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学作文：我读鲁迅》
我读鲁迅
照片中鲁迅先生是一位与孙中山先生长得很像的文绉绉的大叔，他俩都留着不长不短的八字胡，身着笔挺的中山装。他向上扬的嘴角看着那样的和蔼，可就是这样一位和蔼的大叔，文笔与思想却是那样犀利，慑人心魄。
鲁迅先生的文章看过后，会让人心头有一股说不出的伤心，为主人公的悲惨的命运而难过。这种感觉就像浓雾一样笼罩在心头挥之不去。善良且希望是有喜剧结局的我怕悲剧。由此，我脑海中划出一个奇特的等式：鲁迅=愤青=批判=和蔼=悲剧。
《孔乙己》一文中，“我”以一个酒馆学徒的身份目睹着整个过程。酒馆老板，客人和“我”对孔乙己都表现的是嘲笑，不耐烦，与冷漠。可怜的孔乙己老实，腼腆地回答着，脸一红，反而又成了大家的笑料。当孔乙己问“我”会不会写“茴”字时，“我”应都懒得应。孔乙己失望地走了。读到这一处，我的心一阵痛。我不禁想问：在这些人自顾自取笑别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社会底层人员的尊严?!如果换作一个官老爷，谁又敢如此放肆?是不是在欺软怕硬呢?都长着一双势利眼，看谁有权有钱就巴结……
当文章尾声说孔乙己最后一次用手走来喝酒，双腿因仅窃了一本书而被打折时，大伙不但没有同情与怜悯，反而变本加厉地侮辱他;老板明知孔乙己没钱还要他还19个大钱，并因此对他再次取笑一番。这些人是不是早对世界的悲剧麻木了?这些人还有没有人的灵魂? 鲁迅先生写悲剧但这些悲剧正是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第二篇:《鲁迅与胡适》
一边是鲁迅，一边是胡适
把鲁迅和胡适对立起来比较，不是我要这样，也不是哪个学者要这样。几十年来，我们的思想文化界，就是这么做的。结论是，鲁迅是进步的，胡适是落后的，鲁迅是革命的，胡适是反动的，鲁迅满腹经纶，胡适没有什么真本事，总之是，鲁迅是伟大的，什么都好，胡适是渺小的，什么都不行。事情总是这样，要是各自都给以应有的对待，应有的名分，谁也不会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更不会对立起来，可是你开了这个头，就不能挡住别人做深一步的探讨了。
一
同学们都知道，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中国文化史上，除了孔夫子，就数鲁迅了。
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些观念是怎么来的？你对鲁迅这样的认识，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读书得来的吗？是你研究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文化史，思考之后得出来的吗？我敢说，不是的，是你读中学课本上的鲁迅作品得来的，还不是你理解后得来的，是你的老师给你反复讲解之后得来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些看法，是别人灌输给你的。当然，你也可以说，要是鲁迅不是这么伟大，中学课本上怎么选了他那么多的文章？这个问题是最难回答的，我只能说，课本是人编的，不是用个什么机器筛选出来的。编的人，也不是按他的想法编的，是按着某种既定的思想编的，就是要体现某种思想，灌输某种思想。一句话，就是要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至少也是让你记住，旧社会是黑暗的，新社会才是一片光明。语文不语文，作文不作文，他们是不管的。
是从毛泽东主席那儿来的。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论》里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到了1940年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评价就更高了：“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现在我要说，这些话，不能说全是对的。从当时的革命需要来说，是对的，但是，从中国文化建设，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上说，就不那么对了。
不光你们，我对鲁迅的认识，也有个过程，从坚信到怀疑，从怀疑到反思，最后是理智地分析，得出自己的看法。
上中学时，鲁迅的课文，我读的滚瓜烂熟，好些段落都能背下来。比如《记念刘和珍君》里，“惨象，已使目不忍视；流言，尤使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比如《“友邦惊诧”论》里，“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事实是真的也罢，但这些事实，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面孔呢？”
这些文章，当年读起来，真是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啊。
我上过十六年学，我们那时大学是五年制。中学六年，年年都要学鲁迅的作品。我当过中学教员，教过十年的中学语文。加在一起，接触鲁迅的作品，共是十六年。中学课本上选那么多鲁迅的作品，我从没有怀疑过，觉得伟大作家嘛，就要多选几篇。可是后来离开学校，看的书多了，就有些怀疑了，就开始反思了。鲁迅的作品，半文不白，中学生要学纯正的白话文，怎么就选了这么多？学了顶什么用？
六年中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课本上共有多少篇鲁迅作品呢？我后来做过统计，共是十七篇。别的作家，都是一篇两篇，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独独鲁迅是十七篇，零头都比别人的多。以体裁说，有小说，有散文，有杂文，以内容说，有说历史的，说写作的，有批评同时代人物的，有责骂当时的政府的，什么都是鲁迅的。听说现在的中学生里头，
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说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做作文。实际上这三怕是有联系的，文言文和周作人，都是难懂，学了文言文和周树人，却要写通畅的白话文，当然不会写了。
二
而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文章，最合这个口味。不是说，我们党提出个什么，鲁迅就说个什么，那样的话，就不灵验了。而是，鲁迅过去说的话，恰恰符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比如，我们说万恶的旧社会，吃人的旧社会，鲁迅的书上就有：“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说我们的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时候，就说什么三千年文明，四大发明，多少志士仁人，多少英雄业绩，但一到了要否定历史的时候，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吃人的旧社会，哪个时代都一无是处，只有眼下的中国，是最先进，最文明的社会，这不是笑话吗？
我们从解放后，一直是要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教育了这么多年，整个民族的素质不见提高，反而堕落了。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前些年的贪官，还是几十万，后来是几百万，现在动辄就是几千万。可是，我们还是在不断地教育人民，要人民认识到，不是中央不实行民主政治，是我们自己的素质太低，需要不断地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觉悟。鲁迅的小说《药》里，写的就是，革命者为民众谋福利，叫官府杀了头，而民众却要蘸着他的血吃人血馒头，这样的民众，还不该进行思想教育吗，这样的民众，不教育还能建设社会主义，还配享受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吗？
解放后，我们党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要巩固政权，人民的思想是好办的，难办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所以，除了极少数人，比如郭沫若这样的人，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叫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更是严加改造的对象。在这上头，鲁迅的功劳最大。因为鲁迅活着的时候，几乎把有名望的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骂遍了。胡适是蒋介石的谋士，是给蒋介石的献策的；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徐志摩是浅薄小人；邵洵美是上海滩上混混，娶了官僚的女儿做太太，实际上人家是娶的是表姐，邵家原本就很有钱。人文知识分子骂，科技知识分子也一样的骂，地质学家李四光，就让鲁迅痛骂过。反正鲁迅骂过的，没有一个好人，解放初期没遭殃的，文革中都遭了殃。
为什么我们这么捧鲁迅呢？一是鲁迅在晚年，和我们党有一段时间的合作关系，在对蒋介石政府的攻击上，确实帮了共产党的忙，功不可没。再就是，鲁迅死后，毛泽东对鲁迅作过高度的评价，说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说他是新文化的巨人，现代中国的圣人。第三，最重要的是，鲁迅的思想，鲁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最符合我们党改造中国社会，统治中国社会的需要。
我得强调一下，对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周树人先生，对作为一个作家的鲁迅先生，我一点也不反感，一点也不反对，相反，还是很欣赏的，作为一个社会人，他是个有个性的人，作为一个作家，他是一个有建树的作家，这没说的。我反感的是，把他抬得太高，脱离了他的实际，把他作为新中国的圣人，把他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把他作为教育中国青少年的榜样。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国民素质，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途，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就要坚决的反对了。
三 再说胡适。大陆解放后，曾进行过一场批判胡适的运动，人人都知道，胡适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只有清算了胡适的罪行，清理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思想，中国思想文化界才能树立起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
胡适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先看一下他的经历。安徽绩溪人，1891年出生，1910年十九岁时，考取中国庚款第二期留美，先入康奈尔大学学农，后来转入文学院，1914年毕业，考入哥伦毕业大学，1917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此后任过北大文学院院长，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抗战后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战过后任北京大学校长。1958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长，1962年2月，在中研院酒会上，心脏病突发去世。
唐德刚，这个人是个留美的大学者，学问好，文笔好，他写过一本书叫《胡适杂忆》，对胡适有许多独到的评价。他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还有的外国学者（格里德），说胡适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是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说的。
有趣的是，鲁迅得到过毛泽东的评价，胡适也得到过蒋介石的评价。胡适去世后，蒋介石送过一副挽联，是这样写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他的墓在台湾的南港，因为胡适一生崇尚白话文，碑文也是用白话文写的：“这是胡适之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这里安息了。”
在对胡适的评价上，有一点是要分辩的，就是他和国民党的关系。否定胡适的人，总是说他是依附国民党的。这个事情，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不要轻易地说谁是依附谁，反对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并不是每个人都依附一个党，反对一个党。会不会有这样一种人，他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主见，觉得谁对就支持谁，就是支持也不是无原则的，对的就支持，不对的就反对。胡适就是这种人。
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根本上的转变，是从抗战开始后开始的。有人会说，你是说蒋介石让他当了驻美大使吧？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理解。胡适回国后，曾立志专心做学问，二十年不谈政治，更不会参政。为什么抗战开始后，让他当驻美大使他就当了呢？胡适说，“现在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这是胡适给蒋介石回电中的话。胡适在大使任内，是做了许多大事的，又很廉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就是一大笔钱由你花，不需要报账的，四年大使任内，一分钱也没有花，离任时原封上缴国库。他说：“旅行讲演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讲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现在的干部能做这一点吗？我看悬。 经过抗战，胡适对国民党的看法改变了，他是主张非暴力的，觉得要做好中国的事情，只有依靠国民党政府。他觉得，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办好中国的事情，还是有诚意的。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曾想让他出来做官，他不干，甘愿当国民党的诤友，就是一个身在政权之外，随时提出自己意见的朋友。你们可不要以为，是当个政协委员什么的，那可是大官，第一次行宪的时候，想让他当总统候选人，后来想让他当行政院长，他不干。阎锡山当行政院长时，还发表了他是外交部长，他也不干。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什么官都不当，只当他的北大校长。
你们会说，北大校长不是官吗？这也是不好解释的，因为我们理解什么，只能按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的道理来理解，不知道在这个道理之外还有别的道理。按那个时候的社会观念，校长确实不是官，至少不是政府官员。比如民国时期的大学组织法上就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兼任大学校长。1948年梅贻琦当清华大学的校长时，又任命了教育部长，他想把校长也兼上，朋友们就劝告他，要当部长就辞了校长，要当校长就辞了部长，不能坏了规矩，他后来就辞了校长。
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胡适还是支持蒋介石的。支持不等于依附，该批评的时候还要批评，该反对的时候还是要反对。大陆解放后，很长时间，胡适住在美国，1951年冬天，回台湾讲学，蒋介石请他共进晚餐，交谈中他建议实行民主政治，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
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1960年，台湾的雷震要组织反对党的时候，胡适也是支持的，答应入党。他的理念是，假如一个国家不能产生一个好的反对党，也就不会产生一个好的政府。后来组党的事被镇压了，雷震被判了刑，胡适从国外开会回来，蒋石接见时，胡适说，为这件事，“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出来以后见了记者说，“大失望，大失望！”
这些事，一以贯之几十年，能说是“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吗？
有个学者指出，看鲁迅的文章，“他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确是不妥协的，他的硬话都是在文章中说的，他直接和政府对抗的事并不多”（谢泳）。我们的印象也是，鲁迅敢说那些话，骨头真是硬呀。这样说，是没有将一个因素考虑进去，那就是，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组建的政府，实施的也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尤其是进入1930年代以后，它的执政能力成熟多了，很少以言治罪的。看看当时上海一地，办了多少报纸，多少出版社，出了多少作品，多少大作家大学者，就知道了。浙江省党部是有过呈请查办堕落文人周树人的事，但也只是呈请，并没有批准，更没有实施，真要实施的话，鲁迅就住在上海，门牌号数清清楚楚，不会逮不住的。相比之下，胡适就不同了，是直接抗争，直接进言，既不故作激愤，也不曲意逢迎；既对国家负责，也保持个人的尊严。不说不负责任的话，不做不负责任的事。 现在我们把胡适和鲁迅作个比较，大道理不必说，只说简单的道理，容易理解的道理。 也得把鲁迅作个简单介绍。浙江绍兴人。1981年出生，1902年赴日本留学，初入东京弘文学院，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两年，1908年回国，1912年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南北议和成功后，随教育部迁北京，任佥事兼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26年离开北京南下，在厦门、广州等地大学教书。1927年到上海，专事写作。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聘为特约著作员。1936年在上海去世。
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样吧，我们先不要说把胡适和鲁迅做比较，只说世上有过这么两个人，我们把他们做个比较。比什么呢，谁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谁的社会理念先进，要改造中国社会，我们该信谁的那一套。什么都不要管，只记住一个（胡适）比另一个（鲁迅）小十岁就行了。 有人会说，两个人差十岁，就没有可比性，不是谁说他们有可比性，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把他们比着，一直说一个是进步的，一个是反动的。就好像，一个老头子，一个小伙子，谁都知道小伙子的劲大，可你偏要说老头子的劲大，小伙子的劲小，那就得比一比了。
两个人都留过学，一个是1910年留学美国，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一个是1902年留学日本，在一个医学专科学校学习过，毕业没毕业都还说不定。中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社会理念，最初是经过日本才传到中国的。现在谁都知道，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那么就要问一下：
是直接留美的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呢，还是留日的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
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的社会理念先进呢，还是一个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肄业生的社会理念先进呢？
我相信，任何一个出以公心的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肯定是前者比后者，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多，前者比后者的社会理念要先进。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一直说，鲁迅对西方社会看的更深刻，鲁迅的社会理念比胡适的更先进。从来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鲁迅这儿，却成了前浪推后浪了；从来都是一代新人换旧人，到了鲁迅这儿却成了一代旧人换新人了；从来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鲁迅这儿却要拐个弯儿，成了一江春水往西流了？不合乎常识嘛，没道理嘛！
有人会说，不管怎么说，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是把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当成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了。） 不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主将式的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胡适，没有鲁迅的份儿。鲁迅只能说是新文化运动中，某一方面的一个将领，绝不是主将式的人物。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方面是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者，是胡适。有个美籍汉学家周质平说的好：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鲁迅不过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的一个英雄。没有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在先，鲁迅依旧写他的文言文，后来能否成为“青年导师”、“文化伟人”就值得怀疑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胡适比鲁迅更具“先见之明”，胡适对鲁迅也多少起了一点领导作用。鲁迅比胡乱大十岁，发起新文化运动，开创白话文运动的不是鲁迅而是胡适，实在是让人太遗憾了。没办法，这是事实，这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
胡适这个人，有三点，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不能不让人佩服的。
一是，坚信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不可违抗。他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中国尽快地建成一个政治民主，人民自由的国家。但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残暴的破坏行为不会产生进步，进步是许多具体的改革积聚起来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为了国家的进步，可以妥协，但决不放弃自己的操守。有人说，胡适的一生在最大关头的选择，发表的意见，都是“为国家百年设想”。
二是，真心提携年轻人。梁实秋说过，“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
第三篇:《纪念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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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傅雷的教育思想
傅雷的教育思想
上初中的时候，我非常痴迷小人书，迷到在课堂上也偷偷看，成绩每况愈下。父母恨铁不成钢，一次又一次打我，烧我的课外书，都没能打消我对课外书的迷恋。一天下午，母亲在锄地时，远远见我在放学路上边走边看小人书，抓起锄头冲过来，夹头夹脑朝我一顿狠打，我当时懵了，根本忘记了疼，只是木头人似的站着，任她打。打着打
着，母亲颓然坐倒在路边，像孩子一样伤心地哭起来。望着母亲那种无助绝望的样子，我觉得特别的难过与自责。回到家里，我将珍藏了好几年的课外书都拿出来塞进灶堂烧掉了。从那以后，我很久没有再看课外书。
填鸭式教育是那样单调枯燥，我每天麻木机械地上学做功课，感觉不到一点生活的乐趣，有时甚至还起了轻生的念头。大约过了半年，有一次路过县城书店，经不住诱惑，进去转了转，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傅雷家书》，抽出来翻了翻，就再也放不下了。我对前途的焦虑，对青春期的困惑，都在这位老人谆谆叮咛教诲中得到了解答和抚慰。这本书伴我度过了八十年代那段贫瘠的青春岁月，是傅雷先生，让我学会了自尊自立，让我懂得了怎样去生活、学习、做事，我的功课开始进步，而且又开始阅读课外书，不同的是，这以后的课外阅读有了更谨慎的节制和选择。因为《傅雷家书》，我陆续读了傅雷在书中提到的像《卓别林自传》、《粉墨春秋》以及他的一系列译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傅雷家书》改变了我的人生。
傅雷先生是翻译大家，他的译著风格独特，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然而，影响更大更广泛的应该是《傅雷家书》，这部书至今已多次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