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宗庆后简介》
宗庆后简介
1945年10月，宗庆后出生于浙江杭州。
1963—1964年，宗庆后被“安排”到浙江舟山马目农场（现东海农场）支农。
1964—1978年，宗庆后在浙江绍兴茶厂从事生产技术调度工作。
1978—1979年，宗庆后顶替母亲到杭州工农校办纸箱厂当业务员。
1979—1980年，宗庆后在杭州光明电器仪表厂从事生产销售管理工作。
1981—1982年，宗庆后在杭州胜利电器仪表厂从事生产销售管理工作。
1982—1986年，宗庆后在杭州工农校办厂当业务员。
1986—1987年，宗庆后和两位退休教师组成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宗庆后任经理。经销部主要业务是给附近的学校送文具、棒冰等。
1988年，宗庆后率领这家校办企业借款14万元，组织专家和科研人员，开发出了第一个专供儿童饮用的营养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随着“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传遍神州，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迅速走红。到第四年销售收入达到4亿元、净利润7000多万元，完成了娃哈哈的初步原始积累。
1991年，宗庆后拿出8000万元巨款兼并同处杭州的国营老厂杭州罐头食品厂。当时的杭州罐头食品厂有2200多名职工，严重资不抵债，而娃哈哈仅有140名员工和几百平方米的生产场地。在宗庆后的领导下，娃哈哈迅速盘活了杭州罐头厂的存量资产，利用其厂房和员工扩大生产，三个月将其扭亏为盈，第二年销售收入、利税就增长了1倍多。
1992—1993年，宗庆后领导的娃哈哈先后两次因不同原因痛失上市良机。然而，在此后的10年中，宗庆后将娃哈哈打造成了一个“不用上市的企业”：连续6年行业老大，总资产66
亿，
无一分钱贷款，年存款近16亿。
1996年，娃哈哈的产品已经从单一的儿童营养液扩展到了包括含乳饮料、瓶装水在内的三大系列。同年娃哈哈与达能集团合资兴办了5个企业。
1998年，娃哈哈推出非常可乐，正式向“两乐”挑战。
2000年前，娃哈哈100%算是国有的，虽然“国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投”（宗庆后语）。在2000年的改制中，宗庆后及员工从政府手中买回了娃哈哈集团55%的股份，娃哈哈实现“全员持股”。其中，宗庆后占股30%，高级管理层5%，员工20%。
2002年5月20日，娃哈哈童装公司在北京举办娃哈哈童装展示发布会。娃哈哈盛传多年的多元化，就此迈开了第一步。原预计年销售额很快能达10亿，并能借势进入休闲装、男装和女装领域，但到2003年，童装公司产值仅1.73亿，利润2000万。
2002年，在宗庆后的领导下，娃哈哈集团销售收入为88亿元、净利润达到12亿元。娃哈哈已在浙江以外的22个省市建立了30个生产基地。当年娃哈哈共生产饮料323万吨，占全国饮料产量的16%。其中，“非常系列”碳酸饮料产销量达到62万吨，约占全国碳酸饮料市场12%的分额，在单项产品上已逼近百事可乐在中国的销量。
2003年5月，“非典”疫情结束后，宗庆后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将大批饮料送到零售终端，从而使销售实现了16%的年增长，全年销售额近百亿元。
2006年，娃哈哈作为中国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全球第五大饮料生产企业，总资产达88亿元。
2006年底，达能欲强行以40亿元人民币的低价并购杭州娃哈哈集团总资产达56亿元、2006年利润达10.4亿元的其他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与达能10年貌似幸福的“婚姻”背后，宗庆后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一直以来，手握49%的股份却牢牢掌握着合资企业控制权的宗庆后，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个让他隐隐不安的控股权的力量。达能“有所企图的步步紧逼”，让宗庆后不堪忍受。
2007年4月，宗庆后公然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商标争夺战。“娃哈哈遭遇达能低价强行并购，宗庆后自称陷入圈套。”这一热点新闻在媒体间争相传播。此后数月，双方的口水战不断升级。矛盾激化之时，宗庆后曾如此回应达能：“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民族情绪宣泄式的非商业表达把一场公司内部权力之争推演成备受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
背景资料
艰苦创业：
1987年，娃哈哈前身——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成立，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带领两名退休老师，靠着14万元借款，靠代销人家的汽水、棒冰及文具纸张赚一分一厘钱起家，开始{宗庆后的背景}.
了创业历程；第二年为别人加工口服液，第三年成立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开发生产以中医食疗“药食同源”理论为指导思想、解决小孩子不愿吃饭问题的娃哈哈儿童营养口服液，靠了确切的效果，靠了“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产品一炮打响，走红全国。1990年，创业只有三年的娃哈哈产值已突破亿元大关，完成了初步原始积累，发生在小学校园里的经济奇迹开始引起社会和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
历史转折：
1991年在杭州市政府的支持下，仅有100多名员工但却有着6000多万元银行存款的娃哈哈营养食品厂，毅然以8000万元的代价有偿兼并了有6万多平方米厂房、2000多名员工，并已资不抵债的全国罐头生产骨干企业之一的杭州罐头食品厂，组建成立了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从此娃哈哈逐步开始步入规模经营之路。
西部之光：
1994年，娃哈哈投身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建设，兼并涪陵三家特困企业，组建了娃哈哈涪陵分公司，以成熟的产品、成熟的技术、成熟的市场，辅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及娃哈哈固有的品牌优势，使涪陵公司一举打开了局面，产值利税连年快速增长，成为三峡库区最大的对口支援企业之一，跻身重庆市工业企业50强。
1997年以来，在西进涪陵的成功基础上，娃哈哈再接再厉，在三峡坝区湖北宜昌、国家级贫困区湖北红安、四川广元、吉林靖宇及沈阳、长沙、天津、河北高碑店、安徽巢湖等22省市建立了40余家控股子公司，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外地分公司的产值占到整个集团公司的近一半，不仅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同时也使娃哈哈实现了销地产，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最强的饮料企业，取得了“双赢”，达到了互惠互利的目的。
娃哈哈的对口支援、对口扶贫工作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和赞赏，江泽民、李鹏、吴邦国、温家宝、邹家华等领导同志先后莅临视察。
战略合作：
1996年，公司以部分固定资产作投入与世界500强、位居世界食品饮料业第六位的法国达能集团等外方合资成立五家公司，并坚持合资不合品牌，由中方全权经营管理，一次性引进外资4500万美元，先后从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引进大量具有九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流水线，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发展民族品牌，娃哈哈再次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挑战两乐：
1998年，娃哈哈经过十多年的历炼，感到自己羽翼已丰，已具备了与世界大品牌进行竞争的条件，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研制，推出“中国人自己的可乐――娃哈哈非常可乐”，在饮料界主动扛起了向国际大品牌挑战的民族工业大旗。自98年5月投产以来，非常可乐异军突起，现年产销量已超60万吨，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打破了非常可乐推出市场时一些人的“非常可乐，非死不可”，“非常可乐，非常可笑”的预言，也打破了可口可乐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广大民族品牌参与国际竞争的勇气和信心。
非常可乐的开发、推广成功进一步稳固了娃哈哈的发展基石，提高了娃哈哈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娃哈哈的新世纪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领域。
多元发展：
2002年，娃哈哈继续秉承为广大中国少年儿童带去健康和欢乐的企业宗旨，选择了与孩子们生活、成长紧密相关的童装业作为跨行业发展的起点。引进欧美的设计人才，以一流的设备，一流的设计，一流的面料，高起点进入童装业，按国际“环保标准”组织生产，并采取零加盟费的方式吸引全国客商加盟，在全国首批开立了800家童装专卖店，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童装品牌之一，初步显示了娃哈哈跨行业经营的信心和决心，为开创企业发展新支点，进一步向多元化企业进军奠定了基础。
宗庆后荣获的荣誉称号：
宗庆后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双对口”优秀个人、“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经营大师”等荣誉称号。 宗庆后的社会兼职：
宗庆后是高级经济师，浙江大学MBA特聘导师。宗庆后曾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代表；浙江省食品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浙江省饮料工业协会会长；中国保健食品协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常务理事。2002年宗庆后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宗庆后也是美国IFT会员。
宗庆后答记者问：
记者：您最钦佩的企业家是谁？
宗庆后：外界一直盛传我推崇李嘉诚，其实并没有达到推崇的程度。我对他并不很了解。
记者：您最欣赏的企业是哪家？
宗庆后：目前的企业都存在很多问题，比较理想的也不太多。现在存活了20年的企业都存在很大的危机。
记者：15年里，对您触动最大的中西方管理著作（或思想）是什么？
宗庆后：我觉得毛泽东思想在管理上还是有很大借鉴的。当然，我也谈不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很深的了解。我看书看得比较杂，很多微小的细节可能都给我以借鉴，最后也不知道是谁的想法了。
记者：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概括，您认为管理者最理想的心态是什么？
宗庆后：对管理者来说，心态很重要。要“平和”。我脾气有时也比较暴躁，年纪大了好一点了。
公司网站：娃哈哈 个人博客： 关联网站：
宗庆后名言
我亦可能属于世界上最廉价的董事长兼CEO。
我认为做企业要有这些素质，特别在中国市场上，那就是：诗人的想像力、科学家的敏锐、哲学家的头脑、战略家的本领。
在我看来，管理就是“管”和“理”，要把整个流程理顺，并按要求去管。当然，先管再理还是先理再管，要看自己的具体情况。
我就是要大权独握，任何一张小小的单据我都要签字。不签字的老板，不是一个好老板。
要避开竞争也不可能，市场肯定有竞争，避免竞争，这不是找死么？
乐百氏一卖，我就不停地自问，娃哈哈的优势可以持续多久？
当时达能拿了很多文件给我看，说我们违反了合同，比如商标使用合同等，如果不同意出售，就可以控告我们。不过，后来我回来和员工仔细研究了一下合同，情况并非达能所说的那么严重，我就不同意了。但我当时签订的只是意向，不是合同。
在与外资合作时，本土企业不要把自己当成羊，而是要当成一只并不强壮的“狼”。因为以羊的心态去迎合狼，狼的心理就变成如何吃掉你而不是如何合作。{宗庆后的背景}.
他（达能）找第三者以后，你也找第三者，他认为你的第三者更漂亮，所以他就要拿走，你说这是什么行为？他还指责你，你是什么感受？{宗庆后的背景}.
做光明正大的中国人，为中国人创造财富。
中国人现在已经站起来了，已不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代了，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格、人格，你老是用威胁、恐吓的口气跟我们说话，只能增加我们的愤慨„„
篇二:《中国的超级富豪到底从哪里来 背景都不简单》
伴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的腾飞，一批超级富豪也逐渐壮大。从经济角度来说，《福布斯》2010年的全球富豪榜曾估测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列全 球第二，仅低于美国。如果说这算是一种“荣光”的话，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人的评价却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他们大多是 “官商勾结”的暴发户，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富豪们“艰苦的创业经历”顶礼膜拜。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的超级富豪到底从哪里来?
我们选择的富豪来自：在“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主榜上从2003到2012年，所有曾经在胡润或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上出现过的有效个案数， 合计211个。虽然不少人对“富豪榜”嗤之以鼻，但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只是对我们目前“所知的最富裕的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the visibly richest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的分析。
而且富豪榜“原始”的数据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清理和重新资料搜集(比如清除了曾好几年都出现过的一些个人信息极度匮乏的神秘人物，以及杨惠妍和李兆会那样的第二代企业家。其中杨惠妍的个案由其父亲杨国强代替。)
需要指出的是，这211个个案，既有企业家个人，也有企业家组合。这些组合大多是以夫妻档(19对)、父子档(4对)、兄弟档(4对)的面目出现，间或有母女(1对)、父女(1对)组合;而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家族”的形式出现(16个)。
这是中国的富豪榜相比较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的富豪榜的一个“特色”;而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兴盛以及家族企 业内部复杂的产权结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被“捆绑”上榜。有些企业是父子创业，但只有儿子上榜，比如戴皓。
还有一些兄弟是被分开上榜的。除了刘永好和刘永行等四兄弟、吕向阳和王传福(表兄弟)外，还有黄光裕的胞兄黄俊钦、唐万新的胞兄唐万里、张茵的胞弟张成 飞。能够分开上榜的，也一般都是“分家”之后股权比较清晰的案例，或者创办了其他的主要业务。更多地出于实用的考虑，只保留这些组合的第一个人的名字，对 另一人的信息不再搜集。
这211人的平均年龄是53岁，绝大部分是男性。我们区分了“先驱”和“后来者”，分别指的是1992年之前和之后创业的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是“先驱”还是“后来者”，他们创业的年龄均值都很年轻，分别是29岁和32岁。
家族的力量
结婚或离婚管用吗?
结婚和离婚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个人或家族获取或扩大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新财富》杂志2012年的“500富人榜”甚至宣称离婚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女 性富人的一个重要方式。
然而，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除一人是因为丈夫意外身亡自己继承财产而上榜之外(陈金霞)，尚无一人仅仅是通过婚变就跻身富豪榜 的。
另一方面，婚姻确实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夫妻共同创业的是主流。女性借助男性家族积累原始资本的情况为主，但也有男方通过与女方联姻壮大发展的例子。例如，丁世忠就综合了自身家庭的资助，以及来自妻子家庭的资助。
是一个很典型的夫妻双方家庭共同扶持创业的例子。丁世忠的父亲在福建晋江开了一个制鞋作坊生产“旅游鞋”。17岁时，丁世忠带着向父亲借的1万元和 600双鞋到北京推销，开始创业。1994年，他揣着赚到的20万元回晋江，加入岳父丁思忍创办的安踏公司。1994年后，丁志忠先担任安踏福建的董事然 后当上总裁。2002年5月，丁思忍将安踏福建和安踏中国的权益无偿转让给丁世忠。
海外关系与“倒爷”
在所有的女富豪中，秀丽•好肯(Xiuli Hawken)的名字最为特殊。秀丽•好肯本名戴秀丽，与英国丈夫结婚后随丈夫改姓Hawken。她的故事其实本质上与张茵类似。但她显眼的姓氏尤其提示我们注意到海外关系在富豪致富中的作用。
那些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企业家都被从数据库中排除了出去。然而，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上榜富豪实际上拥有的已经不是大陆身份。这方面的数据搜集异常地困难，而且肯定只能做到对“已公开”的情况的分析。
据公开的材料，在211名被调查企业家中，至少已经有46名企业家不是中国大陆身份，占到了21.8%。这当然只是一个最保守的估计，而且并不包含他们 直系亲属(尤其是配偶和子女)的国籍情况。即便如此，这个比例也高得令人吃惊。其他学者或观察家对中国富人海外移民规模的推测则要更为惊人。
一些富豪乐于公开自己的外籍身份甚至深受其益(尤其是华人华侨的身份所带来的便利，比如黄世再)，另一些富豪的“海外身份”的曝光则非常的戏剧化，且往往引发激烈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许多富豪的海外关系都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
大多数公开的版本都很类似：一个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跑到海外(非法地或合法地，或半合法的)，并在若干次失败和成功之后站稳了脚 跟。这些人出境的方式如何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沿海地区与境外的联系和走动就很频繁。真正有意思的是通过利用海外关系发家，是中国 富豪相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富豪们的另外一大“特色”。
富豪们“拼爹”吗?
出于便利的考虑，我们只试图搜寻富豪们父亲的信息。有些富豪的父亲的信息清晰明了，甚至还非常详细，有的则不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因自然灾难 原因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如张祥青)，有父母感情不和或离婚实际上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如黄宏生)，有政治运动中父母双亡的(如黄怒波)，也有父亲早逝 的(如沈国军)。对于这些情况，笔者只能按照其母亲的情况或实际的家庭经济情况计入。尽管如此，仍然有16.7%的企业家的父亲的信息完全无法获知。
我们划分出八种类型的职业。“城市普通工人”(57人)和“农民或工匠” (26人)属于一个范畴，都是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下层。其中一些人的家庭，按照公开材料所述，是极端贫苦。他们合起来83人，占到了39.3%，是所有类别中最高的。
剩下的几项，则或多或少带有“精英再生产”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