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用“木介生”作笔名，我常常笑着不答，也许有关于童年，也许有关于记忆，也许……也许是记忆童年中的那顶斜戴着的鸭舌帽。
满满斟上一杯，"大舅，我敬你！"望着桌子对面的斜戴着顶鸭舌帽，瘦削的脸上漾着沧桑与喜悦的笑容的大舅似站非站地端起酒盅，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用什么应景的语言，只得一口气灌下去，任凭一线辛辣的家乡酒钻进喉咙……
大舅一辈子没有讨过老婆，母亲曾经告诉我，为了弟妹三人能够安心成家，他早早就跟着工程队出去做工了。贫寒的家境、微薄的只够弟弟妹妹们糊口的收入，加上没有念过什么书终日只知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大舅的人生似乎显得暗淡无光。幸而有了表哥和我，大舅再没有觉得日子苦闷无盼头，二十来年的辛酸苦楚都在孝敬老人和与我们俩小孩逗乐间淡淡地翻篇了。
大舅不怎么说话，莫说是遇到外人，即便家里亲戚朋友闲谈，也只是笑，偶插上一两句，也是漫无边际的，让大家摸不着头脑。每每看到大家一脸茫然，大舅便尴尬地嘿嘿两声，扶了扶斜戴着的鸭舌帽，讪讪地躲到一旁做别的事了。然而我却深恋着那些不多的话，深恋着那种日渐苍老却依旧清晰的嗓音……
“来，这五块钱拿去随便买点什么吃。”兴许童年的我听过他最多的便是这么一句了。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小时候最爱的就是临乡逢到古习俗的庙会，什么“三月三娘娘山”，什么“清明相期”，什么“凤山会”……跟着表哥坐上外公的小三轮，等着大舅一人手里塞上或五块或八块零花钱，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那时候手里能有五块钱随意支配于孩子来说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
“大舅你也去吗？”
“我不去噢，还有工呢。”
我们便在斜戴着顶鸭舌帽的大舅慈祥的目光里一路欢歌奔着糖葫芦、套圈、马戏团去了……
“大舅，”我借着朦胧的酒意，拉着大舅的手谈开，“那年五年级的三月三你给了五块钱，表哥买了些吃的，我没买，想着路边玩赌博的弹珠游戏，一股脑都输进去了。”众人都笑了，大舅也笑，我却没笑出来，酸酸地哽在那里——那是当时大舅小半天的工钱，我却一口气“挥霍”下去，到如今都心疼得很。
我到初中也还是调皮，周末的英语作业都跟邻桌借来抄。那个冬天下午，玩了两天才记得作业没完，搬个板凳就在外婆家羊圈旁抄开了。远远听到大舅“叮铃铃”的三八大杠回来，接着一包炒米放在文具盒旁。“作业做累了弄点炒米吃吃。”鸭舌帽的帽沿贴着我的脸，“这么多字母儿我一个都认不得，现在的娃儿真不容易……”
大舅说罢喂鸡喂羊去了，我嚼着香香的炒米，心里第一次觉得不是滋味，之后再没有抄过作业。
“来，根儿”大舅摘掉鸭舌帽，挠了挠秃了大半的头顶的细汗，端着酒盅跟我又咂了一口，“油菜花又长高了，你记得骂你的那回吗？”
当然记得，大舅从来不打骂我们，向来都是嘿嘿笑着的，唯独那次凶我凶得厉害。
农村的早春，油菜花长得有人高，一片片都是青翠的杆儿，东头望不到西头。外公家门前就是一片油菜地，密密地绕着屋子、仓库，我和表哥玩累了，淘气地跑进菜地里撒尿，突然间吓唬表哥一下，他尿了一裤子。我开心地跑出去喊：“宾尿裤子啦，宾尿裤子啦！”表哥便嬉笑着追出来打我，一直追到大舅跟前。
不记得当时大舅是什么表情，也不记得都说了一段什么话，只清晰地记起有这么一句——
“你们以后都是要当老师坐办公室的！像个什么样！”
声音穿透耳膜般从未有过的严厉，我和表哥都愣住了，大舅从来不发脾气的，这是怎么了？为那事儿我还哭了一晚，后来外公把大舅训了一番我才作罢。如今想来是多么不该！母亲后来说，大舅自己不识几个字，但对老师却异常憧憬，他的心目中我们都是要当老师的，完成他永远不能再完成的志向的，这样的一种举止虽在小孩无可厚非，却深深触动了他的痛处，故而生气。我一直思忖着要跟大舅说声对不起，可是渐渐地就过去了，就忘了。然而大舅那股木介般的劲儿和木介般的朴实却深深印在脑海里，挥散不去……
我恭敬地捧起杯子，双手递向大舅跟前，在他的酒盅旁重重磕了响亮的一声：“大舅，我当然记得，你是我们当之无愧的老师！”说完一仰脖儿，让这家乡的味道伴着大舅斜斜的鸭舌帽沿下渐渐湿润的眼睛，淌进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