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福利陷阱 2014年06月09日 16:26 作者:樊纲 (0)+1 我有话说(15人参与)评论中大奖（15人参与）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樊纲
根本上是因为你的工资福利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慢是问题，前面说了我们得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慢不等于你的竞争力会丧失，假如你的工资福利不提高的比它更快的话。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福利陷阱。
真正的中等收入陷井一定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快于还不够中等的，中等收入一定是生产力要到中等水平，就是你可能还没有到中等，你的收入到了中等了。你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生产力的提高速度就出问题了。
真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井无非就是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是所有的低收入高收入都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工资福利的提高快于生产力的提高，第四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换了一个角度说了一遍。真正的陷井在一般意义上就是只要工资福利的上涨快于生产力的上涨，就是竞争力下降，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低收入国家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贫困陷井当中出不来，你就不会起飞，现在中等收入的阶段就不能够再进入高收入阶层，你是高收入国家到了这就变成欧洲现在的债务危机。中等收入国家就像拉美的债务危机，高收入国家就像现在欧洲的债务危机。它反映了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有一般性的问题，正是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真正的所谓陷井就是工资福利的上涨快于生产力的增长。
可以反过来说，为什么生产力不上涨，不增高快一点，是供给角度的问题，我说可以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但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为什么工资提高的快，生产力提高的慢工资提高的也慢前面说了这不是问题，只要工资和生产力相适应竞争力没有丧失。
所以当你说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是我们竞争力提高不快的时候，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生产力提高不快为什么你的工资提高那么快，假如工资提高的不是比你生产力更快的话，你的竞争力不会丧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过来说所谓的陷井根本上叫做福利陷井。
根本上是因为你的工资福利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慢是问题，前面说了我们得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慢不等于你的竞争力会丧失，假如你的工资福利不提高的比它更快的话。你可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力提高的慢是问题，我们可以去努力，从供给层面我们去改进，去创新，去提高生产力，但是生产力提高的慢不等于丧失竞争力。 如果说有陷井的话就是一般的陷井，一般的陷井它的本质是福利陷井。你回顾拉美的陷井，回顾拉美的问题，回顾现在欧洲的问题，都是因为拉美当时是在人均GDP 2000美元的时候想要
搞人均GDP 20000美元国家的福利制度，社保、养老、医疗，然后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金融危机，货币贬值，债务危机，出了一系列的事，失去十年又十年。
发达国家这些年就是工资福利，这个政党要争选票承诺给谁加补贴，那个政党要拉选票承诺给谁要减税。所以如果有陷井，所有这些教训和我们理论上的这些推理，你一个个的推，最基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工资福利上涨幅度快于我们的生产力的提高幅度。
有没有中等收入的问题，有没有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特殊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它是中等收入这个阶段特别容易产生这种陷井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它属于中等收入陷井。在这里我们作为搞理论的进一步要明确我们的思路，尽量把概念搞清楚，剔除不相关的因素。说中等收入陷井的时候就是跟中等收入相关的问题才叫中等收入陷井。不能这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拉过来。最近我跟世行写这篇文章的人辩论了一番。
我说什么叫中等收入陷井，他就举了一大堆东西，说国有企业不好，政府干预太多，我说国有企业低收入三十年前就有，这个不是中等收入才有的，政府管制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不是到了中等收入才有的，环境污染，高收入国家过了我们这个阶段你们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到了很高的时候你们才开始清理，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到中等收入这个框里，说中等收入陷井得有一个什么因素跟中等收入相关才叫中等收入陷井。
可以说任何陷井，中国问题多了，你要说中等收入要和中等收入相关我才服气，只有跟中等收入相关的我们才把它拉进来，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特别容易出现福利陷井这件事，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把不相干的东西抽干净，解释中国的问题把所有的东西拉进来解释。你要解释一个因素说掉入中等收入陷井，你得抽象把其它的因素剔除掉。
中国很可能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人老问中国各种因素结合在一块会不会出现危机，我说一个事都可以出现一个危机。比如这两天雾霾，东北那里有了雾霾，弄不好大家如果一折腾社会不安定的话，其它国家的体制真可能出现一次危机，经济增长会停滞，都是相关的。但是我说一个概念是一个概念，如果讲中等收入想想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有什么特殊的因素。
我前面基本讲的没有什么中等收入特殊的东西，如果说陷井的话前面的因素是一般性的问题，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收入阶段都会出现竞争力丧失，然后出现经济停滞，出现各种危机。回过头来我们就要仔细分析我们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特殊问题，有没有特殊问题，我说有中等问题。
第一，比起我们刚刚告别的低收入阶段，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更大。到了中等收入的时候，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到高收入阶层，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当整个经济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的时候，收入差距会特别明显，甚至还会继续扩大。以前有个曲线，收入差距最恶化的情况是在收入中等的阶段。
而且这个时候大家刚刚走出低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是比较均等的时代，社会收入比较均等的贫穷的时代，但是它确实比较平等。到了现在高低收入的问题就很明显了，我们中国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农民没有转移完，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属于低收入阶层。百分之七十是怎么构成
的，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农民工，百分之三十是城里人，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生产阶级，有房子有车，再加上高薪阶层。
今天不讲腐败的问题，高收入阶层可能有一半，再往下走，因为劳动力还没有转移，尽管我们的农民工的工资在提高，总的来讲低收入的状况一时半时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而且百分之七十是多数人的，一方面看到城市的贵族买奢侈品、出国旅游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贫困低收入阶层面临的窘境也更加明显。经济系数这两年略有下降，这两年特殊原因是因为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保障性的补贴性支出。
也许对经济系数的下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回过头来过两年也许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在这时候社会压力对于缓解收入差距拉大的社会压力，这种社会的要求特别的大。在这个问题而言人们回忆过去美好的旧时光，过去多么平等，过去多么好。过去我很贫穷但是我也很快乐，不断有人在追忆过去，你告别了平等的贫穷的旧时代，进入了差别化的新时代，中等收入。
你又没到发达国家的高水平阶段，高水平之后有高福利，有好的社会保障体制，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这是我们现在羡慕的。作为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天天还拿着跟这些国家在做比较，一方面在回忆美好的旧时光，一方面天天有人在讲人家多好，每个人进了医院国家全包，我记得两次在会上年轻人给我提的问题是比起北欧的高福利社会我觉得很不幸福。天天我们都在比，这也是中等收入国家的特殊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篇二:《“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或许就是个“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或许就是个“陷阱”
作者：刘珺
在“三期叠加”和“转型升级”的新常态下，“中等收入陷阱”倏忽间成为中国经济前进道路上的一道鸿沟，必然论者有之，不存在论者有之，言可跨越者有之，言必坠入者有之，一个经济学概念不仅被高度抽象化，甚至在学理上和实践中趋于神秘，颇似“哥德巴赫猜想”的另类回归。
概念回溯
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具体而言是指中等收入国家在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往往会因失去动力而长期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学界主要有两种争论：一派承认“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客观性，主要论据是“拉美陷阱”和几个亚洲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区间后的发展困局，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攀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被“中等收入陷阱”所套牢，长期踯躅于增长乏力的超稳定状态。既然是宿命，该派学者退而求其次致力于解释其发生的机理，提出了诸如收入分配不公、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合理、过度城市化、人口红利衰减甚至消失等影响因素。
另一派则持否定态度，认为目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概念普遍化的数据和论据是不充分的，例如，长期不能从中等收入阶段升级到高收入阶段中的“长期”究竟有多长？有些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只是短期的停滞， 另外一些国家可能是更长期的停滞，那么多长时间的停滞才算是陷阱呢？阿玛蒂亚·森更是旗帜鲜明，“我不认为有中等收入陷阱，人们应该找到经济放缓背后的原因，并不能用这样一个概念解释所有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增长陷阱，抑或转型陷阱，
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增速放缓，但这不意味着其人均收入水平不能提高，不意味着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以上正论驳论纷至沓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源于且针对东亚经济分析的具象概念不断发散，争论者所指的甚至并非同一概念，所论的也并非同一“陷阱”。
让数据和实践自证。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报告中指出，在1960年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晋升高收入经济体。其中，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如阿根廷、巴西。下图分别展示了阿根廷和巴西在1961年－201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单位为美元）与GDP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定义，人均GNI在1005美元－12276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从图1、图2可以看出，1961年－2010年的50年时间，阿根廷与巴西的人均GNI均没有超过12276美元，即没有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两国经济增速都大幅下滑，甚至是负增长。
理论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以两国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其一，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拉美国家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其二，没有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而使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消耗殆尽；其三，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社会动荡进一步殃及经济。以上是反例。
成功者的意义
少数国家确实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典型代表如美洲的波多黎各，亚洲的韩国、新加坡等。图3至图5分别展示了三国在1961年－201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单位为美元）与GDP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图3和图4表明波多黎各与韩国大约在21世纪初步入高收入国家，图5表明新加坡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高收入国家，1991年的人均国民GNI已近1.3万美元。以上是样板。
这些少数国家为什么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一般而言，失败的案例往往会引发不断的反思，一定程度上被放大并升华到一般性公理的高度。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总结失败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的结果，强调失败的意义、强调失败后的“知耻而后勇”是思想共识和行为共识，因此悲剧在文学艺术上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要强于喜剧。经过痛定思痛，失败的原因分析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蔚为大观，其后改错修正的“药方”也卷帙浩繁。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中性偏贬义的概念，其试错者和失败者无一例外是被置于放大镜之下的。诚然，不知道原因的失败可怕，但是不知道原因的成功更可怕。若成功源自纯粹的运气，甚至完全的外因，而成功者却归因于内因和自身的能力，那么不仅类似的成功无法复制，而且由此滋生的自满会埋下将来失败的种子，源自成功的失败一旦发生，往往是致命的，往往是一击之下难以恢复元气的。所以，对于成败，都要认真分析其原因，尤其是成功。如斯，不妨从成功跨越者的角度祛魅“中等收入陷阱”的迷思。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者具有什么共性特点呢？第一，样本数量小，无论是国家的数量还是合并的经济总量均占比不高，充其量仅有不到15％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实现“登堂入室”，因此样本对总量的代表性和统计数据的显著性不足；第二，经济体量小，国土面积及人口均不属大国行列，经济的广度、深度和经济治理的难度与大国相比均不在一个层面，宏观政策和调控措施的传导链条短、效率高、见效快；第三，经济稳态与周期关联度较高，即便50年的时间跨度，成功跨越者样本的组成也不稳定，个体的表现与经济周期呈现较强的同步性，一旦有利于相关经济体的周期逆转，则“坠落天使”（fallen angel）的现象成为大概率事件，如1908年阿根廷曾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比肩德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南美的巴黎”，而近期
跌入债务违约泥淖的波多黎各亦正上演“泯然众人矣”的桥段；第四，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全球化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低估，出口导向型、国际枢纽型、贸易中转型等为主要形态，且分析期正好是全球化勃兴之时，成功跨越者顺应潮流实现了“鲤鱼跃龙门”；第五，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关联度较高，甚至相当比例的成功跨越者与美国存在不同形式的联盟关系，其成功源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格局使然，是美国赋予其特定的经济定位，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坐标由美国标出，只要满足美国给定的条件，美国经济的“大河”会分流注入使相关经济体的“小河”也充盈起来，是美国提着成功跨越者跨过陷阱的，或者说，根本不需要跨，要是没有美国，成功跨越者也达不到中等收入的临界，若之后有所谓的“陷阱”，也不可能自力更生跨过去；第六，分布方差较大，成功跨越者的个性解释力强，共性解释力弱，其中的规律更难推演归纳。
学术价值几何
“中等收入陷阱”是千禧年之后的新生事物，是个新提法，即便可以称之为概念，也是未经严格学术论证和实证检验的初始化概念。对基础数据的分析，特别是抽钉拔楔地研判成功跨越者，使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辨析渐次明晰，渗滤掉学术炒作的“热”的部分，让核心议题的研究更加冷静。
首先，“中等收入陷阱”或类似的现象确实存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阶段性特点的现象，但普遍性和规律性不显著，尚无法形成趋势性的共识；其次，失败者的原因林林总总，成功跨越者的原因也不一而足，且经验无法进行均值归纳，更无法一般化并加以复制；再次，“中等收入陷阱”的语境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概念，国家与国家之间差异大，而成功跨越者样本中又不乏跨越陷阱前后难以绝对归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复次，成功跨越者的经验在经济因素上与周期和全球化高度关联，在非经济因素上又与美国高度关联，一定程度上非经济因素已上
升为主因；最后，“中等收入陷阱”的量化成分少，性质判断多，且或多或少有“一语成谶”的味道。所以，“反其道而行之”的研究更能鞭辟入里。
对于中国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本就是舶来品，“收入”是国际口径，“中等”是国际均值，“陷阱”也是西方主导被概念化出来的。真实的“中等收入陷阱”根本无法整齐划一，无法“一把尺子量到底”。“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强健性确实不足，但中国是否仍然可以循着成功跨越者的轨迹按图索骥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经济秩序擘划者的地位，与成功跨越者的经济无论从体量、质量和结构上均没有可比性，如巨轮无法参照小艇的航行操作一样，简单照搬显然行不通。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无法单方面设定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中的位置，抛开非经济因素，仅中国经济体量之大要使其被动位移都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的坐标一定是恒星系，而非行星或卫星。归根结底，中国解决国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综合国力，是在变化的全球化背景下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结构调整，以经济转型升级惠及民生，如斯，国民收入的增长既体现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又蕴含幸福指数的提升。
“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或许就是一个“陷阱”，无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无须投入过多资源学术挖潜，更无须纠缠于政治化的危言耸听与指摘攻讦。只要守住根本，即经济发展并且发展的成果较为公平地由国民分享，则关乎收入分配的重大危机发生的概率就会降低，同时要保证收入水平的适时调整，与通胀、汇率、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协同联动，而这一切又指向就业，有质量的就业，有广泛参与率的就业，只要就业质与量同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匹配，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就不复存在。即便存在，至多就是横亘于前的“卢比肯河”（Rubicon River），不存在跨越不过去的问题，只是如何跨越的问题。
篇三:《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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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必然
作者：邵宇
来源：《中国经济信息》2014年第09期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提高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定位，对内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对外优化贸易结构。
近年来中国经济崩溃论的信众不断壮大，反映了大家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蒙着面纱的恶魔的担忧。中国在2010年前后已进入中高收入群体，国际经验显示，这一阶段往往对应了“追赶效应”的尾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优势枯竭、转型升级的方向还不明确，同时经济社会问题积聚。经济崩溃的担忧，即对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转型升级的担忧。
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与“低收入陷阱”都反映了在全球价值分工链条上升级不成功的结果。从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区间向中低速增长区间的下台阶是必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区别在于，经济增速的回落是由于转型失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的下台阶，还是在成功步入高收入群体之后、随经济驱动因素转向技术创新而出现的“自然”回落。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更多提示的是一个或然的风险，而非必然的结果。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更多也是近些年才逐渐突出出来的问题，先发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比较少类似问题。早一批受益于全球“三元格局”（消费国-资源国-生产国）中生产国地位带来发展机遇的经济体，也没有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在继续强化的全球“三元格局”中实现了产业升级或找对了自身定位，培养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陷阱”问题主要集中在过度依赖传统增长模式、国内经济结构相对脆弱、产业结构升级无望或升级失败、战略政策失误、社会问题频发的拉美国家及部分东南亚国家。
所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战略失误、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等。
因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提高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定位，对内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对外优化贸易结构。全球价值链分工上的提升，反映在贸易结构上主要通过两个方向实现：一是在商品贸易中，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升级，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附加值，并继续提高中高端产品出口占比；二是提高服务贸易的占比，提高贸易活动的附加值。
目前，商品贸易仍然是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年来出口商品结构在逐步优化，初级品与低端品出口占比已由早年的70%以上回落到当前的不足50%。中国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都远低于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服务贸易出口占总出口金额的比重远低于其他国
篇四:《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
人大经济学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
“中等收入陷阱”
缘起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新兴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后，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徘徊停滞而无法进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10年达到4240美元，2014年接近8000美元，已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过渡的阶段。据此，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矛盾和挑战，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为学界和社会上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有鉴于此，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得出科学的认识。
第一，应当看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最新分类标准，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在1045至12746美元之间的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每年世界银行都根据前一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来修订世界经济体的分类。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分类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高收入国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目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有75个（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12746美元），中等收入国家有105个，低收入国家有34个。而在1996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数量为45个（1994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8956美元），2001年增至50个（1999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9266美元），2005年为55个（2003年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或等于9386美元）。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被作为“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一些国家，如亚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人均收入接近或超过了一万美元，正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持续低迷、贫富分化加剧的所谓新常态，落入了所谓“高收入陷阱”。由此可见，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事实和一般规律。
第二，应当看到，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也是具体历史的，与所谓的中等收入其实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人均收入这一概念只具有统计学的意义，而不反映任何经济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比如，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收入处于3000美元时，是19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中国则是在2008年。情况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今世界，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有100多个，它们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千差万别，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很难用一个空泛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加以解释，否则就会抹杀了矛盾的特殊性，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第三，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悠久传统并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正经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同步发展，以及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几重重大历史变革的汇集交织，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世所罕见，所具有的历史优势、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也非其他国家可以比肩。因此，把现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如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相提并论，都列为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对象，虽然对我们有警示作用，但却似猫虎相比，没有意义，无助于我们正确廓清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
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第四，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生产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力；决定国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不是收入的平均水平，而是收入的合理分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如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就业困难、创新力缺乏、金融体系脆弱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落后，国家能力孱弱，而与中等收入无关。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在国际关系中获得了统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落后国家则变成了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样就形成了发达与不发达或中心与外围相分割相对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除少数国家之外（如日本、韩国），绝大多数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未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这种不发达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
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而难以自拔呢？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不平等的，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国家之间，则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都处于支配地位，而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被支配地位，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这一不平等体系演变的一般规律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具体表现。
从不发达国家国家的内部状况来看，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落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使其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着特殊的困境。马克思当年分析德国问题时曾经指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适用于19世纪初德国的情况，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有重要启示。“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是指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旧社会的残余，如自然经济、城乡分离、君主专制、政教合一、法制松弛等，阻碍了国家的现代化。“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则指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劳资冲突、贫富分化、经济危机等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日益显现。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双重障碍的叠加，再加之于长期受发达国家的支配控制，丧失了自主发展能力，必然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长期停滞和动荡不安的陷阱。
综上所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现象，其实质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宿命，提高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努力和奋斗，已经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其根本之点在于，不断坚持、完善和创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激烈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走在世界的前列。在现阶段，必须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开放而自主、完整而强大的科技体系、产业体系、贸易体系、金融体系、财政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历史性跨越。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走下去，
就一定能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篇五:《中等收入陷阱》
以科技创新为视角谈我国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愈演愈烈，我国面临着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本文通过对日韩等成功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验和拉美等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教训的分析，针对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现状进行研究，得出我国必须转向以技术优势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因此，加大科技创新，贯彻科技兴国战略对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方式 科技创新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和提高，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9.8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的水平。按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我国在经过长时间经济快速发展后，积聚爆发了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诸多问题。那么我国怎样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都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快速增长，但是大多数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之后，由于不能正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转变从而使经济出现了长时期的停滞，长时期徘徊在了高收入水平经济体行列之外。世界银行在2006年主题报告《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明确提出，东亚国家在未来发展中需要特别关注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
（二）世界经济体划分标准
世界银行在2007年4月初出版的东亚经济半年报中定义,人均GDP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825美元-3 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3 255美元-10 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0 065美元,则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国际经验和国内现状
温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我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总结韩国和巴西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跨越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把握未来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一）拉美和日韩经济发展现状{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
早在 20 世纪 80 年初，拉美国家人均GDP就超过了 3000 美元，而直到2009 年依然在 3500 至 6000 美元的水平徘徊。拉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长期停滞徘徊的局面。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地区的 GDP 年均增长率仅为
1.2%，而人均 GDP 增长则是负 0.9%，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日本和韩国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发展十分稳健，较为顺利地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其中，日本 1973年人均GDP 达到 3 873 美元 ，1985年达到11 297 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用时12 年；韩国 1988 年人均GDP 达到 4 466 美元 ，1995 年达到11 468 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用时7 年。
（二）巴西失败教训和韩国成功经验
20世纪 50 年代巴西开始采取“进口替代”战略，长期奉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导致产业发展过度分散并缺乏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极为迫切，结果造成工业化发展后劲不足， 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而韩国在80年代面对更具成本优势的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激烈竞争，实施“科技立国”的国家战略，充分依靠科技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从而占据
了经济发展制高点。总结韩国的经验和巴西的教训，对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选择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解和判断：
1、投资方面：韩国对保护和强化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并对外资有可能对本国创新能力的侵蚀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在工业化早期，韩国政府为了本国市场不受跨国企业的影响，采取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许可技术进入国内的政策。随着工业化的进行，韩国失去了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的竞争优势，企业为了维持它的国际竞争力有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确立了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巴西政府通过大量吸引投资，并大举借债，试图由上而下地推进工业化，发展本国经济。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完全占领其高端产品市场，这使得巴西几乎放弃了独立的科技、产业和创新政策，逐渐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
2、科技投入方面：20世纪80年代韩国、巴西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投入强度起点的差距并不大，但2007年韩国达到3.47％，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巴西R&D投入强度始终在1％以下徘徊。
3、自主品牌建设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发展陷入萧条状态，韩国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逐渐丧失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使得韩国深刻认识到，必须着眼于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通过优先发展科学技术，显著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大幅度增加了对科技创新的投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应用先进适用技术，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提升韩国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巴西的自主创新能力遭到极大削弱。研究机构有的被私有化，这导致大量的科学研究支出被削减，以及本地创新网络的缺失。就产业发展而言，巴西不以追求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为政策目标。虽然增进了居民福利、节省了技术研发费用、减少了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但其付出的代价是，阻碍了本国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发展，本国汽车产业和汽车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成为依附型产业。
4、科技体系建设方面：韩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促进不同创新主体，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和产业界的紧密联系。进入80年代后，韩国逐步由政府主导转为政府引导，技术上将主导权交给企业，政策上用税收、金融等支持。而巴西缺乏一种将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创新机制。2004年以前，巴西法律禁止政府直接资助公司的创新行为，也不允许公司雇佣大学研究人员，这样不仅创新主体自身的能力建设没有受到重视。
以上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科技创新成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要素，实施科技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保护和强化企业自主创新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动力。科技创新可以从本质上减少了经济建设对外部的依赖，增强竞争力，增加国民收入，从而拉动内需，占据了经济发展制高点。
（三）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汲取巴西的失败教训，我国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分析：
第一，进口方面。目前，在进口商品中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