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教过《老王》这一课，作者倾诉了“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愧怍，是一种精神的负累，它往往不源于真实而客观的平白的拥有，而缘于如杨绛这般的“幸运者”内心的那种人道主义的高尚和那份仁者的恻隐。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感觉自己并没有那么的高大尚，但“人之初，性本善”，我们还是会在自己或他人身上找到一些些杨绛与老王的影子，还是能体验到“愧怍”与平衡“愧怍”之间的某些纠结。
车篮子支架上的两颗螺丝居然都掉了，整个车篮子一下子耷拉了脖子，一派颓废，赶紧跑去附近的那家修理店。如猜测中的那样，店里并没有忙碌着的影子，但我知道店主就安然地躺在里头暗处的那张靠椅上。这个修理店地处偏僻，现在的瓯北又不同于往年，外地务工人员锐减，一副经济惨淡的样子，躺在靠椅上读读报或闭闭眼来守店，是自然而然的事。“师傅，在里边吧，车篮子螺丝掉了，麻烦帮我看看！”我在店门口停驻了那么些片刻，才终于亮出声音来。
在停留的这几秒里，我的脑子绕了几道弯：两颗螺丝，都够不上买的份，到店里买，许多店主更愿意送；拧颗螺丝，算不上技术活儿，自己也会；正因为这样，修理这个东西店主经常愿以白修，这家店主就是这样，我在这家有过两次拧螺丝的经历，每次我都会问他得多少钱甚至硬要塞他一块两块的，他总是摆摆手自管进店去了；骑车离开的时候，我并没有占了便宜的胜利感，心头反倒多了点累累的赘意，每次骑车经过这家店的时候也总会下意识地往店里瞟一瞟，仿佛心头隐隐存在着某个结；现在要俢理的正当请求，也变得犹犹豫豫，我倒希望车子坏得再严重点儿，但我总不能拿个锤子敲了它再推过来给他修；虽然现在他并不忙，但这不应该成为肆意侵占他人时间与精力的理由，我没有权力一定要把他躺在靠椅上的那份安然据为己有；当然，我完全可以找一家陌生一点儿的店，或许这样可以来个一清二白，但上班时间快到了，何必舍近求远，更何况，为了从这份愧怍里解脱出来而不惜拒绝与逃避人性的美好，这样的刻意只会让我更多地觉察到自己的自私与鄙陋，乃至人格担当能力的沦丧。
我的询问声终于亮亮地响了起来。那个脑袋一个激灵就抬了起来，哦了一声，急忙起身。四十岁上下，总是一幅很平和、很恬淡、很从容甚至于略显迟慢的样子，没有生意场上的锐利，也没有生存线上的倦怠，让人感觉很安全很放松，感觉这一切并非是年龄的铸造，而是本性的使然。穿着一身满是机油污垢的工作服，看起来活儿很忙似的，其实只是过去留下的痕迹而已。他在他的百宝盒里翻找了好几个回合，反复拧试了几阵功夫，未能找到大小相宜的螺丝。如果这个时候他说帮不了你的忙，我会在合情合理中很自知地退却，然后真诚地感谢他为我浪费了些时间，但他并没有放弃的意思，而是驼下背，东搜西寻，满地看，各处翻，那种愧怍便油然而生了，因为我知道他在很认真地很费心地搜寻着，根本没有心在计算自己此刻的苦心可以换来多少钱。
终于完工了，还是像以前那样照例问他多少钱，还是如预料的那样，他照样只摆了摆手。车子骑走了，载回来累累的赘感。本能地希望自己的心能轻松些，像上次在龙桥那家修理店拧螺丝那样。询问得多少钱的时候，那个店主愣上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悠悠地吐出了数：“那就拿一块吧！”这种犹豫包含了太多的答案。不管是哪一种答案，对于我都是一种精神的解脱。
我问学生，杨绛同情老王只是因为他穷苦卑微吗，是不是只要穷苦就值得同情？于是老王的善良厚道成了讨论的焦点。是啊，一个因为穷落而杀人放火的人你愿意去同情吗？记得几年前的那个午后，我去江北街办了点事儿，回学校时跳上了辆三轮车。到了，问多少钱，那壮汉居然说要十二元钱，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从江北街到我学校并不远，至多一个起步价五元钱，这不坑人吗？心里便一阵火，钱在我身上，可由不得你，已到家门囗了，也不怕你乱来，便自顾自地定了个价：“按理五元钱够了，算我好心多加点小费七元得了！”正准备把零碎的七元钱递过去，他却冷哼一声把头撇向一边：“那就不要了！”嘿，居然像个在大人面前耍气的孩子，就知道你大人心有不忍似的。口中说不要，车子却停在那儿一动不动，心里不免好笑。我加了句：“不要是吧？”然后收起钱，转身就往校门囗走去。四五步的模样，觉得该是给他个台阶下的时候了，否则该属于他的那几块钱也被我顺路捎回了，反倒心里添堵了。转过身：“到底要不要，不要我可就进校门啦！”然后见他嘟嘟囔囔着，脸红耳赤地，一边万般不情愿却又不得不情愿地让车子向我身边靠将过来。
曾因此受了身边人的批评，说干嘛眼界这么小，连几块钱都容不下，为此浪费自己的口舌与时间，值得吗？你想着有的时候递给乞丐都不止这么多不就得了吗？仿似批评得很有道理，细想觉得自己也并不是那种心里完全装不下那几个钱的人，而且这也不同于平常的施舍。
也是乘三轮车的事儿，这回是从龙桥到瓯北二中，大老远，没个七元八元的，别人是不愿意骑的，想宰你点儿的，可能就十元以上了。冬天的大清早，连三轮车夫都想躲家里了，冷冰冰的小区门口居然只停了一辆三轮车。吸取了某些教训，习惯性地上车前问明车价。那人年纪大了，但看上去还精干，他反丢给我一句话：“你说吧，该多少？”我也就不客气了：“六元七元我也说不出口，八元怎么样？”那人愣了几秒，瞟了一下我的大袋小袋。我等待着他还价，在这冰冷的早晨，这惟一能帮助我到达那遥远的目的地的交通公具，完全有理由伸张一下自己的非常价值。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说的是：“行，你说多少就多少吧！这么多东西，你脚步再快，也还得我这三轮车呀！”不免有几分感激。这车子一骑，冷风也来了，捂都捂不住自己，还未到半路便被吹得全身冰冷。便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再等等，找辆电动的，速度快，又有车门挡风。但眼前算是挡风的，也就三轮车夫的身板了。他的身板有些单薄，脚踩得有些吃力，我不禁为自己刚才出价时那种刀枪不入的语气感到难为情。而且他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女儿的话，她坐在我身后车垫上的时候，我总不放心地反复询问她冷不冷，她总是快乐地说：“妈妈，一点儿也不，因为有你挡着！”心头不禁又一阵温热了。我一直看着三轮车夫踩踏板的样子，直到到达目的地。我掏出一张十元的，觉得还不满足，看看还有两个硬币，也一起掏出了。递给他，他看看我，有些不懂，我说：“就这么吧，值得的！”他没说话，眼中流露一些我看得懂的东西。
经常地告诉自己，不要把时间与精力纠结在几块钱的问题上，但常常还是会在几块钱面前认真活过。因为，小小的几块钱却可以捍卫自己人格的原则与立场，小小的几块钱却可以成为解脱凝滞的精神的依据。
许多人都不愿意自己因背负而过得沉重，但精神凝滞并不完全是坏事。我问学生，《老王》这篇课文到底为我们创设了一个怎样的人与人的世界？讨论，汇集，让我们明白：杨绛笔下的世界是一个社会异态、物质穷乏的世界却又是一个精神美好、思想丰满的世界，是一个涂抹着悲剧色彩的世界却又是一个让人觉醒与振奋的世界。任何一个社会或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存在某些异态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身边琐碎小事无所谓悲不悲剧，但许多的愧怍与相欠里，都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的境地。
虽然，在生活的每一个交接点，杨绛总是尽可能地以包容、承让、施予来平衡自己因道德制高点引起的情感倾斜、来缓冲内心隐隐约约的忧伤，而当老王终于在悲苦与善良中死去之后，杨绛的愧怍便再也没有了平衡与释放的现实依据，这将永远地成为了杨绛人性的一个结痂。结痂不是因为“病痛”没有处理好，而在于“皮肤”的性质。杨绛也反复地扣问过自己，到底是哪一样做得对老王不足够，才使得愧怍之心悠悠绵绵，后来她终于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幸者的愧怍。只要老王是这样的一个不幸者，只要杨绛是这样的一个幸运之人，那么这份愧怍是永久存在、本质存在的，这与生活里一次两次的平衡与否无关。
生活中，某些情境里，我是杨绛，但很多时候我也是老王，默默地领受了太多的恩慧，却未能及时地回报“那一篮子鸡蛋”。其实我和老王一样，并不想带着对“杨绛们”的亏欠和道德良心的遗憾进入坟墓，只是老王的时日已不多，而我的生命之路还长远。我有信心在进坟墓之前，让自己从“杨绛们”眼中的“老王”的圈子里跳将出来，在我呈上那篮子迟到的“鸡蛋”的时候，“杨绛们”的心里不再缠绕愧怍，而是满脸欣慰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