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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事。他亲自谋划、亲自推动脱贫攻坚战，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召开重要会议进行部署，形成了习近平扶贫思想，为脱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份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为起点，以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2020年的脱贫攻坚的目标为标志，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从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脱贫攻坚的新阶段。从现在各地实践的情况来看，成就显著，但也普遍还存在不少问题。从调研了解情况看，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少干部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思想理解得不够深，把握得不够透，这实际上是出现的各种形式主义、层层加码、弄虚作假等等现象的根源。
如何深刻领会习总书记扶贫思想中的精准扶贫思想，我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二是精准扶贫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丰富内涵;三是创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实施的体制机制;四是精准扶贫取得的显著成效;五是以改革创新推进精准扶贫的深化。
一、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国际方面
1.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状况。第一，过去30多年，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每天消费支出1.9美元标准，全球贫困人口是在持续下降的，近10年下降还比较明显，这和我国扶贫开发成就趋势是一致的。第二，过去30多年，我国对全球贫困人口减贫的贡献率占70%左右，扶贫成就带动了整个全球贫困趋势的变化。
2.目前全球贫困人口的分布。主要分布在南亚地区，其次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然后是东亚太平洋地区，就是我国所在的地区，贫困人口依然还存在。
3.体现全球反贫困努力的两个议程。第一个议程是《千年发展目标》，我们国家是实施完成的典范。第二个议程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2016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两个议程的共同目标，都把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减贫。到2020年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现行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就意味着我国要比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提早10年完成第一个目标：消除一切形式的极端贫困现象。其意义就不仅仅是解决几千万贫困人口的问题，而是国际话语权争夺的问题，是我们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彰显，是“四个自信”的具体体现。
(二)国内方面
第一，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状况。按1.9美元标准倒算，当时贫困人口是8亿多，贫困发生率超过90%，基本上都是贫困人口。这些说明近四十年我国的扶贫成就非常巨大，也反映出我们完全有信心打赢脱贫攻坚战。
第二，2013年做出脱贫攻坚战决策时的贫困情况。当时有六个省贫困人口数都在600万以上，贫困人口的分布主要在中西部地区。2011年确定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尽管贫困人口规模很不均衡，但从贫困发生率看，都要高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
第三，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情况。近些年，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是在逐步缩小的，这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所在。
第四，2001-2010年每年脱贫的人口数。2005年和2007年的减贫人数超过1000万人，这两年都有特殊政策因素。除了这两年以外，每年的减贫人口数都是几百万，都不超过1000万。习总书记指出每年要减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前10年所减少的贫困人口难度相对较小。越往后肯定难度就越大。2015年6月18日，习总书记在贵阳召开座谈会时，对这个数据进行了一个详细分析，这反映出他的扶贫思想的提出、形成和发展是有深刻思考过程的。
上面分析的是全球、全国扶贫的形势趋势。这是中央做出打脱贫攻坚战决策的一个背景，也是习总书记在新时期扶贫思想形成的一个大背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形成，还与他的个人经历、个人品格、个人情怀有关。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他如此重视扶贫工作的原因。他说：“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全党干部要向核心看齐，强化“四个意识”，就是要重视、参与扶贫工作，为脱贫攻坚做出贡献。习总书记从插队到去正定工作，再到福建宁德，出版《摆脱贫困》一书，在福建省委工作形成“闽宁合作”模式，新世纪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强调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等，扶贫开发和群众的发展问题一直贯穿着他的从政历程。
我们可以从习总书记的两句话领会他的扶贫思想特别是精准扶贫思想形成发展的大背景。第一句是：“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第二句是：“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如果是那样，就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所以，‘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补齐‘短板’，其中必须补好扶贫开发这块‘短板’。”从这句话理解，扶贫开发这个短板补不好，就谈不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根据习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重要思想，中央对脱贫攻坚有了新的定位，把扶贫开发提高到了一个底线目标、标志性指标的程度进行部署，真正摆在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这就是总书记扶贫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从国际上讲，减贫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要树立形象，履行大国责任，首先要把自己的事办好。提前解决我们国内的绝对贫困问题，既是对全球的一个贡献，更是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的一种彰显;从国内讲，回顾过去30多年的扶贫进程，我们有理由在今后几年内能够实现所确定的脱贫攻坚目标。这些加上习总书记的个人经历、为民情怀，就构成了习近平扶贫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丰富内涵
(一)精准扶贫思想提出的客观必然性
第一，贫困人口区域分布特征的变化。回顾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从1978年开始，为了找出扶持对象，提高扶贫有效性，我们采取了多种瞄准方式，包括片区瞄准、片区+贫困县瞄准、贫困县瞄准、重点县+贫困村瞄准、片区+重点县+贫困村瞄准，其中以县为单元瞄准是关键。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贫困县只覆盖了全国贫困人口60%左右。即便在2001年把瞄准的对象下移到村，当时全国确定了15.03万个贫困村，重点县+贫困村也仅覆盖了70%左右的贫困人口，依然没能覆盖全部贫困人口。显然，只有精准到一家一户，才可能真正把所有的贫困人口全部瞄准。以前为什么没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贫困人口太多，面太广，难以做到。
第二，贫困户贫困的特征发生了变化。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扶贫或者反贫困、减贫、贫困治理的手段必然是多元化的。解决贫困问题从来不是哪一个部门能够单独完成的，寄希望于一个部门去解决这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从综合性角度理解习总书记扶贫思想。扶贫工作确确实实不等同于一般行业的工作，不像农业、水利、林业、工业等等，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整个社会综合合力作用的结果。往往一个贫困户家庭贫困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几乎所有的部门。如果没有一个综合治理体系的定位，就难以理解习总书记的扶贫思想。如果仅仅盯着其中一两个方面，比如增收，或仅仅是“两不愁”、“三保障”，肯定不能完整、持续地解决贫困问题。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公共性的，如路、水、电、气、房等等，这些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特别是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即便是边远的农村，也有了很大改变。第二类就是一家一户贫困的原因。千家万户都不一样，有因病的，有因教育的，因其他陈规陋习或婚丧嫁娶致贫的。一方面是公共性的已得到较好改善，在现在水平上通过国家的统一政策还会继续改善。但是，对各家各户不同的致贫原因，怎么去扶持才能够提高有效性，这就提出了精准的要求，不精准根本做不到。只有一家一户的辨识出来，才能够做到精准扶持。
第三，统计抽样调查找不到贫困户。我国每年都向国内外公布剩下多少贫困人口。但所公布的贫困人口，是通过抽样推断的，因此贫困人口无论是1亿，还是8000万，是没有办法落到具体个人头上的。也就是说贫困人口到底在哪儿，到底是谁?不能精准找出来。只有一家一户找出来，通过建档立卡，才能够知道某个人是不是贫困。
第四，历史必然性和可行性。所谓历史必然性，从全球来看，包括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贫困人口集中到一定的程度，下降到一定幅度，往往都需要从区域单元瞄准到以人为单元、以户为单元瞄准转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确实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在以前，没有技术及其手段，大规模建档立卡很难做到。
第五，国际经验。比如，巴西的社会计划登记系统，覆盖了2300多万户1亿多人口，历时13年才建成。这个系统成为各项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措施精准到户的基础和手段。
(二)精准扶贫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思想萌芽阶段。习近平同志2012年担任总书记后，第二次国内考察就是去阜平看真贫，并发表了他担任总书记以来第一篇关于扶贫的长篇讲话，其中就隐含着如何实现精准的思想。比如，他说扶贫数目不够清，指向不够准，针对性不够强，要一家一户摸情况，张家长、李家短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提出和实践阶段。“精准扶贫”第一次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3号在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2013年底，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以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为核心的六项机制创新和十项重点工作。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等方面设计精准扶贫机制，包括建档立卡、派驻工作队、建立考核指挥棒等。随后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精准扶贫实践。
第三，发展阶段。从2013年底提出精准扶贫后，2014年、2015年习总书记对精准扶贫反复强调。其中最详细、最典型的有两次重要讲话，一是2015年6月18日在贵阳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通篇讲精准，是精准扶贫的一个典型之作。提出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切实”，为当年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讲话做了准备。二是2015年10月16日在国际减贫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在上次贵阳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基础上对精准扶贫进一步凝练阐述，提出了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综合措施，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等经典思想，指出，中国坚持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注重抓“六个精准”，就是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第四，形成阶段。形成阶段的标志是在2015年11月27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长篇讲话。核心内容是阐述了“扶持谁、怎么扶、谁来扶、怎么退”四个问题，指出了“五个一批”的路径和“六个精准”的根本要求。
第五，完善阶段。2016年习总书记调研了7个省，每一次都讲扶贫，阐述精准扶贫思想。“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体现出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2月，习总书记在江西调研时说：“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将继续加大支持老区发展，让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冲刺阶段，必须横下一条心来抓。”4月，习总书记在安徽省考察，提出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梳理习总书记这几年讲话，“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被反复强调，说明在扶贫上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三个“真”。7月，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援建，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体现。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习总书记为什么以扶贫协作为由来切入?回到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理论，可以发现，我们实现了一个大局——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到了另外一个大局，东部率先发展的地区要考虑这个大局，现在的问题在于很多人都只记住了第一个大局，第二个大局不够重视。从国家来讲，东部帮扶西部，也是精准思维，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重要体现。整个国家如何更均衡发展，更有效帮助落后地区发展，也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8月，在青海调研的时候，习总书记讲：“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各级党政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要综合施策、打好组合拳，做到多政策、多途径、多方式综合发力。”这些思想是对贫困和贫困治理的全新阐释，已经超越了原来我们所理解的扶贫。12月1日，习总书记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听取脱贫攻坚首战之年的情况汇报。12月8日做出长篇批示，14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部署时论述，12月31日在新年贺词中大概用了六分之一的篇幅讲脱贫攻坚。2017年在脱贫攻坚首战之年告捷后，习总书记继续锲而不舍地高位推进，1月24日XX调研，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脱贫攻坚形势和更好实施精准扶贫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全国“两会”时提出了“绣花功夫”的思想。3月23日、3月31日分别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2016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就考核情况汇报，审定考核结果，发表重要讲话。6月23日，在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集中反映了他对贫困的认识、贫困规律的把握以及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深层次思考。讲话虽然针对的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实际上说的是整个脱贫攻坚的问题。因为深度贫困地区的问题解决了，全国的问题肯定也能够解决。更为重要的是，习总书记讲话蕴含着很多对于贫困认识、规律把握、构建综合性治理体系等内涵，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特别是将很多治理理念运用到脱贫攻坚。
(三)精准扶贫的哲学基础和政治基础
第一，哲学基础。一是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概括与体现，要求从实际出发，探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进入脱贫攻坚阶段，中央对扶贫开发提出了更高要求(扶贫脱贫“不落一人”)，同时扶贫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经济带动减贫效益下降)，这就需要在农村贫困治理中坚持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原则，从实际出发，探析贫困现象的客观实在，探寻消除贫困的良方。习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二是普遍联系与统筹兼顾。贫困问题的产生并非仅仅是贫困个体自身的原因，也与资源的拥有和利用、社会制度安排等相关。这就要求我们，要用整体的角度去看待贫困和反贫困，既要从贫困者自身角度提出扶贫方案，也要看到贫困对社会发展全局的影响，将扶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之中，统筹安排，形成整体联动。习总书记指出：“我常讲，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没有贫困人口的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关键在于补齐‘短板’，其中必须补好扶贫开发这块‘短板’”。三是对立统一与重点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规律，包含了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的统一性与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双方发展的不平衡性。从矛盾学说来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又具有特殊性，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特点，不同的矛盾和矛盾的不同方面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各自不同，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重点论强调分析和解决矛盾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习总书记指出：“抓扶贫开发，既要整体联动、有共性的要求和措施，又要突出重点、加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
第二，政治基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在脱贫攻坚阶段，扶贫干预主体多元、资源投入大，有序、有效推进脱贫攻坚系统工程，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力。党和政府领导和主导、多元力量参与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特色。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重要政治基础，是形塑现有扶贫治理体制机制重要保障。政治的稳定和优势，转化为我国扶贫开发的规划性和持续性优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及长期坚持实施具有共同富裕性质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体现了我国在贫困干预上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脱贫攻坚阶段，脱贫任务重的省份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党政一把手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层层落实责任，实行严格责任制度。同时，向贫困村派出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把脱贫攻坚任务落实到“最后一公里”，不脱贫不脱钩。
(四)准确把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略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略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它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思想为根本遵循来设计的，也是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的基本体系，由核心内容、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落实行动等有机构成。
第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核心内容——“六个精准”，解决“四个问题”。如果将“六个精准”理解为精准扶贫的根本要求，“四个问题”是精准扶贫的根本目的，显然还不够。“四个问题”是“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要解决扶持谁的问题，就要实现扶贫对象精准，建档立卡。建档立卡怎么识别让真正的穷人成为扶持对象，已经脱贫的能及时退出去，新返贫、新发生的贫困人口能够及时纳入进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旦这套体系建立起来，2020年以后一样可以继续使用。
在“六个精准”和解决“四个问题”之间，实现扶贫对象精准，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贫困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第一个就是解决“扶持谁”的问题。“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也是一样，都需要形成一个中间体系，把“精准”和“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形成治理体系，这样来理解才更全面准确。
第二，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现路径——“五个一批”。现在，“五个一批”最大的问题是，不少地方觉得“五个一批”就是一二三四五，把贫困人口分到“五个一批”，每批多少，总共五批。实际上，习总书记讲的“五个一批”，是思想，不能这样机械地理解。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列了八项扶贫脱贫途径。除了“五个一批”以外，还要加上生态、医疗保障、医疗救助、资产收益等等。习总书记在2017年2月2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又指出，脱贫路径有十几种，也没说就是“五个一批”。
第三，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根本要求——通过创新来实现转变。通过哪些创新?比如，通过创新原有的扶贫开发路径，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这是目前扶贫方式的最大转变。治理体系中最核心的就是精准，只有精准才能够提高效率。建立治理体系，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无序问题，避免各种各样社会资源的浪费。为什么要精准滴灌?因为资金再多也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只能优先选择最主要的，就需要滴灌。要实现滴灌，就需要创新路径。再如，创新扶贫资源使用方式，实现由多头分散向统筹集中转变。以前各行各业的资金到了县里都有规定，买醋的钱不能打酱油。这些现在已经解决，到县里面的所有扶贫资金、大部分涉农资金，原则优先用于脱贫攻坚。这为各贫困县落实习总书记“脱贫攻坚是第一民生工程”，“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等重要思想提供了资金、资源基础。
第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体系保障。体系保障，不仅仅是某一方面，而是一个体系。包含观念的转变，这是前提;政策措施的落实，是关键;组织保障、能力保障，是根本。
首先，观念的转变。比如，什么是“缩小版的大水漫灌”?这也是存在较为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一个村100户，其中有50个贫困户。精准识别贫困户以后，就通过帮助养羊增收来帮扶。家家户户都发羊，给小额信贷支持。但一年以后，会发现至少一半以上贫困户都养不活。什么原因?多种多样。因为有些贫困户根本不是因为缺收入致贫的，可能主要是看病花钱太多。有些是因为上学等教育费用，一下子几个孩子上学了，就贫困了。有些贫困户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养羊。这就是典型的“缩小版的大水漫灌”。体系化的观念不转变，就很容易回到原来的扶贫老路上。
其次，政策的保证。这几年，国家扶贫资金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今年已达867亿，五年前才200多亿。这867亿，加上将近500-600亿省、市级的财政预算安排，就达到了1400多亿，资金量已经足够大。但是，资金投入仅是体系保障的一部分。精准扶贫体系的政策保证是一个体系，除了财政投入，还有金融的支持。这几年，人民银行牵头的“一行三会”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支持政策，甚至是公司上市的政策可以有绿色通道。原来的小额信贷可以免担保、免抵押，而且没封顶。这些举措，国家政策只能对一般性的做出规定，给地方留下很大空间。但是，如果我们不深入学习、理解，再多文件也没用。比如说小额信贷，如果把贫困户、次贫困户贷款的意愿调动起来，把信用体系建起来，让政府的各种服务能够转变为信用，那么这个资金的来源就是不受限制的。832个县中，用得快、用得多的县，就受益快。比如土地政策，最边远的如黔西南地区的村土地指标，可以拿到贵阳甚至广州去交易，这是有政策的。再如社会的参与。现在社会参与的力量很大，大到像恒大120多亿去对口无偿帮扶毕节市。小到“万企帮万村”，现在是近3万个企业帮扶2万多个村。再有就是氛围的营造。脱贫攻坚无论对党政机关，对企业，对社会都是一座金矿。只要想有所作为都可以从脱贫攻坚中去展现、实现各自的需求，前提是必须要按习总书记的要求服务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第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组织体系。这方面的组织体系是很严密的，现在各级党政领导只看到了约谈、考核，实际上仅是体系化管理的一个部分。组织体系包括党的领导落实责任、考核机制、约束机制、退出机制等。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执政基础的夯实，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根本要求。现在成功的典型，基本上在党建上都是领先的，如现在贵州推广的唐约村，就是靠党支部的力量把全村更好组织起来的。要把贫困村的致富带头人，通过扶贫培养成村党支部的带头人，同时注重把村党支部带头人培养成村致富带头人，这就是基层党建工作。把贫困村的致富带头人和村带头人的培养，纳入全县域党建工作，就叫统揽全局，坚持党的领导。
第六，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能力保障。能力建设是一个体系。比如各级领导小组要有决策和监督的能力，行业部门需要有扶贫项目、资金管理的能力，扶贫系统需要有力有效的执行能力，社会参与需要如何参与的能力，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需要精准扶贫的能力，贫困村、贫困户全过程参与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都属于能力体系部分。只注重其中一部分，肯定不够。如何通过部分带动整个能力建设，是精准扶贫落实的重要方面。
第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行动落实。包括落实平台建设、开展教育扶贫、交通扶贫等十大行动。主要通过这些行动方式把国家各种政策更精准地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如果成功了，可能会演变成为国家各行各业在解决某个领域问题的办法和路径。从专项扶贫角度讲，提出十项工程，比如贫困村提升工程，如果仅仅解决单家单户的“两不愁”、“三保障”，而不解决整个贫困村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凝聚力的提升，那么贫困户的脱贫肯定是不稳定的。要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让贫困户稳定脱贫，还需要依靠集体。脱贫包含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这两个资本达到一定的水准后，就需要社会资本的提升。
三、创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施的体制机制
怎么把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演变成伟大的实践?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创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实施所需要的体制机制。集中体现在建立了脱贫攻坚责任、政策、投入、动员、监督、考核六大体系，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是建立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根据“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管理体制，出台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构建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贫困县党政正职攻坚期保持稳定，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分解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重要举措101条，明确中央国家机关76个有关部门任务分工。
二是建立脱贫攻坚政策体系。中办、国办出台13个《决定》配套文件，各部门出台200多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各地相继出台和完善“1+N”的脱贫攻坚系列文件，涉及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易地扶贫搬迁、交通扶贫、水利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农村危房改造、金融扶贫、土地支持政策、资产收益扶贫等，很多“老大难”问题都有了针对性措施。
三是建立脱贫攻坚投入体系。财政扶贫资金大幅增加，2013—2017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278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2.7%;省级财政扶贫资金累计投入182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6.9%。安排地方政府债务1200亿元，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开展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试点，并扩大到所有贫困县。金融扶贫力度明显加大，出台扶贫再贷款政策，安排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贷款3500亿元，截至6月底，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3381亿元。证券业、保险业、土地政策等助力脱贫攻坚力度都在明显加强。
四是建立脱贫攻坚动员体系。动员各方面力量合力攻坚。确定10月17日为我国的扶贫日，设立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贡献奖、奉献奖、创新奖，表彰脱贫攻坚模范，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加大东西部扶贫协作力度，调整完善结对关系，实现对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帮扶全覆盖。实施“携手奔小康”行动，267个东部经济较发达县结对帮扶434个西部贫困县。加大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军队和武警部队帮扶、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众团体帮扶力度。中央企业设立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推进“百县万村”扶贫行动。2.6万家民营企业开展了“万企帮万村”行动。
五是建立脱贫攻坚监督体系。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各环节。中央出台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对各地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开展督查巡查。中央巡视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内容。8个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应8个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省份，在攻坚期内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国务院扶贫办设立12317扶贫监督举报电话，加强与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部门和媒体、社会等监督力量的合作，把各方面的监督结果运用到考核评估和督查巡查中。
六是建立脱贫攻坚考核体系。为确保脱贫成效真实，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中央出台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对2015年工作成效试考核基础上，组织开展2016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工作成效正式考核。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对综合评价好的省通报表扬，并在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上给予奖励;对综合评价较差且发现突出问题的省，约谈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对综合评价一般或发现某些方面问题突出的省，约谈分管负责同志。
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的显著成效
2013年底起，以中办、国办《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为标志，我国开始实施精准扶贫。以2015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人心，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减少。2012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万人，2017年减贫人数预计也在1000万人以上，5年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与前几轮扶贫相比，1986年至2000年第一次扶贫标准实施期间，我国年均减贫639万人，2001年至2010年第二次扶贫标准实施期间，我国年均减贫673万人，这次脱贫攻坚，不仅减贫规模加大，而且改变了以往新标准实施后减贫规模逐年大幅递减的趋势，这是从未有过的。井冈山、兰考两个贫困县率先脱贫摘帽，今年还将有一批贫困县脱贫摘帽，这是国家确定贫困县以来，首次实现总量减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
二是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贫困地区路、水、电、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取得了长足进步。贫困地区自然村通电接近全覆盖，通电话比重达到98.2%，道路硬化达到77.9%。在自然村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农户分别达到79.7%和84.9%。拥有合法行医证医生的行政村达到90.4%，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达到91.4%，均较2012年有明显提升。
三是农村脱贫致富能力得到提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实施，不仅让获取资源能力较弱的贫困群众享受到了扶贫政策的支持，而且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增强了发展能力，激发了内生动力。不仅让基础条件较弱的贫困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集体经济、村容村貌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促进了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提升了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四是脱贫攻坚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第一，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和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大批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贫困群众办实事，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关于进一步完善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中有一条要求：单位领导同志每年应至少到定点扶贫县开展一次扶贫调研，推动工作落实。国家的治理就得党带头，各级领导干部带头，主要负责同志带头。第二，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四个自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党和社会各界全面动员，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的精神有所焕发，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文化传统得到弘扬，先富帮后富，走出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路子，强化了当代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第三，在实践当中培养锻炼一大批干部人才，成为提升农村贫困治理水平，推动农村实现更好、更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农村治理的改变，实际上还有很多可以总结的。农村的治理，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在城乡互动过程中处于落后的地位，在特定的阶段会慢慢地消减，但我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要在广大农村地区巩固执政基础，就不能允许按照纯市场的力量去驱动，必须主动去夯实。对于基层薄弱的将近18万个村，其中12.8万个村都是贫困村。这些村的力量增强了，对于巩固我国、我们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会提供极大帮助。另外，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一批又一批青年干部从机关来到贫困村，担任驻村干部或第一书记。他们勇挑攻坚重担，带领群众通过苦干实干摆脱贫困，在摸爬滚打中提高了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增进了与农民群众的感情。这批经过脱贫攻坚锤炼的青年干部，将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五是为全球的减贫作出巨大贡献。除了直接贡献以外，我们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比如加强领导、把握精准、增加投入、各方参与、群众参与等等。尤其对精准扶贫而言，可以从更高层次，从治国理政的高度，从全球的角度提炼出适用全人类发展的方法，这都是我国对全球减贫事业所作的贡献。
五、以深化改革推动精准扶贫不断深化
从目前来看，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是可以实现的。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问题越发突出，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倾向性问题不断显现。
一是贫困人口总量大。截至2016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335万人，其中贫困人口规模在300万人以上的省份还有6个。到2020年还有不到4年时间，平均每年需减少贫困人口近1100万人，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
二是深度贫困地区攻坚任务重。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缺口大。2016年底，全国贫困发生率高于10%的省份有5个，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县和贫困村分别有近200个和近3万个。
三是因病致贫占比高。建档立卡数据显示，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比例从2015年的42%上升到2016年的44%，医疗支出负担重，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四是形式主义问题凸显。工作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弄虚作假、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开始显现。
五是不落实不精准不到位问题突出，资金监管仍需加强。
六是部分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
解决好上述问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为指导，继续深入落实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不断深化改革，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第一，坚持目标引领。围绕“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总目标，始终坚持“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确保贫困人口科学合理有序退出。
第二，坚持精准要义。加强建档立卡动态管理，确保应扶尽扶。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作用，强化驻村帮扶工作。加强村两委建设，回引本土人才，选好用好脱贫致富带头人，培养“不走的工作队”。加强扶贫资金项目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三，坚持突出重点。落实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政策举措，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村和因病致贫贫困户的支持力度，坚决攻下“坚中之坚”。在做好贫困县、贫困村脱贫攻坚的同时，高度重视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脱贫攻坚，防止出现工作“死角”。
第四，坚持求真务实。采取有效措施，纠正不严不实不精准问题，特别是纠正形式主义问题，严防弄虚作假，不断提高贫困识别、帮扶、退出精准度。建立脱贫攻坚大数据平台，推进信息共享，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填表报数和检查评估，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第五，坚持较真碰硬。严格实施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认真开展第三方评估和省际间交叉考核，倒逼各地落实脱贫攻坚工作责任。通过组织年度脱贫攻坚督查巡查，推动政策措施落地，督促问题整改落实，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第六，坚持典型引路。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实践和成就，广泛宣传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及时推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经验，激励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支持和参与脱贫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