪己诏”，但他派遣钦差大臣邹守愚到灾区“祭告境内名山大川、河洛之神及祀典所载神祗，其死者收瘗为厉坛以祭之”。
这些措施，大大加速了灾民的死亡人数凶猛增长。
此次地震死亡人数有姓名记载的83万多，不知名的死者及未经奏报的死者更是不计其数。大体上，潼关、蒲阪的死亡人数约为当地人数的十分之七，同州、华州为十分之六，渭南为十分之五，临潼为十分之四，陕西省城为十分之
三。其他州县因位置不同，死亡人数也不同。
地震时，有许多人家全家同时遇难。如居民米仲良全家85人同时遇难，居民陈朝元全家119人同时遇难。其他全家死亡人数达百人的尚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