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民国四大才女》
一、民国四大才女吕碧城
吕碧城（1883年-1943年），安徽旌德人，生于1884年。父亲吕凤歧，光绪三年进士及第（与清末著名诗人樊增祥同年），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家有姐妹四人，吕碧城是老三。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已达到很高水准，当时有“才子”美称的樊增祥读了吕碧城的诗词，不禁拍案叫绝。当有人告诉他这其实只是一位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惊讶得不能相信。
1895年，父亲吕凤歧去世，吕碧城的母亲从京城回乡处理祖产，族人因为觊觎吕家家产，唆使匪徒将乃母劫持。吕碧城在京城听到了消息，四处告援，给父亲的朋友、学生写信求助；几番波折，事情终于获得圆满解决。但此事让小小
年纪的吕碧城显示出了非凡的胆识，却也让与吕碧城有婚约的汪家起了戒心，认为小小年纪的吕碧城，竟能呼风唤雨，于是提出了退婚要求，吕家孤女寡母不愿争执，答应了下来，双方协议解除了婚约。然而在当时，女子被退婚是奇耻大辱。吕碧城虽身为新女性也一度自怨自艾，对其今后婚姻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婚约解除后，吕碧城的母亲带着四个尚未成人的女儿投奔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
吕碧城的一生颇为传奇：她不仅是“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社会活动家、资本家，还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者……
吕碧城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父亲吕凤岐乃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卷。书香之家的熏陶，使吕碧城聪颖而早慧。
吕碧城9岁时便与同邑一汪姓乡绅之子订婚。13岁那年，她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病逝，因无子嗣，全部家产被族人霸占，母亲严氏被强行幽禁。小小的吕碧城挑起重担，给父亲的朋友和学生写信，四处求人告援，囚禁多时的母亲得以脱险。但吕碧城“夫家”却起了戒心：这样的媳妇日后过了门恐怕难以管教，于是提出退婚。自此劫难后，吕家孤儿寡母，势单力薄，只得黯然同意了。因为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女子被退婚是奇耻大辱。虽然身为新女性的吕碧城也难免一度自怨自艾，并对其今后的婚姻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任大总统，吕碧城担任大总统的公府机要秘书。后袁世凯欲称帝，吕碧城不屑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之所为，毅然辞职，携母移居上海。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4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时间长达7年之久。
吕碧城终身未婚，其后逐渐对宗教产生兴趣。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1943年1月24日，她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
二、民国四大才女萧红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
《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
三、民国四大才女石评梅
篇二:《民国四大美女指的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四个美女》
中国有关四的人和物 民国四大美女指的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四个美女，包括“校园皇后”陆小曼，才气与美貌并重的林徽因，有“金嗓子”之称的周璇和“电影皇后”阮玲玉。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一个集美貌与智慧一体的女子，降生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称的杭州... 民国四大美男是指：汪精卫、周恩来、梅兰芳、张学良
四大名妓:董小宛、 陈圆圆、苏小小 、李师师 。
四大美女:.西施、貂禅、王昭君、杨玉环。
四大才女:蔡文姬、卓文君 、上官婉儿、李清照。{民国四大才女是哪四位}.
四大藏书阁：北京文渊阁、沈阳文朔阁、中国四大名园：北京的颐和园，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拙政园，苏州的留园； 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南湖畔）、岳麓书院（今湖南长沙岳麓山）、
嵩阳书院（今河南郑州登封嵩山）、白鹿洞书院（今江西九江庐山），合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 四大名亭，是我国古代因文人雅士的诗歌文章而闻名的景点。它们分别是：绍兴的兰亭、滁州的醉翁亭，北京的陶然亭，长沙的爱晚亭，一说为滁州的醉翁亭，北京的陶然亭，长沙的爱晚亭，杭州湖心亭。 - 四大名酒是指在1952年的第一次全国评酒会上评选出的四个国家级名酒，分别为：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四川泸州老窖，陕西西凤酒。
- 四大名楼是一种泛称，一般是指江南三大名楼（湖北武汉黄鹤楼、湖南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以及山西永济鹳雀楼。 -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供奉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
篇三:《民国四大才女》
民国四大才女简介
吕碧城 吕碧城生于1883年，父亲吕凤岐是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卷。
吕碧城
12岁那年，父亲去世，因吕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定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
1904年，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敛之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从此，吕碧城声誉鹊起，一发不可收。此后，她兴办女学、提倡女权、出国游学，后因不屑袁世凯称帝，毅然辞去了大总统秘书的职位。
动荡的时代，新旧擅递，社会剧烈的变革，个人不同寻常的境遇，使碧城的词别开生面，多姿多彩，倍受世人瞩目。吕碧城是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新女性，也是近代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诗词创作，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才华，作为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录六十六位名家词作四百九十八首，吕碧城五首殿后，有“一代词媛”之称。文学家潘伯鹰形容她的词“足与易安俯仰千秋，相视而笑”近人钱仲联先生作《南社吟坛点将录》将吕碧城目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认为“(碧城)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秀。”[1]
民国四大才女生平
吕碧城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吕凤岐曾做过山西学政，但在她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且无子嗣，其家族拒绝分配遗产，其母无奈之下只能带着吕家四姐妹投奔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八品官）的舅父严凤笙。
8年后，在清末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吕碧城有意去天津“探访女学”而遭到舅父严词骂阻，并训之以女子当“恪守妇道”。愤然之下，年方二十的碧城小姐逃出家门，独闯天津。[2]
1923年，也就是吕碧城离家出走的20余年后，鲁迅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娜拉出走之后”，谈到娜拉出走之后会面临的两个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当时女性很难在经济上做到独立，“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他还告诫年轻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而当年，当离家出走时的激愤、兴奋渐渐地消退，吕碧城第一个意识到的就是这个现实问题：她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就在她苦想无计的时候，通过和车上乘客的谈话，她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好心的女人非常同情吕碧城的遭遇，不仅为她补上车票，抵达天津之后，还将暂时无处可去的吕碧城带到自己家中安顿下来。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吕碧城经过打听，得知方太太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中，于是提笔给她写了封长信。无巧不成书，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一读之下，不禁对吕碧城的文采倍加称许，又兼得知吕碧城就是自己早先认识的才女吕美荪之妹，便欣然前往佛照楼探望。两人相见后，言谈甚欢，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胆识甚是赞赏，当即约定聘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这对吕碧城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那意味着她拥有了当时离家出走女性面临的“堕落”和“回来”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作品，因其迥异于一般女性的开阔视野和胸襟，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当时名流纷纷唱和，并登门造访。
而且，吕碧城的文章还为她引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朋友。
1904年6月10日，借住在英敛之家中的吕碧城正在看书，门房举着一张名片进来禀报说：“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吕碧城接过名片一看，上书“秋闺瑾”三字。等到门房将此人引进来之后，吕碧城但见来客身着长袍马褂，一副男人的装扮，头上却梳着女人的发髻，长身玉立，目光炯炯，英气勃发，气度非凡，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此人就是后来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当时正准备留学日本。秋瑾亦曾以“碧城”为号，因此许多人经常将吕碧城的诗词误为秋瑾之作，而秋瑾读吕碧城的作品，亦尝有引为同调之感，所以此次留日之前，特来登门拜访。
吕碧城和秋瑾交谈之下，不禁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晚，吕碧城即将秋瑾留宿在自己的住所内，彻夜长谈，同榻而眠。对于国家的积弱凋敝、政府的腐败无能、民族的危机忧患，两人在观点上可谓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各有选择。秋瑾试图劝说吕碧城跟她一起东渡扶桑，筹划革命。可是吕碧城自称是个世界主义者，虽然同情革命派，但并没有政治上的企图，相反，她更愿意从教育入手，启迪民智，转移社会风气，以为将来济世救民作准备。
吕碧城和秋瑾的此番相会不足四天，却一见如故。二人约定，秋瑾去日本从事革命事业，吕碧城则在国内倡导舆论，遥相呼应。秋瑾还慨然取消其“碧城”之号，让与吕碧城专用，成就了两位卓异女性间的一段因缘佳话。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就《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一度也使自己陷于险境。
吕碧城不但才华出众，特立独行，便是在穿衣打扮上，亦是敢于领时代之先，处处风标高致。她喜穿洋装，而且最爱绣有大幅孔雀的衣衫。女作家苏雪林在《女词人吕碧城与我》一文中记述说，虽然因缘交错，使得自己和吕碧城从未谋面，但一直对其心怀仰慕，曾“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支，美艳有如仙子”。
英敛之与吕碧城相识后，因为欣赏其才华胆识，一度生出倾慕之心。英敛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觉感到丈夫的热心有些过了头，暗自伤心悲痛，几欲离家避走。最后，英敛之“发乎情，止乎礼”，以君子之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业上给予吕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对她力加拔擢，还将她引荐给当时的众多社会名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敛之和吕碧城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地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
在个人层面上，吕碧城个性很强，遇事极有主见，随着交往日多，在各种事情上，难免与英敛之言语失和，甚至发生矛盾争执。由于英敛之对吕碧城恩情太深，所以这时吕碧城即使没有忘恩之心，在别人看来，也难免有负义之嫌。英敛之对她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地变为不耐和反感，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终于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吕碧城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这些都为英敛之所不喜，并曾因此批评过她，吕碧城对此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几位教习打扮妖艳，不东不西，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于师德。当时的女教习并不多，打扮妖艳者更屈指可数，又兼英敛之之前曾经对自己的装扮有过微词，吕碧城读后觉得这是在刻意讥刺自己，于是在《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
在上海，吕碧城投身商界，从事外贸生意，凭借自身独特的女性魅力、过人的才干胆识，再加上在政坛和上流社会所累积的丰富人脉，迅速在号称“冒险家乐园”的十里洋场崭露头角，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的财富。
驰骋于商场、旋转于舞场的同时，吕碧城也继续着自己诗词唱和的生涯。1914年，她在上海加入由柳亚子等人创办的著名诗歌社团——南社。当时，吕碧城与南社同仁，如汪精卫、张默君、铁禅、余十眉等，都有往来。柳亚子称其为“南社女诗人中的佼佼者”，林庚白赞其曰：“碧城故士绅阶级中闺秀也，惊才绝艳，工诗词，擅书翰……读之使人回肠荡气，有不能自已者。”这一时期，吕碧城还自学了法、德等语言。{民国四大才女是哪四位}.
对于婚姻，吕碧城因“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母亲病逝后，吕碧城了无牵挂，又兼经济上已经具有足够的能力，1920年，一直向往西方的她以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只身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旁听，主攻美术，兼学历史和文学，同时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
旅居西方的她，长年住在当地的豪华宾馆里，因为其气质高贵、出手豪绰，许多西方人甚至以为她是东方的公主。到处是缤纷的色彩，悠扬的音乐，然而身处锦绣丛中、繁华世界，她的心中却有不为人知的落寞，自觉如一粟漂于沧海，感慨不知生存的目的何在。
1943年1月4日，吕碧城梦中得一诗，抄寄友人：“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这也是她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作，堪称绝命诗。
20天后，61岁的吕碧城在香港九龙辞世。
民国四大才女个人记录
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女权运动及女子教育的先驱者。[2] [3]
民国四大才女个人著作
吕碧城著作颇丰，诗词、散文俱佳。代表著作有《信芳集》、《吕碧城集》、《欧美漫游录》等。
代表诗词{民国四大才女是哪四位}.
《琼楼》
琼楼秋思入高寒，看尽苍冥意已阑；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
金轮转劫知难尽，碧海量愁未觉宽；欲拟骚词赋天问，万灵凄侧绕吟坛。
《祝英台近》
缒银瓶，牵玉井，秋思黯梧苑。蘸渌搴芳，梦堕楚天远。
最怜娥月含颦，一般消瘦，又别后、依依重见。
倦凝眄，可奈病叶惊霜，红兰泣骚畹？滞粉黏香，绣屧悄寻遍。
小栏人影凄迷，和烟和雾，更化作、一庭幽怨。[2]
民国四大才女萧红 民国四大才女简介
萧红，1911年6月2日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府（1905年1月至1913年为呼兰府，2004年后划为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萧红
1930年，萧红因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萧红一生受尽白眼冷遇，她的作品中最有成就的是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家，她一生拒绝给定、拒绝平庸，这不仅体现在她对传统社会的抗争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更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不管是从题材选取还是手法运用，萧红都拒绝已有成法，另辟蹊径，坚持自己别致而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萧红将北方乡村特有的荒凉旷野下人们的生存状态、风俗文化，第一次如此逼真的带入文坛，使文坛既陌生又无限新奇。[1]
民国四大才女生平
萧红的童年并不美好，生母早亡，父亲张廷举续弦后，继母梁亚兰与萧红姐弟感情并不亲密。据黑龙江大学萧红研究中心副主任叶君介绍，父亲张廷举在当时，担任过呼兰小学校长，通俗出版社社长，省教育厅秘书等职，表面上的做派比较新，但骨子里的观念比较旧。萧红母亲死后，家境变坏，张廷举工作和理家不能兼顾，心情不佳，对孩子也没有好态度。这些都给幼时萧红留下了影响。
家中最疼爱萧红的就是祖父张维祯，叶君说：“她常跟祖父一起在后花园里做游戏，栽花、种菜、拔草，捉蝴蝶等。这后花园，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
篇四:《民国四大才女》
民国四大才女
1912年，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覆灭，中华民国正式成立。紧随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渐渐开化。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
1912年，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覆灭，中华民国正式成立。紧随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渐渐开化。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她们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及审美倾向而独树一帜，令当时的男性作家耳目一新。尤其是她们将自身大胆的人生情爱追求和不懈探索精神，渗透融合与文学作品之中，达到了更鲜活更新奇的效果，成为当时文学中的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
一、最后一位女诗人——吕碧城
吕碧城生于1883年，父亲吕凤岐是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卷。12岁那年，父亲去世，因吕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定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
1904年，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敛之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从此，吕碧城声誉鹊起，一发不可收拾。此后，她兴办女学、提倡女权、出国游学，后因不屑袁世凯称帝，毅然辞去了大总统秘书的职位。
动荡的时代，新旧擅递，社会剧烈的变革，个人不同寻常的境遇，使碧城的词别开生面，多姿多彩，倍受世人瞩目。吕碧城是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新女性，也是近代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诗词创作，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才华，作为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录六十六位名家词作四百九十八首，吕碧城五首殿后，有“一代词媛”之称。文学家潘伯鹰形容她的词“足与易安俯仰千秋，相视而笑”近人钱仲联先生作《南社吟坛点将录》将吕碧城目为“地慧星一丈青启三娘”，认为“(碧城)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秀。”
二、文学洛神——萧红
萧红，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的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
1930年，萧红因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萧红一生受尽白眼冷遇，她的作品中最有成就的是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
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家，她一生拒绝给定、拒绝平庸，这不仅体现在她对传统社会的抗争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更体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不管是从题材选取还是手法运用，萧红都拒绝已有成法，另辟蹊径，坚持自己别致而独特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萧红将北方乡村特有的荒凉旷野下人们的生存状态、风俗文化，第一次如此逼真的带入文坛，使文坛既陌生又无线新奇。
三、北京著名女诗人——石评梅
石评梅是中国近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而自取笔名石评梅。石评梅出生于山西一个清末举人家庭，自幼受“四书”、“五经”熏陶，有深厚的文字功底。
1919年，“五四运动”后，石评梅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在女高师读书期间，期间，她结识了一大批挚友，也因此闯入了文学的门槛。石评梅开始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文学》，以及她与陆晶清参与编辑的《妇女周刊》、《蔷薇周刊》等等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其中尤以诗歌见长，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
石评梅的作品不仅有缠绕不清的哲学臆病和清冷的悲哀色彩，而且在感情的层面上也表现得脆弱和哀苦，通篇充满了“冷月、孤坟、落花、哀鸣、残叶”等冷艳的词汇，她的作品仿佛是一串串泪珠汇成，可谓满纸辛酸泪。然而她的善感与抑郁的气质并不妨碍她对女性命运和人生的思考，反而使她能够从悲观主义的角度循着情感的悲哀逻辑进行思辨与觉悟，表现一种极热烈又悲哀至极的呐喊。庐隐曾评价她说，石评梅注定了她是悲剧中的主角。她经历了从幻想到现实痛苦，从虚幻、失望、渴望到仇恨、反抗、破坏的连续悲剧起落的过程。她的散文就她自身的情感苦旅和这中间巨大的思考时空的真实记录。
石评梅的作品无论是对光明的渴望、爱情的追求，还是对妇女和社会的解放的渴望，都充满着柔弱女性奋力挣扎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她的作品呈现了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从充满时代悲哀的叹息到对理想追求执著精神的转变过程;她充满了对既崇敬又心爱的人的缅怀，也表现了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同时，她深深地理解中国劳动妇女以及全民族的悲惨命运和对黑暗的抗争，从而使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执著精神也赫然纸上。
四、一代传奇——张爱玲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张爱玲的父亲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遗少型少爷，而母亲是一位新时代女性，因不满丈夫纳妾，而流浪欧洲。张爱玲和弟弟是在父亲和继母的监管下长大的。或许这是导致张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与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符合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世人所有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
发表在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使张爱玲一举成名，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
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有了生命，直钻到人心里去。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着家常，却始终保持着看客的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的作品里，尤以《金锁记》最被大众喜爱，故事里塑造了一个可憎可恨可怜的曹七巧，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没有痛诉、没有反抗、只给人一宗苍凉的感觉，一如她的大部分作品一样。
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四人境遇各有不同，文学各有所长，但却都因其才情、文学贡献成为民国时期甚至整个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人欲说还休，却久久不能忘怀。
篇五:《民国四大才女》
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1912年，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覆灭，中华民国正式成立。紧随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民主和科学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渐渐开化。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家及作品。她们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及审美倾向而独树一帜，令当时的男性作家耳目一新。尤其是她们将自身大胆的人生情爱追求和不懈探索精神，渗透融合于文学作品之中，达到了更鲜活更新奇的效果，成为当时文学中的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更是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吕碧城】
吕碧城生于1883年，父亲吕凤岐是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卷。12岁那年，父亲去世，因吕家无男子，族人便以其无后继承财产为名，霸占吕家财产，与吕碧城9岁时便议定婚约的汪氏，见吕家变故，也连忙退婚。1904年，吕碧城结识了天津《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并以绝妙文采，得到英敛之的赏识，成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从此，吕碧城声誉鹊起，一发不可收。此后，她兴办女学、提倡女权、出国游学，后因不屑袁世凯称帝，毅然辞去了大总统秘书的职位。
动荡的时代，新旧擅递，社会剧烈的变革，个人不同寻常的境遇，使碧城的词别开生面，多姿多彩，倍受世人瞩目。吕碧城是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新女性，也是近代杰出的女词人，她的诗词创作，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才华，作为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录六十六位名家词作四百九十八首，吕碧城五首殿后，有“一代词媛”之称。文学家潘伯鹰形容她的词“足与易安俯仰千秋，相视而笑”近人钱仲联先生作《南社吟坛点将录》将吕碧城目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认为“(碧城)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秀。”
吕碧城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吕凤岐曾做过山西学政，但在她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且无子嗣，其家族拒绝分配遗产，其母无奈之下只能带着吕家四姐妹投奔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八品官）的舅父严凤笙。8年后，在清末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吕碧城有意去天津“探访女学”而遭到舅父严词骂阻，并训之以女子当“恪守妇道”。愤然之下，年方二十的碧城小姐逃出家门，独闯天津。1923年，也就是吕碧城离家出走的20余年后，鲁迅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娜拉出走之后”，谈到娜拉出走之后会面临的两个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当时女性很难在经济上做到独立，“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他还告诫年轻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而当年，当离家出走时的激愤、兴奋渐渐地消退，吕碧城第一个意识到的就是这个现实问题：她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就在她苦想无计的时候，通过和车上乘客的谈话，她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好心的女人非常同情吕碧城的遭遇，不仅为她补上车票，抵达天津之后，还将暂时无处可去的吕碧城带到自己家中安顿下来。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吕碧城经过打听，得知方太太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中，于是提笔给她写了封长信。无巧不成书，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一读之下，不禁对吕碧城的文采倍加称许，又兼得知吕碧城就是自己早先认识的才女吕美荪之妹，便欣然前往佛照楼探望。两人相见后，言谈甚欢，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胆识甚是赞赏，当即约定聘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这对吕碧城来说，是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
件，那意味着她拥有了当时离家出走女性面临的“堕落”和“回来”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作品，因其迥异于一般女性的开阔视野和胸襟，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当时名流纷纷唱和，并登门造访。而且，吕碧城的文章还为她引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朋友。
1904年6月10日，借住在英敛之家中的吕碧城正在看书，门房举着一张名片进来禀报说：“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吕碧城接过名片一看，上书“秋闺瑾”三字。等到门房将此人引进来之后，吕碧城但见来客身着长袍马褂，一副男人的装扮，头上却梳着女人的发髻，长身玉立，目光炯炯，英气勃发，气度非凡，一看就不是寻常之辈。此人就是后来号“鉴湖女侠”的秋瑾，当时正准备留学日本。秋瑾亦曾以“碧城”为号，因此许多人经常将吕碧城的诗词误为秋瑾之作，而秋瑾读吕碧城的作品，亦尝有引为同调之感，所以此次留日之前，特来登门拜访。
吕碧城和秋瑾交谈之下，不禁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当晚，吕碧城即将秋瑾留宿在自己的住所内，彻夜长谈，同榻而眠。对于国家的积弱凋敝、政府的腐败无能、民族的危机忧患，两人在观点上可谓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各有选择。秋瑾试图劝说吕碧城跟她一起东渡扶桑，筹划革命。可是吕碧城自称是个世界主义者，虽然同情革命派，但并没有政治上的企图，相反，她更愿意从教育入手，启迪民智，转移社会风气，以为将来济世救民作准备。
吕碧城和秋瑾的此番相会不足四天，却一见如故。二人约定，秋瑾去日本从事革命事业，吕碧城则在国内倡导舆论，遥相呼应。秋瑾还慨然取消其“碧城”之号，让与吕碧城专用，成就了两位卓异女性间的一段因缘佳话。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就《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一度也使自己陷于险境。
吕碧城不但才华出众，特立独行，便是在穿衣打扮上，亦是敢于领时代之先，处处风标高致。她喜穿洋装，而且最爱绣有大幅孔雀的衣衫。女作家苏雪林在《女词人吕碧城与我》一文中记述说，虽然因缘交错，使得自己和吕碧城从未谋面，但一直对其心怀仰慕，曾“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支，美艳有如仙子”。
英敛之与吕碧城相识后，因为欣赏其才华胆识，一度生出倾慕之心。英敛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觉感到丈夫的热心有些过了头，暗自伤心悲痛，几欲离家避走。最后，英敛之“发乎情，止乎礼”，以君子之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业上给予吕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对她力加拔擢，还将她引荐给当时的众多社会名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敛之和吕碧城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地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
在个人层面上，吕碧城个性很强，遇事极有主见，随着交往日多，在各种事情上，难免与英敛之言语失和，甚至发生矛盾争执。由于英敛之对吕碧城恩情太深，所以这时吕碧城即使没有忘恩之心，在别人看来，也难免有负义之嫌。英敛之对她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地变为不耐和反感，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终于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吕碧城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这些都为英敛之所不喜，并曾因此批评过她，吕碧城对此不以
为意，依旧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几位教习打扮妖艳，不东不西，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于师德。当时的女教习并不多，打扮妖艳者更屈指可数，又兼英敛之之前曾经对自己的装扮有过微词，吕碧城读后觉得这是在刻意讥刺自己，于是在《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在上海，吕碧城投身商界，从事外贸生意，凭借自身独特的女性魅力、过人的才干胆识，再加上在政坛和上流社会所累积的丰富人脉，迅速在号称“冒险家乐园”的十里洋场崭露头角，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的财富。
驰骋于商场、旋转于舞场的同时，吕碧城也继续着自己诗词唱和的生涯。1914年，她在上海加入由柳亚子等人创办的著名诗歌社团——南社。当时，吕碧城与南社同仁，如汪精卫、张默君、铁禅、余十眉等，都有往来。柳亚子称其为“南社女诗人中的佼佼者”，林庚白赞其曰：“碧城故士绅阶级中闺秀也，惊才绝艳，工诗词，擅书翰……读之使人回肠荡气，有不能自已者。”这一时期，吕碧城还自学了法、德等语言。
对于婚姻，吕碧城因“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母亲病逝后，吕碧城了无牵挂，又兼经济上已经具有足够的能力，1920年，一直向往西方的她以上海《时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只身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旁听，主攻美术，兼学历史和文学，同时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
旅居西方的她，长年住在当地的豪华宾馆里，因为其气质高贵、出手豪绰，许多西方人甚至以为她是东方的公主。到处是缤纷的色彩，悠扬的音乐，然而身处锦绣丛中、繁华世界，她的心中却有不为人知的落寞，自觉如一粟漂于沧海，感慨不知生存的目的何在。1943年1月4日，吕碧城梦中得一诗，抄寄友人：“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