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为什么要放开单独夫妇生二胎》
为什么要放开单独夫妇生二胎？ 释疑：通过外力强行减少出生人口来控制人口的增长，会导致青壮年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速及加剧养老负担。
中国计划生育开始于1980年，随后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中国出生率仅为
1.21%。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于2011年5月3日公布的2010版的《世界人口前景》，中国的2000-2005和2005-2010的生育率分别为1.70%和1.64%。计划生育不仅使得新出生的人口减少，也导致了二三十年后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
此外，通过外力强行减少出生人口来控制人口的增长，导致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一个国家或地区就成为老龄化社会。根据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势的逆转，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在2011年降到谷底(0.38)，随后开始缓慢上升，2020年将升至0.4，2033年升至0.5以上。如果继续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按照联合国的预测，本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口抚养比依然持续上升，2070年将达到0.8的超高水平，即4个劳动力至少需要供养2个老人和1个小孩。
“计划生育特区”山西翼城县，自1985年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以来，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山西省的平均增长速度，2000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10‟，接近零增长。
为什么要废除劳教制度？
释疑：劳教制度不受司法审查，缺乏监督，作为行政强制措施，劳教权被滥用。
劳动教养制度始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立法动因始于社会秩序整治。在建国初期，作为斗争手段对付新政权的异端势力；在政权稳定后，作为社会治安的一种手段对付社会不稳定人员。 关于劳教对象，国务院最初发布的关于劳教问题的决定确定为四种人，1982年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扩大为六种人，2002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又扩大为十种人，范围越来越大。从1955年开始，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一直存在了半个多世纪。
现行劳教制度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前两者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但发布主体是国务院，在法律层级上属行政法规，后者属公安部的部门规章。而基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劳教制度与现行法律等有明显冲突。
根据《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权的法律规范只能由国家法律规定，行政法规没有人身自由的立法权。公安机关不能不经法院审判就长期关押公民。在实践中，劳动教养委员会形同虚设，缺乏制约导致权力经常被滥用。劳教制度缺乏基本的正当程序保障，执行中往往剥夺被劳教人的知情权、提起诉讼和寻求律师帮助的权利，而且“罪刑”不相应，轻微违法行为所受处罚比管制、拘役甚至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等刑罚的惩处更严厉。
2013年7月15日，备受关注的湖南“上访妈妈”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行政赔偿一案，二审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唐慧胜诉。
为什么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释疑：巨大的养老金给付压力是不得不采取“延迟退休”的现实原因，而历史欠账和人口老龄化是造成养老金缺口的主因。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确立了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而在养老保险制度确立前的职工，向他们支付的养老金则由后来缴费者负担，由此带来了制度成本。于是个人账户的资金被用于支付当期养老金，由此带来规模巨大的空账。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显示，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额2011年达2.2万亿余元。根据中国银行和复旦大学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
同时，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现状加大了养老金的的缺口。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预计到2050年，60岁以上的老龄化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5%。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8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每五年上升约1岁。退休后的余寿不断增加，人均养老金支付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国新办2010年发布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称，到2035年，我国将出现2
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
日前，清华教授提出一项延迟退休方案，即退休年龄不变，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推迟到65岁，该方案招致公众的猛烈抨击。
为什么要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释疑：限制死刑是世界性趋势，也是避免和减少错杀的唯一选择。
在国际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大背景之下，死刑这种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方法正日益受到非议。随着《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的出台，限制死刑乃至废止死刑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根据国际特赦组织《2011年全球死刑报告》的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12月31日，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已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其中废除所有犯罪死刑的国家达96个，而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多达140个。而根据2011年修正后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现行死刑罪名共55项，是目前保留并实际执行死刑的国家中罪名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
限制死刑也是避免和减少错杀的唯一选择。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不能完全避免错案与冤案，而死刑一旦错误执行，造成的生命损失是无法纠正的。据美国西北大学死刑信息中心（DPIC）的统计，由于纠错机制和救济程序而大部分并没有被执行，1973年以来126人被错判死刑，而1900年以来，已经被错误执行死刑的有23人。而近年来中国媒体上出现的聂树斌、滕兴善、赵作海等名字也引起人们对消除冤案的极大关注。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
为什么学校医院等单位要取消行政级别？ 释疑：“行政主导”的管理方式在学校、科研单位、医院单位带来了一系列恶果。{二胎为何会放开}.
“行政主导一切”是学校没有活力的症结。行政部门对于高校的管理过多过细，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上海交大自2003年起每年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透明和公正著称，内地从无一所高校进前百名。
行政化体制将权力交到了缺乏监督的科研院所领导个人手中，但与之配套的权力监管机制并未形成使得科研院所腐败高发。2005年至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共立案侦查发生在辖区科研院所的职务犯罪案件12件12人，涉案金额共计279万余元。2012年，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0240亿元，占GDP1.97%。然而，科研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科研效率偏低现状令人担忧，湖南省科技厅就在未进行可行性论证、未经专家评审、立项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安排了11个科技项目资金815万元。
“看病难看病贵，红包不止”也是行政化的直接恶果。政府管制价格和加价率（现在的加价率是15%，未来还要执行零差率），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必然收不抵支。医院不仅要医院要弥补这部分亏损，还要提高人力资本留住优秀的医护人才，只有通过药品出售获得盈余。高州市人民医院曾获全国医改标兵，而行政化回潮后成为收回扣的典型，正副院长被免职，多名涉嫌收受医药回扣人员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高州医院曾是全国医改标兵，被张德江、汪洋、陈竺等领导高度评价过，招牌之一就是“不收红包”，而且药价低、看病便宜。
为什么要探索官邸制？
释疑：官员就任则居，离任则去，住房损益与官员无关。
现在中国的官员住房制度弊端重重：很多官员在任期间的住房由当地政府提供，但随着他在不同地区任职，在各个地区都有住房，出现了“一名官员占有多套政府提供的住房”现象。另外，官员获得住房总是伴随着公权力的滥用。最开始，有官员利用“自有土地自建房”等名义建设自有住房，后来出现了以职权低价“团购”住房。
官员住房制度中的官邸制，在国外行之有年。简而言之，官邸是政府向高阶行政官员提供的任期内起居处所。官员私人无官邸产权，既不必负担维护官邸的成本、也不能享有官邸带来的收益。官员就职后可选择是否入住官邸，去职后就必须从官邸搬走。例如美国45个州有州长官邸，多有百余年前的古旧建筑，这些建筑的大部分几乎都被州政府作为公立旅游景点运营，维护成本由州政府预算承担，运营收入也直接进入州财政，官邸内住着的州长家庭不得分润。官邸整修无法入住时由州政府向州长提供适当住房补贴，但一经修好就必须停止补贴。
篇二:《王丰：为什么放开二胎迫在眉睫？》{二胎为何会放开}.
王丰：为什么放开二胎迫在眉睫？
12年后，中国人口在达到近14亿人的峰值后将快速下降；中国生育率已经很低，人口负增长是未来的最大挑战；决策者应遵循科学发展观，尽快放开二胎，还生育权于个人和家庭
目前中国，每对夫妇一生平均生育多少个孩子？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人口学家给予的估计值是1.4—1.5。
在人口学上，这被称为“总和生育率”。当总和生育率为2.1时，如不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每代人口就处于不增不减的动态稳定水平。在1.4至1.5的低生育率下，中国未来每代人口将比上一代减少四分之一。
中国生育率水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高还是低？人口学家发现，全球人口最多的十个国家中，中国的生育率仅略高于日本（1.4）。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也低于欧洲（1.6），生育率之低位居世界前列。
作为人口学家，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告诉财新记者，虽然中国人口的总量还是处于增长阶段，但受持续20年的低生育水平影响，中国下一代人口规模正在急剧萎缩。12年后，中国人口将可能在达到近14亿的峰值后转而较快减少。
王丰指出，中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负增长危机。为可持续发展计，中国应该尽快放开生育，而非继续控制生育。2001年以来，中国一批顶尖的人口学者就基于专业研究，于2004年和2009年向中央有关方面递交建议书，呼吁逐步放宽生育政策。
但是，这些专业学者的声音被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生育政策调整也在众望殷殷中不断推迟。日趋明显的代价就是第六次人口普查所揭示的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金支付危机的日渐累积，还有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或许还有镇坪县强制堕胎事件、“邵氏弃儿”等人间悲剧。
近日，财新记者就中国人口发展现状及生育政策调整等问题，专访了王丰教授。
财新记者：目前，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二胎已经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你如何评价中国的人口发展现状？
王丰：作为人口学者，我个人支持中国及早放开生育控制，首先从放开二胎做起。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把人口决策建立在人口发展科学规律基础上的必由之路。
应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趋势与世界基本一致，但人口转变的过程更为激烈。就人口存量而言，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在2010年底达到13.4亿，从总量上再次攀上新的高峰。然而，就增量而言，中国人口的增速与世界趋势一样，均由疾转缓，其根本原因是出现了生育率的急剧下降。
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4—1.5，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约生育1.4至1.5个孩子，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虽然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因为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每年的出生人数高于死亡人数，中国的人口总量还会继续增长。
然而，这种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只不过是人口增长的惯性所致。随着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人群进入生育年龄，人口结构将逐步老化，死亡人数就会超过出生人数，导致人口缩减，形成人口的负增长惯性。
也就是说，十多年后，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根据联合国2010年的人口预测数据，在中方案下，中国人口增速将在2026年由正转负。数百年来，中国人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所困。但是，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人口持续负增长。这种负增长危机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财新记者：对中国人口发展的这一重大变化，人口学界有何反应？做了哪些工作？
王丰：应该说，中国人口学家对此问题有诸多专业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及早调整生育政策，放开生育控制的建议。这种声音曾经以内部建言的方式送往人口主管部门和中央有关领导，但迄今为止，人口学家的主流认知，并未变为决策者调整生育政策的实践。
早在十多年前，中国一批从事人口研究的学者就感到，基于中国生育率早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应尽快研究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并曾两次形成集体报告，上交国家人口计生委及相关中央领导。
2001年，18位人口学专家自发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组，对中国人口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展开研究。经过多次基层调查和研讨，2004年4月，课题组完成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下称“2004年建议”）的集体报告。
“2004年建议”称，自实行计划生育一胎政策以来，各级政府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防止“政策外生育”，但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长达20年之久，且人口结构在新世纪以后急剧老化。
“2004年建议”提出，“现在是对实行20多年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的时候了”，建议中国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同时，可选择少数区县先行开展生育政策调整的试点。
由于这份政策建议报告没有得到明确回应，这些学者对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的人口新变化开展研究。到2009年，国内26位顶尖的人口学者再次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下称“2009年建议”）。
相比“2004年建议”，此时学者们对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家庭的认识都更进一步。
“2009年建议”明确指出，应放开二胎，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这“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同时，“中国多年来的低生育率已经形成”，“如果等到中国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再采取措施提高生育水平，为时已晚”。
“2009年建议”认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中国应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今天来看，应该说，中国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生育率水平、人口政策调整的必然性与可行性等，已进行了超过十年的专业研究，并已达成了“调整生育政策不容迟缓”的集体共识。
但是，中国的生育政策与学者的研究结果和建议却渐行渐远。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其执行和调整理应体现“科学发展观”。但是，至少在我看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决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学界早就提出要放开二胎，但独生子女政策至今未见松绑。
更何况，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更应该得到尊重。人们对待生育权的态度体现了对待生命的态度。如果中国继续执行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对个体和社会都将产生无法逆转的负面影响。这并非危言耸听。
财新记者：人口学界的专业研究结果为何至今没有说服决策者？
王丰：一般而言，针对某一专业问题，公众与学界的见解容易出现分歧。但在取消生育控制上，却是个例外。我发现，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放开生育控制的。但是，由于数十年的宣传和灌输，加之人口增长确实存在惯性，中国公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确实存在误区。
比如，关于人口增长，主流的观点认为，庞大的人口规模会带来贫困、拥堵和污染，会造成资源的短缺；但是，这种观点其实依旧建立在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上，把人口多视为包袱。{二胎为何会放开}.
但是，国际人口学界早就经过研究，否定了上述把人口与资源环境看做势不两立的理论和学说。在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完全忽视了另一面，即人口多是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更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
以人口与粮食的关系为例，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粮食的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担心没有足够的粮食能养活世界上的人。实际上，从1960年到201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200%。但是，由于绿色革命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全球粮食生产增加了300%。也就是说，在这50年间，人口爆炸没有带来粮食供应的减少，人均粮食占有量反而增加了50%。
同样，中国1978年以来的农业史也是例证。1978年前，在集体耕作的人民公社制度下，中国人口比现在少30%，但那时柴米油盐都短缺，还有数千万人因饥荒而死。这不是人口的问题，而是这种经济制度压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现在，中国人口超过13亿，温饱问题早已解决，粮食供应也不是问题。
类似的还有人口与资源问题。人口发展固然增加了环境负荷，但对环境发展和资源消耗产生最大影响的，不是人口的数量，而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纵观古今中外，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减少人口规模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
这可以从近50年的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中得到印证。从1960年到2010年，全世界经历了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但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比人口增长前下降30%到40%。这部分应归功于更多的人创造出了更多新技术、新资源。
人口增长同样不能用来解释环境污染的恶化。环境污染，更多是由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的。1994年至2004年，中国空气中二氧化碳污染量由40.6亿吨增加到61.1亿吨，十年内增长50.49%，年均增长率为4.87%。而同期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812%，不足二氧化碳污染增长率的五分之一。
以上数据足以证明，人口多并非负担，也不是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目前，仍有不少人对中国人口增长留有担心。这一方面是源于对人口最新形势的认识滞后，没有意识到中国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