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纪念散文--老姥爷》
怀念
二零一六年的农历四月初六是父亲赵世忠诞辰的日子。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25个年头了，但他那忠实憨厚、有些严厉而不失慈祥的面孔却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在父亲呵护和宠爱下，我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天真幼稚、快乐美好，回想起那能够遮挡一切风雨的厚实臂膀，真使我流连忘返、终身难忘。 我的童年直至初中毕业都是在太原度过的。忻州解放后，因父亲调往太原工作，母亲带着我和二妹、三妹一同去太原随父亲生活，从那时起直至1962年，我们就在太原安家落户。时年国家遭受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此,党中央号召市民返乡支援农业生产以减轻国家负担。时任太原市委办公室主任的父亲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动员母亲回乡支援农业。当时母亲带着刚刚17岁初中毕业的我和二妹、三妹、四妹、大弟返回故乡安邑村，住在了堂叔腾出来的房子里。亲情温暖，堂叔世安热情接待，对我们关怀备至，忙里忙外，直至1964年我们盖好房子他才搬回去住。回安邑村后，我们家又喜添了二弟和三弟。笃诚耐劳的母亲在安邑村里带着一众儿女下地劳动、养猪喂鸡、缝衣做饭，任劳任怨地承担了一切家庭事务，全力支持调回忻县教育局工作的父亲，鼓励他全心全意从事好所热爱的教育事业。父亲只有星期天才能回村与家人团聚。农村的生活虽比不了在太原市方便舒适，却也因为我们全家齐心协力、父慈子孝、尊长爱幼，在春种秋收的岁月流转中其乐
融融、苦中有乐，日子也过得别有一番趣味。
然而就在我们安定生活了几年之后，风云突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游街、批斗成了当时的“主题、时尚”，在县城教育局任局长的父亲一夜之间变成了判徒、特务、走资派。大字报的谩骂、批斗室里的低头认罪变成家常便饭父亲回家的权利也被限制，此时的我们孤独无助，出门要遭人白眼，遇事举步维艰。在农村像我们这样没有强劳力的户子，姐姐们是女子，弟弟们则幼小，一位四十岁的母亲所承担的沉重负担可想而知。父亲原来每月工资122元，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生活还算过得去，可是因为父亲变成批斗对象，工资也被扣成每月45元，母亲和我们姐妹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力，只能靠赚工分养活自己。父亲每月几乎辛苦省下全部45元工资维持三个弟弟的花消。
此时的父亲也跟杨芳勋、闫嘉义、张午年、王宣英等一些当时的县委领导(去“五七干校”名为学习、劳动，实则接受改造。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骑着自行车，早上出发，日落回家，去“五七干校”看望父亲。那些和父亲一起参加劳动的原领导干部，身穿劳动布衣服，脚穿黑色布鞋，有的种庄稼，有的赶骡子车，而中午休息时在一个铺着干草的大房子里靠着铺盖卷、端着大瓷碗吃饭，我看到这些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们却有说有笑看似也很快活，这种乐观精神虽然当时不容易理解，却也影响了我日后的人生。我返回家里后连日思考，稚嫩的心灵百思不得其解：父亲早年从一位教书先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咱肖、白、武、定、
刘边区打过游击，在晋西北解放区为党、为人民做了很多工作，在解放太原战役中担任支前任务，连夜征粮，任务艰巨，当时完不成任务要用“脑袋”负责。甚至连我和母亲住在寺坪沟里，父亲都顾不上看望，更谈不上照顾。直至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父亲才在领导的催促安排下带了名医生治疗，当天开下药方后就把母亲和我托付给了寺坪沟一位叫邢二老汉的老乡照顾。老乡待我们亲如一家人，端屎倒尿侍候了母亲40多天，母亲才终于康复。在寺坪沟里，边区政府给我们母女发了40斤米票，我们母女就融入到了边区老乡的家里。母亲同老乡家的姑娘媳妇一起纺绵、织袜、纳底做鞋，支援前线，直到1948年忻州解放了，我们才回到安邑村自己的家。在“文化大革命”的这段时间里，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位194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老革命，一直忠于革命、忠于党、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了那么多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谋私利、不贪污、不腐败，怎么就变成了判徒、特务、走资派了呢?
在大的时代变革中，个人是渺小的，也是容易被裹挟其中而迷茫困惑的，但是正义和真理终会露出笑容。党的政策是英明的，建国初期的探索逐渐走上正轨，后来的“拔乱反正”使父亲的案子得以平反并补发了克扣的工资，还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但这时的父亲已身心疲惫，原来健壮的身体几经折腾大不如从前，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伴随了他的晚年生活，（幸好有母亲的悉心照料，她陪伴着父亲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也是一种别样的胜
利，母亲与父亲始终风雨同舟、不离不弃，圆满地陪伴父亲75岁寿终。）母亲虽然是位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但是丰富的经历锻造了她抵挡风雨的能力和笃诚耐劳的品格。虽然有时还很“不近人情”，但她骨子里却是一位善良、朴实、勤劳、上进有主见的女性，身为女儿的我也像敬重父亲一样敬重她。
时过境迁，往事皆如云烟，风兩过后总是晴天，风雨过后会见到彩虹。如今父母仙逝，留下我们一般兄弟姐妹、儿孙后辈，各自拼搏，各尽本分，努力把握当下，尽力活出精彩。虽然都算不上多么地大富大贵，如何地出类拔翠，但我们继承了父母诚信、本分、不贪、不占的良好品德，胸怀坦荡、以勤为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身教胜于言传，父亲与母亲就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最好榜样，他与母亲的磊落正直、热爱家国就是留给我们为人子女者的最大财富。我们只有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才能无愧于父母，无愧于国家和社会，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我想，做到这些便是对父亲他老人家的最好怀念。
女儿：赵林芳
于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农历)
第二篇:《纪念反法西斯散文》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站在历史的祭坛上，我哭泣，我默哀，我愤怒，我纪念！
站在历史的祭坛上，是为了跟死者里的生者以及生者中的生者说话，也对我自己说：
纪念，是为了警醒！
缭绕的烟雾中，你们看见了吧，同志们：
波兰六百万亡灵，引领我们穿过捷克斯洛伐克，从丹麦看起，从索马里看起，从珍珠港看起，从南京看起，从明斯克、波罗的海以及乌克兰看起„„
你们看见了吧：
绞刑架上吊着的那些人，特制炉里烧焦的那些人，731试验厂做试验品的那些人„„
你们看见了吧：
坦克压碎的头颅，街道上流着的老人的血、妇女的血、儿童的血„„ 你们中谁分辨出了：村庄与人，家畜与野兽，玻璃与骨头，谁分辨出了？ 真理是不会毁灭的！
人类是不会毁灭的！
看啊：所有憎恨邪恶的人们，从西西里，从诺曼底，从顿河，从黄河长江„„从所有倒下去的地方，站起来了！
战斗！战斗！
骨头与正义的铁钳：揭开了软弱者的饮泣，夹起了纵容者的尴尬，夹碎了帮凶们的嘴脸„„
你们看见了吗：夹出了蝎子的最后挣扎与毁灭！
真的，所有那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过贡献的人们都还活着！
他们的身躯，始终敲着警醒的钟声！
真的，我们都应该认识他们。
我们都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
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听见他们说：
如果需要，我们还会扛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碉堡！
请转告我们的亲人，让他们对人类血液中某些潜在的劣质，保持足够的警惕；让他们穿越悲痛与愤怒，建设美好的家园！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月15日，中国很多地方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70年前的这一天，中国人民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迫使日本投降。
1937年7月7日，日本策划“卢沟桥事变”，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他们曾叫嚣：一个月占领上海，三个月占领中国。然而，事实上，经过八年的战争，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最终遭到可耻失败。中国人民付出惨重代价，但是最终得到了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华民族意义重大。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艰难的近代化过程中，被动挨打，屡屡战败；仅就中日之间而言，日本就多次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包括中日甲午战争，不仅力图阻断中国的近、现代化过程，而且试图鲸吞中国。百年战败史，到1945年8月15日，终于以中国的胜利和日本的失败而结束。中国人民也借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机，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挣脱出来，洗清了百年半殖民地的耻辱，一跃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在世界正义力量支持下得到的，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 纪念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牢记和实践这场胜利的制胜法则，胜利就永远属于中国人民：
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是胜利的根本。当初，日本之所以敢于以小小岛国悍然对中国进行侵略，主要是看到中国在艰难的近、现代化过程中，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势力割据而治，缺少凝聚力。但是，中华民族面临死亡的绝境，没有屈服，反而觉醒，组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以全民族的力量与日本军队血战，直到胜利。取得这场胜利之后，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
何内部或外部的力量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也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自强不息才不会被动挨打，和平发展才能够维护和平。当时日本之所以敢于向中国开战，还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远强于中国有直接关系。1937年，日本工业产值为61亿美元，中国为1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580万吨，中国年产钢不过4万吨。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强，发展需要稳定。 善于向历史学习才能不让前人的血白流。我们今天纪念这场胜利，是在清醒和理性的态度下，面对历史。我们既面对所受的屈辱，也缅怀前人所做出的牺牲，更珍惜得之不易的胜利，目的是面对未来，营造未来。在日本国内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理性面对这段历史。但是，日本一些右翼势力却一再颠倒黑白，否认侵略罪行。所以，走和平发展之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不能忘却，更不容篡改。日本政府应当正视历史，吸取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
回顾中国人民抗战史实和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放眼当今世界现实，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中国人才会有尊严，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做出贡献。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是实现我们发展目标的可靠保障，也是我们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最好的明镜，也是一部绝好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国耻，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纪念已故老人的散文}.
历史不容忘记。只有真正了解并牢记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才能深刻了解并牢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战争反法西斯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世界各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知耻而后勇。”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才能从内心伸出激发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才能高扬爱国主义的时代主旋律，不断激发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日子，重温历史，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化耻辱为悲愤，化悲愤为自尊、自信、自理、自立、自强、自励，进而确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为祖国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讲，必须牢固树立国耻的意义、忧虑意识和危机意识。一个国家对自己民族遭受的耻辱，往往比得到荣誉更能刻骨铭心。而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忧虑意识，更是当代青少年建功立业的现实压力和动力！目前一个不忘国耻而愤然前行、充满忧患意识而始终居安思危的民族，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在伟大祖国通往现实化的不平坦的征途上，我们广大青少年
第三篇:《钱锺书眼中的周作人散文》
甚为默契，彼此是无需解释的。但在我们“外人”，则必须结合阅读周氏散文的体会加以理解、验证。
所谓“骨董”，显然指周作人散文的“文抄公”倾向，即大量、大段抄引古书而言。周作人早期散文中并无此种倾向，倾向之形成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周作人已成散文泰斗之后。既已成名，文章争发，且稿酬优厚，“洛阳纸贵”，他便有些放纵自己，动不动便大肆抄引古书，大掉书袋，被人称为“文抄公”了。据笔者统计，周作人此一倾向，开始于《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中的《清嘉录》。此文开头甚佳：
《清嘉录》十二卷，吴县顾禄著，记述吴中岁时土俗，颇极详备，光绪戊寅(1878)有重刊本，在《啸园丛书》中，现今甚易得。原书初刊于道光中，后在日本翻刻，啸园葛氏所刻已是第三代，所谓孙子本矣，校雠不精，多有讹字，唯其流通之功不可没耳。这个简要的开头之后，下面再补充介绍顾禄（字总之）的其他著作，如《颐养堂丛书》八种，《颐养堂诗钞》 六卷等也还不枝不蔓。由它们再回来介绍《清嘉录》也还甚有章法。文章至此，应该说甚为可读。然而，作者偏偏画蛇添足，来了一个《附记》，抄了明代谢在杭《五杂组》中两段话，破坏了文章的完整性。不是说《五杂组》的这两段话不好，而是说没必要再抄上去，以免使文章拖沓。周作人不仅抄了这两段话，又来了一个 《附录日本知言馆刻 〈清嘉录〉序》。此《序》甚长，几等于《清嘉录》一文之半。它再好，也不宜再附录了。没想到《附录》之后，又来了一个“案”，讲自己得到《清嘉录》的经过，大可不必。不料“案”后“又案”，抄了日人大洼天吉的《诗序》。啰里八梭，不堪卒读矣。
二
也是《夜读抄》中的《江州笔谈》，较之《清嘉录》 有过之无不及。此文共十三自然段，除开头，结尾二段为周作人文章外，余皆引文。引文皆颇长，引文与引文之间，周作人以“卷上云”、“卷下又云”、“文云”、“又云”、“又云”……等衔接之。结果这篇《江州笔谈》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江州”先生栖清山人王侃之“笔谈”，而非周作人先生的“笔谈”了。大概也有点不好意思，结尾自圆道： 此外还有好多意思，不过引用已多，大有文抄公的嫌疑，所以只好割爱了。就上面所抄的看去，可以知道他思想的大略……
用引用代替分析，这是中学生作文之一大忌。文章大家周先生焉能不知？但这样抄来抄去，十分省事，又有地方争相发表，何乐而不为？周作人是很讲究“事功”的，抄来抄去即拿去发表，且有高稿酬可拿，岂非“事功”可嘉乎？难
怪当时有位先生说：“不久以前，南京一家小报，有一个好事者替知堂老人做了一笔抄书账，结论是：唯他抄书可得大价钱的稿费，不胜羡叹。”
如果仅仅一两篇《清嘉录》、《江州笔谈》之类，倒也无伤大雅，问题是周作人这种“文抄公”式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气候”，这就不能不引起文化界的物议了。是的，这并不影响周作人散文大家的地位，然而，总不能说是一种光彩吧？所以，三十年代当时对“文抄公”散文的批评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批评中有无钱锺书先生的声音，尚待考察。但他致黄裳信中的“骨董”一语，已经形象概括了他对“文抄公”批评的首肯。
所谓“葛藤”，自然与“文抄公”倾向关系密切，“抄”来“抄”去，自然缠绕不清，有如“葛藤”缠身了。周作人的有些并非“文抄公”的文章，甚至一些相当优秀的文章，也未尝没有这种“葛藤”缠绕。比如他的名篇《草木虫鱼》（收入《看云集》，1932年）便不无这种毛病。请看他写的“金鱼”：
在豢养的小动物里边，我所不喜欢的，依着不喜欢的程度，其名次是叭儿狗，金鱼，鹦鹉。
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 不能不说，周作人的这个联想实在有点奇怪。除了红颜色之外，金鱼和新嫁娘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何况一是陆地上的人类，一是水中的玩物呢？周氏的联想不仅怪异，而且有些病态。新嫁娘的小脚诚然不美，但碍金鱼什么事？金鱼转动不灵活莫非和“小脚”的不灵活成了同类项吗？这显然太过迂曲。尤有甚者，金鱼的突出的大眼睛在周作人眼中也成了“残疾”，犹如驼背或大肿瘤。这些，大概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谓的“葛藤”吧。
三
所谓“酸馅”，是借用的食品概念。“馅”者，包子、水饺之类皮之所包也，亦即最吸引人之美味也。但一“酸”，则变质矣，不仅不再美味，甚至有了毒素，吃了便要得病了。钱氏并未（也不可能）具体指陈周作人散文中的“酸馅”，但我们如果细读他的散文，便不难感受到这种“酸馅”的存在。比如他给几位高足（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等）写的序跋便往往“越界”攻击他人，这种“走板”，正是一种“酸馅”。再比如1935年顷，他大谈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的文章，写来写去只是宣扬他的“中国必败论”，攻击这些民族英雄不是英雄，不值得学习，似乎卖国贼秦桧比他们还好。这恐怕就是臭不可闻的“酸馅”了。 毫无疑问，钱锺书先生的上述批评，只是一家之言，并非定论。事实上，{纪念已故老人的散文}.
对周作人后期散文的不同意见是很多的。比如，已故舒芜先生就十分推崇周作人散文的“文抄公”倾向，他说：
（周作人）到了晚年，刊落浮华，枯淡瘦劲，而腴润自在其中，文境更高。……晚年“文抄公”，极萧寥闲远之致，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而编辑、记者、散文家刘绪源先生正是舒芜先生的知音，他说：
（周作人）晚年怎样创造出一种前无古人后来也未必有来者的文体，即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抄引古书的文体,即所谓“文抄公”的文体。……。这些“文抄公”之作，也许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超出其早期小品之上。（《解读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舒芜先生生前，无缘读到钱锺书致黄裳的上述意见，因为钱信发表于黄裳先生去世之后（2012年）。亲手编发这些信件的刘绪源先生，在这之前同样未必见到过这些信件。我们深望刘绪源先生在《解读周作人》的基础上，对钱锺书先生的论点做出自己的分析评价。如果在下对钱先生观点的理解有误，也深望得到绪源兄的指正。
至于黄裳先生本人，他也并非全部同意钱锺书先生的观点。他说：
他（钱锺书）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也自是一种看法。知堂的文字我是爱读的,但不一定亦步亦趋。他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也正说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相比之下，鲁迅晚年杂文中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 却正是我衷心向往而无从追蹑的典范。（见《故人书简：钱钟书致黄裳》，《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1月2日）大概正因为黄裳也熟知周作人散文的那些“缺失”，他才把自己的“典范”定为鲁迅而非周作人吧。{纪念已故老人的散文}.
原载：《文学报》2013年05月23日
第四篇:《议论性散文范文》
10篇优秀议论性散文(范文)
(一)活着不要再等待
活着不要再等待，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它不会因为你无知的等待而放慢脚步，人人都知道只有生命存在时，才会有美丽的世界，才会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自己美丽的青春放在等待里，等待的遗憾，我们承受不起。{纪念已故老人的散文}.
一次，有位丈夫在整理妻子的遗物时，无意中发现一条丝巾，这是由高级丝绒制成的，是丈夫在出差时特意为她带回的。妻子在几天前的一场意外中不幸去世了。原来她生前
生前从未戴过，她一直在等，她说要等到一个特别的日子才戴，可如今，她已永远失去了机会。
的确，人生在世，为了等待，我们会错过太多太多。珍爱生命，珍惜时间，因为活着每天都是精彩的 。
活着不要再等待，因为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可以摧毁世界上的一切，它可以把坚固的城堡化作历史的残迹，可以把布满大森林的山脉变成布满珊瑚丛的海洋。然而，时间也可以造就一切，它可以使无知的孩子变成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