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老舍散文我的母亲《老舍《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老舍散文我的母亲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北京人，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第二篇 老舍散文我的母亲《野夫：江上的母亲》
野夫在母亲失踪十年时，写的一篇祭文，江上的母亲，令人动容落泪。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须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老舍散文我的母亲
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日寇国军和共军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的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一向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上个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20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五老舍散文我的母亲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婆辞世，85年父母离休，87年父亲患癌，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二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七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飘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深处，却冀望一副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点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作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九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1995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十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示，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的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救助机构可为我们分忧，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示，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100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干，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阳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去花钱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做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的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老舍散文我的母亲
一个68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1995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我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1996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
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