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字寿昌，笔名陈瑜，1898年农历2月20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春华山下一户贫农的家里。 田汉的少年时代是不幸的。
他九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和两个弟弟靠母亲易克勤纺纱织布为生。因家境贫困，母亲只能勉强供他一人上私塾。
但这种生活上的艰辛，对年幼的田汉虽然造成学习上的一些妨碍，但更多的是激励他更加奋发地去学习，去追求。他的老师具有一双慧眼，特别垂青这位英俊少年，1912年推荐田汉考入省城长沙师范学校公费学习。
当时，师范学校校长是徐特立。那时，田汉没有钱买书、买蚊帐，曾得到徐老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帮助。
在这所学校里田汉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916年，田汉在师范学校毕业。
此时，恰逢他的舅父易象被派赴日本任留学生经理员，这就为田汉去日本求学提供了一个机会。1917年，田汉便随同舅父到了日本，先习海军，后改学教育。
但他酷爱文学戏剧，那时即有热心做一个剧作家的理想。田汉的舅父易象，字梅臣，早年参加同盟会，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是南社爱国诗人，后在长沙为军阀赵恒惕所害，年仅38岁。
易象之死，使田汉对封建军阀十分仇恨，青年时代的国难家仇，激励他以后在作品中不断地向封建制度冲击和挑战。在日本学习期间，经宗白华介绍，他结识了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
他们情投意合，一见便成知己，书信往来甚多。他们之间真挚、坦率地纵谈文艺、爱情、生活，探索人生真谛，彼此以歌德、席勒相期许，后来，他与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公开发表，题名为《三叶集》。
1920年，田汉在东京发表了独幕剧《环（王我）琳和蔷薇》。 1922年田汉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同时在大夏大学和上海大学任教。
其间，他还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他们自己筹钱印刷，自己校对稿件，自己装订，自办发行。《南国月刊》发表了《获虎之夜》、《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等剧。
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把莎翁的名剧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南国月刊》还编发过郭沫若、郁达夫、宗白华等人的文稿。
1925年，田汉创立“南国电影剧社”，拍摄了他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到民间去》。两年后，“南国电影剧杜”改组，简称为“南国社”，范围扩大为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大部，定其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
1927年，田汉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文科，1928年建立“南国艺术学院”。这期间，拍摄了他编写的第二部电影剧本《断笛余音》，并举办了历时一周的艺术鱼龙会，演出了他创作的《生之意志》、《江村小景》、《画家与其妹妹》、《苏州夜话》、《名优之死》，以及他翻译的日本菊池宽《父归》等剧。
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情和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在会上演出了欧阳予情创作的新京剧《潘金莲》。这一活动，轰动了当时的上海，获得很大成功。
参加南国社这一活动的师生，还有洪深、徐悲鸿、唐槐秋、黄芝岗、陈白尘、金焰、郑君里、廖沫沙、吴作人、张曙、赵铭彝、顾梦鹤、陈凝秋（塞克）、俞珊、唐叔明等。 田汉的文学道路是曲折的，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真理的追求，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受到马列主义和来自苏联的普罗文学的影响，他的创作思想开始转变，逐渐摆脱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情调和色彩，坚决地朝着人民大众的革命戏剧运动方向前进。
1930年，他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在《南国月刊》上公开发表，对近十年的“南国”戏剧运动作了总结并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作了自我批判。同年6月，在上海演出了田汉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改编的六幕剧《卡门》。
反动军警以所谓“鼓吹阶级斗争，宣传赤化”的罪名下令禁演，“南国杜”也遭到查抄。田汉即于此时带领“南国社”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此他的活动转入地下。
1932年，田汉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文委委员。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文艺的多种领域努力创作，取得了不少成果。
话剧方面，他写了《乱钟》、《梅雨》、《1932的月光曲》、《回春之曲》等；电影方面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黄金时代》等；他还积极组织和推广革命音乐恬动，创作了大量歌词。音乐家聂耳、洗星海、张曙、贺绿汀等，都是他密切的合作者。
有些歌曲至今还在流传，如《毕业歌》等。 1934年，田汉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
由聂耳作曲并担任导演和主演，在上海演出时获得很好的效果。闭幕后，观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久久不离开剧场。
在他编写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中，他创作了主题歌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由聂耳谱曲，很快在国内广为流传。 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被捕，后解往南京，因患背疽，经徐悲鸿等保释，出狱就医，软禁南京。
他在狱中表现坚定，曾将铜板磨成五角星，并留有诗词以示志不可屈。 在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里，田汉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在南京这个国民党心脏地区，演出《回春之曲》、《洪水》、《复活》等进步戏剧，对国民党投降卖国的反动统治，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抨击。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田汉被解除了在南京的软禁，恢复了自由。这期间，他及时写了多幕剧《芦沟桥》，遭到国民党禁演。
同年年底，田汉回到故乡长沙，创办《抗战日报》，并担任主编，副主编是廖沫沙。次年，郭沫若来长沙约他同去武汉，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厅的文艺宣传工作。
他根据党的指示，在武汉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戏曲宣传队。在抗战初期，他创作和改编了大量的戏曲剧本，如《新儿女英雄传》、《江汉渔歌》等，热情支持剧团演出，与当时戏曲界许多艺人，建立了深厚感情。
四十年代初，田汉在桂林居住过好几年。这期间，他全力扶植以演剧队成员为骨干的新中国剧社，演出他创作的《秋色赋》、《风雨归舟》等剧，主编《戏剧春秋》月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田汉回到上海，先后写出了话剧《丽人行》，电影《忆江南》、《梨园英烈》等剧本，《丽人行》后来也改编拍摄成电影。 1948年田汉经天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准备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在那里，他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他从白区来到解放区的自由天地，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和聂耳合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新中国的代国歌。1949年10月l日，激越雄壮的国歌响彻宏伟的天安门广场。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但他没有官架子，保留着过去那种性格和作风，平易近人，助人为乐。1957年，田汉就是出于对演员的深切关怀，为他们的青春请命，意外地受到批判。
道路崎岖，并没有使他沉默，止步不前，而是一面做行政工作，一面坚持戏剧创作，写出了《关汉卿》、《文成公主》，优秀的新编历史剧目《谢瑶环》，蜚声话剧舞台。 田汉堪称文艺界的一位团结模范。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
”不论在话剧界、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以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中间，他都善于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经常倾听群众意见，表达广大群众的心声。 1962年，广州创作会议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由于田汉积极贯彻和宣传这一方针，遭到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忌恨。1963年，田汉去上海参加华东话剧创作会演，会上，张春桥等别有用心地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与周总理提出的方针相对抗，并散布田汉是“叛徒”，在政治上给以恶毒的攻击。
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林彪、康生以田汉的京剧《谢瑶环》中有“为民请命”、“载舟覆舟”等词句为由，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之罪名，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进而将三十年代以来党领导的文艺战线统统污蔑为“文艺黑线”。1966年田汉被捕人狱。
1968年12月10日，他因长期被残酷迫害含冤死在狱中，终年七十岁。 粉碎“四人帮”后，田汉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4月2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田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艺界一千余人参加悼念。追悼会由廖承志主持，茅盾致悼词。
田汉的名字将永载于中国文学史上。他的戏剧和诗歌，特别是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将永远在人民中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