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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位：危机倒逼改革
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社会财富和更多元化的发展空间，同时，也积聚着种种矛盾和压力。可以说，不深化改革就发展转型不下去，不深化改革就利益调整不下去，不深化改革就危机化解不下去。新一轮改革箭在弦上，蓄势待发。此轮改革的历史方位何在，该承载怎样的负荷与责任？
历史的呼唤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概每10年中央有一次整体性改革的决定。从2003年到现在又是十年了，应该是中央作出改革决定的时候了。”曾多次参与起草中央重要文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从今年4月份就开始思考如何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建言。他指出，30多年来，中央做出整体性改革的决定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次是199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次是200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八大已经破了题，现在到了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全面部署的历史节点。”
“经济学上有个理论叫帕累托改进，它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大意是指在不损害所有人利益的前提下，使一部分人的状况得到优化。我们最初的改革能让大家都受益，但如今的改革似乎越来越难达到这一理想王国。”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认为，现在即将迎来改革的第五个阶段，并且迫在眉睫。他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介绍，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前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由农村转入城市，围绕搞活企业为中心，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也是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随着邓小平的1992年南方谈话，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在城市开始了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从这个阶段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改革越来越复杂。进入2000年，改革进入第四个阶段，局面更加复杂了，还出现了既得利益群体，改革遇到强大阻力。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内外环境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改革的难度、风险日趋加大。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改革面临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未来能否在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上取得重要进展，将牵动和影响发展稳定大局。改革的时间与空间约束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并不是危言耸听。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一方面中国现在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要从大国向强国迈进，我们本身的体制机制也要调整，这是主动进取的改革状态；另一方面，现在也面临着复杂的形势，的确存在着危机问题，在危机的压迫下改革是被动的。应当把主动的和被动的改革两个加在一起。
反思“中国模式”
“必须反思改革，才能深化改革；必须继续改革，才能完善改革。”长期研究改革进程的香港学者卢麟元指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指出，依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做法早已走到了尽头。他举例，西部地区某省的经济正在起飞，近几年每年的基本做法，是依靠作为“发动机”的政府和作为“助推器”的市场，用海量投资拉动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一个沿海的地级市在去年第3季度提出“大干100天，大投资、大建设、大发展”的口号，组织了18个城投公司，融入巨额资金，进行大拆大建，希望以此来保持经济繁荣。采用这样的方式，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就变得愈来愈高。 “所以，根本的问题在体制，根本的出路在于改革。”吴敬琏认为，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由于“体制性障碍”，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使增长难于持续，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余南平说，今天改革的历史责任既不同于30年前解决温饱，也不同于10年前应对WTO机制，而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和勇气，将中国带入一个“正常市场经济”的国家。而所谓“正常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依法确立规则，而不是以“竞争性政府”的思维深度介入和运作市场。
危机交织到了临界点
“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当年邓小平的这一论断用在当下依然十分贴切。”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将我国面临的主要风险总结为四个：一是经济风险，主要是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如果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对我国的经济造成巨大杀伤。二是社会风险，主要是社会利益格局被整体扭曲，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三是信任风险，如果不能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很难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四是政治风险，如果不能构建起一个约束公权力的制度笼子，就难以有效遏制腐败的蔓延。
与汪玉凯观点类似的还有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他认为，应高度重视四大问题：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二是产能过剩严重；三是权力和利益引发的社会矛盾突出；四是公权力的约束问题。
“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半月谈记者说，改革的时间与空间约束明显增强。最近，他带领中改院课题组进行的一项关于改革的研究建议提到，当下中国的转型已到了“三个点”，如果不能顺利跨越，就可能出现前30多年未遇到过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其一，经济转型到了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节点。如果说前一阶段投资拉动增长还有战略回旋余地的话，那么在欧美等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呈现中长期趋势、国内产能过剩的今天，回旋余地已大大缩小。其二，社会转型到了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临界点。从根本上看，随着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没有同步形成一个协调多元利益的制度框架。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占总人口的23%左右。中低收入者难以向上流动，是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增多的特定因素。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认为，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分层，社会分层加剧和固化利益格局是社会领域危机因素凸显的根本原因。其三，治理转型到了有效预防并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在“增长主义”倾向下，某些部门和行业的官员拥有的权力，与转型时期政府掌控重要资源结合在一起，为体制机制性腐败打开了一条暗道。而当前，人们对腐败问题的容忍度在降低，相比于其他经济社会矛盾，腐败更容易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催化酶”。实际上，中央已经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加快行政审批改革，提高政务的公开透明程度，推进司法公开透明等。这些改革都是“刺刀见红”的改革，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是很难有大的突破的。
改革价值：共享公平正义
曾经有个段子在互联网等社交媒体上一度火热：当邻居突然有钱买了一辆好车，美国人会说“我要赚钱买更好的车”，日本人会说“我要研究他赚钱的方法”，法国人会说“我想借他的车去兜风泡妞”，中国人却会说“我杀他的心都有，今晚先砸了他的车！”笑话折射出当前社会心态的扭曲，即以各种“二代”为标签的仇富、仇官心理。这种社会心态的背后则映射出当下改革进程的尴尬，即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公。有论者提出，当前的改革有三盼：一盼破障碍，进一步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二盼有保障，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三盼能分享，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
为什么群众对改革又爱又恨？
“深水区的问题为什么会越来越多，最根本的是改革面临的需求日趋多元化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认为，30多年前全社会面临着共同的矛盾与问题，即如何解决温饱；如今，全社会需求发生复杂的变化，很难用单一的改革菜单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如果不能从这个最基本的特点出发，那么改革有可能在深水区迷失方向。
中国睿库研究院副院长高连奎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人民群众对前30多年的改革又爱又恨，是因为群众对改革的期望值与改革结果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在许多群众眼中，改革等于涨价，改革等于削减福利，改革等于私有化。所以，新一轮改革必须坚持人本导向。
“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成为大问题，过去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越来越理不直气不壮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于洪生分析，我国在总体上跨越温饱阶段后，人民群众在吃饱穿暖的同时，对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的意见不断增多，干群矛盾日益凸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不同群体对改革的诉求虽千差万别，但有个表现呈现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何文盛对半月谈记者说，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企业、公民与国家之间都有不信任感。社会的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相互叠加交织，这说明之前的改革出现了某些偏差，未来应进行“纠偏”，向公平正义要效率。
美国现代思想家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开篇写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滨认为，效率和公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很多时候两者是内在统一的。如果在一个社会，人们获取机会、财富不是靠奋斗，而是靠权力和身份，这样的社会不仅没有公平，更不会有效率。
近年，一些社会调查发现，社会各阶层都有普遍的弱势感，不仅弱势群体，就连公务员、警察、教师、企业家甚至领导干部也有一种弱势感。“这种现象值得警惕和深思，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很好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生活得都不舒服。”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改革陷入困境，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则是既得利益格局趋向固化败坏了改革的名声。而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改革新共识，可以直面现有体制的主要弊端，凝聚民众变革的要求。
如何保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从权利形态看，我们的权利义务体系很不完善，而这是保证市场经济完整的基础。”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认为，权利要讲平等，包括规则平等、机会平等、起点平等，要疏通城乡间、行业间、地区间的人员要素流动通道、疏通人才成长通道等。从政府角度而言，就是要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提供更均等的公共服务，包括收入分配、社保、社会矛盾调解等。
“多少年来，罩在改革头上的魔咒，就是犬儒主义，就是对不公平、不正义的默认，就是一种存在即是合理的哲学，就是过于讲究策略的圆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对实质性问题的勇气的体制性拘谨。”孙立平认为，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强调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经济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预防和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
真正的公平正义，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应当是未来改革的重要内容。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认为，关键是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更多取向公平。目前，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一是机会不平等，很多机会的获得要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实现，二是从结果看，财富分配过多向资本、资源和权力倾斜，普通劳动者在财富分配中没有话语权。
“规则公平是权利公平的表现，是机会公平的保障。”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局博士余和军说，的不公不是结果的不公，而是规则的不公。不公平的规则将使趋利避害的人们涌向规则的偏袒方，引起社会失衡。近年来成为“香饽饽”的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垄断央企对人才等社会资源的强大吸附现象便是明证。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湖北调研时提出，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
如何让每个公民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分享者？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余南平认为，改革不仅仅是在做大蛋糕的思路下进行利益再分配，而更要进行既得利益群体的切割，打造真正的市场才能够创造公平的机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改革若缺乏强力、统一的指挥协调时，部门利益、垄断利益就难以完全依赖自下而上的改革试点来打破，必须通过顶层设计来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为各种生机勃勃的改革实践开辟沃土。他分析说，改革本身就是对不同阶层利益的重新划分和分配，以期求得社会持续创造利益的动力和全社会利益的化。因此，利益分化严重并非难题，真正的难题是在利益分化格局中，改革决策部门如何判断和支持符合改革前进方向的利益诉求，如何削除各种难以取缔的不合理利益。
“破解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必须从改革公权力入手。要果断地从制度上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联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一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社会不必要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范围和数量，能够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一律不应该设立审批和许可。二是严格官员的执法行为。依法行政首先应该是对政府及官员的行为约束。要让所有官员明白，政府的权力是受到法律严格制约的，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三是要建立全面而详细的官员职业规范，并严格执行。要全面清理以往通过文件的形式对官员职业行为的各种规定，将之上升为法律。如所有在职的公务员都不能涉猎有任何商业行为的社会兼职；在任职期间不能获取除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之外的任何职位经济利益，如职务演讲费用、剪彩拿红包等；建立严格的职务消费标准；严格限制重要官员、官员子女、配偶的商业活动等。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最近关于改革的一项课题研究建议，新一轮改革应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以创新社会管理为关键，尽快形成常态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让改革的成果公平惠及广大人民，还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改革进程中，全民推动改革的深化。“每个人都是改革的发动机。”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改革到了今天，是在一定的社会共识、一定的社会需求、一定的社会压力推动下的。改革方案的制定既要适应决策需求，更要适应社会需求。
“对新一轮改革的参与，应该是有序参与。”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说，对于普通的公民，互联网、信访、联系人大代表等很多渠道可以实现表达自己的意志。从国家和政府层面来说，要尊重人民群众的表达权和评判权，限度地畅通表达渠道。高尚全建议，中央制定改革方案，既要充分发挥智库、精英的作用，也要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网站，让群众为改革献计献策，从而促成改革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