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300(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作文700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作文700字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其实，世界上的人都是平等的，那为什么有些人的人生是成功的，而有些人是失败的呢？是因为成功的人愿意付出努力，愿意经受困难；而失败的人却知难而退。 中华上下五千年来，许多出名的人都是靠着自己的恒心与毅力，他们每做一件事都会专心致志，不付一切代价的去做出来。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而他们就是坚持不懈的把“铁杵”磨成了“针”。
就说一位出名的人——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是闻名于世的大演讲家。他的成功就在于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对演讲口才的刻苦练习，并做到了多看、多听。他年轻时当过农民、伐木人、店员、邮电员以及土地测量员等等。为了成为一名律师，他常常徒步30英里，到一个法院去听律师们的辩护词，看他们如何辩论，如何做手势。他一边倾听那些政治家、演说家的声若洪钟、慷慨激昂的演说，一边模仿他们。他听了那些云游四方的福音传教士挥舞手臂，声震长空的布道，回来后也学他们的样子，对着树林和玉米地反复练习演讲。演讲的成功使林肯终于成为一名雄辩的律师并最终踏入政界。
悬梁刺骨的孙敬，他是一个晋朝人，每晚读书时，他为了不打瞌睡，就用绳子系在自己的头发上，另一端系在房梁上，每当头往下垂时，绳子就会将他扯醒，醒后便继续读书，就这样他成了一个用悬梁来防止自己睡着的名人。
还有刺股的苏秦，因为在秦国求官不成，一直被人家看不起。于是，他决定要争口气。以后，他就废寝忘食的勤奋苦读。每当到了深夜，四周一片静悄悄时，苏秦已经是头昏脑胀，总想睡觉，他就立即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感到疼痛，人也便醒了。这就是刺股使自己醒来的名人苏秦。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都从事例中证明了做一件事情必须要专心致志，哪怕是一件小事，成功是不会给那些半途而废的人，而坚持不懈，努力去做一件事的人才有权利取得成功！
不是太好优
功夫不负有心人300(二)
功夫不负有心人300(三)
马文宽先生
在考古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文宽先生的大名近年来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他在古代外销瓷、西夏瓷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最近,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新著《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对20世纪以来在中国出土和发现的7至15世纪从伊斯兰世界输入的大量伊斯兰玻璃器、伊斯兰陶器、伊斯兰钱币与金条、伊斯兰金属器等珍贵文物,逐一进行对比、考证、研究并加以介绍,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伊斯兰世界文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2008年3月,笔者利用赴京出差的机会,专程慕名拜访了这位回族著名的考古学家、年过七旬的阿卜杜拉?马文宽先生。
一
马先生身材高大,儒雅谦和,性格豁达,在他平淡祥和的笑容里看不到他曾经的坎坷和不幸。现在,他和妻子住在潘家园附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家属楼里。居室并不大,但素洁清雅。
马先生的高祖马从善自清朝咸丰年间由山东德州(或临清)迁至北京。先辈们一直在北京和外地清真寺担任着阿洪,长房长子晚年则均回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清真寺任世袭伊玛目。传至第五代尚有当阿訇者,但已无世袭伊玛目了。马文宽1936年8月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马春光阿訇,曾任河北省河间府、保定于家府、密云石匣、北京东单苏州胡同等地清真寺阿訇,晚年回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清真寺任伊玛目。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安士伟大阿訇就曾在手帕胡同清真寺追随马绍文阿訇学经,在他老人家告老还乡时,曾托付马春光伊玛目日后代为主持其高足安士伟的穿衣挂帐仪式。经过经堂教育培养起来的安士伟阿洪,1948年在马春光伊玛目的推举下被聘为北京手帕胡同清真寺阿洪。马春光先生回忆说,那时,仅北京旧城区及附近就有四五十个清真寺,前些年因城市拆迁手帕胡同清真寺已不复存在了。
阿訇世家传统的家庭教育,从小培养马文宽勤奋好学、踏实刻苦的良好习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聪慧的马文宽跳班考入位于前门西顺城街的山东中学,成
为了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学生。他曾站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矗立的国旗杆后面,亲耳聆听毛主席发出的宏亮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目睹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伟的国歌声中徐徐升起。在这庄严的时刻,多少人心潮澎湃为之动情,他——一名13岁的少年也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亲爱的祖国。
1955年,马文宽从北京回民学院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然而就在他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后,又被召回原学校参加了近一个月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运动中,因他有所谓的“思想问题”受到严厉的批判。运动结束后,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地去大学报到了,而他则要留下来等待处理。在经历了大约10余天难耐的期待之后,他被告知受到记大过一次的处理,可以升入北大学习。马文宽先生这一辈子的坎坷经历,似乎从这时就已经开始了。
学习气氛浓郁的北大给马文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是北大云集了众多全国著名学者教授。无论是听他们讲课,还是从各方面得到他们的信息,都对年轻的马文宽的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深刻认识到,北京大学之所以在全国享有盛名,不是因为它有着湖光塔影、小桥流水的美丽景色,而是因为它集聚了众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在这里,他得到了邓广铭、齐思和、张政烺、苏秉琦、宿白、邹衡、颜文儒等名师的指导,激励着他更加努力地去学习,从而为将来在学术上取得成果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每日吃完晚饭后,马文宽就会随着众多的学子到文史楼阅览室“抢占”座位,沉浸于浩瀚的书海,直到阅览室闭馆。这些刻苦学习的“北大记忆”和良好习惯,使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受益终生。 然而随着1957年5月的到来,这种平静而美好的大学时光被打破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当时,他既没有张贴激烈言辞的大字报,也没有当众发表过激的言论,只不过凭着一个人的良心,看到一些所谓的“右派”被批判时说了一些同情的话并谈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语,于是在当年的10月份,他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幸运的是1958年春,马文宽只受到了留校察看、跟班学习的“从轻处理”。以后“右派”、“摘帽右派”、“没有改造好的摘帽右派”的身份伴随了他21年。
二
作为北大考古专业的高材生,马文宽期待着毕业后能投身于令他憧憬的田野考古事业,不料却在1960年毕业时,因为“右派”的身份,被分配至山西清徐县当了一名乡村中小学教师,而且这一待就是18年有余。
当时马文宽先被下放到山西省清徐县吴村参加劳动改造,半年后到该村初级中学当了一名教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凡是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遭受严厉的批判、游街和遣送农村劳改。由于他平时教学努力,与同学们相处很好,那时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且还经红卫兵小将批准可以进行革命串联,并满怀豪情地徒步走到了北京。一个昔日的“右派”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这在当时来说是极为少有的,而是他5年多来认真改造、积极努力工作的结果。1970年,“文化大革命”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文革”前的当权派重新掌权,马文宽第三次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定为“没有改造好的摘帽右派”,受到多次批斗,随后被发往清徐县最偏远的山区继续劳动改造,等待处理。在劳动改造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曾有数月在村办的复式小学给一至四年级的约20名学生上课。1972年春,极“左”的高潮过去后,马文宽又被调到清徐县中学当了一名高中教师,一直到1978年底。
真主与坚韧者同在。“文革”后期的批斗、劳改没有使马文宽屈服,清贫、孤独的生活没有使他绝望。那时他与年轻的妻子两地分居,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在北京,而他一个人远在山西的农村。当时他每月只能留下18.5元来生活,在经济极为拮据的情况下,他仍没有间断地订阅《考古》和《文物》两种杂志,在购买必要的考古书籍时也从不吝惜。即使在担任极为繁重的两个人工作量的情况下,他也在深夜和节假日里坚持考古专业的学习,从未因任何外部压力有所气馁。他清楚如果自己再放弃这一好学的习惯,可能真的就要跟心爱的考古事业分手了。在他受迫害时,远在北京的妻子——一位坚强的回族媳妇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挺过来。妻子精神上的支持给了他勇气,使他度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谁要欺负你,你就与他们斗”,妻子信中的话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欣慰。
将近20年脱离本职专业的时光,对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而言,或许真的可以成为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或许会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段漫长又艰难的岁月却磨炼了马文宽的意志,更磨炼了他为中国考古事业作贡献的决心,养成了他豁达、坚韧的性格。依靠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他在山西教书的岁月 中不仅没有荒废专业,而且还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水平。
机会永远属于勤奋的人。1978年，马文宽迎来了自己人生旅程的又一个春天。这一年，在他的恩师、考古学界享有重望的苏秉琦教授的推荐下，经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所长亲自业务考核后他被正式录用，走进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文宽先生告诉我，当时他被考古所接纳还有一段插曲。考虑到他离开考古专业时间太长，考古所的人事部门已经把他的档案送到了传达室准备退回山西。在这紧要关头，时任党委副书记的乌恩岳斯图无意间从传达室经过得知了这一情况，在他的积极奔走下，夏鼐所长决定亲自考考马文宽，叫科研处的同志给他写信，让他两个月内翻译一篇外语文章，写一篇考古论文寄回考古所作为工作调动的考核。由于他在山西的日子里从没有放弃专业，没有荒废外语，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来到研究所后，马文宽对当时考核的论文《略谈战国漆器》进行了修改，发表在1981年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上。这也成为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他对夏鼐所长的严格要求非常感激，从此开始了他盼望已久的考古研究之路。
三
调回北京的马文宽兴奋异常，他从心底感谢前辈师长和研究所，使他的后半生终于走上了考古研究之路，开始他心爱的考古工作。靠着多年的知识积累，马文宽到考古所后很快就适应了科研工作，他先后找到了三个学术前沿课题，在古代外销瓷、西夏瓷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上均取得了突破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