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该如何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
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
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毋庸置疑，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风险已逼近“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在官方数据上中国还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增长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的铁公机与房地产构成，如今这两个推动机已临近崩溃。当支撑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消耗一空，人口红利逼近零点，中国拿什么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邓聿文先生在《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中提出中国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社会、政府和政治几个方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经济领域的改革重点有三：
一是打破垄断，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
二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
三是加强金融体系建设，解决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
社会领域的改革重点有四：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两极分化；
二是放权于社会，加快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三是废除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破除阶层流动障碍；
四是强化社会参与。
政府的改革重点有二：
一是限权和放权，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有限政府；
二是大力反腐，力争在反腐败上有制度突破。而上述改革要深入，都会触及到政治改革。
事实上，发展经济仅仅是治标，政治转型才是治本。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实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
因此，推进公平正义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前提。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而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意思}.
急迫的问题。
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必须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促进公民权利平等。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不启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改革，社会将会积累更大的风险和危机，这对新领导的权威建立非常不利。
要知道，当前国民已不再满足于“面包时代”，能否让每个国民过得有尊严、活得踏实，对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但同时也是个足以名垂千古的机会。
篇二:《如何看待和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看待和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定义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要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关键的挑战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高速增长。
总结国际经验。我们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从研发费用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韩国2003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
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
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1960年仅为54.2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11岁。到2008年，韩国提高到79.8岁，已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75.3岁和 74.4岁。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情况，韩国1960年婴儿死亡率高达96‰，远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59.9‰和66.1‰，到2008年，韩国已经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14.6‰和5.9‰的水平。在教育领域，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上世纪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8.9和9.7年。{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意思}.
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表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199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5.3%。在外债方面，阿根廷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曾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
第六，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
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情况看，陷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第二，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第三，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如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第五，体制变革严重滞后。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意思}.
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
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孕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李克强指出，要继续从供需两侧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规划要把创新驱动放在核心位置，围绕加快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使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涌现出来，适应市场需要并带动更多就业。中国是一个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现实或潜在需求，要通过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升级、发挥新型城镇化带动作用等重大举措，着力把内需潜力激发出来。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持续深化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时效率提高如果赶不上成本提高，就会陷入低效益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变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经济衰退。三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技术创新弱使内需不足，难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难以有创新产业和新产品开发，从而使有效投资的机会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使市场化竞争严重迟缓，导致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受市场控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对症下药”。譬如，对于“转型陷阱”，我们应当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重中之重，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扭转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克服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协调城乡区域发展，继续夯实农业基础，着力化解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对于“城市化陷阱”，我们既要防止拉美式的“过度城市化”，控制大型城{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意思}.
市人口过度膨胀，又要纠正中国的“浅度城市化”，为农民工提供均一个平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真正“市民化”；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保持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等等。
中国要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是绕不开的道路，针对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因素。本来经济积累到一阶段后，比如：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至1万美元后，给经济积蓄的发展后劲应该更大，因为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强。但是，由于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得经济发展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这些极富者们各种消费品已经应有尽有，消费倾向非常之低。而消费倾向高的普通百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经济生活负担重，有消费倾向，但却没有消费能力。贫富差距过大从根本上抑制了经济发展。
中国必须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一定会将收入分配改革引向深入。
同时，以打破垄断为核心，释放经济内生活力。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三分之二，民营企业占三分之一，这种格局近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这背后折射的是产业集中度过高，并且都集中到了国企特别是央企之中。一定时期的社会资源是一个定数，这么多的资源都被国企特别是央企占用，那么，留给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这种状况持续十余年，足以看出民营企业以及其他形式企业长期以来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困难。
再者，给消费增长提供基础和环境，把消费潜力彻底释放出来。当然，增加居民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根本和长远任务，而当务之急是给居民和中小企业大幅减税降费让利。激活居民消费，给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创造宽松环境。本届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好，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有更大利好。{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意思}.
总之，通过大力度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抑制贫富悬殊；打破垄断，激发经济内生活力；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税降费释放消费活力等改革措施，才能真正把资源能源推进、大举投资和出口型经济拉动转到内需消费为主、才能把越走越窄的垄断经济转到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上，也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三:《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
高杰 何平 张锐
2012-09-04 10:30:13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3期
【内容提要】 目前，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同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需要应对一系列复杂的技术、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这对于人均 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 转型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总结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概念，以警惕那些人均GDP突破低收入陷阱以后，长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这对于人均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Klaus Schwab，2010)。自2007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于正处于发展陷阱的拉美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口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与投资需求不振以及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如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将中等收入陷阱明确定义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2010年又进一步阐述为：“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其实是形象地描述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或者说是中等收入国家应当“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较高速的增长”(马岩，2009)。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伟(2011)。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时，所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增长难题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能够突破“贫困陷阱”的发展战略则完全不适宜于用于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迈进。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内需不强、效率提高赶不上成本提高、创新不足等问题困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出现的“发展悖论”。虽然胡鞍钢使用了“发展”一词，但他实际上是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不断减少等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导致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来看，可以认为他的观点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吴敬琏(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在某个阶段的增长驱动因素问题。他把经济增长划分为“起飞”前阶段、早期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或知识经济时代。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不同，分别为要素驱动、资本或投资驱动、效率驱动或创新驱动以及服务驱动。“中等收入陷阱”则是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发展时会遇到的问题。如果在这
个时候增长模式选择不恰当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一个经济体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原因的实质就是驱动因素的选择不恰当。
第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关于经济发展问题。蔡昉从经济学出发，把收入陷阱定义为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生存)水平上面。一个国家即使跨越了低收入水平阶段，仍然有可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甚至有人均收入下降的危险(蔡昉，2008)。这个定义明确将中等收入陷阱纳入发展经济学范畴。郑秉文(2011)也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结合外部环境(如贸易环境)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已(郑秉文，2011)。他还进一步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次跨越与四个阶段，并指出第三次跨越是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李扬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含义之一是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社会动荡，造成经济发展停滞、长期徘徊不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权衡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经济发展仍然过分依赖外在因素，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因此停滞徘徊(权衡，2010；Bellagio，2002)。
第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含糊不清，如世界银行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对于哪些原因造成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停滞时经常使用“可能”的字眼。如江时学就认为，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与2010年《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两份研究报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述
就是含混的。并根据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而“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艰巨性，其要害是使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焦虑症，将人均收入高低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导致片面追求GDP增长，甚至陷入GDP崇拜(江时学，2011)。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福垣研究员(刘福垣，2011)。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是人们对于“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其实，任何国家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积聚能量。
无论是把中等收入陷阱归于增长问题还是发展问题，学者们大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经的阶段。成思危、林毅夫、高伟等也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并不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增长或发展陷阱。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必须认真面对。
二、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有鉴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一些学者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出发，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进行了讨论。由于视角不同，学者们的意见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1.社会建设滞后论。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建设滞后。许多现在正苦苦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
而无法自拔的国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东亚的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建设的滞后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最近，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滞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夹心化”，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致使拉美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的“拉美陷阱”就是对社会建设滞后的一个形象刻画。“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George et al，2004)。郑秉文(2011)从“拉美陷阱”导致的“方形轮子”式发展带来的恶果、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消费脱节以及经济长期增长的停滞以及“贫困性增长”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建设滞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蔡昉(2008)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适当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会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得人均收入不能持续提高。马岩(2009)的研究也指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可能变成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刘伟(2011)指出，经济发展失衡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消费拉动不足；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不及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而在我国农村居民占多数的现实条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有效消费的严重不足，进而导致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增长。
2.转型失败论。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都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以及消
篇四:《中国如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国内以及国外对于我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如何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本文将讨论这些问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经济体制改革
正文:
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从历史经验看,许多经济体可以较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少有经济体能顺利超越中等收入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时期，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那么导致“中等收入陷阱”有那些原因呢，又有哪些表现呢？
一般来说，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以及会出现的一些现象有以下一些:
1、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增长的困境，贫富差距过大。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有以先富带动后富的做法的时候，必然会产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但是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就会产生缩小收入差距的强烈要求。但在缺乏有效的扭转收入差距的制度安排和实现机制的情况下,一些国家，比如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拉美国家就采取“福利赶超”这类的模式,结果不仅对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最终没能改变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因此经济增长就停滞不前了。
2、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城市问题凸显。在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发展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快速城市化的倾向,如果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不能跟进,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里面拥挤了大量的人群而无法提供工作以及生活的条件，这些就影响城市的发展,并限制了城市应有的功能的发挥,使经济增长失去了城市这一个重要的动力。
3、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导致升级的难题。当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要想进一步提高收入水平，不仅要继续调整产业结构,而且要使这种调整建立在技术进步或创新的基础上。这会给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带来巨大挑战:如果能够实现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便可实现向高收入过渡;如果不能实现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就会陷入增长停滞的局面。这种情况在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很强的国家里面更加明显，这些国家本身没有太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的能力，他们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本身就是受了发达国家的帮助。
4、应对国际风险能力较低导致易受外部经济冲击。一些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从而受益于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深化。但由于本国经济结构的不成熟,这些国家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因此爆发经济
危机,使经济发展水平一夜之间倒退若干年。比如08年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导致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四点就是一般来说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当然这个总结不完全，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二、我国目前的现状以及其他国家的情况
我们知道，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与起步时间相近但用时不到20年就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某些东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引人深思。
那么它们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么呢？经过上网了解我们可以知道，早在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就被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危机频发则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突出表现之一。前有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有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有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这一切都表明，奉行“先增长后发展”的主流意识及其政策导向，并没有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反而使两者同时受损。
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一直很严重。资料显示，1970年前后的收入分配已呈现非常集中的状态，基尼系数最低者为0.44，最高者为0.66。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收入分配最不公的是巴西，基尼系数达到0.64，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低于0.48，但仍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就业不足和非正规经济成为持续存在的现象。正规就业大幅缩减，非正规就业比重显著增加，1990-1998年非正规部门(自谋生计者、家庭服务和微型企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61%。
与此同时，社会结构被长期固化，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的职业分层不利于向上的社会流动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贫困问题虽然在经济扩张周期中有所缓解，但是程度依然严重。整个拉美地区贫困率1990年达到48.3%，创历史纪录。至2008年拉美贫困率降至33.2%，但是在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贫困率再度反弹。
拉美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同时必须将涉及社会平等的因素考虑进来。实施这种融合发展战略的前提是建立一个能够制定一体化政策的制度。该制度应该以促进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应“显现化”为指导原则;应该让社会各部门、各阶层积极参与，特别是要重视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应该完善经济和社会权力部门的协调机制并使社会领域成为主流经济政策强调的重点。简言之，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正因素，政府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从拉美国家经验教训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那么我国目前又是什么情况呢？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
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