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我的先生闻一多》
闻一多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红烛
红烛本意是火红的蜡烛，喜庆的象征。《红烛》是中国现代著名诗集，闻一多的第一部诗作。1923年9月7日出版。初版本收六十二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收一百零三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或抒发诗人的爱国之情，或批判封建统治下的黑暗，或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或描绘自然的美景。构思精巧，想象奇新，语言形象生动。红烛也是火鹤的别名。
死水
与活水相对应，指无法流动的水。闻一多先生曾用《死水》作诗，表达对当时统治环境的愤懑之情。
一句话
是闻一多先生的诗作。1925年他留美回国，看到的是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民不聊生的景象，于是，赤诚爱心转化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和渴望改变旧中国的激情。这种情绪在这首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全诗以“一句话”——“咱们的中国”为构思中心，运用写实和隐喻相结合的手法，反复咏叹，极力渲染烘托。
臧克家
臧克家（1905年10月8日-2004年2月5日）[1] 山东潍坊诸城人，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少全、何嘉，山东大学知名校友，是闻一多的学生，现代诗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
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曾任《诗刊》主编，他的第一部诗集是《烙印》，主要讽刺诗集《宝贝儿》，文艺论文集《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其短诗《有的人》被广泛传颂，且被选入六年级上册人教版第二十课；《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入选七年级下册人教版第十二课。
有的人 《有的人》[1] 是当代诗人臧（zāng）克家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而写的一首抒情意的诗。所以副标题是“纪念鲁迅有感”。诗歌通过两种人的对照，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倾注了无限深情，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而对高踞人民头上的人，则无情地揭露，表现出满腔的愤懑。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表现了具有哲理意义的主题：人是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而活。
原文：
——纪念鲁迅有感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我眼中的闻一多700字}.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我眼中的闻一多700字}.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臧克家
行道树
《行道树》是作者张晓风所著的一篇白话散文，出自《张晓风自选集》。[1]
最后一次演讲
《最后一次演讲》是闻一多在1946年7月的李公朴追悼会上所做的讲演，在讲演中闻一多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做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当天下午闻一多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暗杀。也代表了闻一多先生的决心。
原文：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枝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闻先生声音激动了）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地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地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象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热烈地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地鼓掌）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热烈地鼓掌）我们有这个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听众表示接受）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地鼓掌）
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
《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是2011年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伊维塔·泽鲁巴维尔。
篇二:《题目d67fa1eb172ded630b1cb6bd》
一、整体解读
试卷紧扣教材和考试说明，从考生熟悉的基础知识入手，多角度、多层次地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理性思维能力及对数学本质的理解能力，立足基础，先易后难，难易适中，强调应用，不偏不怪，达到了“考基础、考能力、考素质”的目标。试卷所涉及的知识内容都在考试大纲的范围内，几乎覆盖了高中所学知识的全部重要内容，体现了“重点知识重点考查”的原则。
1．回归教材，注重基础
试卷遵循了考查基础知识为主体的原则，尤其是考试说明中的大部分知识点均有涉及，其中应用题与抗战胜利70周年为背景，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试题当中，使学生感受到了数学的育才价值，所有这些题目的设计都回归教材和中学教学实际，操作性强。
2．适当设置题目难度与区分度
选择题第12题和填空题第16题以及解答题的第21题，都是综合性问题，难度较大，学生不仅要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扎实深厚的数学基本功，而且还要掌握必须的数学思想与方法，否则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完成。
3．布局合理，考查全面，着重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的考察
在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和三选一问题中，试卷均对高中数学中的重点内容进行了反复考查。包括函数，三角函数，数列、立体几何、概率统计、解析几何、导数等几大版块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以知识为载体，立意于能力，让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思维方式贯穿于整个试题的解答过程之中。
篇三:《题目1ea038a6f524ccbff12184bd》
一、整体解读
试卷紧扣教材和考试说明，从考生熟悉的基础知识入手，多角度、多层次地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理性思维能力及对数学本质的理解能力，立足基础，先易后难，难易适中，强调应用，不偏不怪，达到了“考基础、考能力、考素质”的目标。试卷所涉及的知识内容都在考试大纲的范围内，几乎覆盖了高中所学知识的全部重要内容，体现了“重点知识重点考查”的原则。
1．回归教材，注重基础
试卷遵循了考查基础知识为主体的原则，尤其是考试说明中的大部分知识点均有涉及，其中应用题与抗战胜利70周年为背景，把爱国主义教育渗透到试题当中，使学生感受到了数学的育才价值，所有这些题目的设计都回归教材和中学教学实际，操作性强。
2．适当设置题目难度与区分度
选择题第12题和填空题第16题以及解答题的第21题，都是综合性问题，难度较大，学生不仅要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扎实深厚的数学基本功，而且还要掌握必须的数学思想与方法，否则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完成。
3．布局合理，考查全面，着重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的考察
在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和三选一问题中，试卷均对高中数学中的重点内容进行了反复考查。包括函数，三角函数，数列、立体几何、概率统计、解析几何、导数等几大版块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以知识为载体，立意于能力，让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思维方式贯穿于整个试题的解答过程之中。
篇四:《我视野中的祖父闻一多》{我眼中的闻一多700字}.
（2001年冬，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藤井省三教授，约我为东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会讲一次关于闻一多研究的介绍。由于日本学者对闻一多的了解和研究已经有一定深度和规模，于是我的报告只是选择了自己从事这项研究的起因与过程，下面即是这次报告的大要）
一，我从事闻一多研究的回顾
我1977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直从事历史研究。最初，我并没有打算做闻一多研究，是1985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二届闻一多研究学术讨论会，方引起了我的这个念头。那次会上的论文，没有多少新的建树，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利用的多是现有过于政治化的材料。我当时在史学训练上已经有了基础，加之作为闻一多的长孙，我觉得有责任和义务为深入进行这一研究，做些基础性工作。
那时，宋末元初李焘所写的《续自治通鉴长编》，对我影响很大。由于这部书容纳了大量宋代的基本史料，所以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宋史必读的第一部著作，其价值远远超过作为正史的《元史》（《元史》成书于元代，晚于《续自治通鉴长编》）。受《续自治通鉴长编》这种体裁的启发，武汉会议一结束，我就决定仿照其例，从头整理和编写一部纪录闻一多生平历史的史料集。
在我们研究所的支持下，1986至1988年的两年里，我将主要精力放在资料收集上。我当时给自己确定了四条要求：1，凡是现有资料，都要重新核对一遍；2，凡是闻一多生活区域的主要报纸杂志，都要全部查阅一遍；3，凡是闻一多生活过的地方，尽量亲往调查感受；4，凡是健在的闻一多的友人，力争登门采访，采访有困难的，也要信访。
带着这个目标，我先后拜访了闻一多的清华同班同学吴泽霖、程绍迥、许复七，和1921年共同创办“清华文学社”的顾毓琇、1925年在美国波士顿共同演出英文古装剧的冰心、1926年在闻一多家里进行格律新诗试验的蹇先艾、沈从文，还有了冯友兰、陈岱孙、冯至、卞之琳、臧克家、张光年（光未然）、费孝通、王遥，以及潘光旦的女儿、朱自清的儿子等等。
闻一多早年在清华园里求学十年，1932年回到母校后，再也没有离开这一团体。我把清华作为重点之一，翻遍了清华保存的所有闻一多读书期间出版的刊物，还查阅了清华保存的1949年前的全部档案。
昆明是闻一多殉难前生活了八年的地方，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那里进行的，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我接连三年三下昆明，一共在那里住了整整半年，几乎翻遍了那一时期的所有报刊，访问了许多知情的健在老人。
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一直和西南联合大学联系在一起，而联大教授编辑的刊物，当时只有北大最全（清华因为是理工科院校，文科的材料虽然完整，却都封存在书库里）。我住在北京，但为了节省时间，就搬到北大去住了三个冬天。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努力，我发现了大批很少有人了解，有些还是从未有人利用过的第一手原始资料。我编写的86万字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就是在这基础上完成的，其中五分之三，都是新材料。我的叔祖闻家驷看了其中一少部分，就说有些事情他还是从书稿中才第一次知道。
我做这项工作，当然带有家族感情，不过当我投入工作时，则始终把自己摆在历史学者的位置上，要求自己不带任何个人情感，力争客观平和、系统完整地记录闻一多一生的经历。我把这部书当作一部史书来编写，使它以闻一多为线索，串接了与谱主相关的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闻一多年谱》在1988年底交给我们社科院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年后，他们表示愿意出版，但要我付4万元赞助费。我那时每月工资才45元，这笔赞助费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无奈，1989年我把它交给了承担新版《闻一多全集》的湖北人民出版社，最后由一位很有魄力的编辑承担了风险，才决定出版。
作为国家级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绝对不会想到，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时，哲学系四十多位知名教授经过无记名投票，向研究生推荐应读和选读数目60种时，《闻一多年谱长编》不仅得以列入，并且还列为八种中国近现代人文科学读物的第六位（另外七种为：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鲁迅的《鲁迅全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穆的《国史大纲》）。[1]其实，当我完成这部书时，就预感到它将会产生某种影响，但绝没有想到它会得到这样的荣誉。现在，首都师范大学已经将这部书列为教学基本参考教材；研究闻一多的一些人，称它是新版《闻一多全集》的第13卷；凡是最近完成的各种闻一多传记，都无一例外地大量利用了这部书提供的材料。
《闻一多年谱长编》交给出版社后，我便开始利用新掌握的材料开始了研究了。由于那时《长编》还处于难产之中，我又急于想让闻一多研究者能够利用这些材料，便写了《闻一多传》。这部传记199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国内几乎没有产生多大反响，原因之一，是有些人认为闻一多的后人写闻一多传记，肯定会褒长避短。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日本学者，是你们不带偏见，最早发现了这部传记的价值。1994年，正在北京大学访问的早稻田大学铃木义昭教授看到了这本书，铃木教授过去从事过闻一多研究，他立刻发现这部书与其他同类著作的不同之处，于是决定把它译成日文。北大出版社知道后，马上表示愿意由他们出版。这样，日译本的《闻一多传》成为北大出版社建社以来的第一部外文学术专著，在去年10月推出了。
在此期间，我还编辑了《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合编，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年）、《闻一多萃语》（岳麓书社，1996年）等。目前，我正在写作暂名为《闻一多师友录》的书，闻一多得很多友人，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我的目的，一是想把他们的交往记录下来，二是打算把闻一多和这些友人做一些比较。
无论是《闻一多年谱长编》还是《闻一多传》，都由于体例和我个人身份的限制，不能阐发更多的研究心得。因此，我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发表。并且，我基本上是从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选择研究题目。在研究中，很自然地扩大到和闻一多有同样经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些论文的目录，请阅附件。
二，关于闻一多新诗创作的几点认识
今天，在座者都是文学家，因此我不便介绍自己研究的比较深入的闻一多的政治思想以
活动等问题，而只就闻一多新诗道路中的几个问题，谈点儿粗浅认识，并望得到各位的斧正。
1，“新”与“古”（新诗中“古”的成分）
闻一多最早在中国诗坛亮相，是他诗集《红烛》出版之时。其实，他的诗歌创作在清华学校求学时期，就已小有名气了。梁实秋曾称闻一多是清华园里唯一的诗人，[2] 这句话有些过誉，却也说明他当时在清华园内新诗领域的地位。
闻一多是五四运动结束后才开始写新诗的，开始创作新诗的时间并不早。按理说，新诗不仅在体材上，而且在写法上，都应当是全新的。中国的自由诗，就是按照这样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可是，闻一多从一开始写新诗，就非常自觉的把古诗的一些特点，融入到新诗之中了。他甚至认为白话诗必须先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问题。他还说“没有进旧诗库里去见过世面的人决不配谈诗”。[3] 这种中国传统诗歌的理性认识，使他的新诗创作显示了与当时占主流位置的自由诗的很大差别。比如1922年9月从美国寄回国内的《太阳吟》，就可以说是新诗古典化的杰作。他在评论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时，特别指出这部诗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精神上都“十分欧化”，提出中国的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的名言。
为了寻找新诗和古诗之间的桥梁，闻一多做过很多努力。1921年12月，他在清华文学社发表的《诗底音节的研究》报告，反映了他的最初探索。1922年3月完成的《律诗底研究》，更是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古代律诗的特点和规律。他做这些工作，就是想寻找适合中国新诗美学的一些环节。经过四年的探索，1926年5月他发表了《诗的格律》。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格律化新诗的理论结晶。闻一多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诗歌的实力应当表现在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上的著名“三美”理论，既是他对诗歌规范化认识的高度概括和提炼，也是至今人们仍视作的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准。{我眼中的闻一多700字}.
2，“中”与“西”（新诗中“西”的养料）
闻一多在文化上，基本倾向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本位立场。但是，这并不是说他忽略了向西方学习。实际上，在他的诗歌道路上，有一段经历对他的一生都至关重要，这就是他直接受到的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
1922年8月，闻一多来到芝加哥美术学院攻读西洋美术。芝加哥是美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策源地，他抵达芝加哥时，虽然文艺复兴运动已近尾声，但文艺理论则趋于成熟，并且发起与参加这场运动的许多关键人物，也还生活在这里。于是，闻一多不仅在这里呼吸到美国最强劲的文艺风气，而且得天独厚地与一些美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重量级人物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1922年12月，闻一多在一次聚会上见到了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Eunice Tietjens），并受到海德夫人的鼓励。1923年2月，他又幸运地与美国著名女诗人、美国意象派诗人的领袖爱米·罗艾尔（Amy Lowell）共进晚餐。此外，热情的房东太太还写过几封推荐信，介绍他去见美国著名诗人、自由体诗《烟与钢》的作者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和美国《诗歌》杂志的创办者门罗 (Harriet Monrie)。虽然没有资料证明闻一多与卡尔·桑德堡、门罗曾经有过往来，但这些人的作品和理论必定引起了闻一多的关注。
这些影响，从这一时期创作的《玄思》、《晴朗》、《笑》、《剑匣》、《记忆》、《秋色》、《废园》、《烂果》等诗作中就能窥见一斑。因为如果我们用中西不同的艺术特点来分析这些诗的话，就很容易发现它们的主题，大多与西洋诗强调人的活力、颂扬人的热情相类似。而在写作方法上，也尤为突出西洋诗所提倡的那种有意识的技巧感。可见，与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的接触，使他直接了解和学习到了欧美诗歌的创作主题和西方诗歌的主要表现方式。
3，“情”与“力”（新诗中“情”的力量）
在新诗创作态度上，闻一多特别强调“至情”，反对不负责任地随意写作。他曾说：“诗人胸中的感触，虽到发酵地时候，也不可轻易放出，必使他热度发胀，自己爆裂了，流火喷石，兴云致雨，如同火山一样——不必须这样，才有惊心动魄的作品。诗人总要抱着这句话做金科玉律：‘可以不作就不作。’”[4]正是由于他对创作抱着这种严肃态度，他的诗歌才能既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艺术追求。
在“情”的方面，最突出的莫过于他那奔放着浓烈的爱国情感。前面提到的《太阳吟》，还有大家熟悉的《洗衣歌》、《醒呀！》、《七子之歌》、《我是中国人》等，都具有这种鲜明特征，以至朱自清说在抗战之前闻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歌咏爱国的诗人。
对“情”的刻意强调，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唯美主义。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能够流传不衰的作品，恰恰都有情深意长的特征。抗战初期的1938年年底，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创刊号发表《编者的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左翼文化人士戴上“与抗战无关论”的帽子。闻一多没有之间参与这次论战，但他在1939年2月发表了一篇《宣传与艺术》，批评当时“所有的宣传似乎大部分还不离口号标语”，并认为“宣传不得法，起码是枉费精力，甚至徒然引起一些不需要的副作用，或者更严重严重的反作用”。[5] 这实际上使站在同情梁实秋的立场上。而且，他的这种主张即使到政治观点有了很大改变的时候也没有放弃。1944年7月上旬，他和西南联大一些进步学生讨论风靡一时的朗诵诗，他表示：朗诵诗的对象是大众，“到了他们水准提高的时候，他们的欣赏水平也提高了，今天所唾弃的图画美的诗到那时将会兴盛起来，所以今天的图画美也不可完全丢掉”。[6]
事实证明，只有那些至情至意的讲究美学原则的作品，才具有永久的魅力。1999年中国迎接澳门回归期间，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澳门》响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老年人到幼儿园的孩子，从欢庆的舞台到各种集会，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屏幕，都响起这支歌的旋律。以至报纸上说，《七子之歌·澳门》几乎成为迎接澳门回归的唯一主题曲。其实，这首诗只是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在国家主义感召下，写下的一首政治化诗歌，他对这首诗并不很满意，也没有收入他自己编的任何诗集。然而，谁也没想到，这首诗经过历史的沉淀，竟然在74年后和全国大众在心理和感情上达到了沟通。这，证明了闻一多在诗歌中所孕育的“情”，早晚都能爆发出它的“力”。
篇五:《我眼中的清华》
清华大学是一所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它所在的地区曾是北京的名胜园林区，最早在明朝的时候，这里是一个私家园林。清朝时，这里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叫做熙春园，是康熙皇帝的行宫。道光年间，道光 皇帝把熙春园分为两部分，西边的一部分取名为近春园，东边的一部分仍旧叫做熙春园。后来咸丰皇帝即位，将熙春园改名为清华园。这就是“清华园”这个名字的 最早由来了。
而要说到清华大学的建立，则是和一起重大的国耻事件——八国联军侵华相联系的，所以老一代的清华人都把我们的学校称之为“国耻纪念碑”。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于1901年与八国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 约》，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必须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加在一起为9.8亿两。当时的美国政府分得了3200万两，折合美元为2400 万元。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
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
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 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 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在中国培养留美学生。1908年，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留美预备学校，校址 选在清华园，经兼管学部和外交部的军机大臣叶赫那拉氏那桐批准，于1909年开始兴建校舍，1911年，第一批校舍建成，1911年4月29号学校开学， 取名为清华学堂，这就是清华大学最早的历史纪元了。
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校园占地约450亩，全校师生只有1000多人。直 到1925年，清华学校才开始招收大学本科生，当时设了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三个部门，开始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向完全的综合性大学过渡。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1928年成立“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开始得到长足
的发展，1929年，清华大学最后一班留美预备生毕业，结束了我们的留美预备学校的历史。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31到1937年是清华大学的蓬勃发展时期，当时梅贻琦任校长，开始广聘名师，实行名主治校，而且还建立起来了在我国工程教育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清华工学院。这一时期被清华人称为“黄金时期”。 但是很不幸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的北平非常不平静，很多大学开始南迁，清 华大学首先南迁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又迁到昆明，与北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持续了8年，西南联大也坚持了 8年，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正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却是清华历史上出人才最多的时期之一，如最早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杨政宁、李政道，中国“两弹元 勋”邓稼先，都是毕业于西南联大时期；著名的民主人士闻一多、吴晗等，都在西南联大任教。当时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刚毅坚卓”，正是这四个字鼓励清华的学生 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断进取。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才迁回清华园复校，当时只设了文、法、理、工、农等 5个学院，共26个系。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响应国家发展工业的号召，调出文、法、理、农四个学院，其中文科基本上都并入了北京大 学和人民大学，理科并入了北京大学，其他的院系则成立了一些新的学校，比如现在的北京农业大学，就是我们的农学院分出成立的，还有总理温家宝的母校
中国地 质大学，就是当时清华大学地质系分出后成立的，还有因为神州五号升空而名声大噪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是当时我们的航空航天系分出成立的。当时的清华大 学，只留下了工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被称为“工程师的摇篮”。
1978年以来，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逐步恢复了理科、文科、经济和管理类 学科，并成立了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1999年，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成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1年，在教育部批准下，我校成立了医学 院，2002年4月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2004年5月18日，清华大学恢复了航空与航天系，并将他扩大为航空与航天学院，它的首任院长是神州五号的总设 计师，清华大学1952级校友王永志先生。
清华大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13个学院，53个系，成为了一所具有文、法、理、工、医、经 济、管理、航空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今天的清华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全体师生员工的奋斗目标是：到2011年百年校庆之时，争取把清华大 学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近春园遗址公园， “近”是远近的近，“春”是春天的春。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近春园也遭到严重破坏。到同治年间，同治皇帝想重修圆明园，因此拆 除了近春园的所有残存建筑，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圆明园没有修成，而近春园的所有建筑材料也不知去向，从此沦为“荒岛”达100余年。现在一提到荒岛，清华人 都知道是这个地 方。直到1979年，学校才决定彻底改造荒岛，在岛上种
植草坪，修建假山、亭子。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