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与生活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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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和解
作者：卫宣利
来源：《视野》2009年第12期
她的火气越来越大，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像是万马奔腾：卫生间的洗衣机里丢着昨天换下的衣服；马桶几天没刷，泛着难闻的味道；厨房的水槽里还留着昨天的碗盘，油烟机上糊着一层油污：沙发上铺满了书报杂志；冰箱里的剩菜仍然没包保鲜膜……
她有洁癣，不能容忍一丝的脏乱，可工作忙，家里的一摊事只好交给老公。偏偏他懒得要命，她每天千叮咛万嘱咐的话，对他而言都是耳旁风，这边进去那边出来，吵也吵了闹也闹了，过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还有儿子，明年就要考中学了，仍然迷迷糊糊的。父母的情况也不好。母亲得糖尿病多年，只剩下微弱的视力。隔三差五地就要上医院。父亲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偏又脾气暴躁、嗜烟好酒，凭她怎么劝，就是戒不掉。老公那头也是琐事缠身，婆婆时不时要来他们这儿小住几天，她也要里里外外小心侍奉……老公工作倒是清闲，可每月那薄薄的几张票子，甚至不够她买件像样的衣服。
生活像一场战争。她就像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挥枪舞戟东征西战。她个性强心气高，凡事力求尽善尽美，到头来却心力交瘁、脾气暴躁、焦虑重重，生活的步调仓促凌乱慌张，像出膛的子弹，还没回过神来，已经射了出去。
直到那天，她忽然头晕，天旋地转……
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医院里了。男人红着眼圈安慰她说：“没事儿，你就是太累了。”查房的医生接过话来：现在是没事儿，以后可不能再拼命了。你这是过度疲劳，再这样下去，会要命的。医学上有一种病叫„过劳死‟，你不知道吗?人活着。要懂得爱惜自己，干吗要活得那么拧巴啊……
第二篇:《与生活和解》
与生活和解
与生活和解
又是一年酷暑。
空荡荡的自习室，只有零星几个人在看书。窗外，一片喧嚣。盛夏的午后，弥散着宁静的淡淡的忧伤。
校园道旁的丁香花已谢去。在她灿烂的盛开时，浓郁的花香时引来路人的议论。花谢后，绿色的树叶夹着干萎的花朵。路上的行人或行色匆匆或谈笑风生。开败的丁香花又恢复了缄默。
今年，我大二了。回想起高中刚毕业时的惶恐与落魄，不禁唏嘘感慨。在这样的午后，往事如沉渣泛起，再次搅浑我的记忆，经历好多的是，我最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岁月匆匆，曾经熟知的朋友已经好久都不联系了，成了路人甲乙。我坦然接受这样的变化。我不在奢望与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合拍。人生其实就像小姑娘在海边捡贝壳，在小姑娘眼里，每个贝壳都是那样的美丽，都想带回家给妈妈看，但最后，小姑娘回家时手里只捏着一两个贝壳。经历了这么多，褪去无知与幼稚。
我也打算只带一两个贝壳回家。
曾经的我，犹如在雨中背负着一块大海绵，人生越走越沉。绝望，忧伤，想念，痛苦如同丝丝的小雨不停地飘落在我年少的青春里。
放弃错误的欲望，丢开难解的思念，隔断不停地内耗。让这些走远。 与生活和解，拥抱阳光。让我弹着吉他，生活像优美的和旋一样展开。 喜欢
第三篇:《与生活和解》
与生活和解
她的火气越来越大，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像是万马奔腾：卫生间的水池里丢着昨天换下的衣服，马桶几天没涮，泛着难闻的味儿，厨房的水槽里还留着昨天的洗碗水，油烟机上糊着一层油污，沙发上铺满了书报杂志，冰箱里的剩菜仍然没包保鲜膜„„
她有洁癖，不能容忍一丝的脏乱，工作又忙，家里的一摊就只好交给老公。可偏偏他懒散又龌龊，她每天千叮咛万嘱咐的话，对他而言都是耳旁风，这边进去那边出来，吵也吵了闹也闹了，过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与生活和解}.
还有孩子，明年就要考中学了，仍然迷迷糊糊的，放学就钻进书房里不出来，也不知道在鼓捣啥。她总是忙，他也越来越不愿意和父母交流，倒并不在外面给她惹事，只是沉默寡言，眼神冷漠，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朝气和活力。哪像自己年轻那会儿，精力充沛，活力四射，明媚得像春天里的花。她有时候着急，就冲孩子发脾气，他也不争辩，只冷冷地看着你，看得她心里发虚：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
父母的情况也不好。母亲糖尿病多年，只剩下微弱的视力，隔三差五地就要上医院。病痛缠身的母亲，活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老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天了，动不动就要给她交待后事，让她哭笑不得。父亲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偏又脾气暴躁，嗜烟好酒，凭她怎么劝，就是戒不掉。父亲每次犯病，都吓得她心惊肉跳，觉得天要塌了似的。
老公那头也是琐事缠身，哥哥买房要跟他们借钱；妹妹没考上大学，三天两头地缠着让他找工作；婆婆时不时要来他们这儿小住几天，她也要里里外外小心侍奉„„老公工作倒是清闲，可每月那薄薄的几张票子，甚至不够她买件像样的衣服。家里的一切开销，房贷，孩子的学费，两边老人的抚养费，都要她来支撑。
生活像一场战争，她就像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士，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挥枪舞戟东征西战。她个性强心气高，凡事力求尽善尽美，到头来，心力交瘁，脾气暴躁，焦虑重重，生活的步调仓促凌乱慌张，像出镗的子弹，还没回过神来，已经射了出去。
直到那天，她在办公室里整理好文件，准备下班回家。就在起身的瞬间，她忽然头晕，天旋地转，还没来得及任何反应，人就直直地跌了下去。
醒来时，人已经躺在医院里。男人红着眼圈安慰她说，没事儿，你就是太累了。查房的医生接过话来：现在是没事儿，以后可不能再那样拼命了。你这是过度疲劳，再这样下去，会要命的，医学上有一种病叫“过劳死”你不知道吗？人活着，要懂得爱惜自己，学会与生活和解，干吗要活得那么拧巴啊„„
她怔着，心像被闪电忽然劈开了一个口子，电光火石般地炸开了。是啊，为什么不能和生活和解呢？家里脏一点乱一点有什么关系？她却为此和深爱的男人感情日渐疏离；孩子的冷漠和沉默，是因为自己总是忙，很少带他出去玩缺乏交流；父母身体不好，可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不如坦然面对；婆婆偶尔来小住，每天回来有现成的饭吃，有热水澡洗，也是幸福啊；老公挣钱虽然不多，可是任劳任怨，心性仁厚，是有口皆碑的好男人„„她发现，仅仅是换个角度，她那万马奔腾般紧张焦虑的生活，忽然就松驰下来了。原来，所谓幸福，就是与生活和解。
出院后，她整个人都变了。不再紧张和焦虑，不再怨声载道地要求老公，他反而很用心地去做家务，并且总能带给她意外之喜。双休日，无论再忙她都会放下手里的工作，和老公一起带孩子去爬山郊游。一家人游走于山水之间，孩子在前面欢天喜地地捉蝴蝶，她和老公十指相扣含笑相随，那般的和谐甜蜜，仿佛又回到了初恋时的时光。周末带爸妈去看一场电影，看完后到饭馆点几道美味的小菜，慢慢地陪着他们喝一点红酒，听他们说一些前尘往事，细碎的音乐悠悠流淌着，舒服而惬意。父母显然也很享受这种舒缓的温情，母亲脸色红润，父亲情绪安宁。每天晚上看看书，修剪花草，或者绣十字绣，她的生活慢了下来，人却慢慢优雅起来。
与生活和解，安于自己的选择，优雅从容地享受生活的乐趣，仔细闻一闻生活的芬芳，这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第四篇:《政治和解与社会和解》
■知道分子之崔卫平专栏
三十年前的政治和解
日期：[ 2008年3月2日 ] 版次：[ AA02 ] 版名：[ 社论 ] 稿源：[南方都市报]
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过去的历程，展望未来的道路，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讨论的重要内容。
回溯三十年前社会转型的起点，有一个维度被抑制了下去，但是它并非不存在，这就是政治的维度。可以说，转型之初的第一步，是从政治上的松动开始的，是以政治面向来带动其他面向的。政治实际上发挥着一个引擎的作用。{与生活和解}.
这个最早的起点可以称之为“政治和解”。“和解”意味着“对立的结束”，而这个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是强加于他人的侮蔑不实之词。一旦某人被驱逐出正常的生活范围，他本人是无法替自己辩解和辩护的，只有等待将他擒获的那只手将他解救出来。这本质上是一个悖论，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路。这是了解那段历史时，需要恢复的具体历史语境。包括所谓“政治”的含义，也需要结合当时的条件来理解。
这场“和解”最初的和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邓小平本人获得重新工作。当然没有邓小平，便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但是如果没有人坚持排除障碍，及时将邓小平从被污名与软禁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便没有后来的整个局面，至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实际上，在经过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之后，又一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同时也成为全社会的某个象征，代表着中国是否要走现代化道路，以及是否要通过此项努力使得国家再度强大起来。因而社会各界绝大部分都在翘首以待———邓小平能否再度出山，这成了这个国家能否出现新转机的一个试金石。在这件事情上，一些如今被人们淡忘的名字，如叶剑英，功不可没。
而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之后，那些与邓小平“同难”的1976年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的政治身份及处境，却仍然晦暗不明。直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在这之前可以说存在着一个为“四五运动”正名的小小运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组16名教师（署名“童怀周”）自发搜集并以油印的方式传播“天安门诗抄”、上海工人宗福先写作了《于无声处》的剧本并在上海北京上演、《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上刊登北京青年工人韩志雄在“四五运动”中的事迹（很快被汪东兴严厉批评、该杂志被收回）等。完全可以说，“四五运动”得到正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努力争取。王思睿先生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十分中肯的：“严格地说，为四五运动平反才是争取民主的运动。”
如果说，这两件互相关联的事情得到解决，打开了中国社会通向未来的前景（现代化与民主），那么，由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亲手督办的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则进一步释放了这个社会中有关人权及正义的能量。那些从年青起就投身中国民主进步事业的人，大多出生入死，当他们被非法取缔工作及遭到非法人身监禁之时，也是这个国家的人权状态全面瘫痪之日。当身处高位的人们不能保护自己，那种混乱失序的状态客观上也就不能使任何人得到切实保障。
实际上，胡耀邦的工作比今天人们所想象的要艰难得多，他所迈出的每一小步都是冒着{与生活和解}.
极大风险，顶着巨大压力，因为那些大多是最高领导批示了的。但胸中的正义，引导着这位不信邪的共产党员，他至今流传的名言是：“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的工作范围不仅涉及“文革”中遭到压制的党内人士，同时包括广大的社会人士———所谓“右派”、“地富反坏分子”、“四类分子”，各种“历史”的与“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少数民族中的比如“伊玛尼党”案（回族）。短短一两年时间之内，套在无数人头上多年的绳索得以解除，成千上万被驱逐至看不见的角落的人们，终于可以走到阳光底下，与他人享受同一个蓝天。
从政治上恢复公民平等身份的努力，也体现在1977年恢复高考上面。因为家庭出身而将年轻人拦在大学门外，这在“文革”之前就开始了。当年龄参差不齐的77级、78级进入学校，高校的教学秩序渐渐得以恢复，学校里教师和知识的尊严也得以建立。1978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令人感到那真是一个解冻时期的来临，知识分子可以将自己的专长和国家建设这个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原来不敢想象的事情成了现实。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和解，可以说是在“政治和解”的带动之下，与整个社会进行和解的重要一步。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也可以看作与千万个破碎的家庭和解，与那些儿女失散多年的父母们和解。此举背后，或许还意味着多年的革命及运动，愿意在家庭的日常生活面前低下头来，愿意承认亲情与家庭伦理的合理性，这是与人们自己身上的人性和解。{与生活和解}.
在知青回城不久的1978年11月24日，安徽小岗村16户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摁下手印搞“大包干”，此举最后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于是称之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件事不仅拥有可见的经济意义，而且拥有巨大的政治意义：给农民以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是与占人口80%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之间的和解，也是最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解。
包括“真理标准的讨论”，包括在平反中不能不遇到的历史真相，都帮助促成了那样一种与真理、与真相和解的气氛。如此一系列新的举措，几乎涉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方面感到解放和受益。人人感到从此往后可以大口地呼吸，感到压在自己身上多年的符咒被解除，感到回到社会和人群中来，可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社会的善意被空前地激发出来，沉睡多年的能量得到释放。
这就是被称之为“共识”的那个时期。种种“和解”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混乱，而且给当时的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增强了它的说服力，拓宽了其统治的基础，同时无疑提高了全民的凝聚力，造成了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那种珍贵氛围。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民主政体下，对过去的威权政府的不正义行为的调查、矫正与赔偿，称为“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与政治和解——勿忘斯塔西系列（上）
“转型正义”与政治和解
2013-02-07 10:21 来源： 经济观察网 许小年 字号：
核心提示： 后东欧时代，在现代法治社会条件下如何看待和处理前朝的政治迫害及其
遗留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新课题，是迈向新征途的一个关键环节。兹事体大，这些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乎到新体系的良性成长和路径问题。如果剧变后的政治共同体既想体现社会公正和透明原则，又要保证社会稳定下重建机制的形成，同时还要张扬良性社会的文明尺度，就不能忽略这方面的问题，因此这方面的工作既有社会需求也有现实意义。说白了，统一后的国家既要创造
后东欧时代，在现代法治社会条件下如何看待和处理前朝的政治迫害及其遗留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新课题，是迈向新征途的一个关键环节。兹事体大，这些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乎到新体系的良性成长和路径问题。如果剧变后的政治共同体既想体现社会公正和透明原则，又要保证社会稳定下重建机制的形成，同时还要张扬良性社会的文明尺度，就不能忽略这方面的问题，因此这方面的工作既有社会需求也有现实意义。
说白了，统一后的国家既要创造社会和谐氛围，保持其稳健平衡具有连续性的政策，减少社会动荡，防止政治极端主义报复行为，也要体现公正原则，让那些曾经在红色专制意识形态下受到伤害的人感到正义的伸张;既不能实行大规模的集体问罪，搞得人人自危，也不能在宽容的名义下稀里糊涂地遗忘过去，给历史留下空白。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何把握好这个尺度，是考验后共产主义时代政治力量智慧和理性的标尺。
许多东欧国家在对待这类问题上的确是存在很大的争议。1989年后在前东德是如何处理此类问题的呢?2011年11月，在德国朋友的安排下，我们走访了东部几个州的AFKD(“处理共产专制遗留问题委员会”)、EVZ(“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等相关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并与柏林市前总检察长和大法官以及一些国会议员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下面把我们的座谈和我个人的理解综合如下：{与生活和解}.
民众行为的“双重化”导致了体制的不可预见性
集权国家的统治者“真诚地相信剪除政治躯干中腐败枝干是他们神圣的职责”。他们认为，只要剪除了异端，就可以保持他们地位的“稳固性”。如前所述，苏联模式的统治哲学是，与其让人信服不如让人恐惧。秘密警察的创始人、苏联契卡的第一任领导者捷尔任斯基在他的晚年说过：“唯有圣徒和流氓能在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中工作，现在圣者离我而去，只剩下我与流氓为伍。”可见他对本职工作性质的认识。{与生活和解}.
在控制了公共舆论的情况下，党可以下令让舆论界制造出有利于这种体制的“真理”，以为这样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正如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的，苏联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后果是“要求人们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不断玩弄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宗教意识般的、普遍宣誓效忠的把戏”。被训练的人充满了谄媚味道，他们的人格被分裂，行为方式“双重化”。为了应对统治者的恐怖政策，被统治者塑造出一种“伪善”的“功能性虚构”的“积极姿态”，而实际上人们各种活动与心灵之间的关联是割断的。老百姓都知道，在公众场合做政府认为“正确”的事，在私下才能有真实的表露。意识形态“空壳化”早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
长期以来，广大的被统治者在公开场合与私底下使用“两种语言”体系。一种是给公众的和麦克风的“报刊语言”、“书面语言”和“会议语言”，它是空洞无物的、连讲话者自己也不相信的一种套话，但又不得不说的“装腔作势”的“表演语体”，被老百姓称之为
“党语”。人们已经被“训练”出一双异常敏锐的耳朵，能够听出党的路线在语气上最细微的变化和人事变动，好让自己跟上形势，随着党内斗争的起伏而变换“关键词”。另一种是给亲人的和极小的朋友圈子里的“自己人语言”和“日常的语言”。这是一种真实感情表露的心声。只有在这种语言里还保留着活生生的民间语体，还保留着充满诙谐的“黑色幽默”，还保留着有批判能力的传统以及与现实之间的“正相关”。
在那个秘密警察政治下的不正常社会里，人际关系完全被毁坏，人人都深陷自保的泥淖，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始作俑者不会想到，它所培养的除了懦夫和堕落者之外，还会有大量的投机取巧和见风使舵者，而这些人恰恰就是在平衡逆转关键点上的“倒戈者”。正是这些“面具人”导致了“大厦呼啦啦地倾倒”。
旧制度是一个无解的死扣，正如兰德尔·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说的：“一个压制分歧的体系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它用以施加公共一致性的方法越严酷，公民们隐藏真实看法和显示许可看法的行为就越勤勉，而这个体系就越担心它的公民不站在他这边。”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外表一致性的“波将金村”掩盖了真正的差异。例如，据斯塔西(东德国家安全部，负责秘密警察和高层保安)估计，到1989年春天，整个国家只有2000多个异己分子，而到东欧“主题变奏”大潮涌起的时候，情报部门的“失职误报”，让上层指挥系统猝不及防。
在专制权力的罪恶链条上，每个人都可能是其中的一环，告密政治毒菌般毒害着人们，人们又相互毒害彼此，在那个道德感彻底崩溃的社会里，很多人同时扮演着几重身份，而不把真实的一面示人。从长远的眼光看，这种体制的不可预料性就在情理之中了。德国人反复强调，正常的社会需要一种表里如一的正常表达方式和可以信赖的人际关系，所以反思不是基于什么偏见，也不是针对具体哪个人，更不是培养仇恨，而应成为一种全民族的自觉。我们必须明确，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双重遗产中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教训。
拒绝遗忘是建立起个人负责的社会的先决条件
剧变以后，最先是由当时的柏林州长勃兰特提出要追究前东德专制时期犯罪的法律责任。但是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且有争议，于是在东部各州议会成立了AFKD委员会，负责调查和处理这些历史责任问题。据前柏林市检察长赛弗根告诉我们，实际上早在统一之前，东德人自己就有了这种呼声。在昂纳克下台以后，1990年3月8日民主德国进行了自由大选，刑法调查具有了相关的法律依据，那时人们对追究国家犯罪有很高的要求，大赦是不可能被接受的。1990年3月东西德合并，1990年8月30日在统一合约中对前体制的制度性犯罪刑事调查并没有特别提及，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统一后不考虑大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