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王桂荃
梁启超与王桂荃的故事(爱情、亲情) 梁启超是晚清政治名流、着名学者，当年，他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他不能食言，因此，连小妾的名分，他都无法给她。但她无怨无尤，在为他生下七个孩子后，她仍然不曾向他索取名分。六岁时，她作为陪嫁，跟随时任京兆公李朝威的掌上明珠李惠仙嫁到梁家。风华正茂、才气纵横的梁启超嫌她的名字王来喜太恶俗，随口改成王桂荃。她聪明勤快，识大体，深得主人欢心。18岁时，在女主人李惠仙的主张下，她和梁启超圆了房。但梁启超是晚清政治名流、着名学者，当年，他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他不能食言，因此，连小妾的名分，他都无法给她。但她无怨无尤，在为他生下七个孩子后，她仍然不曾向他索取名分。 梁启超温和儒雅，才华横溢，在她心里，无异于仰止的高山。她爱他，为他生儿育女，就是莫大的幸福。在家中，她不辞辛劳，侍奉他的双亲，照顾他和他的妻儿。梁启超偶尔会教她读书识字。她冰雪聪明，很快就能看书读报，甚至写信。戊戌政变失败后，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梁启超东逃日本。她也跟随他一家人到日本避难，聪慧如她，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凡对外联络，大都由她操办。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四年，主要靠卖文维生，生活清苦。李惠仙是千金小姐，体弱多病，家中大小事务，便全都由她操持掌管，她把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安排得妥妥帖帖。 有一年，李惠仙生的孩子染上了白喉，她守护在医院里，衣不解带，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而其实她的亲生女儿也正因白喉挣扎在死亡线上，她分身乏术，女儿因护理不周夭折了，她很伤心，偷偷地躲在卫生间里边洗衣服边痛哭。 梁启超没留下多少遗产，却留给她九个尚未成年的儿女，最小的只有四岁半。她成了梁家的顶梁柱。她称一大群孩子是她可爱的宝贝。她千方百计让孩子多读书，孩子做了错事或不认真读书，她总是用温和朴素的话教育他们。多年后，子女们回忆起她，都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她的话：“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们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子女们不顾梁启超的忌讳，称呼李惠仙为“妈”，却发自内心称呼她为“娘”。 她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她的勤奋坚忍潜移默化在孩子们身上，也成就了这九个子女的人生，他们成年后皆为才俊，其中梁思成等三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小儿子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举步维艰。但是她仍竭尽所能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变卖仅剩的一点家产，又不惜放下自尊向老友借贷，凑足400美元作为去美国的路费和开销。新中国刚成立，小儿子匆匆回国，白发苍苍的她亲自到天津码头迎接，因为没有确切归期，她在寒风凛冽的码头整整守候了半个月。梁启超倡导一夫一妻 却与陪嫁丫鬟生下7个孩子 “文革”期间，作为“保皇党的老婆”，家被抄尽，她与孩子们四散分离，风烛残年的她被遣送回乡下，在一间阴暗破旧的牛棚里，孤零零地走完85年的人生。好心的乡亲们偷偷找了一张破草席，把她埋在山坡上。“文革”结束，她的儿女们找来，只能顺着乡亲所指，在平地上，于想象中，在她杂草丛生的坟前哀哭。 在北京香山漫山成片的红叶林，梁启超和妻子李惠仙的合葬墓旁，儿女们为她立了一块卧碑，碑后植一株白皮松，碑上刻有她的名字——王桂荃。【篇二】王桂荃
梁启超之女梁思宁的曲折人生摘自《齐鲁晚报》二零零一年一月五日我是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梁启超之女梁思宁的曲折人生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讲：“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梁启超的女儿就是指本文主人公──梁思宁。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梁启超的女儿就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甚至就在我们身边，几乎有些不相信。近日，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名人之后──梁思宁女士。 推开房门，一位老人立在面前。身材不高，有些瘦弱，典型的南方人体型；花白头发，灰色衣裤，极普通的老年知识妇女装束；双颊微陷，眼窝很深，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大。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双眼睛，深沉、犀利，内涵很多，仿佛探入你的心中。 梁思宁女士生于1916年，今年已经84岁了。虽然比起同龄人来，步履还比较轻捷，但听力、记忆力都有些衰退。她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父亲去世时，她才只有13岁。 与众不同的家世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大太太李蕙仙，二太太王桂荃。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李夫人出身名门贵族，善诗书词章。王夫人出身贫苦，少时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她聪明伶俐，勤奋好学。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后来，妻儿也来到日本。王夫人在这里很快学会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并开阔了眼界，接受了现代西方新思潮。后来又学会了读书看报，写些简单的信。她既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支撑着整个大家庭的生活，又非常理解、支持梁启超的事业。1924年李蕙仙去世后，把几个孩子托付给王桂荃。王桂荃精心抚育他们长大成人，孩子们也都非常孝顺她，认为她是“梁家极重要的人物”。 在老人缓缓叙述那些陈年往事时，我仔细端详她，面部轮廓线条分明，眼睛深邃，既有母亲端庄大方的遗风，又凝聚着父亲洞察一切的神韵。 别无选择的选择 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大都留学海外，在科技界、学术界颇有建树。唯有梁思宁走上了一条与兄长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为这个旧式大家庭里的“老革命”。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家庭叛逆者”的故事，其实，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对于当时的梁思宁是惟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是也只能是惟一的──因为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梁思宁正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日军占领平津以后，华北之大，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梁思宁失学了。社会动乱，找不到工作，也不敢出门访友，出门就会见到日本兵欺负、凌辱中国人的情景。当时他们家位于意租界里，不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筑物，谁也不知道是派什么用的。顺风时坐在家里就常常听见那所房子里传出的阵阵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走在一条小巷里，突然觉得有人拉住我的大褂，嗓音沙哑地说：‘太太、小姐行个好吧！’我低头一看，是个又黄又瘦的残疾人。他说，‘我本是大学生，学校被炸，出来想找个职业，无意中走近那所房子，突然出来几个五大三粗的日本人，把我拉了进去。屋里摆着各种刑具，各种刑具上都有人在受刑，发出惨叫和呻吟。两个歹徒命令我跪在一个烧红的油桶上，马上冒出呛人的浓烟，疼痛揪心！眼看我的膝盖要被烤焦了，狠心的刽子手把我扔出门来。我醒过来想伸伸腿，天呀！我的腿已成了直角三角形，永远也站不起来了！那所房子是个实验新刑具的杀人场呀！’我和母亲听了义愤填膺，泪流满面，十分同情他，给了他一些钱，就赶紧回家了。” 这次经历深深地刺激了梁思宁，她明白了什么是“亡国奴”的生活。弟弟年龄还小，几个大哥大姐远在国外，她经常写信给在上海的五姐思懿诉说苦衷，寻找出路。 “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 梁思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学习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但在民族危亡关头，思懿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与王若兰等被称为“燕京三杰”，是燕大学生领袖。1937年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0年3月底，思宁收到思懿从上海的来信。信中写道，王若兰回天津生小孩，不日将返回南方，好机会来了，你一定要亲自去面谈，可能达到你渴望已久的愿望。王若兰已参加革命多年(后改名康英)，她给思宁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介绍了共产党的概况，告诉她新四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军队。思宁老人深情地回忆：“康英大姐的谈话激起了我的爱国思想，我问康大姐：我能参加新四军吗？她惊奇地看着我说：革命可不是做游戏，最起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要长途行军，在战争中有牺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吗？我说：能！再苦能比当亡国奴苦吗？” 回到家中，思宁对母亲谎称是去上海上大学，免得老人担心。4月6日，母亲把她们送到了塘沽码头的船上。 思懿在上海外滩码头接船，把她们安顿下，又与康英仔细研究了寻找新四军的路线。决定从上海经宁波、鄞县、嵊县、金华，再到皖南，沿途都是蒋占区。比较其他路线来，这条路线短，情况单一，但也可能有风险。 4月12日，思懿与康英和思宁依依惜别。思懿语重心长地嘱咐：“六六(思宁小名)，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再重逢！我们姐妹俩从幼稚园到初中都形影相随，多年来你总是依靠我。从今日起，你就要自己去闯了。”“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也是所有爱国者都向往的去处。要珍惜这次良机，要坚持到底，莫后退。切记！进则生，退则死。退，你有这条路么！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将来我也要离开上海，你还愿意回天津么？”三人挥泪而别。 新四军是一所大学 思宁在康大姐的带领下，一路艰险，在金华还被国民党软禁七天。她们机智地脱险后，被送到两军防地的界线，又经过四个兵站转送，终于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两人分手，康英返回皖北根据地，思宁来到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在陈毅、粟裕的部队里。 生活在梁思宁面前掀开了全新一页，她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切要从头学起，自己已是革命军人，不是老百姓了。新四军的确是一所大学校，她在这里不仅懂得了许多前所未知的革命道理，而且见识了许多有胆有识、大智大勇的英雄，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新四军，思宁主要从事宣传工作。队伍每到一地，她们便迅速深入到老百姓之中，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及对敌斗争的状况，然后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立即编成宣传抗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宣传妇女解放的文艺节目，在老百姓之中演出。由于材料真实、生动，又取自老百姓身边，所以他们的演出总是深受欢迎。 说起这段生活，老人显得特别兴奋，幽深的眼睛中闪烁着青春的光彩。我问她：“从北方大城市，来到人地生疏、潮湿多雨的南方农村，过着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您适应吗？感觉苦不苦？”没想到老人立即爽快地回答：“苦什么！再没那么快活的！”“同志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起，不用看日本人的脸色，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心情特别好。每逢打了胜仗，老百姓便敲锣打鼓送来慰问品，再没那么快活的！”老人重复着说。也许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岁月会过滤记忆，痛苦、阴霾随水而逝，留下的总是欢乐和阳光。 坎坷曲折的人生路 战火中梁思宁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1941年，她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说她的父亲梁启超代表着19世纪末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国家和民族危机面前，她勇敢地奔赴抗日前线，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同父辈一样，也是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代表着中国最革命最先进的力量。然而，由于“左”的思潮影响，父亲梁启超始终是她命运中的阴影。 随着部队转战，后来梁思宁来到山东解放区。1946年，她与同样是从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干部的章柯同志相识结合。1948年，丈夫发现了三个叛徒，要向组织汇报，可是他们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说章梁夫妇是叛徒，因为她是梁启超的女儿。罪名竟是“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被开除党籍，一下子成了人民的敌人。 丈夫章柯曾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开封学生领袖，是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革命。他深知自己的爱人对党绝无二心，于是一再替爱人申诉，“文革”中被造反派诬为“翻案老手”，同样受到不公正待遇。 1948年至1983年，32岁到67岁，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最能干事业的年龄，就这样荒废了。但梁思宁并没有消沉，她一边努力做好分给自己的那份工作，一边尽力照顾好五个子女，不让章老分心。同时，她以极大的意志力量，抵御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凭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她挨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挨过了35个寒暑春秋，在自己年近古稀之时，终于迎来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说到这里，坚强的老人声音哽咽了。即使屡遭磨难，历尽坎坷，老人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选择也始终无怨无悔！ 最后，老人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我是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篇三】王桂荃
做个像梁启超那样的好父亲做个像梁启超那样的好父亲：注视孩子走出的每一步
梁启超，他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不仅如此，梁启超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他的儿女个个事业有成，创造了“一门三院士，个个皆才俊”的近代以来难以复制的家教传奇。堪称“中国家教第一人”。
梁启超
梁启超共9个子女后来都成为杰出人才：建筑学注视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航天学家梁思礼，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炮兵上校梁思忠，图书馆学家梁思庄，经济学家梁思达，社会活动家梁思懿，革命军人梁思宁。
梁启超注视着孩子走出的每一步，从蹒跚学步到青春年华，从亦步亦趋到远走高飞，从莘莘学子到事业有成。
1910年，梁启超抱着2岁的思庄和3岁的思忠
1.合格的启蒙老师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童。童年是人生的春天，能否成为栋梁之才，人生春天的播种至关重要。
梁启超早在1897年写过一篇《变法通议?论幼学》，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阐述了早教、儿童教育的重要性。
在流亡日本的14年间，是梁启超和子女相处较多的时间段。虽处在流亡的状态，生活清苦，但思顺、思成等儿女都有着美好、快乐的童年，都得到了父亲很多的关爱和教育。
梁思顺初到日本是在家中由梁启超教她读书。后入学，梁启超也一直关心她的学习。据《双涛园日记》，1910年正月、二月，梁启超为思顺“讲书”、批改日记、作文有20次，有时竟至彻夜。
梁启超虽忙于办报、办学、撰稿等各事务，但一直没有放松对孩子们的关心和教育。他注意在家中营造适合孩子成长的轻松、快乐的环境与氛围，对孩子很亲和，和孩子一起玩耍，教他们背诗词，给他们讲故事，还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们知识和心智上的启迪。
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期间，与思顺、思成、思永的合影。1906年摄于日本东京。
2.优质的学校教育
教育不是单方面的，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整个教育阶段的关键，社会教育是前两者的延伸。
梁启超总是不计成本，大量投入。他宁肯别的地方省一点，也要让孩子上好的学校，让孩子留学。梁思成、梁思永在留学前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其他子女也打算送出国留学，但因梁启超过早去世，未能如愿。后来，思达、思宁入了南开大学，思懿上的燕京大学。
从情感上对儿女依恋、疼爱，但为了对他们成长更有助益，他还是大力支持子女远涉重洋、负笈留学，增广知识、开阔视野。他9个子女先后有7个曾到海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有5个子女同时求学、生活在国外。
1919年欧洲考察团成员合影（前左二为蒋百里、左三为梁启超）
3.“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
梁启超也关注孩子的职业，他认为事业无所谓大小，个人因自己的地位和财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就是可敬的。他指出，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唯有无业游民，那是圣人也拿他没办法的，所以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当然，梁启超也主张职业最好与人的理想追求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把就业视为谋一饭碗。 1928年他致信梁思成夫妇，认为职业是求自立，但最好符合自己的理想追求，“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的痛苦，倒不值得”。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4.“做官实易损人格”王桂荃
千百年来，儒学倡导“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使“官本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厚传统，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官迷”。
西方发达国家，最有声望的职业多为医生、教授、法官、律师、工程师等高级知识分子，而我国列在前位的是官员。
1916年梁启超致信梁思顺，提到：“但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吾倾方谋一二教育事业，希哲（梁思顺之夫）终须向此方向助我耳。”
梁启超并非一般地反对子女从政，而主张尊重个人意愿，如对梁思忠“走军事和政治那条路”的选择就是肯定的。
【篇四】王桂荃
梁启超的两位夫人梁启超的两位夫人
李蕙仙（1869—1924），祖籍贵州省贵筑（今贵阳），生于北京固安县，
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清末著名维新派大臣、礼部尚书李端棻之堂妹，变法维新领袖之一的梁启超之发妻。 1891年与梁启超结婚。1896年随梁到上海创办鼓吹维新的《时务报》，并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她但任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学校长。李蕙仙与丈夫一起经历了清末民初政坛、文坛的惊涛骇浪，她总是给梁以安慰和鼓励，助梁施展才华，替梁抄录文章，做梁文的第一位读者。李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李蕙仙与梁启超生有3个子女，他们是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著名建筑学家和教育家梁思成和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
王桂荃（1886-1968），四川广元人，梁启超的第二夫人。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王桂荃给梁启超生下了子女8人，后来长大成人的有考古学家梁思永、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梁思忠、社会活动家梁思懿、经济学家梁思达、新四军战士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梁家的孩子们称呼李蕙仙为“妈”，称呼王桂荃为“娘”。戊戌政变失败后，梁、李两家族人纷纷逃亡国外，王桂荃到日本后，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行的东京话。她是李蕙仙得力的助手，也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又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由于她说得一口好日语，所以凡属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系，大部分都是由她来办。1968年王桂荃，在“文革”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篇五】王桂荃
母亲的灵魂影响孩子的未来母亲的灵魂影响孩子的未来
一个家庭,哪怕穷的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善良、节俭、乐观和整洁的女人在料理，这样的家庭仍是心灵的圣堂与快乐力量的源泉。
母亲的形象至始至终都会影响每一个人的人生，也许很多人不会认真地思考和承认这个问题，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不能否认的真理！
一个人从小到大，只要他（她）的母亲伴随着他们的成长里程，母亲的一切，包括母亲的形象；母亲的做人原则；母亲的思想……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始终影响他们的孩子，那些孩子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
一、坚强的母亲教会孩子在困难面前不会怯懦
在人们的一些思维里都是把女人当作柔弱的代表，似乎只有男人才能配得上“坚强”二字。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地遇到困难，能够不惧艰难困苦，一直坚持下去的往往就是那些看起来比较软弱的女人，她们甚至在有些方面比男人显的还要坚强的执著。
像王桂荃（梁启超的二夫人）女士，在梁启超离世之后，带着九个孩子度过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岁月，即使在文-革的动乱年代也没有动摇她的坚强信念，在她去
世以后，梁思成和兄弟姐妹一起在父亲墓旁种下一棵“母亲树”，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坚强母亲。
二、心胸宽阔的母亲让孩子学会展望未来
女人的胸怀历来被文人描写的及其狭窄，甚至还有民间的俗语：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好像世界上只有男人的胸膛是宽阔的大道；而女人的心胸只是山间的羊肠小路。
然而有很多的女人的胸怀让我们敬佩，真是这些女人的胸怀让我们懂得一个母亲的宽阔胸膛会对孩子起多大作用。
郭安娜——（郭沫若的第二位夫人）这个现代人也许并不知道她的名字的女人，在离开郭沫若后，一个人居然抚养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直到十五年以后见到郭沫若。
三、善良的母亲让孩子懂得悲天悯人
人类社会最可怕的就是行为的残酷和精神的冷漠，可是我们谁也不能否认很多人好像无法躲避这两种悲惨的现实。
“悲天悯人”的情怀虽然有后天的修养与教育形成，但是它仍然是来源于孩子母亲的善良根基。
比尔盖茨就说过，自己在母亲那里得到的是“虔诚和善良”，我们在比尔盖茨对全世界贫困地区的大量捐款上就可以看到母亲的印记。
四、冷静镇定的母亲使孩子学会坚韧不拔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或者是有形宣传影像中，我们大多是情况下看到的是遇到灾难时候的母亲，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绝望的想到自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在如今人们难以形容的场面上，一个母亲的镇定和冷静足以让人终生不能忘记。
五、有修养的母亲会铸就孩子的品质
“修养”这个名词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那就是一个人的品质，一个人的品质优秀似乎又能成就他的事业。
那么修养即使在成年之后如何“建设”，其实大多数的修养还是从母亲那里点点滴滴“浇灌”的。
母亲尊老爱幼，孩子自然就会上行下效；母亲节俭有度，孩子自然就会拒绝奢华；母亲彬彬有礼，孩子自然就会谦虚不傲……
六、文化资深的母亲会影响孩子的深刻思考
有文化的母亲绝对会影响孩子的思维，如果是文化资深的母亲似乎就更能影响孩子的深刻思考，就像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在大人手牵手的带领下慢慢学会走路一样。
有文化的母亲从孩子出生那天起就在每一天的生活里，一点点地影响孩子，让他们杜绝粗俗；让他们远离简单；让他们知道深刻……
著名作家金庸就曾经说过，他对小说的人物内心深处的探索很多受母亲的文化影响。金庸的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姑妈，在那个时候就读过高中，并能写一手漂亮的水笔字。
每一个人的母亲都在以他们各自的形象影响着自己的孩子，虽然在这里举出的都是名人的母亲，这不等于我们没有注重平凡的母亲，只是这里所举出的母亲形象大家都知道和熟悉，所以他们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实即使是我们自己的母亲，他们身上同样会有这些美好的人格特征和精神品质，唯一的区别就是只有我们自己清楚。
【篇六】王桂荃
梁启超的爱情生涯与红颜知己梁启超的爱情生涯与红颜知己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17岁。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四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
主考官李端，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惠仙比启超长四岁。两年后，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同夫人李氏南归故里。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适应，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静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有一封信这样写道：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后两人在日本得以重聚。李惠仙既温良，又贤惠，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照顾着梁启超和他的家人，在事业上对梁启超也有不少的帮助。
梁启超生于广东，官话说不好，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噪京华，光绪帝久闻其名。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结果，只赏了个小小的六品衔。这也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惠仙自幼长在京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自她来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夫妻二人，妇唱夫随，不消多时，梁启超的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就得心应手了。
梁启超与李惠仙一向敬爱有加，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梁启超却为此悔恨终生。在李惠仙弥留之际，他对大女儿梁思顺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王桂荃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
“第一知己总让卿”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组织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四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王桂荃
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
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
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作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又过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
倒是何蕙珍大大方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
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赤裸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 “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叙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吟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 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 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1900年5月24日，一封家书，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着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过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捱骂矣；即不捱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已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女士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夫人病逝后，何女士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王桂荃
梁启超对婚姻家庭的看重，是一贯的，对己如此，对人也如此。他对徐志摩婚变的态度即可证明这一
点。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与有夫之妇陆小曼恋爱，他极力反对。后出于无奈，梁启超还是做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证婚人(因为徐的父母也反对儿子与陆小曼结婚，提出，除非请到梁任公为证婚人，才许结婚)，但在证婚词上，梁启超还是不留情面地把徐志摩和陆小曼狠狠训责了一番。
夫妻合墓葬三人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对王夫人，梁启超虽不像对结发夫人李惠仙那样恩爱有加，但也是尊重的。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夫人时，多称“王姑娘”、“王姨”或称“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 ”之称。
但是，几乎是所有的梁启超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鸡毛掸子捆上铁丝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九个孩子。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 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香山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摘自《百年婚恋》
【篇七】王桂荃
名医丁懋英的生平史名医丁懋英生平史略
1936年在天津繁华的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166号)建起了一座青砖灰瓦的中式宫殿样建筑，它坐北朝南，在洋楼林立的五大道上异常醒目，这就是著名的女医师丁懋英创办的天津女医院。
出生医学世家
丁懋英（1891-1969）是上海著名孟河医派中医丁甘仁之女，丁甘仁青年时家境贫寒，曾住在孟河的木排上，与丁懋英母亲仲氏结婚后三天便步行到离孟河十八里的仲家村岳父母家中居住。丁懋英和她大哥丁伯英，二哥丁仲英出生于江苏镇江姚家桥仲家村的外婆家。丁甘仁是在岳父母的资助下学习的中医，并曾从师于清末宫庭御医马培之门下，成名于上海。丁仲英在30年代也为江南名医。
名医丁懋英生平史略
丁懋英出生于1892年元月(旧历的腊月末)。八岁前一直与外婆生活在一起，这时的外婆家也正处于没落时期。经常靠典当田产度日，直到11岁时其父丁甘仁能在上海行医落脚成名后，才和两个哥及其母亲到了上海，进入了私塾读书，后又转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读书。十三岁时，其父为女儿与一富门子弟订婚，当丁懋英了解到这家富豪全家都吸鸦片时，一怒之下与二哥仲英一起逃往香港寻找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两个多月未找到孙中山先生，却被一好心人送到孤儿院。当丁甘仁得知此事大发雷霆，拒女于门外，不准进家，被外公接到仲家村住在外婆家中。后来在二哥的帮助下进入南京金陵女塾读书，后为严氏女学学生，直到1914年考上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立志留美学医
1913年丁投考清华大学留美学生落第，谋之于曹丽云，曹与清华大学校长周贻春关系密迩，曹请周代为设法。适值清华取中的留美学生唐玉梅乘电车摔伤不能成行，周即将丁顶补，丁始得留美。
1914年丁懋英来到美国，再经考试(十人中有九人还需补习一年英语才能入学)。当时只有丁懋英一人考入了美国极负盛名的麻州(省)圣橡山女子大学。1918年理学士毕业后又考入密执根大学医学院免费学医。丁懋英童幼年生活酸楚，八岁随母去上海，两年后母亲便死于疾病。父亲续娶了母亲的堂妹，但二年后又不幸得病死去。那时上海传染病流行，死人很多，丁懋英想：“如果中国有好医生，母亲就不会过早的死去。”因而立志学医。少年时，丁懋英常随父亲四处为人诊病，热爱医生这一职业。又因为父亲为纱厂医师，丁懋英经常接触纱厂女工，对女工的遭遇无比同情。那时候，纱厂无医疗设备，女工只有病倒在机器旁方被认为患病。丁懋英目睹此情景，心中恻然，“当即对父亲发愿，自己长大，必将自办医院专为女工治病”。在上海中西女学高中读书时患重症伤寒，几乎丧失，更坚定学医信念。
1921年丁懋英在费城妇女医院学习。1922年在密执根大学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又经考试合格成为当时在美国持有密执根医师执照的第一个中国人。
担任天津女医院院长
在归国途中，丁懋英与东亚毛纺厂宋棐卿夫妇、华北制革公司王健夫妇同船，他们均劝她到天津行医，并表示会尽力帮助她。同船的还有
一位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亦劝她到协和去工作。她想，在协和医术高明的大夫很多，而天津西医大夫尚缺少，我应该到需要的地方去。 丁懋英于1922年偕同两个表妹仲淑娟、仲采凤来到天津，得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和津沽名绅严范孙（1860-1929，即严修）之鼎力相助；6月进天津女医院，8月院长曹丽云因脑溢血病故后，丁接任北洋女医局局长兼女医院附设护士助产学校校长职务。丁与曹丽云原为密友。为纪念前任校长曹丽云对学校作出的贡献，丁懋英曾创建了天津女医院私立丽云护士学校(建时未经备案)，亲任校长，该校与女医院附设护士助产学校并存共办（中国第一位留美学医的女性金雅妹曾就任女医学堂堂长兼总教习）。当时这个医院附设的护校只是定期招收贫寒人家子女来医院做卫生及初级护理工作。1923年9月出任严修为董事长的天津公立女医院（即水阁医院）院长。医院初具规模后，又聘请隆昌海货店、隆顺榕药店东家卞俶成、社会名流杨豹灵等位董事。据闻丁任院长后，交游颇广，曾去严府，因不习惯予严府士大夫气息和家规，便与其子严智开解除了婚约，其后她终身未结婚。（也有说法归国后和东亚毛纺厂总经理宋则久结为夫妻）
天津女医院院长的待遇是很优厚的。据天津女医院董事部1926年与丁懋英议订的合同中有以下条文：“局(院)长薪水自民国十七年七月一日起，每月现洋四百二十五元，自民国十八年七月一日起，每月现洋四百五十元，自民国十九年七月一日起，每月现洋四百七十五元，惟合同期内，不得兼职及在外自行开设医业。”一订3年，月工资由425元现大洋起，每年增加25元。
1928年资助美国人克礼模在河北区进步道51号创立“培植小学”。 为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1934年在伦敦路(现在的成都道106号中式古建筑)创办了自己的天津女医院（即水阁医院分院），并任天津女青年会董事。前面的中式平房作为医院，后面的二层小楼用来住宿，该房分别有东、西两个中式门楼，为双扇对开木门。东侧的大门平时不开，作为备用。进出用西侧大门。内设有挂号室、诊室、化验室和住院室。并聘北京结核防治院名医卢永春，每周来津两次应诊，丁之门人张鸿飞，受丁之托主持院务，丁本人则移居分院。丁懋英大夫个人生活勤俭朴素，她在八里台吴家窑附近购置田产，兼事畜牧业，自给医院。长期资助天津孤儿院，育婴堂等社会福利事业。她为了贫苦病人能够得到医疗，还设立了很多如小白楼女青年会内分诊所，原西南角小医院(原三马路卫生院的前身)，免费为穷人看病的分诊所。 丁懋英大夫在天津培育的护士、助产士等医护人员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目前在台湾也有不少。当时天津很多有权势及富有的人家都找丁懋英大夫看病，虽诊费昂贵也在所不惜，但丁大夫对穷苦人来看病却非常同情，只收极少的医药费。还有很多非常困难的人在丁大夫那里看病是可以免费的。一个姓张的建筑工人说：“丁大夫不但在有钱的人当中出名，就是在我们穷苦人当中也很出名。
1941年因反日罪名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投入监狱，交涉后获释。1941年11月丁懋英曾为好友王桂荃的孩子梁思礼申请了一个全额奖学金赴美国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学习。
1945年初，局势日趋紧张，日军宪兵队欲强征医院以供军需，丁懋
英经多方奔走，始得卫生局长傅汝勤解除了危机。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在中国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CCRA），美国历任驻津领事公推丁懋英监视管理(并无正式任职)。历任领事所以公推丁大夫是因为丁懋英大夫为人正直可靠，后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华北国际救济会工作。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她还经常到市内各区各单位，对从事妇婴事业者予以指导，她还致力于监狱犯人的治疗工作，每周两次派医师前往就诊并捐建了一所犯人浴池。一度曾去唐山开滦医院工作。
丁大夫医术精湛，认真负责，以处理难产胎儿远近闻名，使得求医者每多盈门。但她也有个脾气，那时没有B超设备，她在怀孕一定月份即能判断出胎儿性别。但她对人们重男轻女的观念十分反感。平时遇到产妇家属询问胎儿性别，她大都不予回答。她的理由是，有些产妇听说是女胎，往往故意多干重活，造成堕胎；不告诉是男是女，她们就能注意护养胎儿。病人徐冽，就碰过丁大夫一次软钉子，他连问了两次，丁大夫一面低头工作，一面自言自语：“男孩子有什么好，那些为非作歹、判刑入狱的全是男的!”
天津解放后不久，丁于1949年提出申请，表示愿与人民政府合办医院和学校。经市公共卫生局同意后，学校与天津市立高级护士学校(天津市护士学校前身)合并。后受到东亚公司宋棐卿思想的影响申请出国。1950年丁懋英把水阁医院和学校的全部资产交给了人民政府，而后经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批准，申请去香港探望她病中的哥哥。 名医丁懋英生平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