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金一南谈一下民族英雄《2015狼牙山五壮士抗日英雄事迹材料》
从1941年起，侵华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及其武装力量作为主要进攻对象。根据地军民敌后抗战进入空前困难的时期，同日伪军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狼牙山五壮士”就是敌后军民艰苦斗争中的一个抗日英雄群体。
一、狼牙山战斗的经过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万余日伪军(其中日军6万多，伪军1万多)，对晋察冀边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秋季大“扫荡”。这次大规模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持续了两个月。
日军兵力多，来势猛，采取远程迂回、分进合击和铁壁合围战术，企图在短期内摧毁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对于敌人的合围“扫荡”，预先做了一些准备。8月19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收到了反“扫荡”作战方针和战术指示。此前，一分区改造了部队主力所在的狼牙山驻地的地形工事，精简了机构。8月23日，日军开始发起进攻。一个月来，易县周边的大小战斗持续不停。
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坨36峰。当时，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9月23日凌晨，日军开始进攻狼牙山。盘踞在塘湖的日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山下的南淇村和北淇村，制造了屠杀村民多人的惨案。接着，日军主力倾巢出动。拂晓时分，日伪军3500余人由定兴、方顺桥附近分三路西进，围攻易县北娄山附近的一分区驻地，当时一分区大约有5000余人。发动进攻狼牙山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乙兵团，由步兵第一三三旅团及各配属部队组成，兵团长是步兵第一三三旅团长津田美武少将。
由于有叛徒赵玉昆的伪军带路，日军开进速度很快。日军在进出口布置重兵，从北管头沿东西水村向狼牙山推进。23日中午，日伪军已集聚在山下。当时，留在狼牙山的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还有易县、定兴、徐水、满城4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三四万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组织突围。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命令将四个游击支队交给正在山上养病的一团团长邱蔚指挥，要求他们利用天险地形，守住阵地，伺机突围。分区情报站通过“飞线”了解到敌人分布在周围的干河、毛儿崖、管头、东西水、松山、娄山、淇水、菜园、雪踅岭、碾子台及九莲山。23日黄昏，一分区三团和二十团从岭西、隘刹、刘家台和东、西武家庄子同时出击，管山、松山一带的日军伤亡惨重，伪军也受到重挫。日军以为遭遇我军主力，立即从九莲山、碾子台和雪踅岭等地赶往北娄山救援，日军的一大部被吸引过去。这一带空出一个十几里长的大口子，大大减轻了我军压力。邱蔚团长抓住有利时机，迅速组织突围。
按照一分区首长的指示，一团的一个连留下作掩护。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的任务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从狼牙山的东面转移到西面，在一个山洞里领足子弹和手榴弹，由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行动。而分区主力部队则于23日晚由周庄经上、下隘刹向西转移，直到24日中午，分区司令部已安全转移到了张家庄。
按照原来的部署，七连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主力，再利用夜幕掩护和熟悉地形的优势，伺机打击消灭敌人。七连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带领全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民兵配合下分兵把口，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了地雷。24日夜色降临后，4个县的游击支队、机关干部和群众沿着盘陀路向那片空出的口子开去，悄悄地转移了。半夜12点左右，六班翻过狼牙山，来到山背后的小村子。七连把一排、三排派出去警戒，二排集中待命。大约凌晨三四点，接到掩护七连主力撤退、为机关撤走争取时间的命令。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一排、三排相继撤离，二排继续掩护。连长命令二排二班把守北山脚口子，六班把守东口。二班离开后，连长带着七连指战员沿着盘陀路向外撤离，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吸引敌人火力，继续掩护作战。机枪组的两人配备了两挺机枪。六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5人借着月光，将团部留下的几箱手榴弹分束扎捆，然后隐藏在棋盘陀最险要的“阎王鼻子”和“小鬼脸儿”两个据点。
25日清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敌人上山途中，从东西水村往棋盘陀来的日军，一路上伴随着地雷的爆炸而倒下。机枪组的两路火力吸引了敌人，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我军部队主力。马宝玉等5名战士分成两组，阻击企图在棋盘陀汇合的敌人。但机枪连子弹有限，机枪手在打完子弹后撤退了。为了拖住日军，六班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日军在前面的进攻中吃了亏，不敢贸然行动。他们采取扫射和炮轰方式，小股试探，轮番冲击。六班战士扼守着棋盘陀的要道，英勇战斗，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的4次猛烈冲锋，杀伤敌人50余名。直到中午，日军也没有爬上棋盘陀。棋盘陀有一条路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另一条是通往棋盘陀顶峰的路，也是一条绝路。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路线，保障主力安全，5名战士选择撤向棋盘陀顶峰，班长马宝玉带着战士们一面向顶峰攀登，一面依托岩石和树林向敌人射击。敌人紧追不舍。由于敌人不熟悉地形，有的中弹滚下山去，有的踏落石头坠入深谷。六班战士把敌人引向顶峰的绝路，同时也使自己陷入困境。
棋盘陀峰顶三面悬崖，无障可凭，无路可退。五壮士在班长马宝玉的带领下，同敌人激战5小时。弹药用尽后，就把石头石块砸向敌人。他们打光最后一粒子弹，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终因众寡悬殊难以支撑。在最后的危急关头，5名勇士宁死不屈，他们将所带枪支毁坏后，纵身跳下了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二人跳崖后挂在绝壁的树枝上，幸免于难。葛振林伤势较轻，宋学义摔折了腰。两人凭借求生的本能和顽强的毅力，艰难地爬上悬崖，相互鼓励相互搀扶走到小石林一带碰到当地道观的李道士，经其救助后由民兵送往医院。狼牙山战斗结束。马宝玉等5名战士誓死抗日的壮举，表现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二、关于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决定及其战地宣传
1941年秋季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持续到10月中旬结束。关于狼牙山战斗中我军指战员英勇作战的情况，在日本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也不得不承认。该书在总结此次日军“肃正作战”的教训时，谈到八路军“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想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像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以小部队掩护主力转移、顽强抗击日军的战例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可以说，利用狼牙山险要地形、工事以及集束手榴弹的杀伤威力，之后又在棋盘陀的险要据点设伏、阻击，在七连留下的机枪组两名战士机枪的配合下，六班战士毙伤数倍于己的日军不仅是真实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舒同、副主任朱良才共同签署颁布《晋察冀军区关于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其中记载了狼牙山阻击战中毙伤敌人100名以上。同时，对马宝玉等5名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五壮士学习。军区作出指示：“一、在每次战斗中，高度发扬英勇顽强的搏斗精神，以战斗的胜利纪念他们。二、在烈士牺牲地点，建碑纪念，并命名为狼牙山三烈士碑。三、决定马保林等烈士作为一团模范七连的荣誉战士，每逢纪念日点名时，首先应从荣誉战士点起。四、对光荣负伤的葛振林、宋学义二同志，除通令嘉奖外，并各赠荣誉奖章一枚。”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举动，很快在边区传开了。
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发了前线记者沈重采写的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之后，方冰、劫夫创作了歌曲《狼牙山五壮士歌》，魏巍、罗浪创作歌曲《五壮士之歌》。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迅速在边区传颂着。第一军分区战线剧社的青年画家曹振峰绘制了连环画《五壮士》，剧社还创作演出了由胡旭编剧的四幕话剧《狼牙山五壮士》。这些作品倍受军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喜爱，教育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三、对围绕“狼牙山五壮士”若干问题的看法
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个别人怀疑和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抗日斗争情节的奇谈怪论，混淆了视听，抹黑了英雄。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根据葛振林、宋学义及其相关人对狼牙山战斗情况的描述，根据史料的记载，结合实地考察调研掌握的材料线索，谈谈对有关问题的几点认识。
(一) 五壮士跳崖地点棋盘陀
根据宋学义《在狼牙山上》的描述，跳崖地点是在棋盘陀顶峰。他说：“攀上了棋盘陀的顶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三面是万丈悬崖。”沈重在《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中记载：五壮士在棋盘陀顶峰跳下了悬崖，“二十丈绝崖的沟底有三堆血肉”。《训令》里面记载，要“在烈士牺牲地点，建碑纪念，并命名狼牙山三烈士碑”。1942年5月1日开始动工建塔，7月7日在棋盘陀顶峰建起了纪念塔。9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题为“棋盘陀上纪念塔落成，三青年烈士英名永垂”的报道中称：“(本报晋察冀边区通讯)易水狼牙山棋盘陀三勇士壮烈捐躯(按：三勇士壮烈捐躯事迹，见本报八月三日四版)后，军区为表彰忠烈，特在烈士殉难地建立巨塔，以资永远纪念。”后来在纪念塔(棋盘陀顶峰)下方发现三烈士尸骨的事实及实地考察调研的情况来看，五勇士跳崖处在棋盘陀顶峰是较为可信的。
有人拿葛振林讲的“三个小山包”来印证跳崖地点，“这地方离主峰棋盘陀不远，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正面从我们来的地方是一条小山腿，弯弯曲曲地伸开去，背后和两侧是陡陡的山坡，下去就是望不见底的悬崖”。他本人也没有说这三个小山包就是大小莲花峰。在棋盘陀峰顶旁边，有几座较矮的山峰，它们是棋盘陀峰附近的侧峰，而不是对面的大小莲花峰，棋盘陀峰与大小莲花峰中间隔着悬崖和几座较矮的山峰，两者之间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当地也有跳崖处为小莲花峰的说法。1942年、1959年、1986年曾三次修建纪念碑(塔)，到1986年重新建塔的时候，由于年代久远，搜集资料非常困难，当时使用了一位自称目击者的人提供的讲述材料。退一步来讲，当地人所说的陀是一个较大的地理范围，广义上的棋盘陀也包括大小莲花峰在内的其他山陀。因此，五壮士从棋盘陀跳崖说并没有违反历史的真实性。
(二) 把跳崖说成“溜崖”有违历史真相
1995年8月11日，《羊城晚报》刊登《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跳崖，葛振林、宋学义两人是顺着崖壁溜了下去。葛振林对其中的细节曾多次予以澄清。葛、宋两人所跳的一面悬崖下方恰好有当地人俗称的“岩障”(岩石中长出的树木)，两人被树枝挂住才没有摔到底，但都负了伤，幸免于难。宋学义回忆自己紧跟着班长跳下悬崖。葛振林的回忆也清晰地记载了跳崖挂树的经过以及宋学义跳崖从其身旁摔下去的场景和心情：“当时自己的决心是：猛一跳，栽下去就算啦。谁知道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又不由自主地伸出来，去抓树枝子……我心里还是明白的，伸手摸摸身子底下是并排的几棵小树，把我给挡住了，我知道没有摔到底，自己还活着，只是浑身没劲不能动。也不知是我和同志们碰下来的还是敌人推下来的，人头般大的石块，这时正顺着我下来的山崖不断地往下滚，经过我的身旁，‘通通’摔下崖去了”。还有人拿“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批斗会上当众质问宋学义跳崖来说事，这种特定环境下质疑甚至迫害污蔑抗日英雄的恶劣行径，显然不能作为证据。
(三)七连埋设地雷没有疑义
七连在狼牙山上的几处关键地方是预先埋有地雷设伏的。《杨成武回忆录》记载，“七连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埋下地雷”。葛振林在其《狼牙山跳崖记》中多次提到埋了地雷。“我们刚要爬过一个崖坡，突然从石缝里钻出一个人来，穿便衣，看样子像地方工作同志，他连声喊：‘别走，那边有地雷!’话还没了，地雷响了”。他提到大庙“里面乱堆着敌人丢下的罐头盒子，当院一个大土坑，周围尽是敌人的血衣，看样子敌人踏响了我们埋的地雷”。另外还有串连着的手榴弹埋在路上，“我们趁着月色，把团部留下的几箱手榴弹，捆作一束一束，像埋地雷似的从山脚一直埋到半山腰”。在1941年至1942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反“扫荡”斗争中，山地战斗中使用石雷的情况非常普遍。
(四)以5名战士为代表的八路军同当地群众的亲密关系无可置疑
葛振林回忆在山上拔萝卜吃的故事，有的人引申到八路军的纪律作风问题。今天，当地老百姓对这种说法既感到愤怒，也觉得可笑。通过在狼牙山的实地察访，我们了解到，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现在有些人拿拔萝卜吃萝卜来说事，他们没有去实地了解和考证，很难想象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抗战时期根据地亲密的军民关系。当时老百姓宁可把自己吃的粮食拿出来，宁愿自己饿着也不愿让战士们挨饿。“一口饭也要留给战士们吃，最后一尺布留给战士们穿”。1942年狼牙山地区大旱时，八路军战士走30多里路去挑水，为的是让老百姓能喝上水;地里长不出东西来，老百姓把山上的树叶和草根挖了以后送给战士们吃，为的是让战士填饱肚子去打胜仗。
甚至还有人说：“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事实上，在这次日军“扫荡”期间，狼牙山下的南淇和北淇村惨遭屠村，家家户户都有国仇家恨，百姓如何肯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而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为了保护群众安全，最后舍身跳崖，或英勇就义，或身负重伤，他们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敬仰和爱戴。
综上所述，我们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字记载到实地调研，对狼牙山战斗经过及其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梳理，基本勾勒出马宝玉等5名战士为了掩护主力、保护群众转移、英勇顽强抗击日军的基本脉络和情节。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在战斗激烈进行、关系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当事人对于所发生事情的感受、个人所处的方位、战斗过程以及一些细节的回忆，出现个别细微的差别，也是比较正常的事情。而个别人抓住某个细节主观臆想无限放大，置抗日民族英雄为民族牺牲的大义于不顾，尽其断章取义、歪曲诋毁抗日英雄之能事，否定和丑化八路军抗战历史，是极不负责很不道德的行为。抗战历史不能亵渎，民族英雄不容诋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对抗日英雄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中华民族未来的责任担当。
第二篇 金一南谈一下民族英雄《民族精神就是武器》
走过许多地方旅游，看见过无数秀丽景色，很美，很令人憧憬。但这一次旅途却令人铭刻在心，或许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了……
五月的春天，微风飘飘，阳光灿烂，蔚蓝的天空中不时飞过一只只可爱的鸟儿，自由是多么的快乐。或许上天也知道我们此次之行很有意义，所以昨天还下着雨的天，今天就开出太阳。
这次是学校组织去长兴的，去哪里玩吗？“玩”不能是完全意义上的，更多的去体现曾在这块亚洲土地上为了自由而不惜生命，抛头洒血的民族英雄的伟大。我们到达目的地是“新四军”革命根据地。下车后，映入我眼瞠的是一块烈士碑，上面写着“n4”，或许为了革命的胜利，有太多太多的英雄牺牲了，在这块墓碑上已包含了对所有英雄的敬意。我在这块墓碑前深深的鞠了一个躬，以代表我那被惊醒的心。
这里被誉为“江南小延安”，是新四军当年的革命地，是清朝咸丰年间民宅，占地1276m2，大小共有46间屋。首先讲解员带我们去了一号厅，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铜像—这个粟裕司令，他是新四军苏浙军的司令，逝世于1984年，他生前说“他作战许多地方，等我死后，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分散在我曾作战的地方。”多么伟大的言辞啊！粟裕将军为了革命，不惜劳累，坚持革命。讲解员还纷纷给我们讲了一些当时新四军用的生活用和作战工具，可以想像他们当时吃的、用的、睡的都是竹子，这是我们无法想像的，更是我们无法做到的，而这些无名英雄们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牺牲了太多……
可以介绍的人很多很多，但让我记忆犹为深刻的是一名叫徐昌胜的小英雄，为什么称他为小英雄呢？或许谁也不能也不敢想像他年仅13岁就牺牲了。他是一名护理员，有一次为了帮团队试探前方军情时，被日本人抓住了。日本人真的很残酷，他们并没有让小英雄徐昌胜死，而是用尽手段逼他说是革命的所在地，徐昌胜只字不提，他们先是剪下了他的耳朵，徐昌胜破口大骂日本走狗，于是他们便剪下了他的舌头，十三岁的徐昌胜就这样活活被折磨死了。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事啊！我的双眼已模糊……
尽管敌人有洋枪、大炮，但英勇的新四军手持土枪、大刀，冒着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奋力向敌阵冲去。前边的人倒了，后面的人立刻冲上去，前仆后继，无所畏惧！
或许，有人会问是什么力量激励他们不要命地往前冲？我认为是新四军战士抵抗外来侵略的精神，是爱国的民族精神。
敌人凭借洋枪、洋炮能冲垮我们的前沿工事，却永远冲不垮我们心底的防线！敌人凭借枪炮或许暂时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践踏，却无法永远征服我们；敌人的枪炮或许能毁灭生命，却无法毁灭我们的民族！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才战胜了侵略者，摆脱了悲惨的命运；如今，已建设成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民族精神就是我们最强有力的武器，它比枪炮威力更大！
第三篇 金一南谈一下民族英雄《金一南讲座整理》
金一南讲座整理（每天整理5分钟的课程）
我们国家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个成就的取得。
从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300亿美元，(1952年我国工业水平低于英国1800年、法国1890年水平，人口平均只及英国18世纪后期的水平，相差将近200年)，与当时先进的发达国家，相差200年，我们看1952年以后，我们奋起直追的速度，（1960年，达到614亿美元，1972年，1000亿美元，1982年，2021亿美元，2000年，100000亿美元，2009年，49300亿美元，2010年，58800亿美元）我们增速非常快，国家发展取得极大的成就，而我们在这些成就中，我们连续实现了一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2004年，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世界第六大经济本。2005年，以22257亿美元总量连续超过英国（21000亿美元）和法国（2079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我们在建设上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当然，我们在回顾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再回过头看，我们走的苦难历程。我们从1840年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的追求，那么我们今天的成就，像当年的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包括孙中山，包括毛泽东同志，很难设想，我们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毛泽东同志在58年大跃进的时候，他当时就讲，就是为了1070万吨钢，叫1070万吨钢，就费了那么大劲，砸锅卖铁，户户冒烟，搞到最后还没有搞成，我们现在，钢产量六亿吨，那比世界第二名，甩得很远，世界第二名，才八、九千万吨，当然，有一个今天产能，经济能量，结构调整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我们常人，前人，他们很难想像到今天中国人，竟然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就，当然，我们再过二三十年，我们成就会更大的。那么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走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从1840年，我们国门被别人打开，到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到2050年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就200年的时间，从1840年到2050年，这两百年时间，我们的任务，前一百年时间，我们是救亡，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我们从1840到1949，一百年多一点时间就是救亡，5从林则徐开始一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们说，可以说，把救亡的命题打了一个结，我们做了一个了断，从1949到2050年，就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阶段，我们为发展，发展中国，前一地阶段救中国，后一阶段，发展中国，而我说，前一阶段概括为救亡，后一阶段概括为发展，这是两百年来，我们历史发展的宿命，我们在这两百年中，多少先进的中国人，就为了这个目标，前面为了救亡后面为了发展，抛头颅洒热血，我们救亡的过程中，历经坎坷，好不容易新中国成立，我们发展道路亦同样历尽坎坷，好不容易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我们两百年来的命运，当然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今天取得巨大成就，也就是在于社会主义处于全世界萧条，苏联东欧解体，这样情况下，大家都不看好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们取得了这样一个成就，中国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搞成，能不能支撑下去啊，实际上，在国际上疑问很多，（波兰、捷克、匈牙利、东欧的、罗马尼亚他们都已经变了，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金一南谈一下民族英雄
中国为什么搞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还相信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百年救亡、百年复兴，1840年――1949：救中国，1949――2050：发展中国）中国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相信马克思主义，10做难事必有所得，做从没有做过的事，做全神贯注的事，对自己必有提高。中国体制，意识形态，国防，（1989年，爱莎尼亚、布拉多尼亚、立陶宛，波罗的海三国，两百万人手牵手，组成了 将近600公里的人链，手牵手组成人链，BBC的航拍，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步履蹒跚的孩子，穿过高山，穿过田野，穿过公路， 这个人链横跨波罗地海三国，要求民族独立，非常震撼，当年戈尔巴乔夫就是看到这一段视频，戈尔巴乔
夫率先同意爱莎尼亚的独立，紧接着是波罗地海三国的独立，戈尔巴乔夫当时想法是，他们不愿意在苏联内呆着，那就让他们出去吧，我们留下来的，继续在苏维埃体制，苏维埃加盟主义共和国内部搞好、搞好搞到什么地步，搞到他们主动要求加入苏联，戈尔巴乔夫太天真了，苏联的崩亏从波罗地海三国开始，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塌，其它啪嗒啪嗒全倒了，今天就剩下今天的俄罗斯了，其它全都出去了。）15 1900年，中国是个跌倒的巨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空前的割地赔款，辛丑条约的签订，庚子赔款，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加上还款，加上利息，总共九亿八千万两，空前的赔款，那是中华民族的低谷，那是中华民族，最黑暗、最悲惨时候，一百年后，中国是一个自立世界东方，站起来的巨人，他的钢铁、煤炭、石油、水泥、化肥等等产量，人民脱贫致富，国家自立于民族之林，主要是。整整一百年前，中国是一个跌倒的巨人，整整一百年后，中国是一个站起来的巨人，连接这两个一百年，是马克思改变中国，中国改变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中国寻找一个主义，我们寻找了各种各样的主义，但是，这个主义改变了中国，改变中华民族的境遇，我们从那个境地，走到了今天。 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中国就发生这么大改变，中国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使我们找到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建设发展实际的结合，使我们找到一条中国建设发展的道路。我们不单单是中国为了一个主义而主义，而是为了领土完整，国家富强和民族尊严，一百年来，我们追寻，我们说，我们不是为了一种主义，把这个主义做到最高追求，我们说，主义是手段，是认识中国问题，发现中国问题的手段，我们中国人，找着了这样一个手段，它是有功勋的，我们最终目的是完成我们国家救亡，完成我们国家发展。20 （不是没有选择，而是历尽选择，洪秀全：太平天国——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开始，我们选择什么呢，天父天兄，实现上不是说全盘西化，把西方宗教那一套，弄进来了，最后，洪秀全太平天国搞不成，曾国藩卫道士的样，保护中国名教，把太平天国给镇压了，他不仅是维护大清江山，你搞他搞什么呢，天父天兄，就是把上帝耶酥中国化，搞这种宗教，搞这种愚昧，所以你没有站住。那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选择。曾左李：洋务运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之后，也知道，中国也得变，洋务自强，搞洋务运动，最后也没有搞成，１８９４年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康、梁：君主立宪——康有为，梁启超君主立宪，当洋务运动说，中国的器出了问题了，中国的制度是好的，万事不如人，是中国器不如人，在器物层面把它搞上去。那么康有为，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制度出问题了，不是器不如人，是制不如人，要走君主立宪道路。康有为也没有搞成。孙中山：建立共和——也是在制度上做文章，也是在制度上变革。不是简单的器物，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不如人，是制度层面。孙中山的共和推翻了满清。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的统治，垮台了。但是，革命成果被其它窃取了，北洋军阀、军阀混战，从制度层面，还是没有搞成。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然后五四运动，从思想文化方面开始搞，说是打倒孔家店，中国思想文化出了问题，要彻底抛弃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否则中国无法走上现代化，那么，今天，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到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学院，那是非常大的差距啊。这是中国人的思想脉络，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的问题到底出现在那里，一直在找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选择，社会主义的选择，就是在这种多次选择失败。反复比较，当最后，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已经一声炮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马上要成立了。那么，社会主义已经进来了，成了一种思潮。以过去的洪秀全、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与他们思潮完全不一样，２５一整套社会主义思路过来了，行不行？
当时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不行，社会主义在中国搞不成。（1921年，梁启超发表〈论
社会主义运动〉，认为中国无法搞社会主义：“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故此法者，在他日生产事业相当的发展之后，容或有采择之余地，今日提倡，决非时也。”）你社会主义社会什么，你连东西都没有。在他日生产事业相当的发展之后，容或有采择之余地，今日提倡，决非时也。这搞社会主义太早了。梁启超认为搞不成，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不能搞，梁启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1923年1月，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发表宣言，就是著名的孙越联合宣言（ 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越飞也认为搞不成，共产国际也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搞不成。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但是，共产国际并不看好你，共产国际只不过当时设想，苏俄当时的共产国际，只不想培植一个中国政府的反对派，给他们造成牵制，他们不能更多地向西方资本主义靠拢，最后对苏联形成威胁。就是在中国国内培植一个反对的牵制的力量，仅此而已。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搞不成，当时，斯大林派到广州支持孙中山政府的顾问，包罗廷，著名的人物，包罗廷，包罗廷在南方政府里讲中共，中国共产党当时刚成立，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中国共产党是一些躲在上海亭子间里写传单的人，上海租界亭子间里比较安全，亭子间里写油印传单，写完拿出去撒放传单，有警察来抓，往租界一藏，藏起来了，中共就这样的人，他们搞不成什么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成立了，也没有人看你好，苏俄支持共产党成立，在理论指导，资金援助都有些作为，但是他也不认为你能搞成什么事。所以，这就是，决不是像我们现在所描述的那样，中共一大召开，一大会议最后，转移到嘉庆南湖，一大开完了，南湖的红船发出了一轮一轮的光芒，然后，就一条红地毯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到延安、到天安门，我们就胜利了。我觉得那些文学描述，给我们一个非常夸张的、理想化的、简单化的描述。但是中共成立之初的艰难，是他们描绘不出来的。1921年中共成立，我们现在可以看，南陈北李，中共建党的两个人物，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人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在，这是让中共党史很遗憾，也是让中共一大会址很遗憾啊，为什么建党两个中坚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呢？陈独秀没有参加，是当时在孙中山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长，陈独秀讲，当时正在筹款，有一笔款子，说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盯着那笔款子。李大钊也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北京小组分两个名额，张国焘、李大钊，张国焘已经到上海了，另一个名额就李大钊，主要的名额就李大钊，李大钊去不了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停发北京8所高校老师的薪金，30当时，北洋军阀财政困难，停发北京8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水，结果，这8所高校成立了索薪委员会，李大钊是索薪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北京追讨工资呢。也无法参加中共一大。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他俩为什么当时不愿意去，因为手头有更重要的事。中共一大13名代表，13名代表中，北京小组的代表，刘仁静，刘仁静有段回忆，刘仁静是中共一大13个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参加一大时，19岁。他说，当时就根本轮不上我去。应该李大钊去，李大钊不去，好，这个名额空出来，空出来也轮不上我，北京小组还有资深的共产党员，邓仲夏，让邓仲夏去，邓仲夏也不去，邓仲夏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你看看南京上海离的很近，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会议，邓仲夏没去，这个名额还轮不到我，还一个资深同志，罗章龙，罗章龙也不去他要到二车机车车辆厂搞工人运动，要和工人联系，要开座谈会，也去不了，大家都有事，都有比上海中共一大成立更重要的事，所以，刘仁静在回忆录里写这个伟大光荣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我的头上。没想到今天中共一大，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建党100周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罗章龙、邓仲夏人们都忘记了，刘仁静记得他，中共一大代表，甚至最后，可能对陈独秀，李大钊都模糊了，中共一大代表名单，在各种场所都有，刘二静。张国焘1979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去逝，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刘二静，中共一大13个代表。1986年在中关村死于车祸。我们这个党在成立之初，谁看好你这个党了，谁能说这个党成立就天翻地覆地变化了，中华民族命运就因为这个党成立，就天翻地覆变化，将来就要成功，取得这么大成就，我们后来，事后诸葛亮，容易把前面的事，描写的惊心动魂，在当时，这个党成立的时候，当时中国的社会，每天成立的党派与每天解散的党派一样多。所以当这个党成立的时候，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坚持多长时间，谁都不知道过两天，说不定就散掉了，所以说，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党员，也并不在意自己参加了中共一大这个身份。参加一大，说不成，二大开不成，就不知哪去了的想法。所以，中共一大刚刚开幕，1922年陈公博脱党，23年李达脱党，24年李汉俊脱党，周佛海脱党，27年包惠僧脱党，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你看看，如果说是大家参加一大，知道28年后，能够夺取全国政权，你知道这一点参加这个党有危险，会有牺牲。那可以，你参加完一大，找个安全点地方藏起来，藏到49年，你在出来，你都是建党元勋啊。当时没有人知道，谁知道这个党能搞成啊。刚刚成立就脱党，就叛党，而且周佛海、陈公博大汉奸啊，跟汪精卫搞到一块去了。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死缓。你看这个党参加一大的都不相信这个党能搞成，王近伟1925年牺牲，邓英明1931牺牲，何书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最后就剩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你看这个党，你从一大代表中他们的命运，你就知道这个党何其艰难，谁能想到他能有那么大的作为，参加这个队伍的人都不相信。我们有时都这么讲，中国一大代表三分之一修成正果，三分之一牺牲，三分之一叛变，这比例其实不对的，13个代表，出问题的7个，不是三分一的问题，百分之六十都出问题了，出问题的比例很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党的艰难，谁看好你了。谁都不看好你，连我们参加党的人都不看好你。36
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人吗？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他们是冒牌货，他们不是真的黄油，真的黄油是工人阶级政党，中共是什么，是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加农民，这个成份，他们是人造黄油。你看没有人看好你，我们中共后来搞武装斗争，我们反复引用斯大林话，把斯大林话捧的很高，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这话，其实根本不是说我们，他是表扬蒋介石时说的这句话，武装的革命是指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大军，武装的反革命是指北洋军阀，我们说，武装革命指我们，武装反革命指蒋介石，其实整个是错的，因为斯大林讲这话的时候1926年，中共手中还没有武装呢？没有武装力量，中共把斯大林表扬蒋介石话，我们拿来自己用了。斯大林非常尴尬的是什么，蒋介石4.12背叛革命之前，还刚刚送给蒋介石一张亲笔签名照片，因为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罗布斯第而，和法国革命领袖一样，中国革命的罗布斯第而，中共搞不成，蒋介石有希望，结果蒋介石被叛。当时实际上苏共托洛斯基看好我们，托洛斯基认为中共还是有希望的，托洛斯基认为斯大林看好的蒋介石很危险。蒋介石1923年访问苏联，特别想见托洛斯基，托洛斯基红军总司令，国防人民委员，红军之父，蒋介石想向托洛斯基讨教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托洛斯基不想见蒋介石，勉强一见，见了蒋介石，托洛斯基就一句话，你们很危险，你们正走向一条新军阀的道路，照你们这样搞下去，将来你们就是新军阀，蒋介石满腔热情，托洛斯基兜头一盆冷水。蒋介石见托洛斯基被训了一气。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托洛斯基对蒋介石的真心认识，比斯大林要深的多，这是当时。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由错误的思路向比较正确的思路调整，托洛斯基由比较正确思路向错误的思路调整，托洛斯（茨）基：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大革命失败后，提出组织苏维埃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在失去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其实，当时，我们刚刚好，取得一条，工农武装割，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刚刚开始探索。托洛茨基，认为完了，他们失
败了。这就是历史上看，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怪异的地方。正确、错误，来回转换。这就是当时中国革命现状，没有人看好你，革命领袖，共产国际领袖，不看好，我们自己参加中共一大的，党的领袖也都不知道我们将来，走到哪里去，谁都不知道，我们说呢，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呢，我们看，毛泽东的历史作用，过去我们神话了他，把他神乎其神，今天，我们与那段历史有足够的距离。我们非常冷静地看41，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贡献，他首先破解了这道题目，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斯大林、托洛茨基、孙中山、梁启超，大家都认为不行，我们中共很多领袖都搞不下去，你像陈独秀最后非常苦闷，加入托派，瞿秋白最后写了《多余的话》文革时说算是叛徒，现在不算叛徒了，那《多余的话》你可以看看瞿秋白心中极其苦闷，瞿秋白最后觉得他完全走向错误的道路，完全走错了，他觉得我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记者，很好的写文学的人，文学创作员，最后成为中共领袖，被枪毙，完全是一个历史误会，走到一个误区里去了。就是说，中国最高问题，大家都没有破解。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大的历史贡献，破解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看毛选这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如果你让我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把毛选盖上自己来回答，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引导。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第三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第四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还有第五、第六，咱们公式化、程式化的回答，我们能罗列一大堆，我觉得我们今天看看毛泽东当年那种答案，毛泽东当年如果像我们这么回答，中国革命肯定是搞不成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希望德国发生革命，德国没有发生，列宁最希望日本发生革命，日本没有发生，苏俄革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看好的，中国革命不是列宁斯大林看好的这是一个革命特质，我们有这样的人，来破解这样的题目，毛泽东怎么破解的这道题，毛泽东讲在一国之内，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的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金一南谈一下民族英雄
什么叫独特原因和相当的条件呢？毛泽东讲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最根本的就是这条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的把握，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中共的正确引导，人民群众的拥护，军队的奋斗，你有了这些条件，没有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你照样搞不成，有了白色之间政权的战争，你看我们各个苏区，川黔苏区、湘鄂赣苏区、鄂豫皖苏区全都在各个白色政权结合部，红色政权发生，这就是毛泽东过人之处，他看出了中国社会的特指，这一点，我们党的领袖集团，其他的同志就没有看破。包括陈独秀开始到上瞿秋白，到向忠发，到李立三，到王明，他们都没有看出这一点。包括毛泽东同时代的，周恩来同志、刘少奇同志，也没有像毛泽东这样突破中国社会实质。45
所以毛泽东同志讲这话，他说：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了。这是中国社会的最大的特指，白色政权的分裂，这就是成功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讲，毛泽东充分看破了中国社会的特指，我们讲，毛泽东充分看破了中国社会的特指，我们红军长征，我们突破四道封锁线，前三道封锁线，都是我们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穿过去，第四道封锁线白崇禧和何健围堵湘江，我们过第四道封锁线时，损失惨重，八万红军过第四道封锁，我们很多著作，包括南京的李永清写的，那么厚一本书，叫湘江之战，通过湘江之惨烈，敌人之疯狂，我们之英勇，牺牲之巨大，写了很多，《苦难辉煌》当中，大量引用国民党资料，你看看我们怎么样过的湘江，仅仅是我们英勇，我们就能过去吗？湘江防线本来已完全封死，湖南军阀何
第四篇 金一南谈一下民族英雄《震撼人心的中国近代史之细节 作者 金一南》
震撼人心的中国近代史之细节 作者 金一南
中国近代百余年的惨痛历史，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下，其实是我们在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严峻挑战时的认识史和应战史，那场挑战，我们一败涂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面对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严峻挑战。通过纷繁背后的细节，去重读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相信对我们今天的认识和应战会大有裨益
睁眼看世界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对危机的认识。我们是怎么认识世界的?是因为国家处在危亡状态，我们认识国家的危亡。才真正开始认识世界。
胡林翼，湘军悍将，晚年任湖北巡抚。一次。他去安庆和曾国藩会面，返回武昌，路过长江，正好见湘军水师浩浩荡荡逆流上行，鼓着风帆。乘风破浪。胡林翼很高兴，他感觉耀武扬威。非常气壮。这时，突然开来一艘英国的火轮船，也是逆流。火轮船迅速超越了湘军水师，激起的波浪，把湘军水师的一条船给掀翻了，有人落水，旁边船上的士兵纷纷跳下去救人。胡林翼当时一个跟头从马上摔下来，周围人把他弄醒，问胡大人怎么了?胡林翼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天要变了”。
小人物和大人物是有区别的。跟胡林翼同时看见火轮船的人很多，但他们觉得只是个稀罕物，没有人觉得天要变。但胡林翼不同，他第一次看见人类获得了异己的力量，这条船不*风帆，不*桨橹，它是个怪物，吐着黑烟，嘟嘟嘟嘟，就开上来了，速度还非常快。胡林翼感觉到天要变了，这是当时先进者对危机的认识，这种认识需要高度的敏感，我们今天同样需要胡林翼这样的敏感。金一南谈一下民族英雄
再看林则徐。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组织翻译了《四周志》。使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原来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多的国家，有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
这个当时站在我们民族最前沿的人，他是怎样看世界的呢?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四，鸦片战争马上就要打起来，英国人已经出兵了。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他认为没问题，英国人来了，我们能打胜他。奏折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竞足以致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这就是林则徐当时的看法，我们今天会认为是个笑话，可这当时是我们民族最先进的人，站在第一线的力量，民族最清醒的力量，对世界的认知尚且如此！
现在很多人说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道光皇帝的昏庸，把林则徐给撤职了，用了一帮投降派。这是历史对一个人的成全，道光把林则徐撤职了，从历史上成全他了，林则徐保住了他的英名。这是中国历史最复杂最痛苦的一部分，我们往往不能直面，通常是找几个替罪羊，说我们近代本来不错，就是几个坏蛋把国家民族给出卖了，要不然断不至如此。于是，整个民族就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观念，使得我们直到今天也没能深刻地认识这场历史的教训。
再看当时与林则徐齐名的一个民族英雄，裕谦，浙江巡抚。道光皇帝后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浙江所有军务。在林则徐上奏一周多之后，他也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说英国人犯了兵家大忌，他们肯定要失败，并且总结成八条，头头是道。裕谦说该夷犯此八忌。其败可立而待，我们站在这儿等英国人失败。结果，裕谦兵败，投水自尽。这是我们最惨痛的一部分历史，裕谦这种抗击帝国主义不屈服的精神，当然是很可贵的，但我们为什么失败，一败再败?是我们没有人?我们不敢打?我们不敢牺牲?我们一帮子人在前方英勇奋战，但最后全部失败了。裕谦当时守卫镇海，“誓与城市共存亡”，他觉得他肯定要胜，结果镇海被攻陷，裕谦投水。
整个鸦片战争，中国军队没有守住一个英国人攻击的地点！没有夺回一个被英国人占据的地点！我们很多人把所有的罪责推给了道光。道光皇帝。中国近代史耻辱柱上第一人，因为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
道光这个人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其实他是一个想励精图治的皇帝。道光上台，就觉得情况不妙，朝风颓败，民风颓败，道光力图重振朝纲。道光当时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他节约开支，就是要支援前方的禁烟，要备战，要和英国人打一仗。今天我们说的“四菜一汤”，道光可能是起源之一，道光当时说“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皇后过生日，道光皇帝用打卤面在宫中招待大臣和太监。他拼命地节约，甚至穿过带补丁的裤子，我们近代以来，穿带补丁的裤子的皇帝道光也是第一人。这是历史，当然历史的残酷性也就在这儿：历史不记过程，只记结果，道光你励精图治，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你签的，那历史耻辱柱上的第一人就是你。
当时中英南京条约签约后，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他很难受，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仅为了一己之安，出卖国土。丧权辱国”，可道光皇帝并没有认识到败在哪里。他上台时，拼命想有所作为，结果最后败了，直到去世，一直郁郁寡欢。
咸丰皇帝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为父亲报一箭之仇，给父亲雪耻。他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道光时代的主和派全部撤职，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等人全部重新起用，但是后来林则徐由于身体不好。病死在赴任途中。咸丰上台以后也是学他父亲那套，励精图治。希望重整朝纲。成丰还把一个大臣写的“防三渐”作为座右铭：第一“防土木之渐”，防止大兴土木；第二“防宴安之渐”，防止大吃大喝；第三“防壅蔽之渐”，防止上行不能下达，下行不能上达。他想做一个开明的皇帝，想要把问题搞清楚。想要报他父亲这个仇。结果，道光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咸丰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三千年未有之屈辱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一败再败，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华，工业
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达到一个顶峰。我们常说，八个国家打败我们一国，好像败得还有点道理，好像从其中还能找到某种解脱。
那么八个国家打我们，到底来了多少人?
我们看历史，研究历史，关键就是细节。如果你不知道细节，只知道结论的话，事实上你不知道历史，你很难把握到历史发展的脉络。
1900年8月3日，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人数最多的是日军，8000人；第二俄军，4800人；第三英军，3000人；第四美军，2100人；第五法军，800人；第六奥地利军，58人；第七意大利军，53人。当时还有7000德军在海上，来不及上陆，真正上陆作战的加起来总共18811人，就这么点兵力！
京畿一带是我们的重镇，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全都占尽。此处清军十五六万，义和团团民五六十万，从兵力对比来看，我们平均40个人在家门口堵他1个人。我们堵住了没有?没有！10天之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当然，八国联军最后增兵到七八万，打通州、打保定、打张家口，他们触角伸得很远，但那都是占领北京之后重新调集来的军队，当初攻下北京的就这18000余人。如果不知道这个人数细节的话，我们很难了解近代以来我们所面临挑战的严峻性，正如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许多学者都讲，“大清无昏君，大清无*臣”。清朝败亡是非常特殊的，它跟我们过去历朝历代不一样。过去都是皇帝太昏庸腐朽了，房子都被白蚁蛀空，最后大厦轰然倒塌。可满清不是这样，满清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没有一个皇帝不想励精图治，没有一个不想保住大清的江山；而满清的那些朝廷重臣，不管是主和也好，主战也好，没有一个不是从维护朝廷的利益出发，没有里通外国，或者跟敌人串通一气。主和派是觉得和对大清江山有利；主战，也是觉得战有利。尤其到了清朝后期，用和、战这两派来区分人，非常困难，甲午战争中，以翁同稣为首的主战派全部都是战前主张削减海军军费的人，结果战争来了，主张削减战争经费的人全是主战派。主和派呢?李鸿章、丁汝昌这些人，全是平常主张大力建设军备的。李鸿章在1873年的一个奏折里讲：日本是未来中国的心腹大患，一定要提防日本。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日本，结果后来还是败在那里。这就是我们近代以来极大的矛盾。中华民族陷于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之中：不是统治者毫无顾忌地出卖民族利益，而是他们在维护这些利益面前万般无奈，他们没有办法！
1841年1月27日，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1860年9月12日，咸丰皇帝对英法宣战；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对日本宣战；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13国)宣战；一次比一次败得惨，一次比一次损失大。一次比一次割地赔款的规模要大！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倚，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决斗中死去”。这段话讲完60年之后，辛亥革命发生，满清崩溃。满清王朝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无法有效地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只能被中华民族抛弃！
孙中山起初也是改良派，他觉得大清没有什么大毛病，修修补补就可以。他给李鸿章上了很多折子，可根本就没人理睬他。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之后，孙中山再也不向李鸿章写折子了，他成立了兴中会，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产生了。辛亥革命诞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中华民国。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我们的灾难中止了吗?
中华民族的灾难却依然在延续，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19000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19万，不战而退，关东军3天占领沈阳，一周控制辽宁，3个月控制东北三省。后来人们都说是蒋介石的一纸“不抵抗”命令，把整个东北给丢掉了，如果蒋不下命令，东北军还能顶得住。其实，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1991年5月，在纽约，张学良回忆那段历史。他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会议决定不能抵抗，得用和平的方法、用外交斡旋的方法解决，东北军顶不住、打不过日本人。然后张学良将会议的决定发给了南京的蒋介石，蒋给他回了一封电报，同意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的决定，你们按照自己的方略去做。东北沦陷，蒋介石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但能够仅仅说是蒋介石把东北给出卖了吗?我们必须全面客观地认识这段历史。
到了“七七事变”，又有新的高峰产生了，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8400人，我们宋哲元部29军10万人。8400人，这是查遍了这段历史所有的记载所采取的最高的数字。29军的军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我们至今还在唱，很豪壮。可当时的情况呢。大刀片砍了几个鬼子?我们10个人砍他1个，也没有顶住。区区8400人，就在我们北京的南端宛平，发动事变，挑起了中日之间的战争。
这就是我们近代的屈辱史。
给历史打上一个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最大意义就是阻止住了中华民族的颓势。此前，我们像坐滑梯一样往下溜，到了1949年。终于止住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对中华民族的最大的功勋。金一南谈一下民族英雄
共和国刚刚成立，一场朝鲜战争爆发了，这又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在朝鲜打仗。国家百废待兴，军队长期作战，都需要休整。我们紧急集中起来的部队，38军、39军，他们是从菜地和农场里集中起来的，营、连职的作战干部已经转业。我们没想打这场仗，但这场仗却对中华民族有莫大的贡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从仁川登陆后大举北进，当时我们提出一条警戒线——北纬38度线，三八线为底线！但是美国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把线划到这里，他们认为中国的安全线在鸭绿江。我们反复告诉他们，不可
过三八线，但他们只是反复说他们不过鸭绿江，他们不会干扰中国的建设，这是美国人最大的判断失误。
当时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明明知道我军已经完成集结，但他还是认为中国不会出兵。后来事情闹大了，闹砸了，美国人把责任都推到了麦克阿瑟身上，认为就是他的判断失误导致了后来美军在朝鲜的失败。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只是我判断中国人不会出兵，杜鲁门总统跟我在威克岛会谈的时候，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不会出兵！”麦克阿瑟。还有美国的决策层，所作出的判断不是依据我们边防军的集结，也不是依据我们政府的声明，他们是依据历史经验。在他们看来，近代以来，中国人没有打赢过一场战争！所以麦克阿瑟认为，在近代史上从没有打赢过一场战争的中国人，现在来威胁他们美国，根本就不用害怕，不过是咋呼而已。
9月25日，美军仁川登陆之后，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一次发表严正声明：美军过线，中国决不会置之不理！非常清楚的信息，毫不含糊，可美国人根本不理。10月3日凌晨一点多，周恩来在外交部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当时我们和美国没有任何外交联系，需要印度驻华大使把信息传递给美国人。周恩来告诉潘尼迦：“韩军过线我们不管，美军过线我们要管！”今天来看这是当时中美回避冲突的最后时刻。10月2日晚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最后的出兵决定，周恩来几乎是从怀仁堂会议室直奔外交部，召见潘尼迦。给美韩军开出了最宽的条件！这条信息潘尼迦准确地传给了美国人。10月3日下午美国国务院非正式回函：周恩来的讲话缺乏法律和道义的根据！l0月4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回函：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所以10月7日，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杜鲁门下令美军越过三八线直扑平壤。10月8日毛泽东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这就是当时的决策过程。美国把中国人的话置若罔闻，最后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今天有些人讲朝鲜战争我们不该打。打朝鲜战争，把解放台湾的机会丢掉了。这是一种绝对错误的理论。朝鲜战争6月25日爆发，6月27日杜鲁门下令隔断台湾海峡，志愿军10月19日正式出兵，是在台湾问题被搁置的数月后。不是我们出兵引发了台湾问题，而是台湾海峡被美国隔断导致我们必须出兵！当然还有很多理由反对我们出兵朝鲜，理由也许都能够成立。但是唯有这样一条理由你无法反对：朝鲜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外部威胁面前第一次选择了不再退让，第一次选择了主动出击！这是第一次。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
来看看我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馆建在卢沟桥，这本身就是表明中华民族不会忘记曾经遭受的奇耻大辱！我们到卢沟桥声讨日本鬼子的罪行，可是谁想过，我们的全国抗战为什么竟然是在国土腹地的卢沟桥爆发?中华民族是怎样忍到忍无可忍了才最后决定和鬼子拼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最后只好说，起来；可日本人已经扼住我们嗓子眼了，宛平那儿都是日本华北驻屯军，东北已经全被占了。我们近代以来一直是这样。
朝鲜战争的胜利，才真正使得中华民族的颓势扭转！“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的讲话。这是我们的宣言。也
第五篇 金一南谈一下民族英雄《金一南》
金一南:千万不能背弃过去那些最珍贵的东西
2010年09月08日 18:24:23 来源：新华军事
我军著名战略专家、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
一年了，从党政领导到普通读者再到文化界，很多人都在谈论一本叫做《苦难辉煌》的书，这
部由国防大学教授、少将金一南耗费15年时间写就的大书，从2009年1月出版到现在，已经印刷了16次，印数达到30万册，并入选了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党员干部学习推荐书目”。为了写作该书，金一南做了200多万字的笔记，读了500多本书，查阅了大量原始文献，运用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资料，在许多重大事件上做了独特的解读和分析，最终将历史原貌和文学的生动性有机结合到了一起。为此，本报近日专访金一南，邀他回顾写作这部大书的动机和影响。
动机 重新探索党的历史
新京报：你在《苦难辉煌》这本书里面，表现出了相当新颖的历史观，同时这种历史观又得到了广大读者和高层领导的普遍赞许，你的历史观是怎样形成的？
金一南：“文革”开始我14岁，结束时24岁，正好是世界观形成的过程。那段时间我父亲被打倒，我由原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下子就跌入到了黑帮子女的队伍中。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文革”让我们去思考，党真正有力量到底在哪里？那段时间党和领袖犯了那么多错误，把国家带到灾难里头了。
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这个党为什么会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这些人为什么这么短时间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信任？1921年建党时，才50多名党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剩下八百人，1949年就获得了全国政权，为什么？
新京报：从个人的境遇转变到对党和国家历史的思考，这中间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你这个过程是怎样完成的，最后又有些什么不同的发现？
金一南：毛泽东当年有个感觉，就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很多东西都是我创造的，现在我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我是从这里探索，这个党为什么能搞这么大的局面。一旦进入这个探索，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新京报：所以你对党和历史的理解，能够突破某些藩篱？包括能够看到其中很多并非一帆风顺的地方？
金一南：从一开始，我看党的历史的时候就非常摒弃传统的观点，比如“党的历史是路线斗争史，是统一战线史，我们是联合各种力量经历各种巧合才取胜的”。随着我对党史的探索，我就感到，何其艰难啊，多少人牺牲，多少人奋斗，一将功成万骨枯。
虽然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事业归功于少数领导者，但是一定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奋斗牺牲的人，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胜利就依靠他们。就像《国际歌》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我们自己。
新京报：在一段时间，“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似乎存在争论，你是怎么看的？ 金一南：前者是英雄史观，后者是唯物史观。我觉得这一点不能把它绝对化，重大历史关头的重要人物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在这本书里，我重点写的就是关键人物的作用，各个集团里的领袖人物之间的博弈，高层决策所发生的碰撞。这些人的出发点都是救国救民，包括孙中山和蒋介石。这本书的材料准备和写作，我用了15年的时间，其实思想准备的时间更长。
史观 满脑子都是现在的人和事情
新京报：我在看《苦难辉煌》的时候，感到有很强烈的审美眼光和英雄主义的情
怀，但是历史需要客观和理性的穿透力，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冲突的，你是怎
么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
金一南：窥破这本书的是我们的刘亚洲政委，他说这本书看似写历史，实则写现
在；看似问过去，实则问未来。我在写过去的辉煌和力量的时候，满脑子都是现
在的事情。过去的人都是真人，真人追求真理，我是在呼唤那一代的真理和真人。
党千万不能背弃过去那些最珍贵的东西，如果把这些背弃了，终究有一天党会被历史所背弃。
新京报：这种感怀，确实有很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不过在现实情境当中，重新呼唤那一代的真理，肯定有一个对当下现实的适应问题，对此你是如何理解的？ 金一南：前不久在上海的时候，一位学者跟我说，描绘从1840年到2050年的历史，注定中国共产党绕不过去，因为它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40到1949如果是以救亡为主题的话，完成这个使命的是中国共产党。1949到2050年是以民族复兴和发展为使命。
新京报：如你所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但是现在摆在党面前的民族复兴任务是不是同样艰巨？要完成新的历史使命，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
金一南：最终谁能完成（民族复兴）这件事，谁就能在历史上留下应有的地位。今天的共产党人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我们当然要建立监督机制和各种各样的制约机制。
历史 中国共产党有一批“真人”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我之前看过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和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里面都写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国共合作的时候，共产党人的工作能力就远远强于国民党人，连孙中山和蒋介石都很佩服，这是不是因为共产党人献身和精神力量所致？
金一南：有的。一大的时候，毛泽东和李立三的发言举座皆惊，很有冲劲儿和闯劲儿，力量非常强。国民党当时已经官僚化了，老态龙钟。一旦官僚化了它的效
第六篇 金一南谈一下民族英雄《金一南在国防大学总结大会上的发言》
金一南在国防大学总结大会上的发言（转）今天站在这里面对台下同志，不知从何讲起。在多年前，我们当时上中学，我的一位同学的哥哥是军人，我们凑上前去问他当了多少年兵，他回答说“八年”。当时把我们都吓了一大跳。“八年”对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时间概念。今天，我入伍33年了，四个八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时间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疾速奔驰在我们的军旅人生，刚才屏幕上那些过去的片段让我想起33年前，在那趟满载新兵的列车上，周围战友在新兵连长指挥下唱《我是一个兵》、《日落西山红霞飞》，整个车厢热血沸腾，我坐在车厢一角也跟随着唱，但声音很小，仿佛不是这群欢乐群体的一份子，我觉得周围哪个同志都比我强，自己是这群体中最差的一个。这是我军旅生涯的起点。参军之前，当过两年工人，从最简陋的工厂——街道小厂——最艰苦的工作烧玻璃瓶干起。记得在师傅的带领下第一次走进车间，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车间四壁被煤油灯熏得漆黑，室内布局是，两条长长的木桌上，四个煤油灯在风机作用下吐着蓝色的火焰，工人坐在长桌两边的木椅上，急速转动手中的一节节的玻璃管，炼制着阿斯匹林药片的药瓶，一张张脸分不清男女，都是鼻灰脸黑，满头流汗，面孔被高温煤油灯烤得通红。这个烟熏火燎的车间就是我走向社会第一个起点。三十多年来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或什么挫折都没忘记自己的起点。2003年我被学院评为学院杰出教授，有人说我是天生当教员的料。我一下就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工厂时被称为天生的好工人，当时我一天能烧2000多个瓶，作为一个学徒工我被选为外厂学习车工，为了磨好车刀，在充满氧化铝粉尘的砂轮间一待就是四十分钟；为了支援越南前线，我在C620车床上连续突击了解情况36小时，下班时脚下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昏沉沉的不知怎么回的家。紧张的工作中我的右手手背被车床的顶尖划破，因为当时转换车刀时右手没抓住车刀，打到车床的顶尖上，血一下就涌出来，当时紧张的金属切割不能停止，我就一边往裤子上擦一边干，一会师傅走过来，看见我工作裤的右侧都是血吓了一跳，大叫起来，以为我受了严重的工伤。他强硬地将我从车床上拖下来，为我进行了包扎止住了血，在车间门口车间主任说了一名我至今难以忘记的一句话：“金一南天生是个好工人”。从天生是个好工人到天生是个好教员，还相离很远，其中还包含了参军入伍十二年基层连队的生活。当我在全团技术竞赛活动中取得优胜，被破格提拔为技师时，有人说我天生是当技师的
料；后来又到图书馆工作了十一年，下部队搜集资料，学计算机，学英语，开发“国防相关信息情报系统”，当该系统获得全军科技进步奖成为全军军事信息网，又有人说我天生是干图书馆的料；从天生的好工人到天生的好技师，从天生的好技师到天生的好教员，这些经历恰恰证明没有什么事是注定的，没有什么人是天生的。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从一个大动荡的年代走来，注定没有比别人优越的条件，注定了在同样的时间内，要比别人做更为艰苦的工作，走更为艰苦的路程。我从没有赶什么潮流，做什么时代弄潮儿，在刻苦自学的道路上，我也没有找到捷径，用的是最简单和最笨的办法。在埋头工作的过程中，我更没有进行今天十分时髦的“自我设计”，当工人时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当兵，更未想到有一天还能当上“杰出教授”。人生旅途中有许多事情无法把握，我能把握的唯有一条，就是从来没有厌弃过、后悔过自己干的任何工作。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全身心的投入，一心一意把它干好。我相信一句话，“一个人如果热爱生活，就从热爱工作开始；一个人如果热爱祖国，就从干好工作开始”。对事物的热爱，源于对它的珍惜，珍惜则源于深知来之不易。回想走过的路程，每一步都非常不易，多么不易才当上工人，多么不易才参了军，后来多么不易才进入国防大学，多么不易才成为一名教员。别人那里也许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我必须竭尽全力。就是这些“不易”使我不管干什么工作，内心很少埋怨，总是充满感谢。有人说这就可以安于现状了吧，这样不是也能创新和前进吗？我觉得不是，正是这种充满感谢的心理状态，使我从来不把工作看作是累赘或重负。我从工作中感到的从来都是欢愉而不是苦难。我十分同意一句话，“人们不是先产生灵感再去工作的，而是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灵感”。如果说自己在工作中还能够有所创新的话，那么其中的悟性并非来自聪明的大脑，而归功于长期对工作专心致志的投入。这种在平常人看来比较愚笨的投入使我最终能够超越。哲学家*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他说的自胜就是超越自己。我体会所谓超越，一是超越艰难，二是要超越功利。人，哪个人没有个人问题：家庭的难题，工作的难题，事业的难题。这些难题有些目前能解决，有些迟些能解决，有些问题甚至无法解决。我们哪个人不曾面对各种各样的功利，获取权力、评定职称进职进衔、立功授奖，一个人如果被眼前的难题和心中的功利框住，那失去的是向前看的视野和超越自身的境界。1980年我在北
京军区通信团当技师，当时夏季炎热不堪，蚊虫叮咬的全身都是包；冬天滴水成冰，早晨起来，洗脸毛巾冻的梆硬。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学《世界通史》和《西方哲学史》。没有任何功利，只为探求未知，当时根本不会想到二十年后它成为我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取得优异成绩的基础；1987年我进入国防大学图书馆，那种感觉就象高尔基说的“扑在书上，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如饥似渴的看了很多书，这种多学科的广泛涉猎既不为求学问也不为评职称，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考虑的追求，恰恰是能够成为国防大学一名合格教员的基础。这些年来我深深体会到，正是来自于对工作的热爱，对求知的执著，才使自己能够不断超越周围环境，超越工作分工，超越业务范围，虽然没有“有心载花”却实实大大“无意插柳”。1997年到美国国防大学学习，在完成对其图书馆业务和信息管理技术的学习外，我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对美国国防大学以至美军院校的编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详尽的了解，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没有人赋予我这个任务，都是自己自发完成的。从这个军事基地到那个军事基地，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屋里整理，回来后撰定了三篇报告，《美军院校信息化建设》、《美军院校编制体制及教育训练情况》、《美国人与战争》，后两篇报告超出了当时从事工作的业务范围，也超出了去美国学习领受的任务，但也正是这两篇文章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篇《美军院校编制体制及教育训练情况》引起了总部有关部门的重视，随后多个机关和院校请我去讲“美军院校建设情况”；《美国人与战争》经过处理后被新华社解放军分社采用，反响强烈，在网络上广泛转载，后来很多媒体记者认识了我，就是从那篇文章开始。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到中南海向江主席汇报，也许是一个更为突出的事例。那次大家都已事前准备好汇报的问题准备撤出，突然间听到江主席点名“金一南同志你能不能上来不拿什么东西，不对着这张地图，讲一讲伊拉克战争”。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否听错了，第二个反应是我上去怎么讲。当时坐在我后面的方铃同志说我当时站起来步履沉重的走上去。当时我确实毫无准备，站在那里真不知道该怎么讲，尤其不知道军委主席要问些什么。江主席感兴趣的问题十分广泛，问了美、伊双方的地面部队调动部署和作战情况，行动意图；又问美、伊双方主要领导人持的决策意向和各自中间可能存在的分歧，涉及到十字军东征、阿拉伯世界民族英雄萨拉丁等历史人物和事件，所谈问题的宽泛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专业范
围。当时之所以能够在近40分钟的问答中完成任务，的确得益于自己长期对多学科领域知识的广泛涉猎和无形中形成的对本专业学科的超越。这些经历使我深深感到，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全付身心的投入工作，往往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超越自身，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境界，成为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基础。安徽武警部队曾经有一个人说过，“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能控制他的宽度；你不能预知明天，但你能掌握今天；你不能样样胜利，但你可事事尽心”，这就是超越自身所应有的习性。作为最高军事学府，军委6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把国防大学建设成为符合信息时代要求，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和我军特色的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这就决定了如何在国防大学当好一名教员。这不但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还需要具备以下几点：首先，这种更新，决非仅仅通过坐在那里看书看报就能完成。它主要通过向自己挑战，向轻车熟路挑战，学习掌握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向前沿追踪，向新的领域开拓，这是信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在今天这个被称为知识爆炸的时代，要跟上时代步伐，必须不断进行知识更新，这是任务所迫，责任所追，形势所迫。我曾经对一些同志讲过：“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一定要有勇气将自己迫向墙角，没有很强的紧迫感和很深的危机感，不更新原有知识，强项也会变成弱项，所长也会变成所短。”第二，是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仅仅掌握所学本科知识，在今天工作中已难以出现质的提升。当今世界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生物学科，容易实现突破之处就是边缘。所谓“容易”其实包含着了一个更大的艰难，对多学科知识的掌握和融会贯通；所谓“边缘”，实际把“综合”的意思包括进去了。国防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学校性质本身就要求我们在打牢专业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有综合多门科学知识的能力。高质量的课，往往是多学科知识综合的贯通的课。第三，是结合我军建设实际，结合军事斗争准备进行实践的能力。理论本身做到无懈可击并不难，难的是一旦进入实践，要能做到不被实践穿射的千疮百孔。2001年国防大学第一次办正军职以上领导干部战略班，课表安排4月4日我在该班第一次讲授“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这门新课。结果4月1日发生中美撞机事件，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事件上，我们的课还没讲大家就兴趣很大。我压力更大，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考验，如要按照事先装备的内容讲很容易，但如果理论不能触及现实或回避现实，那么理论的生命力又在哪里？当时我立
即做出调整，就以危机处理的理论和规则为手段，从分析撞机事件处理入手，展开对一系列国际突发事件的分析探讨。该课引起学员的强烈反响，有人说我“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一课一炮打响，我说之所以打响，关键不在于理论的精彩和完善，而在于将理论直接用于复杂的演变中的实践。就战略研究来看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战略理论，而是对军事力量不甚了解。国家力量的核心就是军事力量。而对军事力量的不了解则长期是地方大学和研究院所研究战略问题的最大掣肘。对我来说我这种优势不是天然发挥出来的，如果不对我们这支军队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了解，不对军队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已经出现的新变化新发展有所感情，蹲守在国防大学或科学院所圈子将自身或国内一些条文奉为不可动摇的经典，哪怕再高深的理论，也会在军事实践面前变得单薄和苍白。去年八月，清化大学，北京大学等六所大学联合举办“高校国际政治高层研讨”，并邀请我参加在大会上做重点发言。当听到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权威和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部门领导评价国防大学在战略研究方面走在了前列的时候，我感到了这绝不是对个人的夸奖。我军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大变化，肩负的历史使命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形势新使命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把握这些变化和要求，真正以理论结合军队建设实际，才能使我们的教研工作如虎添翼。这些年来我除了紧张的教学工作，还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的主持人，每周一次进行国际军事形势点评；还被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聘为军事专栏作者，每月要写三篇军事评论。这是《学习时报》继为党史界权威龚育之同志开辟专栏之后，开的第二个个人专栏。正由于这些压力，让我少去吃饭，少去应酬，少去游玩。当然更多的，还是靠集中精力做一名国防大学教员的使命和责任感。这种使命和责任感不仅仅来自上级的交代与督促，更来自我们内心。我常常想，与一支军队跋涉的万水千山相比，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在闪闪放光的八一军旗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过客。也许正因如此，有些人便只为功名利禄，声色犬马。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如果脑中思虑的只是一已荣辱而不是承担使命，胸中充满的只是个人欲望而不是肩负的责任，他就玷污了军队的荣誉，即始他的财富让他享乐一生，也是八一军徽的不孝子孙。今年初利用讲课的机会，我又去了一趟黄埔军校。大革命时期的军校门口那幅门联，至今读来依然如雷贯耳。“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