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解开《春秋》之谜的一把钥匙》
解开《春秋》之谜的一把钥匙
——《春秋》性质试探之一
王伯虎
内容提要：《左传》桓公二年“公至自唐”释文，是解开《春秋》之谜的一把钥匙。这段释文告诉我们：《春秋》并不是对事件本身的记载，而是对告庙仪式的记载。循此思路，以往《春秋》研究中遇到的一切疑难问题均可迎刃而解。由于《春秋》只是告庙（及其他祭祀活动）的记录，用史书的标准来衡量，它是完全不合格的。由于依告而书，因而与事实不符的记载很多；又由于不告不书，因而极不完整；更由于它不是为读者，而是为太史自己看的，因而过于粗略、隐晦，离开了《左传》就没办法弄懂。但《春秋》原是一部“寓褒贬，别善恶”的政治书，不可以史书的标准来要求。
关键词：告庙、不书、即位、依告而书。
————————————————————
一、一段释文
《春秋·桓公二年》书：
冬，公至自唐。
《左传》释曰：
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
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这段释文颇为重要，是解开《春秋》之谜的一把钥匙。
传统看法认为：《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照此理解，“公至自唐”即是对鲁桓公从唐地返回鲁国这一件事的记载。然而错了！《左传》释文告诉我们：它不是对这件事本身的记载，而是对桓公返国后举行的告庙仪式（“饮至”）的记载，其中包括“舍爵、策勋”等一系列活动。如果桓公回国后不曾举行告庙仪式，不曾行“饮至”之礼，那《春秋》便不会有这条记载。
释文还告诉我们：不仅桓公二年的“至自唐”，而且整部《春秋》所书鲁十二公的历次出行（据杜预《释例》统计，共176次[1]），包括征伐、盟会、朝聘、婚娶、丧葬等，也都不是记载这些行动本身，而是记载行前事后所举行的告庙仪式。
按照周礼规定：凡国君出行，均须告庙；返回之后，又须再告，行“饮至”之礼，犒赏功臣。如果这样做了，太史便书之于《春秋》。如果行前不告庙，返回不饮至，那么不管事情多么重要，也不书于《春秋》。所谓“君举必书”[2]，其真实涵义是指：君举必告庙，告庙则书。{《春秋》闵公二年冬}.
由于《春秋》记的是告庙仪式，而国君告庙一般遵循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即所谓“讳国{《春秋》闵公二年冬}.
恶”[3]。故常有行前虽告庙，而返回却不告，因而未书于《春秋》之事。据《释例》统计，《春秋》书公行176次，而书“至”者仅82次，不及一半。其余94次未书，都是回国后未曾告庙。[1]
为何不告庙？《释例》解释：“隐公之不告，谦也；余公之不告，慢于礼也。”
杜预谓“隐公之不告，谦也”，完全正确。隐公原非国君继承人，不当立。只因太子桓公年幼，才暂摄君位，故不以国君自居，国君的排场，能免则免。他在位11年，《春秋》记行次数不少，而书“至”者一次也没有。因为他行前虽不能不告庙，而回国后的“饮至”庆功，则“谦”而不行。
至于说“余公之不告，慢于礼也”，不完全是。孔颖达《正义》指出：“其中亦应有心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耻辱，不足为荣，则克躬罪己，不以告庙，非为慢于礼也。”这就对了。
不仅返不告庙，不书于《春秋》；行不告庙，同样不书于《春秋》。
据《左传》僖公元年：“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
又文公二年：“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适晋不书，讳之也。”
旧以为“讳”国恶者乃是记事的太史或修《春秋》的孔子。不对！实即国君自己。
僖公出国，大约是逃难。当时庆父连弑二君（子盘、闵公），局势急剧动荡。僖公随季友仓皇出逃，自然来不及告庙。出既不告，回来也就不必告了，反正不是光彩事。
文公则因慢待霸主，被迫请罪，更是丢脸，难以向祖宗启齿，所以不举行告庙仪式，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讳”了。
桓公二年这段释文，杜预、孔颖达都注意到了，但对它的重要意义估计不足，只是就事论事。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段释文是解开《春秋》之谜的一把钥匙。释文启示我们：《春秋》记事，非记事件本身，而是记的告庙（及其他重要的祭祀）仪式。
告庙（及其他祭祀）是向祖先和神灵说话，是很庄重的，不管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说出来就不能改口；告庙的内容要“示于朝”[4]，并向盟国赴告；太史也要书于竹简，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春秋》（其中除个别地方孔子出于某种原因作了改动外，基本上保留了太史原初的样子[5]）。
《春秋》不是记的事件本身，而是记的告庙（及其他祭祀）仪式。循此思路，以往《春秋》研究中遇到的一切疑难问题均可迎刃而解，《春秋》殿堂的神秘之门便向我们打开。
二、难点剖析
下面我们就按照这种认识，对过去《春秋》研究中出现的几个难点试作剖析：
（1）不书即位
《春秋》于鲁君之元年例书“春王正月，公即位。”唯隐、庄、闵、僖四公仅书“春王正月”，不书即位，各有缘故。
隐公之不书即位，《左传》是这样解释的：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
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
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
位，摄也。
“隐公立而奉之”，学者的理解有分歧。或以为隐公立桓公为君而由自己摄政[6]，不妥。隐公实居君位，生称“公”，死谥“隐”，《春秋》、《左传》俱有明证。或以为隐公自立而奉桓公为太子[7]，也不妥。惠公在世，桓公已经被立为太子，观此年《传》之“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可知，何用再立？{《春秋》闵公二年冬}.
隐公非太子，不当立。但由于当时鲁国与宋国处于战争状态，与齐、郑的关系也很紧张，而太子桓公年幼，大约十岁上下，难以担此重任，故由隐公暂居君位，以俟桓公成年，再归政于他。“奉之”，非奉桓为君，也非奉为太子，而是奉为宗主（公族之长）。《春秋》十一君，均是既为君主，又为宗主；唯有隐公，只居君位，不为宗主。所以“改葬惠公，公弗临”[8]；其母声子卒，“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9]，不以夫人之礼葬。《左传》于隐公，用了一个“摄”字，恰当地表达了隐公的这种微妙地位。
旧以为春秋诸侯即位，必在元年正月，这是对《春秋》的误解。“元年正月，公即位”，记的只是仪式，意即在新君元年之正月举行即位之礼。先君故世，新君便须即位，不然谁为丧主？这一点，《左传》说得很明确。试举几例：
隐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四年又说：“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可见宋殇公即位与公子冯出奔在同一年，即隐公三年（宋穆公九年），而不是隐公四年（宋殇公元年）。
隐公四年：“卫人逆公子晋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明言是“十二月”即位，非次年正月。
庄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子般即位，次于党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子般即位于庄公末年，还没有活到应举行即位之礼的次年正月就被杀害了。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昭公即位而葬。”即位与葬在同一年。
文公十五年：“夏五月，（齐）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齐商人弑舍。”舍
也未逾年。
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
襄公十九年：“夏五月壬辰晦，齐灵公卒。庄公即位，执公子牙于句渎之丘。”也是在灵公去世之年即位的。
如果我们把“元年正月，公即位”理解为元年正月才正式即位，那就无法理解：隐、庄、闵、僖四公均未书“公即位”，岂不等于说四公并未“即位”，那为何四公却堂而皇之地作起国君来了？因此，四公之“不书即位”，并非未即位，早就即位（隐可称“摄位”）了，只是因故免行即位之礼罢了。
《春秋》分一年为四时。四时之中，有事则记事，无事书首月，分别作：“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所谓“四时必具，乃得成年”[10]。四公之元年春，《春秋》均记有事，则此“春王正月”非无事之文。可知四君虽未行即位之礼，仍于此时举行了某种简单仪式，只是非常礼，故仅书“春王正月”。{《春秋》闵公二年冬}.
元年正月不书即位的还有一位定公。因为定公的实际即位时间及即位之礼在此年六月，元月无事，三月始有事，故《春秋》书作“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无“春王正月”字样。
（2）不书葬
鲁君安葬，《春秋》例书“葬我君×公”。而隐公被弑，《春秋》却未书“葬我君隐公”。《左传》释曰：“不书葬，不成丧也。”意思是说埋葬隐公的时候，“丧礼不成”，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来安葬他。书“葬”，则是按照国君的规格举行了葬礼。{《春秋》闵公二年冬}.
夫人之葬礼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据《左传》介绍，夫人去世，需“赴于诸侯”，“反哭于寝”，“祔于姑”。如此，《春秋》则书“夫人×氏薨”，“葬我小君××”。隐公之母声子去世，无这些仪式，故仅书“君氏卒”，不称夫人，也不书葬。[11]襄公之母定姒去世，“不殡于庙，无櫬，不虞”，匠庆谓之“小君之丧不成”[12]。定公夫人定姒去世，“不赴，且不祔也”，《左传》说是“不成丧也”[13]，故《春秋》书作“姒氏卒”，“葬定姒”；不称夫人、小君。昭公夫人孟子去世，“死不赴”，“不反哭”[14]，故《春秋》仅书“孟子卒”，不称夫人，不书葬。
国君配偶有夫人、如夫人等不同等级，其葬礼也有不同档次，故《春秋》有不同的书法。而国君葬礼只有一种，不合于礼，即为“不成丧也”，不书于《春秋》。
（3）非公命不书{《春秋》闵公二年冬}.
隐公初年多有应书而不书之事，《左传》释曰：“不书，非公命也”。如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冬，公子翬“及邾人、郑人盟于翼”；“新作南门”，均未书。
“盟于翼”事先未得到授权，不书可以理解。然而“费伯帅师城郎”和“新作南门”二事不书，如何理解？“非公命也”，难道是下面的人瞒着隐公偷偷干的，隐公一点也不知道？还是隐公虽然知道，却对臣子的自行其是听之任之？
南门即鲁都之门，就在眼皮底下，隐公怎能不知？“城郎”出动了军队，也不能以不知搪塞。二事皆公事，臣子何必偷偷干呢？所需人力、物力又从何而来呢？城郎是为“入极”作准备的，次年“无骇帅师入极”，即有费伯的功劳，故《左传》曰：“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费庈父即费伯。“入极”既有公命，“城郎”怎能无公命呢？
其实，“公命”也是仪式。
春秋时期，凡有“公命”，皆于宗庙进行。闵公二年《传》：“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赈于社”。《礼记·祭统》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祭义》：“爵禄庆赏，成诸宗庙，所以示顺也。”赐命仪式为：“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15]。是很隆重的。
赐命于宗庙，即为有“公命”。虽受命于公，而不在宗庙，则为“非公命”，非指无命而行。隐公因是摄位，可能为了避嫌，所以尽量少用国君的仪式，特别在其初年，很注意这一点。但这样作是不正常的，所以后来除不行“饮至”之礼外，其他的仪式亦以国君之礼行了。
（4）公弗临不书
隐公元年《传》：“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阕，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前已说过，隐公虽居君位，而非宗主。改葬惠公是鲁国当时的一件大事，隐公若到场，则以国君身份盖住桓公。为了避嫌，隐公“弗临”，以弟桓公为丧主。然而国君不为丧主，无此先例，不管多么隆重，档次也降低了。故不书于《春秋》。
“卫侯来会葬”，只见了桓公（当时还不是国君），没有见到隐公，所以也不书。
（5）公不与小敛，不书日
《春秋》书鲁大夫卒，一般书日，唯有四次例外。其中隐公时三次（公子益师、无骇、挟），文公时一次（叔孙得臣）。
为何不书日？《左传》释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16]前人百思不得其解。书不书日，与公“与”“不与”小敛有何关系？若说“公不与小敛”则“不书日”，那么公孙敖卒于齐，文公肯定“不与小敛”，何以又书日？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把“××卒”当作对某人逝世的记载，而是当作对仪式的记载，那就容易理解了。
春秋时期，鲁国臣子去世的很多，而书于《春秋》的只有少数。这些人地位崇高（一般
篇二:《《春秋左传》专题》
理论·政策·产业
挖掘文化资源 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系列讲座之二十四《春秋左传》
陕西日报 2015年2月17日
编者按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既是古代汉族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左传》不仅发展了编年体，并引录保存了当时流行的一部分应用文，给后世应用写作的认提供了借鉴，本期周末讲座邀请到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胡安顺，为我们讲述《左传》的古今大意。本报特撷取其中精华加以摘编，敬请关注。
专家讲义摘要
一、《春秋》的基本概况
《春秋》，是春秋时期（前770—476)鲁国的史书名（春秋时期，晋国的史书称《乘》，楚国的史书称《祷杌》），共一万六千余字，传说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修订而成。书中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六年
（前 479)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诸侯国的重要事件。
《春秋》的记事为编年体，即以鲁国十二个君主隐公、桓公、庄公、闻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在位时间的前后为次记事，年分季，季分月，月分日，日系事，秩然有序，一年之中可见各国之大事。其行文非常简略，相当于今天的大事年表。
由于《春秋》经过孔子的整理，成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故权威性很高。在先秦时期，即有人为之作注。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注释《春秋》的学者共有五家，即《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其中《邹氏传》后来无传授之师，《夹氏传》只用口授而无书，故皆湮灭而无闻。另外三家均流传至今。其中《公羊》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政治结合紧密《谷梁》的解释比较谨慎，主张以信传信，以疑传疑。《左传》的解释主要是补出历史事实，同时也说明笔法。由于《春秋》记事极其简略，许多事实如果没有《左传》的记载便无从知晓，故《左传》的史学价值远高于《公羊》《谷梁》两家。东汉学者桓谭把《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比
作衣服的表里，他在《新论》中指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二、《左传》的基本概况
《左传》，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始称《左氏春秋》。全书共十八万余字。内容宏富，文辞典雅,记事详明，议论深刻，人物众多，体大思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编年体历史。作者者旧说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今人多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成书于战国初期，可能非出自一人之手。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为解释《春秋》而作，故班固在《汉书》中始称作《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同《春秋》一样，《左传》亦以鲁国十二君主的世次及在位时间为纲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722—468)，详细记载了255年间列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活动，是研究春秋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左传》着力宣扬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正统观念。同时也表现出了许多进步的的思想倾向，如轻天命重人事的思想、民本思想、爱国思想、
变革思想以及尚农、尚贤、诚信、勇武、立德、立功、立言的观念等。对一些著名政治家犯颜直谏、勤政恤民的事迹进行了热情歌颂，对统治者自私残暴、荒淫无耻的行径进行了无情揭露，对人民饥寒交迫、道瑾相望的苦难进行了如实反映，扬善，抑 恶，褒贬分明，忠于史实，影响深远，为后代史学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左传》评《春秋》记事具有“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敢。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成公十四年)等优点，其实《左传》本身即具有这些优点。
《左传》在战国时期即开始流传。西汉末，由于刘歆的努力，《左传》被立于学官。东汉时期，研究《左传》的学者主要有贾徽、贾逵、服虔、郑玄等人，其中贾逵的《春秋左氏解诂》,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谊》，均影响巨大。西晋初年，杜预撰《春秋左氏传集解》，将《左传》分年编附于《春秋》之后，用来解释《春秋》，同时加进自己的注解，这是流传至今最早通释《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