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太平轮后事：沉船之后的人和事》
太平轮后事：沉船之后的人和事
开庭数日后，被告中联公司的股东只剩下周庆云。他本来也有机会带着全家和财产远走高飞，但他不想被人戳脊梁骨，决定留下处理赔偿事务。
作者：徐天
83岁的周琦琇清楚地记得，1949年1月27日那天是小年夜。
几天后便是春节，上海这十里洋场却没有太多过年的气氛。淮海战役刚结束，平津战役也接近尾声，国民政府准备迁至台湾。
黄浦江边，开往台湾基隆的太平轮上挤满了人。18岁的周琦琇和表哥、表妹也在太平轮上。他们准备转道台湾，去香港参加表姐的婚礼。
5点左右，太平轮起航。近7个小时后，沉没在东海海底。
周琦琇的表哥消失在黑茫茫的大海里，她和表妹在海上漂浮了数个小时，被澳大利亚军舰救起。表妹不久不治身亡，周琦琇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在亲戚家一养数月。
这样的家庭巨创，周琦琇之父周庆云却无暇顾及。作为太平轮营运公司——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公司)的股东，为了筹钱赔偿罹难者家属，他已心力交瘁。 租用太平轮
1938年，三个浙江老乡周曹裔、马斯才和龚圣治在上海兴办了建中公司，做船运。1943年，建中公司更名为中联公司。不久后，宁波人周庆云、蔡天铎入股。
周曹裔是大股东，全面负责，马斯才负责人事，周庆云负责财务，蔡天铎负责船务，龚圣治身体不好，不太参与公司的事。
公司拥有两艘船，分别是客货两用的安联轮和货船华联轮。因货运量增大，1946年12月，公司向太平船务公司短期租借了客货两用、可装2050吨的太平轮，日租费300美金。1948年7月14日起，改为长期租用，月租费7000美金。
随着业务的兴旺，周庆云斥资在上海张园置业。张园是19世纪末英国人造的花园洋房，位于南京西路和泰兴路路口，共有九栋，周家买下的是第三栋。当时，周家有保姆料理家务，周庆云出入有小车和司机。
1948年11月，随着战事愈演愈烈，国民政府南迁的决定已不是秘密。许多机构跟着撤退，中联公司也召开了董事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第一，在香港设立临时总部，由周曹裔负责选址；第二，马斯才去台湾考察，蔡天铎安排船只事务，日后把中联公司开到台湾去；第三，周庆云和龚圣治在上海变卖资产，负责收尾。处理完这些事务后，先去香港述职，再一起去台湾。
1949年年初，香港和台湾的房子都已买好，八艘轮船正在新造中，公司上下雄心勃勃，准备大发展。
但就在此时，太平轮事件发生了。
太平轮沉没
对周琦琇的表姐的婚事，周家长辈并不太赞同，但作为娘家人，不得不去帮她撑场面，遂决定让小字辈去香港参加婚礼。
18岁的周琦琇和表姐最亲，又恰逢寒假，她自然要去。15岁的表妹陆桃仙也要跟着去看热闹。表姐的亲弟弟孔祥麟二十多岁，周琦琇叫他“三哥”。孔祥麟已经工作，便承担起买票和沿途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
反正，坐的是自己公司的船，大人们都颇为放心。
1949年1月27日中午，阳光很好，暖融融的。周琦琇吃完午饭，穿着为了参加婚礼新买的麂皮夹克，和三哥、表妹一起到了黄浦江边，上了太平轮。
周琦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上船时，甲板上已挤满了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她只能踮着脚，在空隙里穿行。上楼时，她回头看，甲板上密密麻麻都是人。
他们住的二等舱，是四人间。周琦琇和表妹一直兴奋地聊着天。
船只原定载客508人。但这是年关前去台湾的最后一班船，许多人想尽办法登船。 《太平轮1949》的作者张典婉采访了多位曾在1948年至1949年间乘坐过太平轮的人。他们都表示，那时船票价格早已不是票面价，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只要与船上工作人员熟识，都很容易无票上船，有办法的人，拿张名片也能上船。因此，据后来估计，这一天的太平轮上，实际载了千余人。
原订上午10点出发，后改为下午2点，但时间到了，货物还在源源不断地运上船。据后来的庭审记录，太平轮上装了国民政府的各种文件、600吨钢材、中央银行的80箱卷宗和商人们的货物，满满当当的。
将近5点，太平轮终于起航。
这一天，没有风，没有雾，是行船的好天气。因在战争中，海上设有宵禁区，太平轮没有开灯。
年关将近，船上的人都在提前庆祝春节。船上的厨师张顺来后来回忆：“看到船上大副、二副们，当天晚上喝酒赌钱。”生还者徐志浩回忆，太平轮一直熄灯急驶，大副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记调舵，等发现建元轮迎面而来，挂灯、鸣笛已经来不及。
当晚11点45分，在舟山群岛的白节山附近，太平轮和装载木材和煤炭的建元轮相撞。 听到撞击后，孔祥麟反应很快，给自己和两个妹妹都套上了救生衣，跑到了甲板上。 这时，太平轮已开始倾斜。可以坐几十人的救生船里挤满了人。周琦琇看到，船员正在放另一艘救生船，一边的绳索已放下，另一边尚未解开，太平轮便被海水淹没了。 太平轮上的千余人和建元轮上的74人，统统被抛进了冰冷的海水中。
孔祥麟抓住了一根粗圆棍，周琦琇和陆桃仙共同抓着一只木箱子，彼此相望。 海上飘浮了许多人，救命声此起彼伏。有大轮船亮着灯经过，却没有停下救人。
渐渐地，呼救声少了。然后，一个浪头过来，孔祥麟不见了踪迹。周琦琇和陆桃仙在黑暗中大声喊他，没有人回答。周琦琇知道，三哥没了。她自己也冻得几乎失去知觉。
这时候，漂来一块大木板，上面已坐着几个人。他们看到这两个女孩子，就将她们拉了上去。
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已快失去意识的姐妹俩和其他34个人一起，被赶来的一艘澳大利亚军舰救起。另外还有数人被周围岛屿的渔民救起。生还者共40余人。其余近千人，全部葬身东海。
被送回上海后，陆桃仙不治身亡，周琦琇被送到一个当医生的亲戚家里休养。她猜测，或许是因为麂皮夹克防风，救了自己一命。
此后，她每晚都做噩梦，常常尖叫着醒来。有的时候会犯迷糊，昏昏沉沉。
寒假结束一个多月后，她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她努力不去想发生的事情，专心于补课。 净身出户
最先得知海难的，是船东太平船务公司。他们立刻给中联公司总经理周曹裔打电话，周曹裔通知了其他四位股东。
太平船务公司的其他船只都在欧美保险公司投保，唯有太平轮在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海难发生后，保险公司无力赔偿，宣布破产。
遇难者家属来到中联公司，将公司的办公用品捣毁，又找到周曹裔家，愤怒地砸毁了家具。
1月30日，在台湾的遇难者家属向警局提出申请，扣押中联公司在台财产。31日，太平轮遇难家属委员会成立，并召开了记者会。委员会共21人，分总务、调查和联络三组。 2月3日，周曹裔与遇难家属见面。
两天后，搜索遇难者的海川轮返航。家属正式向中联公司提出要求，除继续打捞以外，还需给予每个家属白米100石的赔偿。
2月，中联公司和家属签订协议，分三期赔付，分别是25石、25石和20石大米。 因台湾法院扣押了安联轮和华联轮，中联公司失去了进项，能用于赔偿的，就是年前卖出的船票钱。
中联公司的五个股东经过协商，决定卖掉中联公司以及位于上海四川中路459号的中联总部。但所得并不够赔偿总额。 4月6日，上海法院开庭。
周曹裔委托马斯才出面应诉，自己离开了上海。不久后，马斯才也不见了踪迹。蔡天铎在台湾，龚圣治身体不好，家属们能找的，只剩下周庆云。
周庆云的二儿子周琪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开庭前两个多月里，父亲本来也有机会带着全家和财产，远走香港或台湾。但父母不想被人戳脊梁骨，决定留下处理赔偿事务。
开庭后不久，张园就被两三百名家属围了起来。每一次周家人进出，都被搜身，以防秘密转移财产。
周庆云将家里存有的四五根“大黄鱼”(上海对十两黄金的专称)、70到80根“小黄鱼”(上海对一两黄金的专称)以及全家人身上的金银首饰统统卖掉。以后，又卖掉了张园和汽车。这些钱都用来赔偿家属。周庆云唯一的要求是，从中支取一部分，支付保姆和司机的工资。家属代表同意了。
当年5月，周庆云和妻子净身出户，除了身上穿着的那身衣服，连被褥都没有带走。几个孩子已由舅舅苏独梅提前带走，暂时住在上海大顺旅社。出门前，照例都被搜了身。 5月27日，解放军攻占上海。赔偿逐渐不了了之，只履行了七八成。太平轮家属委员会又在台湾向法院提出了诉讼。
有的家属自始至终没有拿到赔偿。张祖华的父亲随太平轮沉没，怀孕的母亲张鲁琳带着5岁的大儿子先行去了台湾，3岁的她最终留在了天津，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现年68岁的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他们家都没有收到一分钱赔偿。 卖血
大顺旅社的房钱太高，周家很快搬到了上海新城隍庙的一处木板楼，每月租金7元钱。楼下是一间10平方米的客厅，从窄小的楼梯上去，二楼是一间8平方米的屋子，上面还有一个4平方米的小阁楼，三兄弟就睡在阁楼上。
此时，周庆云已失去全部生活来源，只能靠向过去的朋友借钱度日。每次借钱回来，他都会在账本上记一笔。因为无力归还，时间久了，再也没人愿意借钱给他。不过，有的人虽然不借钱了，但还会给两勺米。
兄弟三人共盖一床没有被面、破着洞的棉花被。衣服多是亲戚朋友送的，冬天只有一件棉衣，大哥穿着出门，两个弟弟就没法出去。隔壁人家吃完饭，倒了豆渣出来，母亲会把豆渣收拾回来，撒一点面粉在其中，给他们做面疙瘩填肚子。
他们最期待的是舅舅来的日子。这一天，舅舅总会打一点酒菜，带一点肉来。
很多年后，直到母亲去世前，周琪敏兄弟三人才知道，母亲从1949年到1950年一直在卖血。拿到几十元营养费后，她会给家里改善下伙食。她告诉丈夫和孩子，钱是从亲戚家借来的，谁都没有怀疑。
1950年，上海市政府来人找到周庆云，希望他去一趟香港，劝周曹裔返回大陆，同时把被台湾政府扣押的安联轮和华联轮一起带回来。
周庆云也想重新起家，于是借了一笔路费，去了香港。但周曹裔告诉周庆云，船是不可能要回来的，他自己也不会再回大陆。他顾念昔日情分，给了周500元钱，权当路费。
篇二:《1949年太平轮沉船事件改变多少人命运》
1949年太平轮沉船事件改变多少人命运
2014-11-13 12:28 来源：正北方网-北方新报 我有话说
2014-11-13 12:28:53来源：正北方网北方新报作者：责任编辑：朱鹏璇
也有很多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没有坐上死亡之轮，比如星云大师就曾说，“我因为时间匆促，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而幸免一劫。”星云大师把这看做是因缘。{太平轮事件}.
目前没有发现太平轮的照片留存于世。图中是与太平轮同属中联公司的华联轮在上海离港时的画面，太平轮最后一次航行大概也是这样的情景
在1949年两百万人溃退到台湾的过程中，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中国沿海每一个重要的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在太平轮出事前，1948年12月3日下午，一艘从上海开往宁波的轮船在吴淞口爆炸，据说遇难者有数千人。几天后又有两艘轮船相撞，一个月后太平轮沉没。太平轮沉没后5天，祥兴轮与一艘葡萄牙货船相撞，葡萄牙船沉没，只有23人幸存。
在这艘太平轮上遇难的乘客中有太多当时的名人，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蒋经国好友俞季虞，袁世凯之孙袁家艺，《时与潮》总编{太平轮事件}.
辑邓莲溪，还有神探李昌钰之父，龚如心之父等等。李昌钰记得母亲曾雇飞机来到失事点搜寻父亲踪影。太平轮沉没时，年仅45岁的天才音乐家、南京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也在船上，他本来想去台湾，准备为国立音乐学院迁台寻觅新址，并和夫人与独生女团聚过年的。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与太平轮有关，而电影也是改编自作家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写到了上海小姐李彤因太平轮失事，父母遇难的情形。
也有很多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没有坐上死亡之轮，比如星云大师就曾说，“我因为时间匆促，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而幸免一劫。”星云大师把这看做是因缘。在《太平轮一九四九》有这么一段描述，“2004年，我与《寻找太平轮》制作人洪慧真，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与朋友张安霓用餐，一眼在餐厅看见白先勇，他为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舞台剧演出，来到上海。我们说明是为了拍摄《寻找太平轮》纪录片而来，他手一指，指着餐厅角落吃饭的客人。‘哪儿！你们该访问他，他吐奶，没上太平轮，救了全家。他就是学者、作家郑培凯。当时郑培凯全家已经买好了1月27日太平轮船票，只因郑培凯吐奶，家人就退了船票买了机票。
“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李昌钰常常这样感慨。父亲李浩民在太平轮上遇难时，李昌钰才不到10岁。随着父亲的离世，优渥的生活就此结束，最后因为警校免学费而选择从警之路。
上海的徐瑞娣，她的父亲当年是太平轮的船员，徐瑞娣对《东方早报》记者说，“父亲遇难的时候，我只有三四岁，我只依稀记得跟母亲到码头送父亲。从{太平轮事件}.
此再也见不到了。”1949年后，徐瑞娣和母亲留在了上海，“后来为了生活，母亲改嫁，也很少再说起父亲和太平轮。张典婉他们去年在舟山为遇难者做海祭，我也参加了。”徐瑞娣说，“当年遇难者后代在上海肯定不止我一个，我也希望知道他们在哪。”
在台北的王兆兰是官方公布的36名幸存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目前在世的两名幸存者之一。当太平轮倾覆时，她用力抓住弟弟和妹妹的手，她还记得母亲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带好弟弟妹妹。”母亲立刻被海浪冲走，妹妹也被卷走。遇难之后，在台北的王兆兰父亲把她接回了台北，她的故事也直到2010年后才为人所知。
葛克是所有36名幸存者中最知名的一位，当年任国防部参谋少校，他的台湾行是要赶在新年前把妻子家小带到台湾，结果这趟旅程成了家人的不归路，只有他幸存了下来。1949年后他在台湾，继续在军中服役。在海上被救后，他遇到了同样在太平轮上失去亲人的袁家姞，在太平轮遇难后第二年，他们结婚生子。袁家姞在太平轮上失去的是父亲袁家艺—袁世凯之孙。
现居福建老家的叶伦明已经90岁了，当年家人在台湾做生意。他还能对太平轮失事做直接回忆。1949年后，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妻子在台湾。1980年代开始定居香港，到香港后开始跑马拉松，他成了香港长跑的代言人。张典婉说，拍纪录片写书都是为了两岸“离散的记忆、团圆的拼图”。历史走过60年，90岁仍然在世的叶老似乎可以圆满60多年前的爱情，但叶老最后还是选择孤身。叶老1949年死里逃生，从此与妻子失去联系几十年。直到1980年代，叶老去香港定居，才联系到台湾的家人，得知妻子已经改嫁，“他觉得很伤心，竟孤老
一生。”张典婉说，晚年很多人怂恿他们复婚，但叶老始终不愿意，还说出“我没有结婚，她死了”的负气话。
篇三:《揭秘：1949年太平轮沉船事件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揭秘：1949年太平轮沉船事件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在1949年两百万人溃退到台湾的过程中，太平轮的悲剧只是其中一个小插曲，在中国沿海每一个重要的港口，类似太平轮这样的生死离别在日复一日地上演。在太平轮出事前，1948年12月3日下午，一艘从上海开往宁波的轮船在吴淞口爆炸，据说遇难者有数千人。几天后又有两艘轮船相撞，一个月后太平轮沉没。太平轮沉没后5天，祥兴轮与一艘葡萄牙货船相撞，葡萄牙船沉没，只有23人幸存。
在这艘太平轮上遇难的乘客中有太多当时的名人，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蒋经国好友俞季虞，袁世凯之孙袁家艺，《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还有神探李昌钰之父，龚如心之父等等。李昌钰记得母亲曾雇飞机来到失事点搜寻父亲踪影。太平轮沉没时，年仅45岁的天才音乐家、南京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也在船上，他本来想去台湾，准备为国立音乐学院迁台寻觅新址，并和夫人与独生女团聚过年的。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与太平轮有关，而电影也是改编自作家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写到了上海小姐李彤因太平轮失事，父母遇难的情形。
也有很多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最后没有坐上死亡之轮，比如星云大师就曾说，“我因为时间匆促，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而幸免一劫。”星云大师把这看做是因缘。在《太平轮一九四九》有这么一段描述，“2004年，我与《寻找太平轮》制作人洪慧真，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与朋友张安霓用餐，一眼在餐厅看见白先勇，他为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舞台剧演出，来到上海。我们说明是为了拍摄《寻找太平轮》纪录片而来，他手一指，指着餐厅角落吃饭的客人。‘哪!你们该访问他，他吐奶，没上太平轮，救了全家。’”他就是学者、作家郑培凯。当时郑培凯全家已经买好了1月27日太平轮船票，只因郑培凯吐奶，家人就退了船票买了机票。 “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李昌钰常常这样感慨。父亲李浩民在太平轮上遇难时，李昌钰才不到10岁。随着父亲的离世，优渥的生活就此结束，最后因为警校免学费而选择从警之路。
上海的徐瑞娣，她的父亲当年是太平轮的船员，徐瑞娣对早报记者说，“父亲遇难的时候，我只有三四岁，我只依稀记得跟母亲到码头送父亲。从此再也见不到了。”1949年后，徐瑞娣和母亲留在了上海，“后来为了生活，母亲改嫁，也很少再说起父亲和太平轮。张典婉他们去年在舟山为遇难者做海祭，我也参加了。” 徐瑞娣说，“当年遇难者后代在上海肯定不止我一个，我也希望知道他们在哪。”
在台北的王兆兰是官方公布的36名幸存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目前在世的两名幸存者之一。当太平轮倾覆时，她用力抓住弟弟和妹妹的手，她还记得母亲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带好弟弟妹妹。”母亲立刻被海浪冲走，妹妹也被卷走。遇难之后，在台北的王兆兰父亲把她接回了台北，她的故事也直到2010年后才为人所知。
葛克是所有36名幸存者中最知名的一位，当年任国防部参谋少校，他的台湾行是要赶在新年前把妻子家小带到台湾，结果这趟旅程成了家人的不归路，只有他幸存了下来。1949年后他在台湾，继续在军中服役。在海上被救后，他遇到了同样在太平轮上失去亲人的袁家姞，在太平轮遇难后第二年，他们结婚生子。袁家姞在太平轮上失去的是父亲袁家艺——袁世凯之孙。
现居福建老家的叶伦明已经90岁了，当年家人在台湾做生意。他还能对太平轮失事做直接回忆。1949年后，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妻子在台湾。1980年代开始定居香港，到香港后开始跑马拉松，他成了香港长跑的代言人。张典婉说，拍纪录片写书都是为了两岸“离散的记忆、团圆的拼图”。历史走过60年，90岁仍然在世的叶老似乎可以圆满60多年前的爱情，但叶老最后还是选择孤身。叶老1949年死里逃生，从此与妻子失去联系几十年。直到1980
年代，叶老去香港定居，才联系到台湾的家人，得知妻子已经改嫁，“他觉得很伤心，竟孤老一生。”张典婉说，晚年很多人怂恿他们复婚，但叶老始终不愿意，还说出“我没有结婚，她死了”的负气话。
篇四:《20太平轮沉船之谜》
冬日的黄浦江边，看不见阳光。动荡局势的让繁华的上海滩罩上一层阴影。
1949年1月27日，农历除夕的前一天。即将到来的节日让码头变得人声嘈杂，太平轮停靠在江边的轮渡码头上。要过春节了，人们提着大包小包，或赶着与台湾的亲人团聚，或决意带着家眷离开，有票的，没票的，不断涌入上船的旅客，让太平轮拥挤不堪。
13时许，28岁的叶伦明来到上海黄浦江的轮渡码头。 他即将乘坐太平轮，到台湾基隆去做生意，顺便与妻子团聚。
“叶家在二战结束以后，从福州搬到上海定居，住在鸭绿江路上。”叶伦明的侄女叶秀华告诉记者，“在伯父的记忆里，当年他最常坐的是华联轮、太平轮。华联轮的船舱比较舒适，太平轮是整修改装的商务船，甲板下的船舱位子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