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丙申年岁首祭祖文》
丙申年岁首祭祖文
维公元二○一六年二月十日，岁次丙申年正月初三，万物回春。水西永燊高枧袁氏，安祖润公支脉，嫡孙玉刚携弟，玉明、兵，女文誉、侄儿文强、外甥钟氏国晨、罗氏锦江，谨持薄仪，恭祭入蜀（黔）始祖，宋故大统领、御前正殿雄威将军总制、平南大元帅讳世盟神陵。吾辈子孙，至孝至笃。叩躬圣祖，受享供祭。讳世钦、世庆、世德伯祖，世威、世奇、世天、世珍、世昌叔祖，子英姑祖，宗典系列祖列宗，妣李氏讳文芬，外祖父李氏讳绍南，外祖母徐氏，寄外祖父向公讳朝荣、外祖母杨氏讳昌明同奉。
安祖润公，祖妣王氏，乃始祖讳世盟后裔。客居扎佐，葬扎佐花鱼井。传子四房。一支居修文扎佐，一支迁黔西石人、一支上云南大梨府万石平开窝铅厂，一支迁黔西火石坝高枧。吾辈乃迁高枧之乐盛公裔孙。乐盛公生国忠、国贤，国忠生登荣，登荣生经、级、纶、绪、缙、绰六子；派下启美、启祯、启尧、启圣、启文、启祥、启鹏、启和、启鳌、启舜、启贤、启鳞、启龙、启明、启华、启宗、启连、启容承之，列祖宗典，传天祖朝贤，高祖师进衍曾祖正官，正官延祖父华均、伯祖华方、叔祖华林、姑祖汤袁氏，血脉相承。 赫赫吾祖，奉旨平南，留播镇土。贵贤威猛，血浴简州。忠祖英勇，神臂山战元蒙，免蜀南涂炭。绍祖祖、绍鉴叔祖，
矢志坚心，征伐蛮凶，威镇南方。绍善叔祖，随父远征云南，功业卓著。后世子孙，十几代将军，满门忠烈。为国为民，甘洒热血，建功西南，英名长存。始祖墓前，忆战火烽烟，念祖创业维艰，征战犹酣，思绪万千。
吾始祖世盟，始妣郑氏、敦氏、郭氏，祖居江西庐陵，乃唐宰相讳滋十六世、吉州刺史讳武仲八世孙。入蜀（黔）以来，历经岁月，六百余载。后代子孙，枝繁叶茂，英才辈出。分迁各地，浩荡繁衍。士农工商、各行各业，人才济济。更显其能，悉数尽有，青史有载，方志流传。
吾祖文韬武略，抗蒙平南，开垦西南，巩固边陲，功勋齐天，伟业千秋。后世子孙，铭记祖训，秉祖高风，尚武修文，崇尚孝悌，诚信仗义，恪守法纪。汝南郡望，祖德流芳，卧雪家声，源远流长。
晚辈玉刚，正容恭端。领弟携子侄，陵前跪奠。上香焚纸，红烛有泪。鞭炮齐鸣，撼天动地。不尽心枕，哀思满怀。列祖列宗，仙驾齐集。泽润子孙，倍感慰藉。愿祖福荫，佑尔后裔。瓜瓞绵绵。乐盛永康，万世永燊。伏维尚飨。
袁氏圣祖讳世盟二十八代孙 袁玉刚 敬记
公元二○一六年二月十日岁次丙申年正月初三 吉辰
第二篇:《《袁氏当国》读后感和书评》
《袁氏当国》读后感和书评
“在晚清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当中，他真正谋取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巅峰地位。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时代。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这个人物，不管是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死后，人们对他的恶毒诅咒和赞颂之词一样多。尽管每一见识过他手段的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领袖才能和超凡魅力，但是作为政客的他，实在也不是什么道德君子。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对这样一位以建立不世事功而自诩的人物，后世史家却一味的以道德判词来痛贬。对他的事功好像不屑一顾，对他的败笔却是一书再书。说他是一个阴谋家，是一个伪君子。是不折不扣的窃国大贼。先窃清朝代以民国，后窃民国代以洪宪王朝。没错，我们说的这个人就是袁世凯。多少年来我们对他实在谈不上有多少了解，我们已经习惯了袁世凯那种僵硬的漫画式的脸谱，而事实上，那或许包含了我们大量的傲慢与偏见。” 以上是凤凰大视野视频《袁氏当国》的开场白。为什么要引用这个开场白来作为这一读书报告的开头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次读的书是唐德刚先生的《袁氏当国》，在看书的同时，看了一下视频，这样有利于理解；一个是这段开场白很能体现《袁氏当国》的观点。在书中，唐德刚先生对袁之评价是中肯的、客观的。
在没有读《袁氏当国》之前，对袁之认识仅限于高中历史书以、部分评书网站以及电影对其“贬甚于褒”的评价。而读过此书，让我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该带有傲慢与偏见，而应以冷静、客观、中肯的态度对待。正如开头一段所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袁世凯那种僵硬的漫画式的脸谱，而事实上，那或许包含了我们大量的傲慢与偏见”，包括史学家，文学家在内的学者，往往喜欢究人之短，而忘其之长。哪怕两面看待，也会有偏倚倾向。
《袁氏当国》既然以袁为中心，就少不了对袁几个重要事件的描述。“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复辟帝制”。书中，围绕这三个主要事件，唐德刚先生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画面，让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的 看待这几件事，从而可以得到更客观的评价。
唐先生在书中认为袁并没有杀害宋的必要。这个观点也正好符合现在人们所知的观点，因为没有历史真实证据来证明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因为袁“签订二十一条”，我们就认为袁是卖国贼。其实不能这么看待的，这种看法有些偏颇。原来的二十一条确实是很耻辱的，确实会让中国的情况更加悲剧，确实让中国时刻可能被日本吞掉。袁身为当权者，当然知道此条约的危害。面对日本“不签就打”的逼迫威胁，袁氏政府与日本交涉谈判，最终将“签订二十一条”对中国的损害程度降到了最低，才无奈签订。在这里，我们能说袁还是卖国贼么？
该书在最后三章着重讲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从开始的酝酿，到后来的推行，再到最后的覆灭这一过程。尽管当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中，袁复辟帝制却不会因此而停滞。袁党借助古德诺教授的论文，对其论文改动，以作为支持袁称帝的“理论基础”。更可怕之处在于，袁党忽略了古教授在分析袁称帝必须满足的条件。 袁称帝以来，反其称帝的声音不断。段祺瑞、冯国璋为首等实力派的反对；梁启超更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来反对；就连其二儿子袁克文，都写诗暗讽其父（诗为：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人生最大的败笔就在于称帝。众所周知，帝制已经不适宜当时的历史潮流趋势。但袁却反其道而行之。也正是这一点，最终袁帝梦覆灭。但是袁称帝就完全是自己的原因吗？不，不是的。书中可以看出，外人的推波助澜、阿谀奉承也难咎其责。所以，袁称帝有错，但也不能一概说完全是他错。
读完这本书，让我对袁世凯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他不是以往人们口中的伪君子、阴谋家，更不是窃国大盗。反而袁世凯对国家的贡献还是蛮大的。在武昌起义后，袁为避免革命党与清廷内战付出了很多努力。从而减少了对国家、人民的破坏。再有，袁氏当国期间，致力于各种改革（且不论改革成功与否），为国家建设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读《袁氏当国》的启示：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切不可以“成王败寇”定论。书中唐先生以一系列的历史文件原文为依据，根据一些历史见证者的回忆及一些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为我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正是这这些，才能让我们更加客观，更加中肯的评价历史人物（事件）的功与过。总的来说，评价切记勿瞎编乱造，人云亦云。
第三篇:《袁氏五星法》
喜欢投注福彩“3D”的彩民朋友大都对组选3情有独钟，和“豹子号”比较，它有中奖率高的优势，与组选6相比，它有奖金额多的特点。但是，如何掌握好组选3弹出的有效中奖期，一直是摆在广大彩民朋友面前的一道难题。笔者通过多年潜心研究、分析，摸索出了一套完整、准确地判断组选3能否弹出的方法——袁氏五星法。
袁氏五星法的概念
袁氏五星法在判断下期能否弹出组选3的一个重要而且是唯一依据就是上期开奖号码。笔者以为，在3D的开奖号码中，上期中奖对下期将要弹出的号码具有可预测性，这正是袁氏五星法创立的理论依据。
袁氏五星法主张把上期中奖号码按“两两组合”的要求分成3个组，如果上期开出的是组选6“两两组合”不难，但上期若是组选3，“两两组合”中必有2对相同的组合，本方法允许同时存在。如果上期开出的是“豹子号”，那么，它产生出的“两两组合”则全部相同。
如今年的第033期其中奖号码是：444，第034期预测能否弹出组选3所产生的3对“两两组合”则是：44、44、44。
所谓五星法就是给上期所产生的3对“两两组合”贴上“星”的标志，“星”贴得越多，产生“组选3”的系数越高。一对“两两组合”最多的星是5星，用“☆☆☆☆☆”表示，最少的星是1星，用“☆”表示，所以说，上期开奖号码所产生的3对“两两组合”最多可以贴上15颗星，最少可以贴上3个星。
12星以上出组3几率大
关于每对“两两组合”所贴“星”的多少是根据它在过去一些开奖期与组选3的相生关系所决定的，相生程度越高，“星”就越多，反之就少。
根据笔者掌握的经验。在开奖号码中的3对“两两组合”所贴“星”数在达到平均4颗星时，即12颗星时，下期弹出组选3的机会很大。图一是袁氏五星法对“3D”中55个“两两组合”所作的“星”定位表。只要上期开奖号码出来，即可对号入座（见表）。
在图一中，按星数的多少一共分成5个档次。依此是5星☆☆☆☆☆，4星☆☆☆☆，3星☆☆☆，2星☆☆，1星☆。在每档星的后面，各有11对“两两组合”，就是说，后面并排的11对组合星的系数是多少，看了星数一栏就知道了。
星数的计算并不复杂，就像前面说的对号入座，然后把3组星数加起来就可以了。譬如：第196期的开奖号码是468，它分解出的3组“两两组合”分别是：46、48、68。对照图一，以上3组“两两组合”的星数依此为5、3、5，那么5+3+5=13。依照袁氏五星法的判断原理，当上期开奖号码所孕育的星达到12颗时，表示下期弹出组选3的几率很大。因此可以断定第197期将会开出组选3。结果，19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89，正确。
小星值的特殊应用
在袁氏五星法的应用中，有时某期计算出的星值会很小，这时运用对应关系的原理来判断下期的组选，也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由于一个开奖期的号码最少只计算出3颗星，最多可累计出15颗星。所以袁氏五星法星的对应位置就排列如下：3对15，4对14，5对13，6对12。
第218期的中奖号码是061，它所分解成的“两两组合”分别是：01、06、16，按照五星定位表对照，3个组合的“星”值分别是：2、2、1。它们的总星数只有5颗，离12颗星的标准相差甚远。正常判断，下期不会弹出组选。但是，已经长达17期没有开出组选3了，这时，采用对应原理就是恰当的时候了。因为5和13相对应的，我们可以把218期的星值看作为13。所以我们依然判断下期会弹出组选3，结果，第21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22，正确。
注：今年从202期起到218期止，长达17期没有弹出组选3，而袁氏五星法在这17期中成功计算出14期星值达不到12（不会弹出组选3），成功率为82%。在201期前所举出的10期组选3中，袁氏五星法计算出8期“星”值达到或超过12（弹出组选3），
准确率为80%。
第四篇:《《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在童蒙养正领域的比较研究》
《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在童蒙养正领域的比较研究
摘要：《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是我国古代家训发展史上的两座丰碑，二者文中有大量有关养正于蒙、教必以严、以身作则等童蒙养正伦理教育的内容。然而由于《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成书时代不同，二者在学术与财富、功名与技能等观点上也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之处。《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的比较研究对于当今家庭开展童蒙养正教育人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颜氏家训;袁氏世范;童蒙养正;比较
家训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对于儿童进行道德养成教育的重要形式。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毫无疑问是古代最受世人称道的家训名篇，因其结构系统完整、内容丰富，后人称之“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而《四库全书》的编校者在该书的《提要》中，对《袁氏世范》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明白切要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1]两本著作均内容丰富，文辞隽永。本文仅就其中有关童蒙养正的部分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为我们今天的家庭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提供一些借鉴。{袁氏清明祭祖文}.
一、成书背景及作者简介
《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531-595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其受家庭熏陶少时就受开始学习儒学经典，这也奠定了他儒家倾向的学术思想基础。颜之推自20岁入朝为官，历官四朝，凭自己的学问在仕途上曲折前进。由于他身处社会动荡之时，耳闻目睹了许多士大夫身亡家破的现实。从士族地主的立场出发，为保持自己家族的传统与地位，营造良好家风，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写出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训体著作――《颜氏家训》，用以训诫其子孙。[2]
《袁氏世范》的作者袁采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袁采自小受儒家之道影响，为人才德并佳。步入仕途以后，其以儒家之道理政，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而且很重视教化一方。在任温州乐清县县令时，他感慨当年子思在百姓中宣传中庸之道的做法，于是撰写《袁氏世范》一书用来践行伦理教育，美化风俗习惯。[3]宋代以前的家训，虽数量不少，但大多意求“典正”，不以“流俗”为然。而南宋官吏袁采的这部家训却一反前人，立意“训俗”。故而书成之后，他将其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4]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为自己的家训作序，刘镇在序中谈到袁采的这部书认为“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5]。他认为这部家训不仅可以施之于袁采当时任职的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远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兼善天下”，成为“世之范模”，因而更名为《袁氏世范》。
二、有关童蒙养正的共通之处
（一）养正于蒙
颜之推认为人在童蒙时期就应开展道德养正教育。他在《颜氏家训》中明确提出儿童教育的最佳时期在婴幼儿期。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6]。他还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宫别居，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7]也就是
说，如果有条件，儿童的教育应该从胎儿期就开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应该从婴儿时期就进行教育引导。否则，失去了最佳的教育时机，对儿童的成长极为不利。“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及至数岁可省鞭笞”。对于儿童及早施教可以避免日后用打骂的方式来更正儿童的坏习惯。
袁采在《袁氏世范》一书中同样强调应该及早施教。因为人在幼年时期，天真质朴，最容易被外界因素濡染感化，人的道德水准与其幼年时期所受到的训教程度有直接的关系。袁采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幼而示之以均一，则长无争财之患;幼而教之以严谨，则长无悖慢之患;幼而有所分别，则长无为恶之患。”[8]在孩子尚无是非观念时进行培养训练，逐渐养成习惯，其行为方式在成人之后才有可能符合伦理道德，否则会是相反的结果。
（二）教必以严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父母应该威严而不失慈爱，不娇纵孩子在饮食和行为方面的过分要求，其提出“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9]也就是说，人在幼儿阶段无识无知，经常以大人的呵责与赞许、告诫与奖劝为行为可否的依据。所以大人应该认识到自己对幼儿行为的导向作用，对幼儿不能溺爱，不能由其所为。小时养成不良习惯，大了纠正起来就难了。不但过错不容易改，反而会滋生对父母的怨恨。 袁采同样认为对于儿童不可溺爱，他在《袁氏世范》中说“今人之于子，喜者其爱厚，而恶者其爱薄。初不均平，何以保其他日无争？少或犯长，而长或凌少，初不训责，何以保其他日不悖？贤者或见恶，而不肖者或见爱，初不允当，何以保其他日不为恶！”[10]所以袁采认为，对待子女的正确态度是“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11]一般而言，父母对子女皆心怀爱怜，尤其是年少时更是疼爱有加，即便出现一些不良行为，也以其“小未可责”来搪塞，如此则会导致对婴孺爱忘其丑，“恣其所求，恣其所为”日积月累，养成其恶。因此，父母应该注意自己的向导作用，不可妄加憎爱，不能任其为所欲为，养成不良习气。{袁氏清明祭祖文}.
（三）以身作则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的关键是父母，父母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极大，作为父母重要的不在于长篇说教，而在于以身示教，发挥榜样作用。他在《颜氏家训》中提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12]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行下效，身教重于言教，要想教育好孩子，家长必须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给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因此，家长要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自尊自重，严于律己，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孩子不要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否则就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家长也会逐渐失去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教育的效果必然是不理想的。 袁采同样认为家长应以身作则，通过自身正确的行为来引导儿童学习。如果不检点自身，还要指责孩子，不先正己即先正人，则会被别人耻笑。他说：“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若我之平昔自不能为人，岂惟人不见听，亦反为人所薄”。“己能身至富厚，乃可诲人以治家之法;己能处父母之侧而和谐无间，乃可诲人以至孝之行。苟惟不然，岂不反为所笑！”[13]无论是劝子为善还是教
子尽孝，只有自己以身作则，做到让人无话可说，才有资格去教导子女。
三、有关童蒙养正的不同点
（一）重学术与重财富
颜之推十分推崇将子女培养成文人雅士。对于颜之推来讲，士大夫是与他的家族一样的家族。《颜氏家训》中提到“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编在书记”。[14]他们是家世渊源的精英，但每一代子孙都必须努力维持家族博雅的传统，以避免滑向常人（凡人、小人）的水平。他以教子这种方式劝说其流辈不要抛弃他们的传统，并在书法、绘画、医学、算术等方面都有所成就。颜之推认为子孙的学识将为他们自己赢得尊重，并且说到底是他们的学识使掌权者看重他们。[15]
然而袁采却认为家族地位的基础并不是家族博雅的传统和声誉，而是财富、地位和教育的综合。他认为一个家族应该教育他的成员，努力保持和睦，与地方官和其他要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仔细管理家族财产、不动产、佃户和奴仆。在“处己”一卷中就已多次谈到了起家守成、用度奢俭等问题。袁氏认为，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起家之人，生财富庶，乃日夜忧惧，虑不免于饥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轩昂自态，谓不复可虑”。[16]对他们来讲，家族成员丰衣
足食比家族的声誉更为重要。{袁氏清明祭祖文}.
（二）重功名与重技能
自古以来，士族宗族要想保持政治经济特权，就得保持在文化上的优势。一旦失去这个优势，氏族地位就会一落千丈。因此，在颜之推看来，要成为国之用材，其基本途径就是读书。《颜氏家训》要子弟潜心读书，立志入仕，为学就是为了为官，为的是不至沦为耕田养马的“贱民”。颜氏出身于官宦世家，在任官期间，虽念念不忘“知稼稿”，但他不希望子孙去“耕田养马”，认为这是“小人”的事，而希望后辈都能“学而优则仕”。他说“人生在世，会当有业”，而读书为学当“以传业扬名为务”。[17]颜之推经历四个王朝，深刻的体会到如果不愿在身处的朝代出仕，就很难维持其地位。因此颜之推要求本家子弟能够遵守儒家伦理纲常和利益规范，同时又教导子弟努力掌握入仕为官的行政技术。
袁采在《袁氏世范》一书中同样特别强调应通过学习获得必要的文化知识，但对当时为学多以考取功名以及研究圣言之精微为目的颇为不满。袁采认为知识教育最终通往仕途度路径固然可喜，但切不可仅仅以此为目的，因为“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废学”。[18]他指出读书入仕并非惟一的出路，读书学习也是生活、生产能力提高所必需的条件。因为只有掌握了生产生活的基本技能才能支撑门户，立足于世，学习文化知识也有利于提高自身素质的提高，不至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19]
四、小结{袁氏清明祭祖文}.
总之，《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中富含的童蒙家庭教育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现代家庭形式与传统家庭有着很大区别，道德规范和治家方式也随着家庭的变迁而不断变革，但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家庭道德理念和合理的家教方法，对现代家庭伦理文化的建设仍具有极大价值，二者的家教伦理思想在目前的家庭教育越来越功利化和世俗化的社会条件下，仍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以及有选择的进行借鉴。（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