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战友40后的聚会
———新疆游记
词。张纪荣插话道：老段这回有进步，把夫人带来了，上次他来我就说，以后不带夫人来，我们不接待。大家说笑。然后是自由活动。酒场上，大家都直呼其名，或以“老”加姓呼之。王忠兴大家也直称“忠兴”，或称“老王”，显得亲切、信任，好像又回到那个年代。78岁的敖秉义指导员兴致很高，一杯接一杯，大家劝他少喝，他像小孩子似地生起气来：“怎么，看不起我!”大家连忙作罢，又给他杯里倒了小半杯。老伴对我说，你们战友情真深呀!每个人仍然是过去的性格，说话的语调、语气、语速都没有什么改变，从谈吐中流露出的观点倾向、心态与过去也无大异。正因如此，个人的命运各不相同，结局各有所得各有所失，自身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性格决定命运，性格造就了每个人不同的命运，命运是性格的历史，每个人的结局都投下了性格的影子。尽管如此，每个人曾经的军人气质、情怀、情愫、气质仍然故我。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那一段共同渡过的共同岁月。
1969年2月我当兵，3月中苏边界发生珍宝岛事件，5月我们部队奉命从青海香日德调防防到新疆，坐一天一夜的汽车到西宁火车站，再坐五天五夜的闷罐火车，到乌鲁木齐;团部和一、二营到了乌鲁木齐就驻下了，我们三营的八连留在安宁渠种水稻，营部带着七连，还有我们九连继续向西开进，坐了三天汽车，开到博乐，驻在靠近中苏边界的阿拉山口和艾比湖的一个劳改农场，劳改的犯人已经内迁。那是我一生经历的最艰苦的几个月，住的是犯人又黑又臭的的狱房，吃的是吃得人拉肚子的韭菜，没有肉，没有煤，每周利用一天早操时间去砍像毛竹一样粗一样高的芦苇回来烧火做饭。那里的蚊子多得大得能吃人，人人被咬得像大头娃，拉屎要等刮风，否则就要被蚊子咬一屁股红疱。那个惨呀!连队一驻下就构筑工事，准备打仗，那里水位高，堑壕挖到一米，便从脚下往上冒水，而堑壕的标准是一米三到一米五。好在仗没打起来。
7月下旬，犯人留下的数千亩麦子熟了，原来是靠“康拜因”收割，但全部坏了。劳改农场撒走时机修人员也撒走了，那时只顾打仗的事，没人维修。也无法找到人修。只有靠人工割，也就是我们的两只手。七连和九连各5000亩。连长提出每人每天要割一亩地。那时我离开北京也就一年半，从没干过如此强度的农活。连队陕西人多，他们家乡流行割“走镰”，就是先割一把麦子放在脚面，然后挥动镰刀，一刀下去，能割倒三四垅、四五垅的麦子，割下麦子顺势倒在脚下，脚拖着倒下脚面的麦子随之往前移一步，再就是第二镰刀下去，如此往复，只到脚下的麦子堆成一座小山，才抽出脚来，用镰刀把麦堆搂在脚后，再开始下一个往复。“走镰”加快了割麦的速度，不愧是一个好“工艺”，但要命的是割“走镰”的人是一个跟着一个，几十人在三四百亩一块的麦田里摆成一个梯形，如果有人停下来，后面的人也要停下来等你，前面的人哪好意思，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割。而连队为了加快割麦速度，总是把最强壮战士放在前头。于是我们这些城市兵就倒霉了，一个个累得喘过不气，腰好像要断了，胳膊好像要折了，腰来腿不来。第二天起床五个指头都握不到一起，虽然如此，我也不想当逃兵，泡病号，还是硬着皮咬着牙坚持，坚持，再坚持，在心里警告自己，不能倒下去。后来因为长期吃韭菜拉肚子，身体更不行了。我的班长，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张维华，陕北定边人，1965年兵，他看我实在不行了，一定要我休息两天。见我拉肚子拉得面黄肌瘦，利用午睡时间到一家老乡家花钱挤了一塘磁杯牛奶，到炊事班烧开，还跟炊事班长要了白糖，给我喝。我的眼睛盈满泪水。第二天我上工了，尽管我还没有完全好，拉肚子变成了慢性肠痰(后来我给在西安的哥哥写信，他给我寄来治慢性肠痰的药才好)。麦收过后的八月，我意外地被宣布担任六班副班长，成为张班长的副手。8月28日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对此，我深感不安。我觉得党员应该做得更好。而副班长一般是当兵两年后才有可能，我只当了五个月的兵。太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全连人的意料。后来我知道这是连长兼党支部书记的王习文的决定。党支部书记一般是指导员，可当时的九连是连长。我一辈子都要感谢他，记住他：王习文。
麦收后，连队训练了两个月，中苏边界也相对安静下来，我们奉命设防到乌鲁木齐西郊三坪农场。后来我才知道，9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时与周总理在机场就两国边界达成协议。才有我们的调防。
到了三坪农场，天已转冷，没有房子，暂时住在地处三坪农场的新疆农垦大学唯一的三层楼。那个年代，除了毛主席的威信，就算军队有威信。与三坪农场一接触，就答应给我们八千亩地，作为部队的农场。
第二年开春，七连调到七道沟独立师的煤矿去当“煤矿工”，我们九连成为团里的“装甲(稼)兵”。成立了机耕班，三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调来两名技术骨干，边春耕春播边培训技术新手。两个排种地，一个排盖房。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干打垒”。六十年代初，全国学大庆，大庆人住“干打垒”房子，而“干打垒”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现在我们也“干打垒”，造“干打垒”房子了。
两块五指厚，两米长，三四十公分宽的夹板分置在两块五十公分宽的档板两侧对捆，捆牢后，往长方形的空间里填满土，再用木桩夯实，再填土，再夯，夯得与档板相平，再把夹板和档板升高，捆牢，填土，夯实;如此往复，打到两米多高，拆下夹板档板，一堵墙体便立起了;墙体如同城墙，下厚上薄，下边厚50公分，到了上边逐渐形成减为30公分。接着再与夯好的墙体连接捆起夹板和档板，(这时与先夯好的墙体相连的一头可以有要档板)，继续往里填土，夯土。按照房子设计的框架和墙体长度，夯了一个月，一幢房子的墙体从地上立起来了。当然还在墙体上预留了门和窗。接下来是上房梁，钉领条;再在领条上铺芦苇，再在芦苇上铺草泥，以草泥替代瓦。第一幢坏房建成了。再就等着装修了。
第一幢房子是边学边干，没有请一个大工师傅。连队有一半是陕西、甘肃兵，他们家的房子大部分是干打垒，他们中就有能工巧匠，有的虽然没有干过，但瞧别人干过。摸索了一月，有经验了，下来的速度就快了。按照规划设计，要建六幢房，连部一幢，三个排各一幢，伙房与食品库军械库一幢，另外还有拖拉机收割机马棚也要一幢。八月一日建军节前，六幢坏房全部完工，八、九月“内部装修”，所谓装修，就是在干打垒的墙体上刮一层草泥，那时穷，物资紧张，没有用一点水泥。草泥抹得很平很亮，一幢房的后墙有三十多米长，整个墙面很抹得很平。战士们开玩笑说：我们当兵的，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最后最奢侈的一道工序是用石灰刷墙，而且只刷房内的墙。
三排的七、九班盖房子，八班是机耕班，用拖拉机、收割机种地。;一、二排种地，我在二排六班。当年种了3000亩麦子，两个排60人，平均每人种50亩。我们的任务是田间管理，每块麦地400亩，这头望不到那头。田间管理的技术含量也很高，那“细流慢灌”的浇水法，不比开机床开汽车的技术含量少。我们也是边干部边学。而且像工厂一样白天黑夜两班倒。当年收获了40万斤小麦。虽然很累，但每天都有意无意地扛着铁锨到建房工地逗留一下，有时往干打垒的框架里填几锹土，有时拿看木夯过把隐。尽管“干打垒”太土，太落后，但看到自己盖起的房子还是感到亲切，温馨。
过了十一，全连欢欢喜喜地从农垦大学楼里搬进新家，因为住的是军队，就得叫营房，不仅有了新营房，还有用黄土碾成的新操场，自制的篮球架，还种了新疆特有的白杨树。还修了土公路，通到可以走汽车的公路，特别是还种了100亩的西瓜哈密瓜。西瓜哈密瓜可是好东西，除了我们自己吃，早晨吃，中午吃，晚上吃，半夜下了哨还吃，到地里干活，抬几个瓜到地里休息时吃;而且还可以卖点钱;因为有西瓜，团部师部的参谋干事，远方的客人也来得多来得勤，走的时候，西瓜把他们的车子填得满满的。
坐在餐桌上的除了张纪荣的老伴，十二个人都是从这里滚出来的。从青海滚到博乐劳改农场，从劳改农场滚到三坪农场，滚出了干打垒的营房，滚出数百万斤麦子。从战士滚到干部，滚出了连、营、团、师级干部，还滚出了个将军王忠兴。
当时 王忠兴是连部的文书，张秀武是五班班长，我是六班长，张纪荣是七班的班长，陈永珍是从七连调进了的，任八班班长，也就是机耕班长，到1971年前后，我们一个文书四个班长都经过两任指导员，连长的推荐，先后提干，先是在连队当排长，后来，我们这些人离开了连队这个培养我们的母体，各分东西，或到团机关，或到其他连队，一步步成长。后来徐了王忠兴外，都团、营、连的岗位转业到地方。再后来，就是从不同岗位退休。李振堂从兵团劳改局副局长的位置退下，张秀武从国土地局纪委书记的位置退下，陈永珍从地税局票务科科长的位置退下，张纪荣年龄小几岁，现在仍在一个区的公安分局当副局长。每个人都走完自己的青年、中年、盛年的路，又开始走老年之路，都在人世间留下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的轨迹。尽管每个人的路径各不相同，但都是从九连这个母体出来的，在同一个娘胎里孕育出来的，吃过一个锅里的饭，喝过一个池的水，住过自己盖起的“干打垒”。
生活林林总总，无奈万般，事后变成了有趣的回忆。我们那时候多么年轻，多么年轻啊。年轻的时候，当然有点事情，无事的青春，还不如磨难的青春值得一活一说。说起这些来笑得肚皮痛，笑后也许会噙着两滴无奈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