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史记·刺客列传》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刺客列传》人物形象分析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有勇有谋的刺客的事迹，他们身上展示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义气与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刺客列传 形象对比 精神价值
《史记?刺客列传》是唯一一篇记录刺客事迹的史书文章，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不同的刺客以及他们的刺杀事迹。司马迁也是唯一一位将刺客列入史书的史官，因此，《史记?刺客列传》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既然司马迁把这5个刺客同列入一个类传中，除了他们都拥有刺客这个身份以外，他们五个应该还拥有共同的形象特征和精神特征。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必然也会有异于其余四人的个性特征。本文将从五个刺客的形象入手，着重分析他们共同的形象特征以及各自独特的形象特点，并且简要概述在这些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和对后世的影响。
一、刺客形象分析
（一）有勇有谋，有情有义的共同刺客形象
1.“士为知己者死”的情义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个刺客，他们行刺的最根本的动机都是对“义”的履行，如豫让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他们冒着死亡的风险进行刺杀行为，原动力就是“义”。而这里所说的“义”，是一种“基于一定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的人际关系的准则”。1，即当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物质待遇以及精神上的尊重和能力上的肯定，自己也应报答对方。“义”是刺客个人情感的体现，具体描述为讲义气，有情有义。
五个刺客都是重情义之人。曹沫作为鲁国将领，虽然“与齐战，三败北”，但是鲁庄公“犹复以为将”。曹沫与鲁庄公的关系就是“君臣知遇关系”2。曹沫劫齐桓公，除了为了鲁国国家利益，还出于对鲁庄公知遇之恩的一种回报。同样的，在伍子胥向公子光引荐专诸以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当然，专诸为公子光刺杀王僚，应当是有一部分原因是物质上的回报，但是“善客待之”除却了物质上的回报，还有精神上的尊重。
2.视死如归的勇敢
刺杀是一种高危的行动，常常以生命为代价，除了曹沫，其余四个刺客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因此，要成为一个刺客，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勇猛高超的武技都是必须的。
除了豫让，其余的四人并没有选择诸如毒杀的方式，而是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直接的刺杀，而且选择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而是匕首；刺杀的动作不是劈，不是砍，而是刺。“唯‘刺’的时候，身体门户大开，全力以赴，‘刺’让刺客们的刺杀举动有了一种一身博人的壮烈情怀。”3在最初选择刺杀工具与方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了他们的“勇”了。
于荆轲，司马迁着了更多的笔墨在他身上。一段经典的易水送别，营造出了一种悲剧氛围，用于塑造一个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勇往直前的英雄形
象――荆轲。同时，荆轲在太子丹欲先遣秦舞阳之时，叱太子“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的话语中，也体现出荆轲之勇猛。在刺杀失败后，荆轲“倚柱而笑”，面对刺杀失败，面对即将来临的
死亡，荆轲却是笑，这笑是“勇敢的笑，在笑中承担失败”4，这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敢。
3. 先谋而后动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个刺客，不仅勇猛，而且机智有谋略。曹沫趁着诸侯会盟时劫齐桓公，抓准了时机，让齐桓公无法反悔自己许下的承诺；专诸在刺杀王僚之前曾经进行过一段详细的分析，“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专诸能根据当下情况条理清晰地分析刺杀行动，可见他并非一介鲁莽武夫，而是有策有谋。豫让两次刺杀，第一次改名姓，第二次“漆身为吏，吞炭为哑”，都是采取了伪装近身的方式进行刺杀活动，可见其机智。与慌张的秦舞阳相比，荆轲为了打消群臣对秦舞阳惊恐的怀疑，“顾笑舞阳”，寥寥数语即打消群臣的疑虑。司马迁寥寥几笔就生动地写出了荆轲的机智。
（二）同中有异的刺客形象
虽然五个刺客有着共同的形象特点，但是毕竟是五个不同的个体，除了共同点以外，个体间的不同点也是值得关注的。本文选取其中三个突出人物集中论述司马迁塑造这三个人物的形象特点。
1.豫让――执着的刺客{关于史记人物列传的五百字研究报告}.
豫让异于另外四个刺客很突出的一点即是他的刺杀行动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改名换姓，假装涂厕袭击赵襄子，未果；第二次改头换面，连妻子都不认识，埋伏于桥下偷袭赵襄子，依然失败。在第二次失败后，最后豫让击赵襄子之衣替代刺杀，心愿了结后自杀而亡。豫让执着的其实并非是刺杀赵襄子这件事，他执着的是“义”的声名，“坚持履行‘士人’的职责，对‘士人’身份的执着”5。
除此以外，最后豫让击衣而后自杀，是因为豫让明白“为智伯报仇的愿望实际上已经无法实现，还能实现的仅是以此只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来实现‘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6。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其中的舍生取义者即是豫让。尽管儒家的“义”与《史记?刺客列传》所要表达的“义”有所不同，但是这句话用在豫让身上也是妥当的。
2.聂政――重孝的刺客{关于史记人物列传的五百字研究报告}.
司马迁在写这五个刺客的时候，唯独在写聂政事迹的时候提到了他的家人。在严仲子第一次请聂政为己报仇时，聂政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为由拒绝了。《礼记》有言：父母存，不许友以死。这正是聂政的为孝准则。尽管他感恩于严仲子虽贵为诸侯之卿相，纾尊降贵到市井乡野求助于己，但是因为对亲情的注重，以及一片孝心，所以“只要母亲还活着，供养母亲就成了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7，报恩之事只能等到其姐出嫁，母亲去世并且三年孝期过后才前往助严仲子刺杀侠累。
而在刺杀事成后，聂政“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毁容自杀，死无全尸，为的是不连累自己的姐姐，体现出聂政对家人的爱护。勇猛如他，内心依然存着对家人温柔的爱意。
4.荆轲――抱负满怀的刺客 荆轲与其他四个刺客相比，最突出的一点不同便是司马迁两次提到荆轲嗜酒好读书。好读书这一点说明荆轲并非只是一介武夫，而是腹中有经纶，心中有抱负的读书人。文中提到“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虽然并没有详细写荆轲到底是以何术说卫元
君，也没有解释为何卫元君不用，但是可以看出荆轲内心中其实是有抱负的，只是无法施展罢了。
荆轲流亡到燕国后，与高渐离相识，此时提到“荆轲嗜酒”，并且两人在酒酣以后还会击筑和歌。“酒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有着深刻文化含义。酒的意象，反映了人生在醉与醒之间的徘徊状态„„文人饮酒，得以释放激情，忘却尘俗，尽情抒发心中的豪气，进入虚无缥缈的自我陶醉境界。”8荆轲就与后世所有饱读诗书却无法施展抱负，而寄情于酒的文人一般。司马迁寥寥数语，一个无法实现胸中抱负的失意文人形象跃然纸上。荆轲身上的文人气质与身为刺客的勇猛潇洒完美结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刺客荆轲。
二、刺客形象体现出的精神价值
正如前文所言，《史传?刺客列传》展现的，是以“义”为核心的“战国士林精神”9，即“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追求，愿为“义”的实现献上生命，名副其实的舍生取义。这种“义”的实现，“很好地结合了完成对他人的义务和实现自我价值两方面的内容。”10
除此以外，反抗强暴也是《史传?刺客列传》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精神价值。虽然刺客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一个暴力的代表，“反抗强暴并非一定是刺客的自觉主观意图。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特别是曹沫和荆轲的行为在客观上具有了反抗强暴的意义。”11对于曹沫和荆轲而言，国力强盛的齐国与秦国才是强暴的代表。曹沫和荆轲的刺杀行动实际上代表的是当时弱小国家对强大国家兼并侵略的一种抗争方式，因此客观上是具有反抗强暴此精神价值。
《史记?刺客列传》对后世带来的影响，除了为文学创作带来素材与故事蓝本，诱发出如骆宾王的《易水送别》、陶渊明的《咏荆轲》和元杂剧《豫让吞炭》等文学作品以外，其中体现的精神价值更是对后代带来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刺客的存在为中国崇尚柔弱，中庸的文化传统注入了某些‘匕首’的刚性。加入去掉这种刚性，我们对延绵不已的不断重复的中国历史的感觉会变得更加苍白，无力，麻木，绵软了。”12《史记?刺客列传》所体现侠义与反抗强暴等精神价值，是儒学以外，与儒学相去甚远的一种文化，与儒学互为补充，完整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
另一方面，《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汉代轻身重义，重信重明，锄强扶弱的侠客事迹。这些侠客身上体现的精神，实则是继承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些刺客。《史记?刺客列传》“有力地影响了汉代的游侠精神。两者合流形成了至今不衰的中国侠义精神。”13。在这种源远流长至今不衰的侠义精神的影响下，诞生了王维的《少年行》，李白《的侠客行》和明代的《三侠五义》等文学作品。
[1]司马迁撰，韩兆琦评注《史记》，岳麓书社2012版
[2]唐红《在文本解析中复活中的刺客形象》，《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十期
[3]张三夕《勇敢的精神 感人的行动――评说》，《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6月
[4]胡进才《论中的刺客形象》，《作家杂志》，2009年第9期
1张三夕《勇敢的精神 感人的行动――评说》，《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6月
2唐红《在文本解析中复活中的刺客形象》，《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十期
3胡进才《论中的刺客形象》，《作家杂志》，2009年第9期
4张三夕《勇敢的精神 感人的行动――评说》，《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6月
5翁俊山《以天下大义为名义的合谋――豫让刺赵襄子文本的儒学分析》，《理论界》，2010年第5期
6翁俊山《以天下大义为名义的合谋――豫让刺赵襄子文本的儒学分析》，《理论界》，2010年第5期
7张三夕《勇敢的精神 感人的行动――评说》，《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6月
8唐红《书、剑与酒及侠之大者――解读中荆轲形象的文化内涵》，《攀枝花学院学报》，2008年2月
9谢楷模《豫让形象分析――兼论悲剧色彩》，《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4月
10徐裕敏《从看战国时刺客的精神特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一期
11唐红《在文本解析中复活中的刺客形象》，《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十期
12张三夕《勇敢的精神 感人的行动――评说》，《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6月
13徐裕敏《从看战国时刺客的精神特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一期
作者简介：蒙嘉嘉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11级学生，主要从事产品外观造型设计
篇二:《史记读书报告》
《史记》读书报告
一、内容与概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编撰者为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此书初无定名，多被后世人称为“太史公书”或其他一些书名。所谓“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自三国时代以降，“史记”才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此书内容是从上古黄帝时代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三千多年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其史学与文学价值都被后人广泛认可，与《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对后世中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居功至伟。刘向认为它“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而最有名的评价当属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充分肯定了《史记》在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价值。
我们本次的阅读重点主要是梁启超先生推荐的《史记》十大名篇，其他部分也偶有旁涉。以下是这十篇的内容概要：
1、项羽本纪：本篇为《史记》的第第七卷，主要记载了楚霸王项羽与叔父项梁起兵反秦到最终败亡的生平经历。
2、廉颇蔺相如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二十一卷，主要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廉颇和名臣蔺相如的生平事迹，叙述了二人的交往情况，并介绍了赵奢赵括父子与李牧的一些事件，内容交代到赵国灭亡为止。
3、魏公子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七十七卷，主要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魏国著名贵族公子，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的生平事迹。
4、鲁仲连邹阳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八十二卷，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的齐国名士鲁仲连劝说赵国不要尊奉秦王为帝和用书信迫使聊城守将自尽与邹阳蒙冤入狱后上书梁孝王最终得为其上宾的事迹。
5、淮阴侯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九十二卷，主要记载了西汉初年名将韩信一生事迹，从他年少发迹叙述到他最终因谋反被夷灭宗族为止。
6、魏其武安侯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零七卷，主要记载了西汉武帝时期的权贵窦婴、田蚡、灌夫三人的生平事迹，大体上叙述了他们三人之间复杂的亲疏关系和政治斗争情况。
7、李将军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零九卷，主要记载了西汉名将前期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同时也交代了李氏家族的大致情况，包括李广的子孙辈的事迹。{关于史记人物列传的五百字研究报告}.
8、匈奴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一十卷，主要记载了匈奴的民族发展史以及风俗、社会组织形态，与汉朝的关系发展历程，包括与汉朝的和亲与战争情况，并且编撰者也把自己的看法融入传记之中。
9、货殖列传：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二十九卷，主要记载了当时汉朝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杰出人物综合传记，其中也有反映编撰者对经济和物质利益的看法。
10、太史公自序：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三十卷，主要记载了编撰者司马迁的家族渊源和前生平经历，撰写《史记》的目的和编撰思想以及全书一百三十篇的简短概要，是为全书的总纲要。
二、思想与方法：
1、史学思想：
编者个人的史观：把握宏观历史，关注个体命运，民本意识，尊重客观事实，客观评价历史人物，重视工商业。{关于史记人物列传的五百字研究报告}.
儒家史观：为尊者讳，汉族正统论，英雄史观，天命观。
2、史料编辑方法：史料的互见，史料的选择，史料的详略，史料的虚构，史料叙述的文学化特点，纪传体体例，个人短评体。
三、个人分析：
《史记》中体现的史学思想一向是历代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如果将司马迁本人视为史料的编撰者的话，那么他的个人史观和儒家史观在史料的编辑方法上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笔者下面以重点阅读的十篇传记和《史记》中的其他一些篇目为例加以分析：
一、史料的互见：“互见法”是由司马迁首创，在《史记》中用于安排材料来表现人物的重要方法。它的作用在于“筛选出传主最有典型意义的事迹写成本传，而将其他枝蔓和有损人物形象的材料放于他传之中，既突出了人物的典型形象，又不失历史的真实。”（百度百科“互见法”词条）但是在我们认为，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也自有其特殊意义，而非单纯为了突出个人形象。比如《项羽本纪》中比较典型的事例：刘邦为逃命而狠心抛弃子女的行为，“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柰何弃之？”（《史记·项羽本纪》），以及《淮阴侯列传》中暗自潜入韩信军营取走印信，消减韩信兵权，刻薄寡恩的丑恶嘴脸。这自然反映了司马迁不讳言帝王劣迹的直笔精神，但是之所以不把此事记入刘邦本人的传记，是因为他是汉朝开国皇帝，身份地位特殊，不能明言其劣行，于是便放入项羽的传记，形成了互见效果。这不只是司马迁运用互见法的体现，也反映了身受儒家史观影响的司马迁，只有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遵循孔子“为尊者讳”的历史编撰精神，以免留下口实招祸。 《李将军列传》里记载了卫青使李广未能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充当先头部队而致使其终于悲愤自刎，于是其子李敢后来愤怒之下打伤卫青但不幸被霍去病暗中射杀，武帝却隐瞒其罪行这一事件。表现出了卫青的嫉贤妒能和霍去病的阴险狡诈，而在二人的本传中，这些事迹都没有被载入。主要是因为此二将有功于国，形象较为光辉，而且又地位显贵，不好明说。司马迁就只好采用互见的方法，暗喻编者对他们的批评态度。
此外，《魏公子列传》中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司马迁在记载“战国四公子”中最富盛名的信陵君一生事迹时，几乎全部以光辉夺目的高大形象出现，极叙其礼贤下士，窃符救赵，心忧故国等优点和业绩。而信陵君的缺点却被放入《范雎蔡泽列传》中，这篇传记记载了被仇家范雎所逼流亡的魏齐求救于信陵君，而信陵君害怕在秦国执掌大权的范雎不敢接纳，结果致使魏齐愤而自刎，此处司马迁还通过记述后来为信陵君自尽的隐士侯嬴之语毫不留情地讽刺和讥嘲了信陵君的软弱和见识短浅。这既体现了司马迁为了集中展现信陵君正面形象而对互见法的运用，也留下了某种“为贤者讳过”，（《春秋谷梁传》）的痕
迹。毕竟信陵君的形象总体而言还是瑕不掩瑜的，又是开国皇帝汉高祖尊崇的人物，甚至他还为“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魏公子列传》），所以不得不有所避讳。
总而言之，互见法既是司马迁作为编撰者对客观史料的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方法，也充分反映出他受到“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论语》） 的儒家历史观的的影响，需要在秉笔直书的同时尽量不在本传中言其劣迹过失。 二、史料的选择：在选择史料方面，编撰者司马迁向来以客观公正闻名，经常亲身搜集史料和考察具体地点。例如亲自查访历史遗迹“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魏公子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淮阴侯列传》），感受并观察各地方风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太史公自序》）等。
而其对史料的选择也无不透露出编撰者个人的历史观，较典型者有《鲁仲连邹阳列传》，此篇中并没有像其他传记一样，以传主的时间为序，将一生经历尽可能地详加叙述。而是以鲁仲连舌战新垣衍，说服平原君不尊奉秦王为帝，通过书信帮助田单迫使聊城守将自杀和邹阳无端受冤屈后上书梁孝王最终得为上宾这三桩事件构成了全篇的主体。我们有理由推测，以司马迁本人兢兢业业的修史态度，不大可能只掌握这些关于人物的事迹，但作为编者，他选取这些事迹有着十分明显的目的性，那就是通过突出这两个人物的言辞与文字来表现他们的不畏强权，敢于明辨是非，纵使遭遇困境也不屈不挠的卓绝风采以激烈后世读者。至于其他一些不甚重要和意义不大的事例，则不加选取，尽量剔除。
还有广为流传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也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本篇开头选取了“和氏璧事件”、“秦赵渑池之会”和“廉颇负荆请罪”这三个主要事件通过叙述两位传主的生平经历，但也没有完全涵盖他们一生的事迹，因为蔺相如的事迹从此几乎湮没无闻，后面除了继续介绍廉颇的生平之外，还用了不少笔墨详细记载了赵奢赵括父子与后来的名将李牧的事迹，并详细交代出秦赵长平之战 和赵国末年的战争情况，时间线索一直延伸到赵国灭亡为止。
那么编者为什么不吝篇幅地选取了如此之多与传记二人无关是历史事件在本篇之中呢？实际上这反映了司马迁的个人情感和对赵国最终灭亡教训的深沉之慨叹。因为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都是才干远出常人的名臣良将，为保卫国土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却终不得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而赵国君主屡次听信小人之言，不是不加重用，罔顾忠言；就是削夺他们的职权，逼逃他乡；抑或冤杀忠臣，自毁长城，致使赵国在军事实力尚存的情况下惨遭灭亡厄运。司马迁选取这些事件，表现出他对历史上有过痛苦经历的杰出人物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注，暗含了对统治阶级麻木昏庸的深刻批判，言明其过，并作为历史教训留于后人。 三、史料的详略：对于所选取的史料，司马迁在《史记》之中对其进行了较为得当的详略记叙，既清晰地突出了重要的客观事实，也不免在其中寓有个人的历史观。比如《匈奴列传》中，司马迁详细记叙了匈奴历史上著名的冒顿单于生平经历，比如杀父自立，吞并东胡，白登之围等历史事件，而对于一些同时代和年代较晚的单于则大多简略记之。这固然是因为冒顿单于开启了匈奴民族的发展壮大的历程，也是为下面匈奴对外扩张后与汉朝发生的和亲与战争过程奠
基，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对于汉朝的叛徒宦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