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忆父亲》
忆父亲
安徽无为农村商业银行石涧支行 凌宗彬
我父亲去世已经有五年了，我总想去写一篇纪念文章，又怕自己的无文采，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反而有损于对他老人家的尊重。我父亲是1936年1月出生，在家排行老二，兄弟姐妹共有六人，由于我爷爷去世早，家里无主要劳力，我奶奶将我四叔很小就送人。我父亲从小就长得结实，七岁时就为地主家放牛，曾经有一次牛未喂好，遭到地主的毒打，牛就放不成了。十二岁开始给人家打短工换点米给家里，在十五岁起在宣城小南湖给人家养鸭。54年破圩时为养家在江南泾县逃荒讨饭，他曾经跟我讲过，54那年，已经是大年三十，家里一点米都没有，就别说菜了，当时发的救济粮，因家里人口多，早吃没了，他和我三叔带着棍子、口袋和碗去要饭，冒着满天的大雪，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整整跑一天，讨来的饭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回来时又累又饿，身上外面衣服因上冻，经过火烤才脱得下来。
正因为我父亲能吃苦，所以在五十年代人民公社大建设时，表现突出，曾经挑断掉几条扁担，二十岁不到在兴修水利工地上火线入党，后当生产大队民兵营长，在三十几岁时当大片（相当现在的几个行政村）片长，到后来的大队主任、书记。
我记事时，他已经是大队书记了，我很少能见到他。他都是早出晚归，他早上走时，我没有醒，晚上回来时，我已经睡着了。农民们经常到我家里找他，我小时几乎被这样的问话声吵醒。我小时也沾光，当时农村上学，大同学欺负小同学。唯独不敢欺负我，他们都说我，他是书记的儿子。那时的大队书记好象什么都管，甚至可以抓人。我父亲没上过学，勉强能写自己的名字，但是他的名字中姓，老是多写一撇。他到上级去开会时只简单记他自己认得字，然后对着本子，带社员们开会。他记忆力很好，没记几个字的本子，他能开半天会，好象也没什么重复的话，我那时时常蹲在主席台台布下，最喜欢看的是批斗，然后到大队部知青那弄点糕点吃。那时大队很富裕，荒地种瓜果，水面有养殖，大队在七十年代还买几辆自行车。但因公社干部下来学骑车摔断了腿而我父亲受到了处分，由书记降为主任。当时他年年得奖状，大队部会议室墙头全是，我曾经拿包过书皮。他处处争先，七十年代刚提倡计划生育，我母亲那时是全公社第一做生育结扎手术的。
我父亲在行政村书记位上辞过二次职，当过三回书记，弄得民政部门计算他工资时不知怎么算。在八十年代初，因大队分田与公社负责人发生意见分歧，后主动辞职回家
种地。我父亲种地确定是一把好手，当时我家六口人共九、十亩，父亲体力很好，重事很少让人帮忙，一家人在一块忙着种地，也是很幸福的事件，他那时种双季稻，一年收成一万多斤。 我家的田最好认，那块田稻子长得好，有可能是我家的。到以后，周围人对他简直是迷信，都说老书记这样，我就这样，我家种什么他们种什么，我家干什么他们就跟着干什么。那几年家里每年都养几头猪，过年时杀一头猪，除了送给亲戚朋友外，全部留给家里吃，我到现在怕吃腌制的，家里那时过了几年安心的日子。
后八十年代中期，公社改为乡，当时乡党委书记多次找我父亲，让他来重新来当瘫痪多年的行政村支部书记，家里都反对包括我在内，都说家里这么多田，你书记又不是没当过，又不是什么干部。他也挺犹豫不决，后在乡党委多次做工作下，我父亲又当了一回书记。那时行政村工作用十二个字概括：一上埂，二防汛，三要钱，四要命，上埂是劳务工挑防洪大堤和兴修水利，防汛是雨季上堤防洪水，要钱是财贸任务，要命是计划生育。我父亲十分更忙了，常常在村部不回家，在家时间很少，关心我们就更少，我哥哥初中毕业，想复读，他也没关心，我哥哥想当兵，由于当兵名额少，不是我哥哥哭着闹着找乡武装部长，差点儿让我父亲把名额让给了别人。我两个姐姐上不上学全听自便，他太忙，顾不了家，我母亲十田地她忙也忙不过来，也照顾不了她们。由于我在家里最小，十分幸运，在我上初中时正好赶上他第二次辞职回家，所以家里农活轻松一些，再加上两个姐姐已经辍学在家，我家才有能力供我上学。说起我父亲的第二次辞职其实是一次偶然事件，主要是当时组织民工上埂挑堤，我们行政村有几个民工因上埂迟到，被乡里负责人命令跪在堤岸上，我父亲说了几句公道，遭到训斥，我父亲一气之下，等上埂一结束，让人给他打了一个辞职报告，不等批准，卷起铺盖走人。乡里来人劝他，这一次是铁了心不干了。这期间他在家里多了，照顾我较多，当时我上初中学校离我家有几十里土路，由于是走读，一般是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动身，早上都是我父亲叫我起床，给我做饭，还准备中午的饭菜，由于年龄小，我起床至少喊上十几次。晚上一般是天快黑时才回来。有时遇到扫地、课外活动、白天日子短，往往是和星星月亮一道走在路上。我父亲怕我天黑吓着，总老远喊着我的名字迎我，和我一批村上走读生能坚持三年的也只有我一个。后来我上了高中，离家更远，不得不住校，米和菜自带，我父亲他一直坚持给我送米送菜，一次他送米到学校找我，我正在上课，不知怎么了，我竟然趴在课桌上睡觉，是我同桌喊了我。当时我父亲没有怪我，要我注意休息，星期天回家，好象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当年高考不理想，家里正好遇上哥哥讲婚事，又不顺利，刚刚做新房，家里欠了许多债，我当时不想复读了。为了节省钱，父亲通过熟人在县城
务工，让我住在他那儿一个十平方房子里，为了不影响我学习，在我晚上学习时他总是出去转，一般十点才回来。他说在人家玩，其实他大多在外面，夏天还好，冬天真不好受，我劝他，他说没关系。两人睡一张床上很挤，他自己身体靠在墙上睡，尽量让我睡得舒服点。他上街买菜给我吃，说是我要加强营养，自己吃腌菜和青菜。第二次高考，我勉强达到达线分，连自费都未走成，当时我十分沮丧，父亲也在边叹气边劝我再复读，便不由分说拉着就走，说你还不到二十岁，今年再不行，明年你自己决定吧。
这一年上学期还未结束，农行系统对农村户口招生，我在信用社工作的三叔帮我报了名，随后便录取了。父亲很是高兴，在送我上班路上告诫我人不能忘了本。我当时被分在牛埠一个分社下面储蓄所，生活十分艰苦，水靠自己挑，饭靠自己烧。周围环境十分恶劣，属于煤产区，整天尘土飞扬，白天就是雾天。回家探亲由于交通不便相距二百多公里，早上出发，下午才能到家。有一段时间，我回家不想去了，父亲就劝我，一份工作来之不易，你遇到的困难算什么，以后会好的。我当时是内勤，人员只有二人，平时根本无假，只是到过年才能回家一次，回来后总想多呆几天。假期一到，他就催我走，说什么你回家过年，别人在代班，人家也要过年，不能只想自己。到了2000年以后我被提拔当内勤主任兼主办会计，就更忙了，我当时在的信用社又无副主任，我的事就更多了，由于回家路途很远，自己又有了小家，平时基本上没有时间回去，只能等到春节回去。自己本身是单位一个负责人，春节带班，回家只能一直往后推，在别人春节过完了，才抽空回去。后来我听我母亲说，过年三十晚上，你爸看不到你们回来，坐在桌边叹气，说养儿子也没用。有几次他实在想看看我们，不顾年老体弱和晕车，长途跋涉，带家里土特产鸡鸭鱼肉到我单位去过几回。我一回去，他非常高兴，带我女儿在田里玩，要什么给什么，我女儿想划船，他去划，想捕鱼，他也去弄。他总是安慰我，一切以工作为重，对他不用担心。我离开的时候，他把他认为好的东西，全让我带着，又是这样你有钱买不到，那样买不到。最后又是千叮咛，万嘱咐，做经济一定细心加小心，不是你的，不能要，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拿过公家一样东西，人穷要穷得棍气，在行政村当书记这么多年，从来没人说他这样那样。
其实我父亲他在家也是十分忙，除种几亩地，由于在村上德高望重，村上几百人家，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红白喜事由他主持，家庭纠纷由调解。我房下三哥哥因分田与他叔差点动了手。我父亲听说后，到我三哥家，用手在他桌子上一拍，这还得了，指着我三哥说，那你还敢打我了，事件就这样平息了。到现在还有人说老书记要是在，这事不可能是这样。娶媳妇嫁姑娘他是行人又是媒人，宴席又是总主持人。他总没有闲的时候，
2001年，他又被乡安排当了二年行政村书记，这次他的任务是培养班子的，一到期便光荣退休了。后来年纪渐渐大了身体不好，他不想主动出头露面了，但人家还是上门来请去，说老书记不到场，办事心里没底。
我眼见着他一年比一年衰老，先是得了糖尿病，后来是胆结石做了手术。他见我就说，树老生虫，人老生病，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自己的。2006年春节，那时我已经是信用社副主任了，我回家一看，我父亲已经十分苍老，日渐消瘦，我觉得不对劲。想带他去检查，他说什么都不去，说麻烦那做什么。我的预感是正确的，2006年10月由于便血，经医院检查，父亲患了胃癌晚期，由于他体质不好，做手术时已经全部扩散。我当时不知怎么才好，到当时联社去要求调动，好抽出身子照顾他。他听说后，说不要这样，你只要心到了，就行了。我们当时瞒着他病情。但他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他也不捅破。只是跟我母亲说，他们瞒着我，用心我知道，人那有不死的道理。他在弥留之际，身上十分疼，连杜冷丁也止不住，他咬着牙把后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我母亲以后的生活，他的坟墓放在什么地方，做成什么样子，包括他去世后必须要通知哪些人，如何安排，小到他有二十几斤麻油分别送给哪些人，让我一一记下来。在他生命最后一刻，身体已是极度虚弱，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说，我要解大便，看到他忍着巨痛，拼命地解，我们都哭着叫他别解了，经过二十几分钟拼命努力，大便终于解下，黑黑的比石头还要硬。他突然笑着，眼睛发着亮光，身上衣服已湿透了，我喂了一口水后，随后就昏迷过去，他再也未醒了。后来我听老年人讲，人死之前解出大便，预示着后代有饭吃。
我每年清明和冬至到他坟上，常常想起他对我说的话，好象他就在眼前，他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脑海中，挥也挥不去。
联系电话：18305530044 0553-6184829
第二篇:《陈云子女撰文忆父亲》
陈云子女撰文忆父亲：唯实不唯书 佩服毛泽东
2005年06月01日21:03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人民网北京6月1日
讯 最新一期的《求是》杂
志刊登了陈云子女陈伟
力、陈元、陈伟华、陈伟
兰、陈方等人联合撰写的
文章，回忆了陈云同志生
前的一些事迹，文章强调
陈云完全彻底的实事求
是精神和顽强的创造性
的探索精神给子女们留
下了深刻印象。文章全文如下：
今年是我们的父亲陈云诞生100周年。他虽然已经去世10年，但是他的思想和精神仍然长久地震撼着我们，长时间影响着我们对人生的选择和价值判断。作为他的子女，我们虽然和他长期生活在一起，但对他的思想，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是在不断观察学习和思考中逐渐领悟的，是透过我们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体验来逐步理解的。对他认识越深，他的思想和精神对我们的吸引力就越大。
父亲去世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评价。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在陈云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
父亲一生的经历艰难而丰富，以我们的水平和经验很难对他有一个完全准确的认
识。当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完全
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顽强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
父亲长期工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他告诉我们，对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同志。1933年，他与毛泽东同志刚相识时，对毛泽东同志并不了解，但是到了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父亲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精神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对毛泽东同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费尽心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精神非常佩服，认为毛泽东同志“非但聪敏，且有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延安时期，父亲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与毛泽东同志共事的时间越长，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理解越准确深刻，并深深被毛泽东同志身上焕发出的那种探索与奋斗精神所鼓舞。他曾对我们讲，他在延安利用养病的时间反复阅读了毛主席的全部文电，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所有著作，思考很久后，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想问题做事情的根本思想。那时，毛泽东同志在与他三次谈话中，反复提出要他学习哲学，他照着去做了，终身受益。
从那时起，父亲逐步表现出彻底的实事求是和创造性的探索精神。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一个原因是他在工作中长期坚持调查研究。他曾反复对我们讲过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基础，领导机关制定政策，一定要拿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只有从现状表面入手，深入进去弄清真实情况，才能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调查研究贵在深入、翔实和缜密；要以大量的事实为基础，形成对情况的整体把握；要请基层了解情况的同志把情况谈透，从无数细节中发现问题，认识发展趋势与规律，挖掘基层干部群众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尽管他主管工作的范围非常宽，但是始终坚持亲自调查研究，亲自写总结报告。他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期，中央决定中组部的工作要由过去面向延安转为面向全国，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并巩固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解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的问题。当时各个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中组部对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掌握不够。为此，他用了大量时间披阅和听取各个地区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以及地委书记、副书记的报告。在此期间，他曾与组织部的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农村调查的方法，陆陆续续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华北地区基层情况进行调查，先后邀请了华北6个不同区域的9个乡党支部书记来延安谈基层情况，每个乡的情况都谈了3
天3夜，留下了9份详细的社会调查报告。这样的调查方法，使他对各个地区，包括远离延安、交通很不方便的地区以及敌占区的基层情况，心里都有了底数。在此基础上，他亲笔撰写了给中央的报告，并在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发动群众、巩固基层党组织、开展敌后工作的意见。他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把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和以往丰富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改革组织工作方法，制定了比较正确而完整的政策，使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更加活跃并且是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来。7年之后，全国党员的数量从3万发展到121万。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为了适应年龄与身体情况的变化，他把自己主管和关注的工作，收缩到精力与体力允许的、他认为最必要的范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对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坚持亲笔起草报告、讲话或亲自提出提纲，待秘书成稿后由他逐字逐句修改推敲；坚持对未经调查研究、心中没有底数的事情，不提出决策性的意见、建议。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认真听取内行、专家和当事人的意见。我们亲眼看到，1979年5月到6月，已74岁高龄的父亲受中央委托，花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集中精力对上海宝钢问题进行研究。当时围绕宝钢建设，有各种不同意见。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前多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对钢铁行业也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但他不愿轻易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他先请薄一波同志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的同志的看法，在北京又仔细研究了中央7个部委有关宝钢建设的意见。之后，他带着问题到上海，听取上海市和市冶金局领导同志以及上海一、三、五钢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讨论。他还派秘书到宝钢工地的现场找工程指挥部的同志了解情况，并亲自与宝钢的领导同志深入探讨问题。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还非常注意收集钢铁工业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做法的材料。最后，他再一次听取了冶金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通过不断交换意见，他的看法有过三次反复，认识越来越深入完整。最后，在6月中旬召开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提出了关于宝钢问题的8点意见，认为这是一个特大项目，事关全局，虽然上马仓促了，但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即使困难，也要下干到底的决心，各个部要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他还提出，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主张全国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讨论，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而且应该不止一次；要在宝钢建设和持续论证过程中，培养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他的意见获得了大{忆父亲的文章}.
家的支持，而且历史证明它是正确的。宝钢问题有了结论之后，他由于过度疲劳，生了一场大病。在回忆对宝钢问题的决策过程时，他对我们讲过，对有争论的重大问题，要集中精力去研究；大的决策不能太快，要慎之又慎，决策过粗过快容易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很难弥补；要保证决策不失误、少失误，就要拿出时间，让专家、内行和当事人围绕中心议题，放开思路发表意见，要有几个方案拿出来做比较。正确的观点是在争论中产生的，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三个原因是他能够认真听取反面意见。他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对我们讲过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并对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做法做过比较。他通读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文选》，发现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7年里，一直模范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列宁的领导下，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民主气氛很浓，各种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都可以直率地提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一再提倡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并且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他认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道路上，这是提高决策水平、提高组织能力、提高民族凝聚力的最有效的办法。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自己主持的研究重要问题的会议上，总是请持各种有代表性意见的同志把意见完全摆出来，让大家尽情发言。讨论持续了三四天之后，他把大家的思想综合概括成几条，写在一张纸上，再请大家逐条发表意见。他从来不给别人扣帽子，在他做最终的结论性意见时，对各种意见，包括一些极端的意见，都仔细推敲，以找出最符合客观事物本质的正确意见。
父亲认为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促使自己思考问题。有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也要自己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批驳。他在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工作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有一位副部长对一项重要政策坚持提出反面意见，为此大家辩论了三天，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有几位研究人员对一个典型进行深入调查后，对中央关于一项决定的部分政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真阅读了他们写的报告后，指出：已经决定的政策要坚持下去，不要轻易变动。但是，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少数派要保护好，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要非常重视，要给他们必要的经费和时间到基层去调查研究，鼓励他们不断向中央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以保证中央能经常听到不同声音，对重大政策、决策的效果进行追踪、研究。
父亲常说，能听到不同声音不是坏事，这与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如果鸦雀无声，反而大事不妙。他还说，要让来开会和谈话的同志感到我这里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他认为，一个人有时免不了说错话，一点错话不说是做不到的。不怕讲错话，就怕别人不说话，党内一定要坚持民主生活、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在讲民主的同时又必须有集中。要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他还曾多次表示，应该采取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同志犯错误的问题，对由于认识不全面而讲过错话、发表过错误意见的同志，只要他们检讨了，在工作中纠正了就可以了，不要扭住不放。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四个原因是他敢于坚持原则，能顶得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常常感慨地对我们讲，坚持正确的意见时要有一个“硬脑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父亲的一生是充满坎坷、顽强奋斗的一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愿意随波逐流。他认为，领导者在处理问题、提出意见和观点时，要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就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抵得上十万军队、百万军队，是一种无穷的力量。为此，他早在延安时期，就在学习哲学时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观点。建国以后，他曾多次因经济工作中的一些观点不被别人理解，而成为少数派，也曾因为一些重要的政治意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批判。1962年，为了度过国民经济的困难，经过慎重的调查和长时间的思考，在与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后，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分田到户”的办法。当时他已经知道毛主席明确表示过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他思来想去，觉得既然找到了解决缺粮问题的具体办法，还是应该尽快向中央提出。后来，他和邓子恢、田家英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了严厉批评，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