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人脸识别、VR、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飞速发展，使用这些技术已经成为潮流。科技潮流给很大一部分人带来了便捷和乐趣，然而，科技潮流也给一小部分人带来了困难：有些老年人在自助银行里无所适从，或者因为不会下载手机APP而无法预约挂号……下面是范文112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潮流中的多数与少数作文 潮流中的多数与少数议论文4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潮流中的多数与少数议论文1
对一些互联网平台来说，要针对老年人的需求提供替代选择，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智慧老龄社会新形态。有专家建议，除了在技术开发中更加注重老年人需求和习惯外，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方面，也要给老年人提供多元选择和替代方案。现实中，不少地方多措并举，帮助老年人融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在上海，有医院调大门诊标示、诊间字体，改善在线预约系统布局，致力优化老年就医环境，打造“老年友好界面”;在浙江杭州，市民卡和健康码深度融合，老年人刷一下卡就能看病就医、公交出行。可以说，给老年人在风驰电掣的“快时代”留个“慢选项”，才能填补代际间的数字沟壑，让老年人享受到数字时代的馈赠。
帮助老年人充分参与数字生活、共享数字红利，是社会责任，更是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必然举措。弥合数字鸿沟，需要代际支持，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年轻人需要提供操作层面的耐心指导和详细示范，同时给予老年人精神层面的支持和鼓励，倾听与陪伴。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应兼顾特殊群体的需求，通过关注特殊群体的用户体验不断改良、创新新型应用，做好“老人产品”、“小众产品”的供应，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与温暖，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双赢。此外，相关部门对于政策制定与落地实施不能“一刀切”，要结合老年群体、困难群体的自身特点，通过设置“其他选项”满足各阶层群体的实际情况与需求。
潮流中的多数与少数议论文2
近日，一段“老人无健康码乘地铁受阻”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引发公众对于老年人遭遇“数字鸿沟”窘境的热议。移动支付、线上挂号、网络约车……面对“数字化生活”洪流，老年人很难置身事外。如何对老年人进行 “数字反哺”，成为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疫情期间处处不便
疫情防控期间，到处都需要扫健康码，但很大一部分老人使用非智能手机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无法完成相应操作，导致出行不便。
生活在上海市的林爷爷说，疫情防控期间去医院配药，都需先预约才能挂号。尽管医院的导医台旁边放置了说明书，写清楚了预约挂号和看病的步骤，但大多数老年人尝试后还是失败了，好在医院有专人对他们进行帮助。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仅为6.7%。据数据推算，有上亿老年人没能及时搭上信息化快车。
数字产品忽视诉求无形增加触网负担
根据《半月谈》报道，在相关调查中，农村网民规模为1.95亿人，而农村老年人“经常上网”的占比约0.9%。老年网民数量城乡差距明显。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的刘奶奶只会使用按键手机打电话。在她生活的村子里，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基本没有 “数字化生活”的影子。
有些老年人虽然可以使用微信基本聊天功能，但网购、打车等复杂一点的操作对他们来说仍比较困难。
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刘爷爷已经学会了微信聊天，却被社会保障资质审核的流程卡住了，最后在年轻人的帮助下才完成了。
除老年人自身原因外，数字产品不适用也增加了老年人“触网”负担。张阿姨吐槽说：“几年前，女儿给家里买了一台网络电视机，打开后操作界面太复杂，找个想看的节目特费劲。 ”无奈之下，她只好又把老电视搬了出来。
数字需求因人而异融入现代接受老去
不过，并不是每位老年人都有强烈的数字需求或者遭遇了“数字困难”。
安徽省的小刘这样描述生活在农村的爷爷的生活，“基本的老年机和普通电视已经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了，村子里的老年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娱乐方式，他们自得其乐。 ”
但在信息化程度越高和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老年人的数字需求可能更加明确。
在浙江省的小杨的描述中，她的姥爷一开始没有支付宝，只会使用微信语音聊天功能，由于严格防疫管控，想进入小区必须扫健康码，于是姥爷才在她的帮助下下载和使用支付宝。
数字反哺并不容易学习意愿至关重要
腾讯研究院与深圳大学周裕琼教授团队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从某一层面来说，“老”与日新月异的科技一样，都在代代更迭。这个群体是流动的，其特性与需求也是变化的，故不能将他们粗暴定性，秉持“无论老年人还是其他群体，都完全可以选择最适宜自己的方式生活”，无疑是一种最基本的态度。
周裕琼认为，对于不同情况的老年人需要区别看待，不必强求其接入数字社会，不要过分强调其面临的“数字困难”，要有保障其权利的相关措施。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反过来也将局限科技的自我发展。故在科技产品设计之初，应更多关照老年群体的诉求。
业内人士认为，对于那些没有身体限制和有实际学习需求的老年人，更多还是应该靠老年人的家人进行教学指导，进行“数字反哺”。但对于“数字反哺”来说，不仅需要教学者有耐心和时间，还需要老年人有较强的学习意愿。尤其是后者，对于弥补“数字鸿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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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数字鸿沟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更是全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杨一帆看来，国家在做好顶层设计后，还要通过法律和政策制定明确下来，不得以任何形式，对老年人有数字技术上的歧视。
“要坚持数字化和非数字化两条腿走路，不宜提倡所有老年人都要融入数字社会，给不愿或不能上网的老年人提供替代方案，让数字化服务成为可选项，允许‘数字断连’的老年人获得同样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周裕琼认为。
此外，一些科技企业在产品研发时，对老年用户群体关照不够，并未真正认识到老龄社会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老年数字鸿沟将成为新的消费痛点。
“这也是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一些小公司暂时可能做不到，但对大平台和企业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杨一帆说。
周裕琼在研究中认为，结合国外经验来看，我国倡导家庭“数字反哺”，是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比较现实又理想的解决方式。年轻人教会老年人使用设备和互联网，并使他们得心应手“不掉队”，往往通过家庭“数字反哺”更有效。
“不是说老年人上网时间越长越好，而要看使用网络的广度、深度和程度。很多社区在尝试教老年人上网，我也带着学生到社区实践，但发现社区或老年大学，很难一两次就教会老年人，‘数字反哺’应该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还是落实到家庭中更有效。”周裕琼解释说。
在她看来，发达国家是一种社区型的国家，有成熟的社会组织体系，已经完成社会转型。中国的数字化进程中，社区和公益建设还在转型，来自社会的力量还相对薄弱。
周裕琼建议，家庭“数字反哺”可以纳入中小学的媒介素养教育，让学生和学校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中发挥作用，带动全家人融入数字化时代，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观念。
然而，随着四世同堂家庭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居住安排日益独居化、空巢化，寄希望于家庭的力量，难免较为分散和随机。
“鉴于有些老年人碍于长辈的威信和面子，影响家庭‘数字反哺’，可以借鉴美国成熟的社区志愿服务机制，鼓励大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教老年人使用数字产品。”李成波建议，社区老年人的互帮互助，不仅能有效克服他们的恐惧心理，还能弥补社区组织力量不足的短板，使“数字反哺”更加社区化、多样化、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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