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１９２７年出生，１９８８年３月，他从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职位上退休。当时，云南省委领导找他谈话说：“你辛苦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后到昆明来吧。”
“我在保山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前就有改造荒山的愿望，现在终于有时间了却我种树的心愿了。”杨善洲婉言谢绝。
杨善洲的决定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说他辛苦了几十年，终于可以过上清闲的日子了，却要自讨苦吃。杨善洲宽慰家人说：“在大亮山上白天栽树，晚上烤火，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吗？”看到杨善洲态度坚决，家人也不再反对了。
杨善洲的家乡就在施甸县城东南大亮山脚下的姚关镇陡坡村，平均海拔２６００多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大规模的乱砍滥伐，毁林造田，原本翠绿的大亮山变得山光水枯，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提起这些，杨善洲心里很难过，他说：“山不绿，地瘦薄，这是山里穷困的根子。我们不能不种树呀！”
１９８８年，山林已承包到户，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杨善洲提出“国社合作”建场的方案，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和周边群众的一致赞同。同年３月３日，杨善洲的退休座谈会刚结束，当晚他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和县里抽调的同志汇合。
次日，大亮山国社联营林场正式挂牌成立了。
“不相信这山绿不起来”
“栽下一棵树，山就会绿一小块，栽下几棵树就会绿一片。我不相信这山绿不起来。”杨善洲说。
林场成立之初，请来帮忙的工人没有房子住，杨善洲边造林边修建几间油毛毡房，解决办公和住宿用房；没有肥料，他和工人们就提着粪箕到村寨道路上捡牛马猪粪作底肥。为了节约资金，他还到集贸市场上捡过果核。他说：“不花钱又能发展生产，何乐而不为呢？”见到的人说，你一个地委书记在大街上捡果核，多不光彩。杨善洲则告诉他们，我弯弯腰，林场就有树苗了，有什么不光彩，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
如今，果核长成了果树，结出了果实。杨善洲看着眼前郁郁葱葱的山林，欣慰地笑了。
多年来，他坚持与工人同吃同住，长期住在油毛毡房里，床是用木桩和树枝搭的，门是荆条编的。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夏天热，冬天冷，下雨天被子常被淋湿。偶尔下山几天，老鼠就会将被子咬得到处是窟窿。但每次有新房，这个执拗的老人都会让给新来的技术员。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杨善洲不小心一下子滑倒了，一只手严重划伤，左腿粉碎性骨折。他说：“当时我心急啊，觉得我恐怕再也上不了大亮山，看不到亲手栽起来的森林了。”
小女儿杨惠琴说，林场每月给你的１００元我来给你，你别上山了。结果，小女儿被杨善洲教训了一顿：“我要钱做什么？我种树几十年，是为了每月的１００块钱吗？”
杨善洲本来没有手机，骨折住院治疗期间，才买了一部，为的是每天在医院听到林场的消息。半年以后，杨善洲身体康复了，可以爬山了，但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林场面积已达７．２万亩，另外有８００亩茶叶，３００多亩果园，发展保护水源３１６处。大亮山林场的建设使周边８０多个自然村受益，除解决了当地人畜饮水、烧柴、割草等问题，粮食亩产由原来的１００公斤提高到２５０公斤，还解决了３个村交通运输问题，１个村的生产生活用电问题。林场附近一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得到保护，山石裸露的现象基本消失了。
“我真正退休就是我死的那天”
谈及家庭，杨善洲始终满怀歉意：“我愧对我的妻子和女儿啊！过去长期在区、县、地工作，没有顾得上家里，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欠下了永远还不清的债。”
在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保山地委书记期间，全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当组织部门将他家“农转非”的报告打上去时，他都坚决要求撤销报告。
现在，他妻子和大女儿在家务农，二女儿在县城当小学教师，小女儿杨惠琴是保山烟草公司的普通员工。他常对家人说：“过日子，吃处有个‘窝’，睡处有个‘窝’就行了。我们应该知足了。”
有人为杨善洲算过一笔账：１亩地种２００棵树，５万亩就是１０００万棵，一棵树按最低价３０元算，就是３亿元啊。对此，有的人还认为，这老家伙就是想退休以后捞一把，几万亩森林成材后，他一年可以分红几万元。
杨善洲说：“在林场捞油水的机会还是有的，办林场这么多年，引进资金３００多万元，按当时规定，引进资金可以提成５％－１０％，能得３０万，买幢房子不成问题。但我没有要。来造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分文不取。我既不是林场场长，也不是支书，就是义务植树人。”
杨善洲近年来荣获“全国绿化十大标兵”、“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多个荣誉称号。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１日，在大亮山林场施甸办事处会议室里，杨善洲将辛苦二十年创办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正式无偿移交给施甸县林业局，并拒绝了１０万元奖金。他兑现了２０年前的承诺。
谈及日后的打算，一向寡言少语的杨善洲动情地说：“虽然林场已经移交给县里管理，但我还会常去看看，有生之年要继续为百姓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