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代工企业以富士康为首》{代工之王郭台铭}.
代工之殇
劳动与社会保障 200919681001 魏娇
19世纪是工业大生产时代，具有最强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当年的“世界工厂”也是“日不落帝国”。然而在21世纪，世界经济已经不再是工业为王的时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是低附加值的代名词，而绝非强国的标志。
低附加值的代工模式正经历着考验，富士康一个月来的事件被认为是这种内生性挑战的最有力注脚。即使国际金融危机曾经令大批代工企业利润一降再降、惨淡经营甚至关门歇业，却没有引起代工企业对自身模式的深度反省。在国际金融危机稍有好转之时，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开始出现“用工荒”。
在解释“用工荒”的原因时，代工企业、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媒体更乐意把这归因于人才结构的不合理，而不是从企业自身的经营模式和用人制度上找原因，他们从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去适应当下的劳动者们。
代工企业以富士康为首，目前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到近百万人。 富士康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是当之无愧的“代工之王”。郭台铭自决定进军代工行业之时就制定了只做代工，不做品牌的战略，不做自己客户的竞争对手，这也是富士康能够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对于拥有近80万“人口”的“富士康社会”而言，将其员工自杀几率置于社会自杀率坐标中考察，其实并未高到令人惊讶。换而言之“哪里都一样”。富士康公司员工的处境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在所有的代工类企业中也肯定不是最差的。
如果自足于‘世界工厂’称号，就该承认富士康是世界工厂中的佼佼者。问题只在于代工企业的运营模式与新型农民工的接受程度脱节了。这不是富士康一个企业的问题，整个行业都有这样的问题。东莞市塘厦镇鸿达电子厂的口号就是“低成本、高品质、准时出货”，这也是其他代工企业的共同的追求。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企业压缩人力成本方面的支出，但这样的做法一直都遭受来自劳方的抵制，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是这种抵制的过激表现。{代工之王郭台铭}.
深入思考一下，行业问题正在升华为城市的问题。富士康太原工厂某员工告诉记者：“太原园区就没有自杀的，自杀者多在深圳园区，我想这跟深圳那个城市有关，在那样的大城市里也许生活压力更大。”而事实上，存在同样问题的不只是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定位正在撕裂着现代人的身份认同感，想要融入城市的“二代进城务工者”正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迷失。
今年广东省率先破冰户籍制度改革，广东省近3000万流动人口告别暂住证。改革措施中规定，居住证持证人在一地缴纳社保7年，将可申请常住户口。但是对于月入千元的进城务工者来说，用7年的时间去融入一个城市也许短暂到他们不够用，也许会漫长到他们没法继续待下来。{代工之王郭台铭}.
这一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个别企业的管理问题,但究其深层次原因,它反映的恰恰是长期以来中国赖以发展的,以严格管理、机械化生产为特点,追求高效率低成本以赚取利润的代工出口模式,和新形势下成长起来的,追求平等、有尊严的城市生活的新一代农民工之间的矛盾,更深层次的折射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之痛{代工之王郭台铭}.
新农民和代工业转型之路
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虽然曾经长期在国际贸易中是一种比较优势,但过于坚守这种比较优势,也使得中国失去了许多机会。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认为,我们试图把比较优势每一滴血都榨出来,这实际上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掉到比较优势的陷阱里,被锁定在一个路径里了,事实上损失了很多,比如说机会成本,有很多产业的机会,被这个低成本比较优{代工之王郭台铭}.{代工之王郭台铭}.
势完全吞没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事实上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高度依赖这一类产业,而且转型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经济学上一个比较优势,最后变成一种战略,用一整套制度执行它,实际上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
经济越发展产业越高级,我们越需要一个比较和谐的劳动关系, 所以,在当前代工产业面临转型的情况下,法律和制度也要未雨绸缪,进行转型,这个转型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要求,而是一个经济效益的要求。 至于法律转型的方向,何力认为,首先,在法律提到一些基准上做出调整,比如工作时间、最低工资等方面可以做出一些调整。其次,法律可以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做调整。最后,是比较宏观的制度,我们需要打造一个公平的,灵活的,各种利益都有表达渠道的机制。比如劳资关系、户籍、新闻自由,民主,通过这些方面法律调整,让我们各个利益群体得到一个比较充分的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
而针对在事件中备受关注的新一代农民工,专家认为,他们的问题不能简单的看做心理问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正奎认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成长过程中大都经历过留守和流动,给他的成长带来非常大的隐患,他们同时也从他们父辈那里接触了城市的生活,所以他们最终成长起来所产生的诉求是不一样的。他们更多强调尊重和尊严,能够和城市里一般的孩子有最基本的平等待遇。
社科院财贸所服务经济研究室主任夏杰长认为,代工业作为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带来大量的人口聚集在工厂扎堆的地方,出现一个令人头疼的现象,就是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而中国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从根本上来讲是长期二元经济和二元体制,把城乡,把工人和农民,把城里和农村有制度的割裂开。农民工在城里干活,他不可能在城里长根,因为没有制度的安排让他长根,也缺乏相应的社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样的东西,让他有留下来的理由。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推进城市化,但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城市化。夏杰长认为,要辩证的看待农民进城,以及城市化的问题,一方面既主张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依托某一个产业,包括代工业,包括服务业求得谋生之地,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主张城市比较优势如教育、卫生、医疗以及基础设施、商业等下乡,实现“就地城市化”,带动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这样才能够实现双赢。
对于如何解决最近发生的多起劳资问题,彭光华指出劳资恳谈协商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他建议把该机制命名为“新安模式”,可予全国推广。据悉,这一机制为“1＋3”劳资恳谈协商机制,即“一个目标”——“劳资一心,互爱共赢”,““三种平台”——也就是资方最高层与最底层员工、中层管理者与员工、最底层管理者与所属员工的3个沟通平台,借此实现参加恳谈协商的对象的全覆盖。
代工出口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在持续运作30年之后,终于遇上瓶颈:代工出口模式虽可大量生产商品,却无法创造品牌;虽能快速提升GDP,却无法创造高利润;虽可吸纳大量就业人口,却无法大幅提高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以80后、90后青年为主的新一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代工企业一线员工的主力,这些新一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相比,缺少吃苦精神和忍耐力,缺乏回家务农的技能,反而有着更多的追求和欲望,更渴望融入城市,但高强度、机械化的劳动和低廉的工资,往往让他们的追求和欲望得不到满足,长期压抑,这或许是“中国制造”需要反思的另一个问题:代工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生产流程的机械化,但在生产之外,除了给付工资,企业是否还需要多付出一些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