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故乡行》
故乡行——同学会（一）
2016年6月23日我们五十多位花甲之人，从祖国各地齐聚内蒙古图里河镇——故乡行，同学会。 图里河镇位于牙克石市境北，东经120°47′—122°17′，北纬50°14′—50°37′，在牙林铁路215公里处，它东接鄂伦春自治旗，南与库都尔镇毗邻，西与额尔古纳市、根河市相连，北抵伊图里河镇。
全镇有6个居委会，林业系统有图里河森林工业有限公司及5个林场，铁路系统有车站、房产段等单位（我们便是铁路系统的子弟）。因为镇内有一条清澈的河流依东向西横穿镇中心，河水清澈、河流欢畅，树木郁葱、树影随映，臵身岸边仿佛是在人间仙境桃花源中，所以，人们望着清澈的河水心升感慨，故将小镇命名为图里河镇，而“图里”则是蒙古语意为鹤河“清澈”的意思，河水清澈、心地清纯正是这一小镇的地貌和民风。 我离开故乡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当年的娃男萌女如今都已经是花甲之人了，霜染两鬓、双眼飞花、背弓腰弯、行有不爽的我们，心存童年那份纯真和对童年时幸福的追忆，通过网络便促成了我们这次故乡行——图里河我来了。（图片——横幅）
我是1959年4月出生在图里河，由于图里河镇所处的地理位臵，极端时最低气温可达－50，2度，年平均气温－5.4度，年降水量455毫米，年均日照时数2530小时，无霜期只有90天左右，是全国最冷地区之一，所以，儿时残缺的记忆
中图里河就是冷字当头、荒凉在心。因此，白菜、土豆、大萝卜便成为我家一日三餐的主菜，玉米饼、大碴粥吃的我至今都不想再吃一口，所以，盼望周日能和父亲去山坡捡些柴草，便可享受到白面馒头的美餐，成为我童年时最奢侈的愿望。 1971年我随父亲来到了加格达奇，一晃阔别故乡四十五年了， 6月23日当我步出车站的那一瞬间，我的心立刻就被这青山秀水、蓝天白云、山水相依、景观相致的景色诱住了，儿时记忆中的荒凉和无奈全都荡然无存——纯美的自然景色，让我看到坚持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人间仙境。
改革开放以来，图里河镇党委和镇政府坚持政企共建“一张蓝图、一绘到底”的发展理念，自1995年以来共修筑混凝土路面12条（主要街道都已硬化），先后修建了鹤河公园、鹤河文化休闲广场、休闲停车场、野生植物苑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城镇品味；同时把开发旅游资源与优化投资环境,促进镇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开发了刘少奇主席纪念林，以领袖的精神风范促进民众的思想意识，擎起新时代中国梦的伟大旗臶，阔步迈向心中向往的康庄大道！
随后的同学会中，我们将游玩了鹤河公园、鹤河文化休闲广场、刘少奇主席纪念林，我将我的感受还会以书面的形式与同学们和微友们分享。谢谢！
尹德春——2016年7月10日
篇二:《故乡行》
〈征文〉
故乡行
——茂名西涌故乡行见闻录
见闻之一：扶桑吐红，东风送爽满眼春。
2003年早春二月，春色弥望，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粤西茂名西涌村。西涌是条有近2000人口的大自然村落，村子西北面背靠虎岭和望牛岭两大山岗，东南面是一大片开阔的田野，西涌河逶延前行，打下游村子腰间潺潺而过。那次回家乡是侄儿村书记阿朗亲自驾驶他的丰田花冠牌小轿车来省城接我和侄女阿桃的，（阿桃是广外大学毕业生，一外企白领）。花冠小轿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大约三四个钟头便回到广袤的茂名大地上，哇，沿途满眼新翠，生意盎然，扶桑吐红，灯笼妆春。在这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之际，我们迎来了和谐发展的春天„„
小轿车缓缓地停在西涌村委会大楼前，在阿朗的指引下，我们走进一楼的大客厅里，客厅内还挂满了排排大小红灯笼和彩旗带，显然，新年气氛还未褪尽。侧面的大花瓶还插着一束桃花呢，看看枝头含苞欲放的桃花，我禁不住伸手摘了一枝在鼻尖闻闻。顿感清新愜意。掩不住内心的兴奋，我又想起家乡久违的桃树林，便问：“村后山坡还有桃林吗？“有，桃花正盛开哩！”——阿朗欢快地说。瞬间，我的脑海里便闪现出一幅幅春色图景：每年早春季节，村子后边山坡上漫山遍野的桃树绽满了红艳艳的桃花。水溪旁、河堤上一丛丛，一片片争红吐艳„„
我们弃车徒步，跨过小河的石拱桥，越过溪流的浅水滩，很快就来到村后小山坡上。蓦然间，好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东风骀荡，春波绉碧，桃映丹红，草色朦胧。确有“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之感。
见闻之二，都市化乡村，小康人家
今天是公休日，村民很少外出远游，或在村后桃林里漫步嬉戏，寻踪踏翠，或三两知己相约桃林溪畔，家长里短，人生五味，七彩生活，前途美景尽在漫步喁喁笑谈中。但多
数人在家休闲。我随阿朗到他家看看，横过村广场，可见到宽阔笔直的硬底化村道，巷道纵横整洁，座座农舍多以三层或五层小楼为主体。各具特色，有别墅型欧式的，有传统的和中西合璧的，风格各异，但都配有一个小花园。阿朗书记的屋舍就建在村头第三间，远远就看见书记女人正牵着孩子在家门口学步，阿桃快步上前，抱起孩子说：“乖乖，让姑姑亲亲好吗？”“姑姑好！”小家伙奶声奶气地说完就撮起小嘴抢先亲了姑姑一个响吻。阿朗女人款款有礼地向我们问好，一袭闲服，婀娜娉婷，女人年近四十却正值芳年，家里殷实安馨，一种名贵的银绵树，靥花娇红，姿妆秀挺，宠物龟由大厅前面金鱼池的假山甬道爬出，温善地迎着来人。我们安然地坐在大沙发上闲聊，接过女主人送上来的咖啡奶茶，闲聊中了解到那是一栋复合木材柔性住房，采用智能个性设计，由电脑网络监控管理，在书记家里可监控本村工业园区大小工厂的各个生产流程，也可清晰地观察全村民众生活起居动态和安全环境状况，住宅电力来源于屋顶太阳能复合机。
室外的小花园半自动洒过水的草圃，湿漉鲜绿，零星的黄花，卓致地挺着生机，飞虫逡巡，蝶影翩迁。这时女主人牵着孩子的小手来到草坪给鸽子喂食，在另一角摊开塑布，摆上张小桌，小桌上水果糕点，咖啡牛奶，绿色饮料和茶具一应俱全。我以半个主人的身份融入到这欢乐一家，席地而坐。阿朗和阿桃两兄妹快乐极了，他俩争相亲呢地抱起胖胖的小家伙，使劲地逗乐。女主人殷勤劝饮，亲切而温馨，可掬的笑容若灿烂的桃花。一家子其乐融融。侄女阿桃向我侧语，原来她嫂子名叫卓芸，娘家在惠州，她与父亲在惠州的公司有业务来往，嫂子是华南农大的高材生。与阿朗是同学，婚后一同回村中发展„„啊，难怪，侄嫂睿智温柔不失稳重，落落大方尽显热情，是个典型的秀外慧中的南方女子，不愧是新农村新一代大学生。
书记阿朗说，每逢公休日，不少村民都喜欢在自家花园或附近野外，像他家一样，人们富足地在都市化乡村里，尽享茶点美食和天伦之乐。
是的，西涌人不喜纷争，不比浮华，甘享和谐、团结平静的生活，而有着一股不懈追求的精气神——聪颖，勤奋，拼搏，共创富裕的明天。快乐源于一种传统的核心力量：团结、忠勇、文明。
见闻之三：故园辛酸往事，不堪回首。
当我与书记一家子叹茶闲聊时，大门外传来了一句粗犷沙哑的叫声：“听说大兄弟阿衍回来了吧？”声到人到。咚咚咚，只见一个花白头发的矮胖老头走来，后边还跟着个老女人。我认得是堂兄六哥和六嫂，连忙站起上前握手问好，阿朗忙招呼让坐饮茶，女主人毕恭毕敬地用托子送上两杯热茶„„
茶过数巡，闲叙一阵，矮胖老头“哎”了一声长叹道：“你两叔侄还记得吗？70年代里，我们西涌村祖辈相传的打铁叮当声，白天黑夜响个不停，大家勒紧裤头带干活。人家说鬼都不敢到，我总是想为什么‘穷鬼’硬是赶不跑呢？”——是呀，西涌村山好，水好，人又勤力，为什么“穷根”总是除不了呢？
大家还清楚记得，村尾阿财哥结婚三朝刚过就开炉打铁，叫新娘子抢起大铁锤当帮手。这两口子是村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长年累月的炉火把财哥的脸膛熏烤成黝黑色，人称他为“铁拐李”。三个月后，新娘子向邻家婶嫂诉说，难为财哥没日没夜的打铁，夜间有二次小便累得靠着墙角睡着了！后来财哥说，就是这么博命，三年后才还通结婚时欠下的100多元债。
老女人六嫂说，那年差点饿死了，79年中秋节，表弟来探我，你六哥又去外地探亲戚未回，米缸无粒米，家中仅有几条番薯，我想起大缸里有包木薯粉，想煎来招待表弟，谁知，煎来煎去硬是煎不熟的，铲起来一看，死无死呀，原来是包石灰，一家人哭笑不得，煎石灰这事被传为笑话，有什么好笑的，我笑不出来啊！
是的，历史在西涌村人身后发酵。多少年了，全村人多田少，从早到晚，靠手工打铁为活，总是家无隔夜粮，身无“刮额钱”，终年食不果腹，贫穷如洗。那些年月西涌村逢夏、秋两季粮食分配时，夏粮人均32斤谷，秋粮人均38斤谷。公社书记无奈地戏言说，西涌村的38斤谷，恐怕是全省倒数“标兵”吧！是的，这是西涌人用眼泪和汗水浇出来的百分百实情，夏、秋两季只够两个月口粮，全年还欠10个月粮！唉，这能怪村干部吗？能怪群众吗？这年头的日子实在太难熬啊！
见闻之四，科教兴村，生态农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惊天巨变，润人春雨，让亿万国人饱受惠泽。改革开放时代列车驶到了历史和命运的转折点上。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西涌村广大干部群众的干
劲日益高涨。人们早出晚归，盼望有个好年景。1993年阿朗从华农毕业回到家乡，看到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收入低，急在心上。他找老村长商议，如何发展集体经济。使村民早日脱贫，富裕起来。他将在华农学过的果树培育技术运用到自家和叔伯的山坡地上，搞培育优质龙眼苗木试验。取得了一套系统的苗木培育实践经验和经济效益。他认为发展村经济带领村民致富应以市场为导向，做特色苗圃文章，并向规模和品牌要效益。
阿朗与老村长研究，召开村民代表，经济大户会议，提出发展优质龙眼和苗木培育等高效生态农业基地的思路，统一大家认识。随后他挨家挨户走访发动群众在村后开荒山建苗圃，在承包的山坡上种植荔枝、龙眼和水密桃果树，培育苗木出售。{故乡行文章}.
1999年阿朗这个有文化有抱负，热心家乡发展事业的年轻人，以全票当选村支部书记，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阿朗发动全村党员干部义务投工，在村集体的果场种植龙眼苗木，并将部分果场、鱼圹由村民承包，使村集体年收入超过5万元。
在党员干部义务投工科学种果育苗的活动中，村民看到了，年已30多岁坚持晚育的书记妻子卓芸风雨无阻地挺着大肚子的身影。多少年来，村中筹建工业园区和建厂房的工地上，都少不了村书记阿朗的足迹。村中群众对他这对小夫妻心疼地说，不要太过搏命！书记阿朗却说：“村干部劳动学习要带头，勤奋工作要带头，廉洁自律要带头，要有公心，责任心，事业心。我是村书记，我不带头，谁带头？”
村党支部，清醒地意识到“打铁村”的贫穷落后，村民吃透了没文化的苦头，要科学兴村，必须从教育抓起，于是大力办好了村小学，幼儿园，还建立了升高中，大学的学生奖学金制度，鼓励激发青少年奋发向上，勤奋读书精神。阿朗还结合村中实际，在村民中开展崇尚科学，破除迷信，根除陋习等活动，组织妇女禁赌、禁毒会和新风促进会（如婚事新办，晚婚晚育，帮贫解困等）广泛开展评选“五好家庭”“优秀青少年”“模范夫妻”等活动。
阿朗给村民积极推荐购买《农村科学种养基础知识》，在村委会开办职业技术教育夜校，他妻子自告奋勇担任夜校教师，运用在华农学过的知识给村民讲授科学种养技术。通过学习，村民育苗种果热情高涨，那年全村种果80多亩，昔日的荒坡地如今已是一片葱茏，成了村民一个“绿色银行”。
面对村中人多地少的情况，阿朗在支部会上研究决定，把解决贫困的突破口放在调整种植结构上和办好村工业园建设上。搞好山、水、田、园综合开发，提高土地利用率，一年“两稻一莳”为“一稻两菜”。阿朗和老村长带头种“红辣椒”、“四季豆”的北运菜，群众见了就跟着大种北运菜，全村种植北运菜130多亩，次年春全部获得好收成，普遍农户单北运菜一项收入3000至5000元。就这样，西涌人以科学文化为武器，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抗争，摒弃数千年来的落后积习，一步步艰难地告别过去，塑造美好的自我。
见闻之五，乡村工业园，风清气正。
人多地少，剩余劳力日益突出，书记阿朗对全村20至40岁的男女青壮年劳动力作了一番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的调查，根据实际制订了在村工业园安排劳动的方案，做到每家每户无闲人。
漫步工业园区，我们看不到烟囱林立，厂房遍地，马达轰鸣，人声鼎沸的景象，只看到一些厂房洁白的车间，工人一式白色工装或蓝色工装静静地操作在各个岗位上。使人想起珠三角地区密集型劳动场景。我们也看到西涌河畔的自然风景与都市文化乡村的风光完美融洽的美丽景观。从西涌河上放眼东西两岸，工业园区依水而立，美丽，清秀，朦胧若一幅黛青的水墨画。夜里璀灿的灯光映照的西涌河流光溢彩，如同一条金彩龙在游动，正欲腾飞，仿佛看到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财富在静谧中源源流淌，那种内心的能量和活力让我们在安静中能感到振奋和鼓舞„„
西涌村党支部在“十百千万”干部驻村工作组的指导，大力拓展致富门路，扩大生产经营，村工业园厂场一些项目产品如《西涌牌》香精，本村望牛岭特有的高岭土制作的《雄牛牌》高级涂料。填补了我国这项工艺制品的空白，不但销往全国各地，还打入国际市场，远销欧洲和东南亚国家，为国家换回大量外汇，集体经济壮大了，村民收入增加了，普遍农户在银行存款都有五、六位数以上。
经济壮大后，书记阿朗在支部大会上强调指出：“当大官要廉、当村官也要廉“。他与支部成员一到制订西涌村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方案。坚持村务公开，财务公开，阿朗规定，100元以上开支必须经班子审批，并由村理财小组每季度审查一次财务开支情况。由群众监督全村财务开支。阿郎带头坚持不吃请，不请吃。对村委办公楼和学校等建设，
篇三:《怀念故乡的文章》
黄昏下，孤零零的身影伫立在城市的天桥中心，看着桥下来来往往的人群和川流不息的车辆，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漫上了心头，思念的心情被西下的残阳拉得好长、好远。我曾经是那么厌恶的故乡，是因为它的贫穷，我曾经是那么急切地想离开的故乡，是因为它的落后。而今，我身在这繁华大都市里，数着满街的高楼大厦，心里牵挂的却全是故乡，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细心回想故乡的山山水水，才发现原来身在故乡的日子里从未曾留意过故乡的一切，故乡的美，故乡的纯，故乡的真，我都视而不见。
归去的落叶将呼唤着对风的依恋堕入尘土，泥土将它的泪水珍藏一地，在矿藏中孕育着新的生机。思念在等待中疯长，故乡的情在等待中蔓延。眼前飘浮着一浪一浪金黄色的波浪，那是麦苗成熟的风韵。低头聆听麦苗在土地里粗重的喘息，听风在庄稼地里窃窃私语，村民们心里充满了欣慰和安谧。儿时，和姐姐手拉着手在麦田边打鸟，那是因为害怕烦人的麻雀偷去父母亲劳动的成果。一声鸣叫，小小的麻雀看见我逃之夭夭，我为逃走的麻雀而兴奋地摇晃着姐姐的双手，仿佛自己已成能帮助父母亲或对父母有用的女儿。稚气的小脸充满着胜利和骄傲，惹笑了正要吹过的秋风，安慰了雄赳赳，气昂昂立在地里的麦苗。
故乡的河流，静静地拥有她岁月的安谧，河边上的小林子，安稳地望着对面的小河。白青青的河畔，传来频频蛙鼓的声音，蜻蜓在河中央轻轻飞舞，一脚下去，点醒了正在沉睡的河水。河面上成群结队的野鸭，在河水里欢快地嬉闹。儿时的我早已脱掉穿在脚上的鞋子，进到小河的边沿，等待送上门来的小鱼。小鱼像是在和我做着游戏，明明是在河边上的，可当我伸出手的一霎时，它早已逃到了小河的深处。我看见它在小河的深处偷偷探出圆圆的小脑袋，仿佛在得意洋洋地笑着我，我生气地从岸边捡起一块土疙瘩，用力扔向小鱼的身边，可除了水面上溅起一朵水花，小鱼早就游得无影踪了。我只好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小河岸边，叹口气，两手空空地回了家。
我思念的故乡，当我凝视窗外迷茫飘渺的雨丝，听着优美、动人的乐曲，我的心被带回了你的身边。曾经触摸到土地的灵魂，我知道，这时的我身处在地球东半部的黄土高坡上。在坡上的空地里，我席地而坐，风从身边吹过，吹走了我身上的尘埃，吹走了我全部的忧伤和欢乐。我开始静静地沉思，心灵便有了一种超俗的意念。身处在原地的时候，没有细心体会，那是因为心早就被轻风吹向远处，可现在回想起来，心灵深处一片的平静。
我思念着的故乡，如果我的心是故乡放飞的一只鸽子，那我温暖的窝，一定是你----我的故乡。秋色如水，春光明媚，冬夜里的星空，夏日里的炽热，都是我深深的思念。故乡的一棵树、一片土、一朵云、一团雾、一阵风、一滴雨、都在我的眼前浮现。经过弯曲的小路，来到河边的林子，我捡起了落在地上的一片黄叶。看着这片落叶，我把它顺手藏在了岁月的抽屉里，等待新生的机会。 城市的高楼里藏不住岁月的痕迹，它迟早会走向别处，而我故乡的抽屉里深藏着的那片落叶，就有着岁月滑过的痕迹，它一直藏在我心灵的深处。 多少年已没有看见过雪花飞舞的场面，深圳的天是不会下雪的。
大雪纷飞的日子，故乡里一片洁白。白了的屋顶，白了的树枝，白了的山，白了地。 站在白茫茫的世界里，心里也纯洁了许多。风乍起，吹起门前放着的柴火，那随风飘动的细枝，在寒风显得瘦瘦。看门的大黄狗也懒得出窝，只探着脑袋，坚起尖尖的耳朵听着门外的动静。村子里的人们不再做农活了，只在家里悠闲地呆着。三三两两的庄稼汉子，约在一起打扑克。新媳妇们则聚在一起手里
拿着毛线编织毛衣或者绣着鞋垫，绣着鸳鸯枕套。顽皮的孩子在地下支一个竹筐，等待麻雀进去，好抓它。
秋风飒飒，落叶纷纷，我慢慢走在城市的街头，思念如风一般飘向远处。 故乡的人是热情的，每当从乡亲们的家门前走过，乡亲们总会热情地和你打着招呼或拉你入屋叨叨家常。家里没有年轻劳动力的老人家，村子里的小伙子总是义无反顾地帮他们照料地里的庄稼，替他们把水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的。乡亲们用纯朴的热情互相帮助，互相照顾，没有任何的企图，没有任何的杂念，只凭着一股热情的劲头走向你的身边。
夜晚下的大都市被远处的霓虹灯笼罩得神神秘秘，到处充满着暖味。三三两两喝醉酒的年轻人，摇摇晃晃地从眼前经过，还不忘对着你调侃一句。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孩子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浑身上下充满着活力。想起故乡的夜。那里星光灿烂，群星会聚，把整个蓝天衬托得更加的清爽，更加的明亮。推开窗户，月儿挂在柳梢的后边，柳枝的影子斑斑驳驳地映在了圆月里。有风吹过，月里人影走动，于是，把满腹的心事，悄悄向她诉说。
今晚月色正浓，赶紧许下愿望，托清风、明月把我对故乡的思念带给生我养我的那片黄土地。
篇四:《伟人故乡行》
伟人故乡行——周立波与《韶山的节日》事件揭密
发布时间：2008-9-23 发布人：参事室
黄禹康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是毛泽东1959年6月回故乡韶山时留下的宏伟诗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回故乡的盛况，激起了著名作家周立波写作激情，周立波先后六次深入韶山调查采访，精心刻画出了毛泽东第一次回故乡——《韶山的节日》。这篇散文篇幅不大，只有4000多字，生动形象地记叙了毛泽东1959年6月回故乡韶山的情形。文章通过对一些情节的细致描述，显现了人民领袖的别样风采。这样一篇饱含深情的文章无论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堪称优秀作品，可为什么后来却演变成一桩所谓“事件”?要说清其中原委，让我们翻开当年那一卷卷发黄的“机密”档案卷宗，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特殊年代里那不可思议的“事件”吧。
建国以后，毛泽东第一次回韶山 著名作家深情写出《韶山的节日》
1959年6月25日傍晚，毛泽东在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回到了老家湖南湘潭韶山冲，此时距他最后一次离开家乡，已经有32年了。毛泽东在父母的卧室，仔细看了两位老人的照片及遗物，对老人的过早去世，表达了深深的怀念之情；当他走到自己当年的住房和弟弟毛泽民的住房„„当晚，他吟成了一首后来传遍神州大地的著名诗篇《七律·到韶山》。或许是处于一种特殊的情感，毛泽东 在诗的前面还特地加了一节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年了。”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起床洗完脸后，就匆匆往外走，没有对任何人说他要到哪里去。他走进自幼相识的毛霞生家，问了问家庭、生活、生产情况后就出来，沿着屋后的小山路不断往山上爬。罗瑞卿等人不知他上山干什么，毛泽东也不说。山上茅封草长，连小路也没有。毛泽东缓缓爬到山顶，在一个长满茅草的小坟前站住了。大家一看墓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父母的合葬墓。
事先大家都不知道毛泽东要到这里来，所以什么祭奠表示的东西都没有。随从人员中有一个青年机灵地在树间折了一些松枝，用野草捆成一束，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很从容地将这松枝献在坟前，在肃穆的气氛中深深鞠了一躬，随行人员也随着鞠了躬。
在下山往回走的路上，有人问毛泽东：“要不要把坟修整一下?”毛泽东回答：“不必要了，保持这个原样就行了。”
这天中午，毛泽东午睡起床，在穿衣服时，对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顿了一下，他又说：“我下次再回来，还得去看他们两位老人。”
虽然离开家乡32年，但毛泽东在韶山只呆了两天一夜，第二天晚上，便由罗瑞卿等人陪同，前往长沙。
毛泽东回韶山的事，引发了当时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的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兴趣。周立波，湖南益阳人。早年参加过“左联”，后来到延安，在“鲁艺”任编译处长兼文学教员时与毛泽东相识。1946年冬到东北参加土改，并在东北写出了后来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此前，他还翻译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55年，周立波回到家乡湖南，担任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这段时间，
他还创作了反映工业建设的《铁水奔流》、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山乡巨变》两部长篇小说。 当他听说毛泽东回到韶山的事后，决心写一篇好文章以表达对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敬仰之情。之后，一直到写作《韶山的节日》这篇文章之前，周立波先后6次到韶山参观、采访。当地的许多干部、群众，都兴致勃勃地为他讲述毛泽东回故乡时的情况。
1965年冬，广州《羊城晚报》来人向周立波约稿。由于手头材料周详，又有机缘触发，当年除夕，周立波便一气呵成，创作出《韶山的节日》这篇散文。稿子寄出后不久，便被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出来。不料，一场政治风波也由此引发。
《羊城晚报》首发《韶山的节日》 三个月后又重发《韶山的节日》
当时，《羊城晚报》是由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支持创办的。1961年，该报与《广州日报》合并，归广州市委领导。1965年秋天，国家经济形势好转，此时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将《羊城晚报》重新复刊。
《羊城晚报》新复刊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都希望有一些好的稿件，多为报纸争光添彩。一位副刊编辑凭着对文学的崇拜和喜爱，找到了著名作家周立波，这就催生了《韶山的节日》这篇文章。
周立波所写的《韶山的节日》寄到《羊城晚报》后，编辑部是很满意的。用当时负责副刊的作家秦牧的话说，“文章写得相当精彩，形象饱满，栩栩传神，在政治意义和艺术感染力方面都很出色。编辑总是希望有好稿子刊登的，我们读了自然很高兴”。
本来，一般的稿子是不需要再交上级审看的，可因为此文是写伟大领袖毛泽东活动的，其中又涉及扫墓之类在当时有旧封建迷信色彩嫌疑的内容，负责的编辑感到吃不准，便将文章打印了多份，分送中南局领导、宣传部和报社领导。
在发出征求意见的打印稿的同时，几位编辑又仔细推敲了文章。他们觉得，文中几处提到了陪同毛泽东的罗瑞卿，虽然是事实，可在当时社会上已隐约有了一些对罗瑞卿不利的传言。为谨慎起见，他们略去了罗瑞卿的名字；另外，文章中还提到了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烈士，当时国内各地报纸刊物上极少出现过她的名字，虽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大家认为还是应该保留文章中的相关内容。
征求的结果，各方都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当时的中南局宣传部长王匡，也注意到有罗瑞卿名字这一点，此外，均无异议。总编辑杨奇还打电话询问过中央有关部门，得到“可以由你们自己处理”的答复后，他们才在略去了罗瑞卿名字之后，将文章发表出来，见报的时间是1966年1月21日。
文章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各界也都交口称赞这是一篇好文章。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见到《羊城晚报》的同志后，也赞赏地说：“你们副刊一个月能有几篇这样的文章就好了。”
但文章发表后，韶山毛泽东故居陈列馆的一位同志寄来信函，对这篇文章的一些细节，提出异议，希望能予以更正。信件转到湖南省委宣传部，到了作者周立波的手里。周立波按照来信提供的情况，把文章作了修改。他在寄返宣传部的修改稿里，提出两点建议：一、按照来信意见，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一个更正启事；二、把修改后的文章重登一遍。修改稿回到编辑部后，大家一致认为，好文章不妨再多发表一次，便将意见上报到中南局。陶铸也说：把改正稿再刊一次好了，无须逐条更正。这样，这篇文章在发表3个月后，在原来的版面又发表了一次。这件事无论在当时或在如今，都可算是一件特殊的例外。这次发表的时间，是1966年4月23日。
《韶山的节日》触怒了江青 政治压力令人窒息
其实，《韶山的节日》在第一次发表时，就已经引发了某些人的不满。当时，江青正在上海，与张春桥一起，搞“文艺黑线”论的准备。见到周立波这篇文章，江青大怒。她立
即让张春桥挂电话到中央宣传部，予以指责。当时是副部长林默涵接的电话，张春桥在电话里说：江青看了周立波写的《韶山的节日》很生气，她认为这篇文章很坏，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江青要我告诉你，要你通知全国报刊一律不准转载。
接到张春桥的电话后，林默涵马上把《韶山的节日》找来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又知道，得罪江青，对周立波，对自己，都不是闹着玩的。他马上让中宣部办公室挂电话，通知6个大区宣传部，请他们转告有关报刊，不要转载这篇文章。可不知为什么，偏偏主管发表该文章的《羊城晚报》的中南局宣传部没有接到通知。是漏打了电话还是中南局领导觉得关系不大，没告诉《羊城晚报》，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就在这条禁令下达后不久，《羊城晚报》再次发表了《韶山的节日》，这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修改稿。
这下可真是闯下了大祸。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给中南局负责人陶铸转去一封气势汹汹的信：
“××：周立波写的《韶山的节日》，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我曾告诉林默涵，要他通知全国各报刊，不许转载。不知为什么广东要再登一次?是否要为罗长子翻案?广东的政治情况我不清楚，请你考虑。”云云。
陶铸当时接到这封信时，很有些紧张。中南局宣传部长王匡，也就是在发表文章时，提出略去罗瑞卿名字的唯一领导人，在一天半夜里接到陶铸的电话，让他去看张春桥的信。王匡看后，对其中提到“为罗长子翻案”，很不明白。“罗长子是谁?”王匡问陶铸。陶铸说：“你怎么这么糊涂，罗长子就是罗瑞卿。你还不知道?张春桥信上说，已经叫林默涵通知你们不要转载了，你们却又登了一次。”可王匡确实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接到什么通知。 关于这一点，后来林默涵在了解到事情全部后分析说：现在看来事情就很清楚了，江青最不愿意毛主席回故乡韶山，最恨别人提杨开慧同志，《韶山的节日》犯了她的禁忌，文章中就讲了杨开慧同志，又重登了一次，怎么能不触怒她呢?
可是，身为中南局负责人的陶铸，手握重权，怎么在接到张春桥一个市委宣传部长的信时，“有些紧张”呢?林默涵分析：他当然紧张。罗瑞卿是遭到林彪打击的，而林彪当时权重一时。不小心被扣上为林彪所仇恨的人“翻案”的罪名，那还了得么?即使是中南局的负责人，也是吃不消的。
从后来的情况看，为此一篇短文章滥发淫威，泄不满的，的确首先是江青。事情过后不久，江青还从上海打电话给林默涵：周立波、××很坏，阴风都是从他们那里刮出来的! 当时负责《羊城晚报》“花地”、“晚会”两个副刊的作家秦牧，也听说了“中央”有人来信，指责这篇文章有“严重错误”。但是，中南局的任何人，都没有告诉报社错误在哪里。有一次见到王匡，秦牧就忍不住发问。王匡说，这事由我们负责，不关你们的事。秦牧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好文章，有什么错误呢?王匡神色有些懊恼，只说：看先人坟墓的事，大概不该写。为“罗长子”翻案之类属内部斗争机密的话，他不便说出来。秦牧对此解释不以为然：“看先人坟墓丝毫无损于领袖的光辉形象。”对此，王匡只能默然。
就在1966年4月，作者周立波也听有人说《韶山的节日》出了问题，可他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写文章的素材，全部来自韶山毛泽东故居陈列馆和当地的干部群众，没有什么虚构不实之类。再者，文章是出于对人民领袖毛泽东的热爱，描写的是毛泽东回故乡时的热烈情景，这能有什么问题呢?何况文章发表后，读者群众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和鼓励。当然，周立波没有料到，自己的笔竟触动了一个深有背景、无多高职位却有非常权力的狭隘女人。
《韶山的节日》成了大毒草 周立波成了“文艺黑线”专政对象
很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韶山的节日》的作者周立波自然成了批判对象。周立波的第一条罪名便是“写了大毒草《韶山的节日》”周立波对此一直不得其解。 可在当时，话随批判者怎么说，被批判者是无权反驳，无法回应的，尽管“你百思不得
其解”，也得老老实实的接受。对周立波的批判，不止长沙，湖南的益阳、常德、衡阳、洞口、邵阳等地，都有人起来批判。当然，一般人不能明了其理，也只是泛泛跟在别人后面说此文是“反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的大毒草；还有一些略知内情的人，便质问周立波与罗瑞卿有什么关系。其实，文章在最后发表时，罗瑞卿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切，当然是由江青、张春桥那封信引起的。
结果，周立波受到了无休止的批判。江青在一次讲话里，先后6次点了周立波的名；在她、张春桥与林彪合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里，还把周立波早年写的《暴风骤雨》拿出来“鞭尸”：“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 这样的事，受牵连的当然不止周立波一人。原中南局宣传部、《羊城晚报》，再加上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人，统统被拉扯了进来。他们被加上了不同形式的罪名，予以追究。例如，当时负责并同意发表《韶山的节日》的著名作家秦牧，在遭到批判时，一些人责问他，为什么要同意放出这样的“大毒草”，秦牧回应：“我只能凭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来工作，我丝毫看不出那是“毒草”，而且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它错在哪里。”其实，一般人哪里看得出其中的“猫腻”，他们只不过跟着人云亦云罢了。所以，对秦牧等编审者的批判，在此问题上是一直深入不下去的。
“文革”风潮平息了 《韶山的节日》重回人间{故乡行文章}.
这件事闹得这么大，后来甚至被称为“事件”，可大多数当事人，其实并不明白。倒是身在其中，后来经过一番了解，明白了事情前后的秦牧一针见血地说到这件事的根子上：其实，“拆穿了不值一个烂钱!文中提到杨开慧烈士，触怒了江青。于是制造借口，多方打击写作、发表这篇文章的人。什么写了毛主席看望先人坟墓的事啦，什么‘你们是否要为罗长子翻案?’等等，都不过是幌子和恐吓的话，实际上卑劣的叛徒江青的暴怒是那一切奇祸的导火线”。
其实在文章里，直接提到杨开慧的，只有一句：“他(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同志1930年就义于长沙，那时候，她只有29岁。”这里，作者直称杨开慧为其(毛泽东)“夫人”。另一处，在引用了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两句诗后，周立波作了这样的阐释：“诗人歌咏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节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他的壮烈牺牲的可爱的家人”。“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后不久，罗瑞卿曾写了一封信，对江青的这种行径进行了更深入的揭示：
“叛徒和‘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确实是对任何赞颂过杨开慧烈士的人，她都恨之入骨!因此，周立波同志因所谓《韶山的节日》事件，受到‘四人帮’无休无了的诬陷和打击，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江青和她那些爪牙的淫威，我们毛主席的答李淑一同志一词——《蝶恋花》，听说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前，谁都不敢演唱。沈阳军区文工团把《蝶恋花》创作成为一个舞剧，1963年左右曾来北京上演，听说毛主席看过，而且称赞是个好戏。江青听说了，就对该团施加压力。据说，她对该团领导人的谈话，是这样的：‘小小的一首词，听说你们创作成一出大大的舞剧，可惜我没有时间去“鉴赏”!’话虽不多，但其反感、愤怒、仇恨之情，已充分溢于言表，从此该团不敢再演此剧了。
去冬(罗瑞卿同志此信写于1978年2月)军队第四届文艺会演，沈阳军区文工团才将此剧再次排练重上舞台。张平化同志和我都看过，张平化称赞此剧内容好，艺术上也很美，我也有同感。就是这样的好戏，竟被江青这个叛徒禁锢了十几年。
江青和林贼相互勾结迫害我，当然有很重要政治上的原因，但在这个问题上恨我，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她知道我称赞过多次演唱《蝶恋花》唱得较好的一个演员。”
通过罗瑞卿上述这封信的揭示，我们可以看出江青当年在此事中的所做所为，其心理狭隘阴毒就昭然若揭了。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许许多多如《韶山的节日》之类弄出很大动静的“事件”，都烟消云散，水落石出。细细分析下来，只不过是一己私欲，一点说不出口的个人怨恨。今天看来，当时的政治生活已经相当不正常，相当个人意志化而不能充分表达人民的意愿了。
这种状态终于不能延续。“文化大革命”结束就是人民不能容忍这种非正常状态的表征。1978年初，周立波、秦牧等纷纷发表文章，对这一所谓“事件”，予以深入的揭示和坚定的批判。饱受“文化大革命”迫害、此时已经身残的罗瑞卿也写信，与周立波、秦牧等人的文章相呼应。此时，《韶山的节日》顺理成章有了再次与读者见面的机会了。
《韶山的节日》的再次发表，是1978年春在《人民日报》“战地”上。当然，罗瑞卿的名字也恢复刊出。文章的再次发表，仍然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反映。使人民群众可以看到，(大多数人，甚至是批判它的人，是没有读过和见过这篇文章的。)一篇怀着深情、景仰、歌颂人民领袖的好文章，是怎样被加以莫须有罪名，遭到非常理的批判。仅此一点，便可以看出批判者的荒谬和其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
篇五:《一片视角独特的写故乡的文章》
数典忘祖，是故乡给的出路 2015-04-21 18:44:35李漪然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故乡行文章}.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故乡的风，故乡的云，故乡的空气，故乡的山川沟壑，故乡的狂风暴雨，故乡的雨过天晴，还有那口挥不去的乡音，抹不去的胃口，都是我们一生的底子，因为，我们就是那里的人，我们有那里的根。 我的根在山西。
说起山西，黄土高原西风漫卷，沟壑纵横水土流失，气候干燥，农作物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