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心得体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两大革命精神。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升华，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人全新精神风貌和崇高思想境界在那一时期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以全国性的政党公开走向国统区的政治舞台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从“山沟”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开端。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具有同一性和继承性。
首先，它们都是我们党一贯指导思想和宗旨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它们的本质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们都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党在幼年时期，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屡起屡仆，屡仆屡起。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长征的胜利，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才有延安精神的形成。周恩来等到重庆，带来了延安精神，带来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后方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党走向成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团结多数，统一战线”。因此，红岩精神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
其次，它们虽同时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但所处的具体环境又不同，这就使得红岩精神较之延安精神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精神实质，又有具体内涵和独特个性。延安精神产生在抗日根据地，而红岩精神则产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在这既是染缸又是虎口的重庆，要“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是绝难做到的。这就决定了红岩精神所独具的鲜明个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城市政治斗争，在应对城市复杂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过程中产生的。从这一角度讲，红岩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使其在当代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红色文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并延续至今，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由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条件、性质和任务不同，红色文化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在本质精髓上一脉相承，在表现形式和载体上丰富多样。革命战争年代孕育而生的长征精神是红色文化体系中的光辉坐标之一。
长征精神一方面继承了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中诸如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清廉为民、艰苦奋斗、敢为人先、敢闯新路等优秀品质;一方面又启迪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对形成内容完整、逻辑缜密的红色文化体系产生了特殊作用。从途径14个省，翻雪山过草地、斩关夺隘，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殊死搏斗，到啃树皮、吃野菜，战胜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伤病，长征将红色文化中坚定信念的精髓予以发扬光大;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到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作坚决斗争，长征将红色文化中听党指挥的信条予以发扬光大;从长征伊始就明令“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到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提出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我们党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将红色文化中清廉为民的宗旨予以发扬光大……可见，长征精神为建立健全红色文化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长征精神既是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柱。
“弘扬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心得体会
为引深“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认真贯彻省委书记骆惠宁在长治调研讲话和市十一届党代会精神，10月26日下午，中心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在大会议室集中召开“弘扬太行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专题学习研讨会，会议由党总支负责人、总经理马保贵主持。
会上，马保贵总经理首先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骆惠宁在长治调研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读讲解了市十一届党代会席小军书记作的《解放思想、敢作敢当、创新发展、奋发图强，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的报告，随后又对“太行精神”进行了解读和阐述，太行精神简言之就是：“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奉献”。太行精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民族精神，其实质是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它与“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脉相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善地体现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者的内在统一，是党领导太行军民在抗日烽火中铸就的民族魂，具有先进性、民族性和实践性。
马保贵强调：当前我们“弘扬太行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务必要以省委骆惠宁书记在长治座谈会上讲话精神为指引，紧紧围绕市十一届党代会上确定的目标要求，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大力发扬太行精神等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作为我们来说必须狠抓党建第一责任、必须狠抓发展第一要务、必须狠抓职工第一关切，以安全稳定为保障，不断加强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牢固树立担当意识和服务意识，紧紧围绕“谋远、固本、强基+实干与创新”的发展理念，抓紧良好的发展机遇，建章立制，完善措施，以服务树品牌、以品牌增效益、以效益促发展，做大做强企业，筑牢经济发展、和谐安定的坚实基础。要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扎实工作力争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向上级和群众交一份满意答卷。
接着他对中心19月份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进行了通报，19月经营收入完成3894.47万元，同比增加22.36%，税金65.93万元，同比增加55.24%，实现利润66.58万元，同比增效216.94万元，经营状况超出预期，成绩取得是全体干部职工上下一心、齐抓共管、共同拼搏、辛勤奉献的结果。今后，希望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继承和弘扬“太行精神”，进一步增强太行儿女的文化自信，以昂扬的工作激情投身押运事业，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最后，与会同志以“弘扬太行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为主题，结合各自工作，畅谈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增强了认识，提高了自信。
“弘扬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心得体会
回顾我们党九十多年历程，伴随其所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精神，既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特性，又无论从定义解释还是从渊源关系看，更加清楚地感到，“红船精神”是定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诞生起点。
从定义解释看。《辞海》对“革命”作出如下定义：广义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狭义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里所指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指一种狭义革命而产生的精神，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逐步积累和形成的思想结晶，是共产党人精神境界、精神风貌、精神力量的集中写照。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诞生源于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它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每一个阶段，都形成了能代表时代现实的一种又一种独特精神。而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无论从定义解释看，还是从时间上来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产生最早的革命精神。
从定义要素看。根据定义，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需要两个要素。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主体要素。这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实践而产生的精神属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其次，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基本要素。按照这两个要素来观察，1919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符合形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基本要素;但“五四”运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所以，“五四”运动更多地表现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仅仅具有革命精神形态，并不属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而“五四”运动后最有影响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红船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开天辟地大事变所蕴含精神的形象概括，理所当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诞生起点。
从渊源关系看。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段的任务不同，革命者在各个革命实践活动中会有不同精神表现，因而在伟大革命历史进程中分别产生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伟大中国革命精神。然而，这些革命精神产生又有其共同思想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为核心的“红船精神”。在红船上完成缔造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红船精神”指引下，沿着红船航向，走向了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并先后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也非常具体地说明了“红船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其中“红船精神”是这些革命精神之源，其它革命精神都可以在“红船精神”里找到源头;其它革命精神既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又是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发展，是“红船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回首我们党发展史，“红船精神”不仅是我们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奠基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形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开篇。
“红船精神”里包含着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为标志，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条件，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篇章铺平了道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过程中迸发出来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由于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支撑，并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创建了我们的党。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历史反复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科学的理论也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群众运动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强大物质力量。
“红船精神”里包含着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入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到了一个关节点，迫切需要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最先进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红船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它剥削阶级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中国共产党一经出现，就自觉地担当起阶级重任和民族重任，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并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
“红船精神”里包含着第一次提出中国革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地主阶级洋务派幻想用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来补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天，资产阶级维新派幻想通过圣明贤达的皇帝进行多方面改良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给中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随后的历史反复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始终走不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中国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选择，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后来的历史表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不能走笔直的发展道路，而必须先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才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这一切认识的起点，都有源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所确定的根本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