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短短八个字充满了历史感和沧桑感。翻开这套厚重的《南渡北归》，心情不禁沉重起来。作为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巨着，书中叩击心灵的情节太多太多，无数次被感动得泪眼模糊。是什么支撑并激励这群“柔弱”的知识分子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掩卷沉思，令我感触最深、震撼最强的，就是“信仰”二字。
往事再回首，国难当头，壮志未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廊坊、南苑、北平、天津等地相继沦陷。隆隆炮火与日机轰鸣，平津地区人心惶惶，以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燕京大学等着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也是一片惊恐慌乱。7月29日，北平陷落后，驻守北平郊外西苑至八宝山一线的一一零旅旅长何基沣不得不奉命南撤。面对连连失守的国土，这位抗日名将百感交集，哽咽不已，他抬手向闻讯赶来告别的高校学生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泪流满面却不得不抛下这座正在陆沉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惊恐迷惘中的芸芸众生，开始一场前程未卜、不知身归何处的军事流浪。此情此景，何等悲愤！
英雄辈出的时代，颠沛流离，流亡岁月。最先受到炮弹轰击的是南开大学，这个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作为创办人，当时已转往南京的着名教育家张伯苓闻讯后当场昏厥，悲怆不已。随后，大批日军进驻北大，一片残局，满目凄然。于是，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师生纷纷南下西行。清华教授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儿女也踏上了流亡之路。面对渺茫的前途，两人心中有说不出的凄楚与怆然，而这一走，就是九年！在战火连绵、危机四伏的异地他乡，王国维、赵元任、蔡元培、梅贻琦、胡适、傅斯年、李济、陈寅恪、梁思永，一代大师在历史舞台上负重前行，他们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民族危亡、国难当头，流亡的大师们在内心深处都怀着悲愤交织的情愫，而这种情愫又迅速铸成哀兵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强信念，一种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英雄主义气概。虽然南渡途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让他们能够不畏风雨、满怀信心。他们坚信，中国人民有着不可战胜的意志和潜在力量，这样的民族是必然会走向辉煌的。
挺起脊梁，初心不改，弦诵在山城。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难当头，大局已定，临时大学师生打点行装，昂头挺胸，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包括清华的闻一多、袁复礼、李继侗，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等在内的11名教师和290名学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翻山越岭，日夜兼程68天，徒步跋涉1600余公里，当旅行团师生们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抵达昆明时，师生与群众的歌声如江河翻腾、大海惊涛，慷慨悲壮的旋律向行进中的每一位师生传递着国家的艰难与抗战必胜的信念。自此，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彪炳青史、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我一直在思考，在那个时代，在80年前西南联大师生走过的那条路上，那群被迫流亡的知识分子在思考着什么？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旅行团，成功地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徙，我仿佛看到，这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傲然屹立于中华大地上，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民族的坚定信仰，令人无不感慨万千。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想像，他们一路负重前行，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是何等艰辛，背后又是何等沉甸甸的信仰支撑！信仰是共通的、强大的、持久的力量。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年代，坚定的信仰是成功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