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全省共列为核查“三种人” 对象 2590人，定性处理了 2358人。其中定为犯“三种人”错误的62人(党纪处分 49人、政纪处分10人、曾被关押不再处分的3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 756人((党纪处分572人、政纪处分90人、免予处分94人);定为犯一般性错误的1337人;高等院校记录在案的132人;作其他问题处理的71人。经核查构不成错误的232人。确定是否定“三种人”，主要看“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是否属于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或者打砸抢分子。区分依据是本人对党和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与的组织。
文山揭批查結束后，井崗山派約有1016人被判劳改劳敎进了大牢, 据2001年出版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州志”第四卷86页到87页记载：“1977年1月至5月18日为止，全州生产大队以上各级共召开各种批判大会 6472次，参加批判大会的有120余万人次，全州共查出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1,394人。(注释：这个数字相比较文山州1957年到1958年划出的右派总数632人还多一倍多)，所査出的1,000多人都受到不同的判刑处理。
文山州西畴县革委会付主任涂勋1948年参加革命，在革命战争中表现优异，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她特级战斗英雄称号，1950年曾经在参加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大会，和国家主席毛泽东同志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文化大大革命运动，在"揭批查运动"中，文山州西畴县把她作为该县“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头目，用“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称判处她有期徒刑10年，全县有100多人被判刑和其他处分。
文山州在"揭批查运动"中，对参加造反派的群众和干部实施罚跪、捆绑吊打、挂牌游街等各种处罚，被打死逼迫死亡的有数十人。如:文山州农业办公室副主任李炳良、文山县县委常委、攀枝花公社党委书记刘存荣、文新街大队大队长郑功文、文山城关北桥生产大队大队长江柏等人均死于非命。
文山州砚山县在"揭批查"运动中，在学习班被逼供批斗毒打致死的有吴正安、陆启波、梁应堂等人，其它各县均有类似的情况。
由于当局没有解密档案材料，当时云南省委和政府究竟在全省判处了多少人，现在仍是一个未知数。就是人口很少、又作为边彊限制捁文革串联的景洪，也判了二：三派148人入狱,玉溪約有423人进了大牢,江川县还有2人被枪幣,思茅有400多人进了大牢 ,而红河洲文革時期拥有250萬人口、是仅次于昆明的工业化、城市化区，但判刑人員相对较少，个旧州、市、云锡系统约 40人，开远28人、余下11个县不足10人，比偏远的文山西畴县100多人还少，揭批查中的判刑过程是专制色彩很重的，往往是各級党委指定炮派的人做专案组成員、整理出材料黨委盖个章就送法院判刑了，党委说判幾年就判幾年，法院是走过场。例如﹔普洱县小学教师罗庭祖经无数次批斗，要他交待“伙同”，“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一 个山区小学教师怎能“伙同”，那里会知道“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呢?结果被押送到县委会，给他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上写“经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判处现行反革命罗庭祖有期徒刑六年”。 罗刑满释放后，县里通知“不给落户”， 在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他给普查组写中请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在这次人口普查中请不要再把我入另册，给办一个户口证”。 西双版纳州农民马锡九，被诬陷有人命一条，被判刑15年，后经医生证明说:“死者是因脑溢血病死在医院”。死者家属也出俱证明说: “马锡九是军代表派来帮助料理丧事的，死者与马无关”。并表示感谢马锡九当年的帮助。州法院副院长向莲同志感觉判错了，忙向州委副书记張明善汇报，这位执掌政治大权靠派性起家的州委副书记豪不思索地说:“那就判他五年吧”，马锡九做好事反坐五年牢。揭批查中有些当权派的报复也是很酷的、68年二月景洪地委书记彭明川乘卡车赴京参加云南学习班，二.三派不同意,曾在昆明二中与张建(国家体操队运动员)同期练体操的支边青年蒋宝嘉乘卡车猛追彭书记,两车在小勐养飞速相遇,蒋以体操运动的基本功跳上彭车,用铁棍插入方向盘,彭车被迫停止。彭被抓回，10年后蒋被判22年劳改,这位当年的飞车英雄感叹到，我比正榜四人帮还要多判几年,服刑后蒋不断申诉、方才有幾次减刑，再一个是玉溪的普朝柱,谭甫仁在云南捁划线站队时、普因是玉溪“摧资兵团的头目”、67年九月高潮两派大联合時、被炮派揪出来染成黑手的普朝柱，与八派揪出穿上摇蛾毛扇导具的玉溪文化館館长李茂功共同游亍，而普、李、同是云南地下党党員，普朝柱在划线战队遭坐喷气式批判时，曾向当时押送他的八派成員張文才說、我要求下次批斗允許我跪着接守批斗,張起初說批判不捁下跪，但普一再要求，以后普就在批斗时下跪，批斗完时这个后来的云南省委书記普朝柱向張一再表示、这種跪着批斗舒服极了、对張的恩情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記。然而在揭批查时張被党委决定判刑十年，而依旧担任玉溪文化館館长李茂功，确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時收到当时玉溪党委办的学习班交來的約500份批邓稿件为由、将这亇昭通籍1943年参加革命、45年入党并进入重庆大学新闻系，1948年任教于昆明松坡中学期间，因参加“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49年任昆明《观察报》编辑，并担任该报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任边纵《滇中解放报》编辑。1950年3月至1953年10月任中共玉溪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解放前在报社工作时就认识并关照过普朝柱的人，在清查揭批查時判刑十五年、李不服年年申诉，仅得到取消反革命罪名的名称，依旧座了十年牢才出獄，出狱后仅有90元解放前参加革命生活补助，其余生活费用只有靠親友补貼了，以后李虽不断申诉、并托多位地厅级干部帮忙、但都不能湊效、直至2009年6月因借酒消愁而肝病死亡，死前笔者看望他時，他曾对本文打印手稿向我說：革命是美丽的词澡、但结果并不美妙、內容那就更加扑塑迷离、复杂多变了。他希望我把云南文革好好写写，并认为我具备这亇能力，然而尽管年近七十的我经历过云南全文革，并经历认识不少文革人物，但笔者依然覺得云南文革云遮雾障、扑塑迷离、难予梳理。辟如我常听炮派的同志說:康生一讲話炮派就要倒霉，而八派的同志又說：谢富治一到云南炮派就神气。还有象刘林元[刘林元，曾名王家福。云南阿学(今开远)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苏联出席第五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次年回国。曾在滇南一带从事工人运动。1938年赴延安。后任延安职工学校党总支书记、中共绥西地委组织部部长、本溪煤铁公司总工会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云南省总工会主席、中共云南省监委书记、云南省副省长。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如何死掉的，屍体为什么会在团山上，時至今日都不知亇說法，曾记得1967年二月，笔者与原昆八中时同学云大数学系的李某,在华山西路即翠湖宾館上面一幢二层楼房中采访过時任云南副省长的刘林元，当时屋子里有好幾个大学生紅衛兵，我向他们說明来意后他们同意了我对刘的采访，我首先问他58年你到红河洲時、谈到水稻要增产需要水温高一些時，是不是单文(时任紅河地委付书記)說我们可以组织人員燒水往里面澆水，还有谢富治的秘书林建忠58年到建水去当县委书記、說水稻要增产可以把水田水放掉，建水农民在林的瞎指挥下放了水，不幾天水稻脚杆发红，这位林大学生吓住了，跑回昆明找時任云南省委书記谢富治要求不当县委书記了还是回昆当秘书，于是谢调18军警衛团政委转业的時任省民政厅付厅长13级干部王安广到建水任县委书记，王去后立刻组织群众向放过水的稻田注水，并向地委反映今年建水粮食不会增产、責任要林建忠负責，请地委來核查，当時蒙自专署与个旧市委合并改成红河洲，由个旧市委书記9级干部林亮负责，地委答覆王抓紧枪救水稻、不要考慮責任，由于林亮原是18军组织部长、是由拉萨经香港调到个旧的，和王原是一个部队的,王是个39年入伍的苏北人，根紅苗正,1.85大个子、作战勇敢、为人正直也就努力去工作了,但秋收后地委确要王多报产量、多交公量，王据理力争拒绝大批调粮、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林亮也被省里定为范有右倾错误,如此等等后又谈了弥勒东风农埸那些边纵右派及反党集团份子等等问题……因不是本文要展示的东西，就暂不贅述了，李茂功死時有人送悼词“一剪梅 ”(悼李懋功)千秋功过谁留住,尽入烟尘雾。寂寞年轮,心中岁月“乱纷纷”、昔日反蒋,今(普)定罪人。回望征程为人民,多少氲氤,多少星辰。苍天有眼评懋功、岂止悲鸣，当叱风云。还有很多人在长期被关押出狱以后，成为没有工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住房的被边缘化的人，不少人在贫穷和疾病之中悲惨地死去。昆明铁路局职工马绍祖出狱以后，妻离子散，孤身一人，贫病交加，餓死在床上无人知晓，直到他的尸体发臭，邻居闻到了腥臭味，才破门入室，只见死人的脸上、耳朵、眼睛和大腿上的肉都已经被老鼠啃光。普洱县磨黑镇原派出所所长张进才是1948年参加解放军的南下转业干部，出狱以后没有住房、没有工作，自己找了一小块空地盖了一间茅草房栖身，由于年老多病、贫困交加，不久就死在茅草房房内;
思茅地区养护总段修理工周存寿同样没有工作，没有妻子儿女,出狱后流落在社会上，靠乞讨过日子，2003年春节期间饿死在中医院门前，民政局来给他收尸;澜沧县东河乡革委会副主李长富解放前参加工作，也是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入狱。出狱以后没有工作，只好给人打工种菜，由于过度劳累，晕倒在田埂上，不久即死去。
云南省思茅地区百货公司售货员林佩明，因无端被用“反革命”的罪名抓捕入狱，在看守所里她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就铐上重鐐，她宣布绝食以示抗议，狱方不采取措施解救，7天以后死亡。据掩埋她的犯人告知，原来60多斤重的人，死时不过只剩下30多斤，形同骷髅，惨不忍睹。
云南省大理地区祥云和宾川两个县，在1977-1982年期间的“揭批查运动”中，把文化大革命时参加过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均定性为批判斗争的对象，加以残酷的迫害，当权者提出的口号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被批判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接近1,000人，被免职、撤职200余人，开除公职35人，以各种罪名判处徒刑45人，迫害致死22人(仅祥云县被打死迫害致死者达到18人之多。宾川县的普通群众袁志中，被暴徒当着县委工作队负责人的面，活活打死，竟然无人制止，无人过问，还责令家属领回埋葬。宾川县早年参加共产党，被组织上指派回宾川县进行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张文藻同志，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杀迫害，却惨死在揭批查运动中。)被打伤致残200多人。在关押期间，对关押的文革政治犯捆绑吊打及各种刑法至少两次以上，最多者达100余次。
祥云县禾甸镇上赤村，三个自然村有1,000多人口，被抓进私设公堂的“学习班”的就有102人，这些人从1976年10月到1979年8月，关押长达2年09月，被捆绑殴打迫害致死者9人，被打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者46人，以"帮派分子”处理38人，。被关押批斗者最大60岁，最小16岁。在长达两年多的关押中，由民兵管制劳动，还要家属送饭。有人说到劳改队还有饭吃，在“学习班”比劳改队还恶劣。
在“揭批查运动”中，有的人趁机发泄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刻骨仇恨。1978年春节的2月4日，在乔甸公社就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当天，公社党委书记李xx，副书记张xx，公社派出所特派员文xx，石碑大队书记史x等人，冲进大礼堂，将竖立在祀堂正中高2米的毛主席石膏塑像用绳索拉倒在地上，用棍棒敲打成碎片，然后将碎片埋在厕所旁，时至今日无人过问处理。2008年在乔甸镇党代会上，杨宝村委总支书记曾经提出问过：“毛主席的像到哪里去了?”，也没有人回答和过问。
在云南省，绵延千里的高黎贡山，连接着中国和缅甸，云南省保山市的腾冲县上营乡桥街生产大队，
就在这深山老林中。腾冲县委领导的揭批查运动，“地毯式"地展开了。1976年12月在这深山老林中揪出了“马、董、胡、杨”农民“四人帮”。马天祥(回族)，是桥街大队的信用社会计，董士富是大队的赤脚医生，胡家彩是民办教师，杨发早是崖子脚的生产队长。当权派认为光揪出农民“四人帮”还不够彻底，还要粉碎他们的“帮派体系”，又抓了几十个农民进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班”，逼迫他们交代“阴谋篡夺大队党支部领导权”的“反革命罪行”，这些人受尽了折磨。1976年12月29日，腾冲县召开第一次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万人动员大会，马天祥以"阴谋篡夺桥街大队党支部领导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不经过法庭审判，就在大会上宣布判处14年徒刑。他的妻子马赛芹突然遭到这样的打击，精神崩溃死去，抛下了四个孩子无人抚养，最大的孩子马林只有11岁，两个小妹妹和一个弟弟，最小的不到两周岁，住在高黎贡山的深山老林，四个孩子跌跌爬爬，成天在山里面挖野菜充饥。后来幸亏得到乡亲们的救济，才没有被餓死在山上。马天祥出狱以后，当局不安排他劳动就业，为了抚养孩子，他只好到保山饭店打工。1990年，保山饭店遭到歹徒抢劫，马天祥被杀死。同年，马天祥的女儿马丽被人贩子拐卖，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揭批查运动搞得马天祥一家家破人亡.....(摘自马天祥的儿子马林的申诉)。
马天祥一家在揭批查运动中的经历，是云南省成千上万个揭批查运动受廹害无辜群众的一个缩影。一个信用社会计，，一个赤脚医生，一个民办教师，一个生产队长，他们是社会的最基层的群众。他们的待遇，不过是每天的工分加上一点微薄的补贴，而他们在深山里的工作是何等的艰苦和辛劳。这些70年代云南边疆高黎贡山深山老林里的农民，估计最多可能听到过江青等人的名字，连“四人帮”是怎么回事都沒有弄清楚，就因为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却成了农民“四人帮”，遭到当权派血腥的报复打击和摧残。就是这个小小的与缅甸接壤的腾冲县，在揭批查运动中，送进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班”进行批判斗争的干部和群众就达到6,300人，被逼死亡5人，逼疯9人，全县判刑122人，判处20年以上重刑的有5人，制造了腾冲县有史以来政治运动最深重的灾难，
云南省罗平县抓捕的人太多关不下了，向县委李xx书记汇报，李xx对”淸査运动办公室”说：“关不下就赶快判嘛!不能都判反革命，如果都判反革命，我这个县委书记不成了“反革命” 县委书记了吗?……只判7-8个，其他的隨便安个什么罪名都可以。判了，往劳改队一关，就了事了…..”117人全部入獄。有的连罪名都沒有來得及安上，就送劳改队去了。罗平县的陈华祥丶谢荣考丶李荣安丶陈花美四人坐了多年的牢、而今本人没有判决书，法院查不到档案材料，连抓捕的名单都没有。他们白白坐了多年的监狱，法院和公安局居然都不承认!真是天大的荒唐!!!昭通永善县农水局副局长刘启文，出狱后，没有生活出路，家庭生活无法维持，无奈含冤投金沙江自尽了。永善县的一个农民释放以后，妻离子散，不分给他土地，没有生活出路，跳金沙江而亡。云南省昭通县委办公室付主任张占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群众组织，只是在观点上倾向于一派群众组织，就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抓进看守所，一关就是六年多时间，没有任何拘留、逮捕、判刑的手续。1983年他因患病保外就医。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这位81岁的老人仍然戴着“现行反革命”(保外就医)的帽子不明不白地生活着。古今中外哪有这样荒唐的事情?
云南省会泽县公安局抓“帮派分子”，将公路养护段道班工人马万奎抓捕入狱，叫生产队报“判刑材料”，生产队将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写成“判刑材料”交给法院。法院对马万奎说“生产队要求判你的刑，我们法院盖了章，判刑七年”。现在马万奎没有户口，没有单位，没有土地，深居鳥蒙大山之中，过着“当代白毛女”的生活。云南省第二监狱是关押重刑罪犯的监狱。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的那段时间，关押了大批“揭批查运动”抓捕的文革政治犯。1978年9月9日这一天，这些人自发地佩戴白花，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两周年，以表达对毛泽东主席的怀念。时任云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李文进闻讯后，于1978年9月中旬和1979年元月上旬，先后两次到云南省第二监狱作报告，面对数千在押人员，他歇斯底里地大声嚎叫说：".......你们是被剝夺了政治权利的罪犯，没有资格搞这种纪念活动。我警告你们，是谁带的头?监狱给我查一查，关他的禁闭，加他的刑。听说你们很多人在申诉，老子不理皮你，你申诉你的，有个屁用。对你们这些人就是要狠狠的整，该判处你3年的刑期老子非判你5年不可，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有人说我们先捉人，然后搞材料不合法;有人说我们不按法律程序办事，连法庭也没有，判决也是不合法的。在这里我老实告诉你们，老子连盖章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來审你们，单位报上的材料，党委作出一个决定，就可判你们的刑了。党是领导一切的，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当什么领导(这时场下发出噓笑声)。......告诉你们，明年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建设，还有少数人的案子我们只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尽快结案....有些人要求复查，落实政策，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们，打消那个念头。......告诉你们，路线正确一切都对，路线错了一切都是错的。不要再有什么幻想了，老老实实地认罪伏法，接受改造.....”他讲的话很多，这里只是重点摘录这一部分。
文革因揭批查判刑的云南八派被判刑人员出獄后一直都进行上访申诉，他们对串联申诉的1314上访人员申诉的情况统计分析看:从1314人(其中共产党員832人，占63.3%) 判帮派骨干現行反革命罪587人、占44.4%，判打砸抢分子 434人、占33% 、判死刑立即执行死亡2人，其余或者心灰意冷，或者闯过难关、經济上找到出路，或者由于煎傲过早的离开了人间、无法申诉了。
因揭批查判刑的云南八派入狱者、判5年以内的出来時、还能在市场经济中闯闯路子，那些十年以上刑期的出来時、大多年过半百、甚至花甲之岺 、他們的晚年生活就可想而知了,如今死了的也不少了,從人道主义精神出发、应该給他們个退休待遇。30多年来，中国执政当局和各级法院，对“揭批查”的申诉案件，以“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强硬霸道的姿态，对依法申诉者不屑一顾的藐视，将云南数以千计的依法申诉的公民，拒法院、法律之外，非法剥夺了宪法赋予公民的申诉权。河南也“三不”、湖南也“三不”、湖北也“三不”、江西也“三不”、浙江也“三不”、四川也“三不是谁、是哪个部门能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蛮不讲理、无法无天?这一个秘密终于在2003年四～五月被揭开了。
我们得知云南省文告书》已收悉，你们在控告书中要求：
一是对砚山县1973年至1982年进行的“揭批查”林彪、四人帮运动进行一次清理复奎，以当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及现行法律为标准、不认为是犯罪的、按党的有错必究如原则给予平反纠正。
二是对错误判刑，开除公职的、应严格按照中央[1982] 9号文件给予落实善后事宜、给予离退体待遇。
三是对参加过井派的基层干部(农村大队支书、主任、组长、民兵营长、文书等)按相应规定办理经济补助和明确他们的基层干部身份。
四是对在揭批查运动中，在学习班被逼供批斗毒打逼死的吴正安、陆启波、梁应堂等给予昭雪，并对凶手按国家法律给予制裁。对被打伤、打残的人员进行排查，解决他们的生活医疗问题。
针对你们反映的这四个问题，现给予你们的答复如下：
1966年到1976年，我们国家经历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庆幸的是，我们的党及时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并于1976年底到1985年开展了“揭批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州委的正确领导和安排部署下，我县也和全国一样开展了“揭批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工作，这项工作是严格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对审理人员的处理完全是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有关法规程序办理的，整个工作是稳妥的，总体上不存在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问题。
你们来反映问题的各位老同志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曾受到林彪、“四人帮”，犯了错误，不同程序地走了一弯路。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虽然你们在那个阶段由于各种原因犯过错误，但党和国家及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一直非常关注你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各级党委政府都在想办法积极地帮助你们，为你们解决各种生活难题。特别是2003年以来，我县将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人员逐步分别给予解决了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对于住房困难人员还给予申请廉租房，想方设法为你们解决生活出路。
2011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根据“揭批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状况，又专门出台了生活困难补助措施，这些举措都全面地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对你们的关心和爱护。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严格执行上级的文件精神，从相关部门抽调专人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落实，并报县委批复给予安排生活困难补助。
但是，请来反映问题的各位老同志们一定要认清一个问题：中央、省州这次解决“揭批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刑满释放人员生活困难补助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揭批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刑满释放人员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体现了我们党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关心爱护弱势群体，积极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但是，这不是对大家过去所犯错、所走弯路的否定，更不是平反、也不是“落实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审慎处理“两案”人员申诉的通知》(中纪发[2001]12号)中提出的“近几年来，由于一些“两案”人员的不断申诉，有的地方，提出要以个案处理的办法，复查和纠正某些案件……鉴于过去，申央对“两案”审理，非常慎重，经过了反复平衡，因此对两案人员的申诉，一般不搞复查，必要时可进行复议，复议时原则上要以原定材料为依据，只要错误事实基本存在，错误性质没有什么变化，就不能改变原定的结论和处分。如定性材料个别情节有出入的，只要是不影响定性的，可对原结论的事实部分加注说明，不再复查。凡违反有关规定，擅自更改结论处分的一律无效。”你们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对1973年至1982年进行的“揭批查”林彪、四人帮运动进行一次清理复查)是不能够受理的。你们提出的第二二四条要求，中共砚山县委已经严格按照文组发[2011]28号文件《中共文山州委组织部中共文山州委政法委关于解决我州“揭批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刑满释放人员生活困难问题的意见》，解决了38名“揭批查”运动和“两案”审理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团难补助问题。其中，居民户口的按照每人每月800元发放，农业户口的按照每人每月234元发放。对于不符合文组发[2011] 28号文件，而生活上又确实存在困难的老同志，县委政府己联系当地民政部门，想法设法为其解决低保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
最后，希望你们今后积极主动地支持好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忆“文革的苦思今天的甜”，积极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各位老同志要现身说法，积极教育好后代，为推动全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作出你们应有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砚山县委组织部(章)2013年4月26日
(中纪发[2001]12号)全文(以下简称“12号文"。) 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审慎处理“两案”人员申诉的通知中纪发[2001]12 号
为了慎重，稳妥地处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涉案人员的申诉，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粉碎四人帮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国开展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清查工作(即揭、批、查)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这对于稳定政治局面，促进安定团结，分清党内是非是起了重大作用。在彻底清查的基础上，中央决定，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审查处理，通过两案审理，对极少数人，判处了适当的刑罚和进行了党政纪处理，对被审查的人员82%都未给子处分。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是我们建党建国以来发生的特别重大、特别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案件。为了审慎处理两案人员的问题，从1979年8月至1981年1l月，中央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对涉案人员的处理，反复进行了讨论平衡，要求处理“从宽、从缓”定性留有余地，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或军队也多次召开“两案”工作会议，对“两案”人员的处理进行了反复平衡。
《中共中央关于批转<</SPAN>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通知》(中发[1982] 9号)下发后，全国对判刑或开除党藉的案件又进行了必要的复查(复议)，适时纠正了一些处理偏重的案件。总之，对“两案”人员的处理非常慎重，绝大多数人都是从轻从宽处理的，中央对“两案”审理工作给予充分前定，《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两案审理工作的总结报告)的通知》中发[1988] 2号)指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珍惜、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从两案审理工作结束以来的情况看，多数被处理的两案人员、能服法认错，改过自新，但也有少数人，拒不认识错误，不断鸣冤叫屈，企图翻案。极少数人甚至无理纠缠，寻机闹事，多年来，各级党组织和纪检机关，处理两案的方针、政策，为巩固两案的审理成果和维护社会稳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据了解，近几年来，由于一些“两案”人员的不断申诉，有的地方，提出要以个案处理的办法，复查和纠正某些案件。
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处理，事关全局，情况复杂政策性强，必须审慎、稳妥，不可简单、草率。如考虑不周，处理不当可能适得其反、会引发新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三、鉴于过去，中央对“两案”审理，非常慎重，经过了反复平衡，因此对两案人员的申诉，一般不搞复查，必要时可进行复议。复议时原则上要以原定材料为依据，只要错误事实基本存在，错误性质没有什么变化，就不能改变原定的结论和处分。如定性材料个别情节有出入的，只要是不影响定性的，可对原结论的事实部分加注说明，不再复查。凡违反有关规定，擅自更改结论处分的一律无效。
处理申诉案件，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解释中央处理“两案”的方针、政策，对申诉人的不合理要求，不能姑息迁就，对不利于团结和稳定的言行、应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来自昆明地区和文山州、大理州等地区的上访代表100多人到省委上访，强烈要求云南省委贯彻十八大精神，把群众反映强烈的、久拖不决的涉法涉诉问题，纳入法治轨道，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解决问题。
上访代表摆事实、讲道理、用政策、法律批驳“三不”的违宪违法本质，应予以撤销。
信访处邵处长在无奈的情况下，终于吞吞吐吐地说：“中央有个绝密文件规定，原则上不复查，你们上访也没有用”。我们要求他拿出文件，他说：“我连文号也不敢说，更不敢拿出文件……”。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们初步了解到中央有一个不解决我们这些人问题的所谓的“绝密的文件”。
云南文山“联指”与广西联指” 在人员结构行为意识形态都极为相似，而文山井岗山确与广西422极为相似，由于广西韋国清一值掌权，双手沾染十万余人鲜血的广西联指即便在揭批查后的1983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广西。中央领导人批评了广西当时的执政者乔晓光，指出他在处理“文革”遗留这个问题犯了错误，其后乔检查了错误。在中央的督促下，广西区党委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领导小组，区党委先后发出了[1983]54、55、59号文件，以指导广西各地的“处遗”工作。文件中所规定的“处遗”方针和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对打死人问题和对杀人凶手的处理，要本着“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行事。某些领导人甚至说“文革”中杀人问题的清查，要做到“水不能乾，石头不能现”，“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要看当时的历史情况”，现在如果“再杀一批人怎么了得”。
在1983年至1985年的“文革处遗”中，据官方的统计资料，全广西87个县、市、柳州铁路局被非法杀害(包括被迫害至死者)共计89810人(民间估计应超过十万)，而在“处遗”中受到判处死刑的仅10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14人，判处有期徒刑的1841人;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竟达47617人。这样的处理结果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受难者家属无法接受，社会舆论也普遍不满。
人们的不满，首先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太少了。大屠杀中杀了89810人，现在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了，却只有10名凶手被判死刑，14名凶手被判死缓，判有期徒刑的也只有1841人，且大多数的刑期仅3~5年这怎么能使人满意呢?
广西保守派中少数坏人的滔天罪行，在他们身上完全暴露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与狼奶教育的典型特征，什么凶恨残忍的坏亊这些人都干得出来。他们的典型代表人物，如桂林市的曹铁军、陈秉德，南宁市的颜景堂、廖炜雄，平乐县的朱秋麟、林炳刚、莫世奏，临桂县的胥明徳、韦英豪，阳朔县的蒋彬、黎咸称，全州县的黄天辉，宾阳县的王建勋、韦善强，蒙山县的谭钊奇，武宣县的黄堷刚、王春景，罗城县的段志英、崔永祥，上思县的段振邦，贵县的覃锡明……等等一大批为非作歹之徒，这样的人在广西各地都普遍存在，全国各地也都会同样存在，只是数量之多和残忍之程度远比不上广西罢了。 而文山井岗山确因划线时对云南文山“联指” 出过被拨政治釘子气的问题，重判了1000多人，形成这样的原因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悟出, 文山井岗山的命运是夠惨了，文革初期工作组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当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横扫，批资反路线造起了反，在县城中成了多数，但农村包囲城市的武装民兵換牌子的农革军将他们打得无家可归，尽管他们奋起抵抗，在武斗中死亡的2000多人中，文山井岗山是大多数，在农革军拔政治釘子中他们又被杀害一批,被活活的拉去杀害和枪毙的有1015人，当然以革命和阶级斗爭的名誉要杀些地富反份子作陪衬，
文山井岗山造反派的命运是悲壮的，但悲壮中比广西4.22又好得多了，如果文山属于广西管辖，文山井岗山将被以肅清
“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的大帽子大批被剿杀。笔者2013年到南宁得知被康生奌名的党校敎员朱仁还健在，并且调到广西大学经济系，因时间仑促未能谋面甚叹。
2014年4月我在广西南宁见到了朱仁，并见到了钱文俊，得知广西更多地4.22被屠杀的情况。也得知了所谓北京航空学院黑会的一些情况。联想到8.24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代表的讲话。以及8.27，毛泽东派工.军宣队进驻清华。致使红卫兵运动噶然而止。我们仿佛从梦中刚醒。
在广西毛中央是依靠韋国清建立革委会，1968年春，他们利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开始了制造屠杀合法借口的工作。制造“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根据官方“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打击镇压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特大冤假错案。而在云南毛中央是依靠谭甫仁建立革委会，康生又指出云南是趙徤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因此文山井岗山在出气中一些人也犯了錯误，但比起广西联指就截然不同了，然而他们确落得1000多人的重判。形成这样的原因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悟出, 但在今天我们反思文革时, 更主要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规则, 才能使人民避免災难, 才能安康乐业，才能使那么多的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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