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突然从梦中醒来，不知为何感到一阵淡淡的悲伤，第二天母亲告诉我昨晚我爷爷去世了。心情没有太大的波动，只是感觉被痛苦纠缠了这么久，终于可以解脱了。最后的那几天我回去看望过他，一个将死且被痛苦所折磨的老人多少带给了我一些别样的感受。生命就是如此的脆弱，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呼吸，心脏停止了跳动，人的一生也就走向了终点。
死亡面前，一切都变得那么渺小，它是不可避免的生命终点,却又是人们最难面对和接受的事实。面对死亡，你会不可避免地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不信来世，也不信轮回，那些太遥远，太缥缈，太不切实际，所以我会去思考当下，人终有一死又为何要去生？
李小龙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中说道：“人生是一段等待死亡的过程。”细细想来的确不错，死亡总是不期而至，令人恐惧、也可能令人瘫痪。从我们意识到难免一死讲起。像所有生物，我们挣扎求生。但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我们知道这一挣扎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必须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这是十分难得的，因为死亡的恐惧，我们努力工作，以推迟死亡；我们竭力抗争、甚至拒绝死亡。所有这些努力，带来了某些最辉煌的成就。
同时，对于死亡的恐惧使我们更加眷恋这世界上的东西，我眷恋每本书中动人的思想、我眷恋赛场上每个精彩的进球、我眷恋打针时护士认真的表情、我眷恋哭泣时妈妈脸上安慰的微笑，世间有如此多美好的事物，让我身体得到舒适，让我心灵得到充实。死是必然到来的假期，那为什么不活着看看呢？更何况世间总要有人承担痛苦的角色，因为只有痛苦才能衬托出幸福，只有漆夜后的黎明，风雨后的彩虹才会给人最美的感受。所以史铁生才会说：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突然想起知乎上的一句话：我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我余生最年轻的一天。我当然要好好的活着，才能对得起这美好的时刻。
篇二:《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 ---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昨日的世界》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而这一切的
起始点却是一个悲剧，梁漱溟先生父亲梁济是一位性格耿介的读书
人，清朝做了一个小官，清亡不仕，七年后自杀殉清。他在遗书中说：“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
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梁济殉的乃是儒家思想。对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而把这种教育
内化到内心深处而成为一种道德的自觉的时候，一旦他发现他所信仰
的体系崩塌了，那种人生无意义感一定是极其强烈的。所以他选择了
死。但梁济并不是绝望的，他只是失望，他对国族的未来没有了方向感。死前三天，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世界会好吗？父亲的这个问题，成了梁漱溟终生奋斗的动力，力图寻求答案，为民族，为国家找到一
条走出历史沼泽的道路。 梁先生少年研读儒家经典，佛教经典，青年即为北大哲学讲师，
人到中年他带领家人离开北京来到山东农村，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实
验，直到抗战爆发，日本人占领山东才告结束。他的这段实验性质的
实践，为后来新中国农村的组织，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他和晏阳初，陶行知一起成为了中国那个时代最深入基层的进行社会改造实验的三个思想家。为农村社会现代化，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抗战结束后，他又积极参与国事，为国家和平奔走。解放后，老先生不改其狷介之风，在和毛对话中有过著名的：“你没有雅量”的故事。
晚年他接受美国作家艾开的专访，写成了一本书，总论自己一生，评点人物，谈论自己的思想。书名就以几十年前他父亲临死前问他的那句话来命名的《这世界会好么》。 他在谈话中回答了他父亲的问题，这也是他用一生寻求到的答案。他比较了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本源的不同那就在于：中国文化它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既不想基督教文化那么相信神，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否定人生。所以他斩钉截铁的回答艾凯中国文化还有什么威胁的时候说：我看没有什么威胁了.......中国文化要复兴了。他隔了一个甲子的时间肯定地回答了他父亲的问题：这世界会好的！
先生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面对清末开始的中国国家的急剧衰落的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父亲：这世界会好么？的疑问，用自己的一生需求答案。梁济和王国维先生用死来为衰落的中国文明殉葬用死来为衰落的文明最后一次呐喊，梁漱溟先生用向死而生的精神试图为衰落的文明寻一出路。正是有这样一些拼命硬干的人，中华文明才能千年不绝于缕，生生不息。{向死而生作文题材}.
而今天，面对中华文明复兴即将成为现实的局面，我们似乎可以更自信地回答梁济先生了：这世界会好的！ 梁济，王国维对中国文明的衰落感到痛心，以死殉葬。古今中外其实这样知识分子很多。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就是一位。斯蒂芬茨威格出生在奥地利一个极其富裕的犹太商人家里，因为他是次子，无需继承管理家业重担，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学习创作，在整个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前半段他度过了他的一生。而19世纪后半段到20世纪20年代正是西方工业文明最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铁路铺遍了欧洲、美洲，汽车开始在富裕国家普及，爱迪生和一众伟大的发明家的发明让电话，电报，电灯进入了生活，人类活动半径空前扩大，似乎一切都那么美好，只要按照这样下去，世界就会越来越好。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带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不到十年1929年的经济危机又催生了纳粹这个恶魔。信仰人类理性文明的斯蒂芬茨威格绝望了，他满怀热情的回忆了那个曾经美好的欧洲，和这个欧洲如何烂下去的过程写下了《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不久之后就和他妻子双双自杀于巴西。他在遗书中说：与我同操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也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亦已自我毁灭，在此之后，除了这里，我不想到任何别的地方去彻底重建我的生活了。
文明会兴起，会衰落，在这其中文明文化的担当者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内心折磨之深往往出乎常人的意料。而正是这种痛苦折磨，为文明转型，为文明摆脱桎梏用他们生命的思考垫平了道路。梁王之死，旧文化随之死亡，新文化在54运动中诞生，之后中国在新文化的带
领下一步步摆脱了文明衰落的过程开始了艰难复兴。茨威格死后，西方那种建立在过度理性传统上的以利益为唯一考量的旧制度随之死亡，奥斯维辛之后无诗，新的西方文明在战后建立，新文明更注重人，更注重情感。西方文明在战后再次爆发出勃勃生机。 面对文明，知识分子要有担当，无论是像梁济，王国维，茨威格一样以死问路，还是像梁漱溟先生那样孜孜以求以身寻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人生读书忧患始，如果把读书当作庸俗的追求黄金屋，颜如玉的敲门砖的话，一生终究活在庸俗之中，将有限的生命和投入到绝对意义的探究中去，将人生附着在时代大洪流中去，人生将更加丰满而有意义.
推荐书单：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晚年口述 （美）艾凯 采访 梁漱溟口述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作者：斯蒂芬 茨威格 翻译：舒昌善 孙龙生 刘春华 戴奎生 生活 读者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篇三:《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
有人说：“这本书活似一位上师。”的确，《西藏生死书》针对生死问题提供了许多法门和答案，其背后屹立着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上师。本书自始至终都是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智慧，他们通过了悟心性所建构的慈悲世界的愿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本书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前段时间跟我姑姑聊天，突然感受到了死亡的魅力。几年前一场意外夺去了姑父的生命，留下了她和正上小学的弟弟。而现在看她，已不复开始的悲伤沉郁，言语间袒露出豁达随意。就像那些得了癌症然后突然看开去环游世界的人一样，是真的没什么好怕的了，死过一次的人还会怕再死一次吗。
如果一个人内心真的坚强，那么他何须害怕表达，或不安沉默。一切都应是来去自如。他的心不该是迷宫，而是一面镜子，照应别人，也审视自己。而有的人却长久地耻于表达深处的感受。怕别人因掌握了解自己而产生轻视伤害与侮辱。将让自己衍化出更多难以释怀的恨意。这何尝不脆弱？ 归根结底，凡此种种是被生出的自我牢牢套住。
我们为什么而活。也许就是所谓的“自我存在感”。没有存在感，生存的意义又在何处。我们给自己不断设定目标。希望有朝一日以向别人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存在感，但同时又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认可。在矛盾冲突中，从一个陷阱跳到另一个陷阱，患得患失，身陷囹圄。
每当我们迷失方向或懒散的时候，观照死亡和无常往往可以震醒我们回到真理：生者必死，聚者必散，积者必竭，立者必倒，高者必堕。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是：当下，此时此地。接近死亡，可以带来真正的觉醒和生命观的改变。 想过一个问题，如若是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因为不相信生死轮回，也就没有了再塑人生的信念支持，在死亡时怎样才能减缓痛苦？我想，大概是，我们一生的所作所为，造就了我们去世时的模样。而每一件事，绝对是每一件事，都很重要。
篇四:《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
最近看了一期我很喜欢的杨石头参加的节目，在节目中我第一次得知杨石头原来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这种无法根治的病。他自己也谈到由于事业的原因没有时间去好好治，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把他当什么事。他说他的人生态度是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虽然曾经也有听到过 ，但是当一位真正的实践者给你提出来时，那这四个字的分量就变得非同一般。这个星期里我的脑中总会浮现一些关于“向死而生”的这个主题的思潮。感谢神借着“向死而生”重新让我的生活态度明确并让我又一次激荡起思维的涟漪。
在这个世界上，“生”是生命和人生的起点，“死”是生命与人生的终点。我们一切所谓的人生故事就在这段人生旅程中展开。在很多人眼中人生或许就是从生到死的单向进程，可在我最近才发现事情或许不是那么简单。有一部分人的确是单向进程，可是对于有那么一群人生其实更像是一段“折返跑”
在人的一生之中有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成熟，成熟的定义有很多。我给成熟的定义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会死的人，真正正视死亡这个事实并严肃认真的思考这个事实。以故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他的名着「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中进行了一种「实存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并下定义说:「人是向死的存在」这也是所有人肉体的光景。
我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真正思考过死亡的如何去真正理解“生”的意义。他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一个不成熟的人最大的表现之一就是【否定死亡】，不把死亡当一回事，想一下小孩子的样子——小孩子不去思考自己会死。每天只要有开心的事情就笑，不开心的事情就哭。试想几十年过去了有多少人真正成熟了呢？绝大部分的人不还是不愿提及和思考死亡。试想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碌碌无为是不是还是过着一种做事情容易拖延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的根源我决定就在于【对死亡的否定】，因为当你像永远不会死一样地生活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拖延你明知要做的事情。你所过的生活常常是【准备明天，忘掉准备的明天，回忆昨天。结果是几乎浪费了生命中的每一天】{向死而生作文题材}.
而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正是明确了自己必死的结局，那他做的做的事情才能超越死亡的结果，他的灵魂才能真正明白他生的价值，让后想要回到那起初的“生”，而这样的常常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他的灵魂看透死亡后不愿与肉体去到那必定的死，知道要回到那“生”，不仅渴望“生”更渴望到那“生”的源头。这样的人在接下来的日就是朝着“生”的方向去活了。他就开始了人生的“折返跑”
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人们好像都太忙了，忙工作，忙家庭，忙社交。好像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死亡，死亡也是大部分人根本不愿提及的话题。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觉得思考他根本没有意义，所以这样的人常常以一种盲目的乐观来生活，始终对未知的的未来充满幻想，对已知的未来——死亡却漠然置之。人们的心性如果没有在已知未来的基础上来建构那未知的未来，那等到死亡来临的时候当他所建好的没有根基的未来崩塌的时候他的整个心也就崩塌了。
“向死而生”我要牢记这几个字，让我的生命真正建立得胜死亡的耶稣基督上，愿基督我的带领我回到那生命的源头。
2013-08-04 4:03 PM
篇五:《2015年作文素材》
2015年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
1．文学翻译不能总靠市场讨生活
这些年，有关文学翻译稿费过低的讨论，多次见诸报端。“过去翻译一本书的稿费都可以在北京买到一个四合院，但是现在买一个厕所的角落都不够。”类似说法，也广为传播。近日，翻译家许渊冲获得国家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在众多报道中，也有不少人提到当下文学翻译稿费过低的现状，引发公众共鸣。（8月31日《华西都市报》）
在中国，文学基本还在头疼于“向死而生”的议题，就算没有“千字20-80元”的标准佐证，文学翻译的日子，自然也好过不到哪儿去。8月初，在柏林举行的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文学翻译家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家联盟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该奖项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然而，在老翻译家名至实归的背后，却是国内文学翻译人才断层、数量寥落的现实身影。
翻译很火，譬如同声传译，而文学翻译却门庭冷落。冷落的原因，无非是文学翻译是件叫好不叫座的活儿。“叫好”的意思，是人人皆知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历史而言，自19世纪启蒙思想家严复将《天演论》译成中文，诸多文学翻译领域的先行者，凭借个人禀赋与志趣持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启民智、传西学，裨益社会，滋养性灵。对内而言，没有应时而生的译著，恐怕就没有一代又一代文学大师，譬如果戈里之于鲁迅、歌德之于郭沫若、屠格涅夫之于巴金，以及安徒生之于叶君健等。对外而言，没有传情达意的译著，中国文学就不可能骄傲地“走出去”。事实上，自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度就不断提高，不少评论家认为，莫言获奖，英文译者葛浩文和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功不可没。
“不叫座”的意思，无非是说翻译工作的诗意，往往被匮乏的物质回报所消弭殆尽。结果就是三种乱象：一是为了混温饱而抢时间。当初，傅雷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用了近5年时间，每天翻译800字，推敲斟酌，方为精品。如今，畅销小说《纸牌屋》的译者何雨珈却直言，“现在,一本几十万字的外文小说，翻译周期通常在4—8个月，算下来平均每天要翻译近3000字。”二是低稿酬逼人“层层分包”。往往是出版社将文本外包给翻译公司，翻译公司网上“悬赏”转包给做兼职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又将部分文本外包给朋友或学弟学妹„„如此下去，甚至你读到的译著有可能是翻译自外国语学校的高中生之手。三是商业化等不及精品化。曾有某出版社将26部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按丛书翻译出版，这26部作品涉及十多种国家的语言，竟是由 “一人带队组团”翻译，事后证实，其翻译手段无非是“狂抄书”加“嫁接术”。
这些年，微信朋友圈常有一些原版“美文”，随后是近乎完全脱离原文内容与形式的译作，貌不合而神更离地表演着中文的“博大精深”。乔布斯的情书、莎士比亚的十四行等无一幸免。文学翻译基本的“信雅达”，也沦为一种无边无际的玩笑。这就是被解构与市场化之后的文学翻译现状。可是，“中国故事”要讲好，文化互通要尽少损耗，文学翻译该怎么走呢？有一点是肯定的，连中国楼市都在宏调下走了十多年，文学翻译总不能丢给市场就不管不问。口惠实至，行政帮扶，中国的文学翻译才能平稳度过干涸期。
2．对市委书记捡垃圾当不妨“冷眼观之”
据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消息，微博用户@橙子loveyou称，昨日上午10点左右和小伙伴们爬山，在毓秀山偶遇新余市委书记刘捷，当时刘捷正在清捡路旁的垃圾。该网友直呼不敢相信，呼唤小伙伴们都到毓秀山求偶遇！市委书记当起了志愿者，你会点赞吗？（8月31日《新京报》）
市委书记当志愿者，若是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环境中，这本不足为奇。然而若在官本
位国家，这却是一件稀奇之事。因为真实的情况是，官员高高在上并“藏于深衙”，很难有地气的机会，以至于官员下班后像常人那样去逛逛路，也会在第二天成为“头条新闻”，并上升到“某某领导逛街考察民情”的高度。原本的人之常态，被冠以太多的身份角度与地位属性，为官者还是为民者之间，天然存在一条价值鸿沟。
割裂的认识之下，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不仅对官员的行为形成了限制，也左右了其他非官者的判断习惯。彼此都认为，为官者就应有为官者的架子，官员深居简出保持神秘感是天经地义，其他人对此也高度认可。正是这样的长期习惯形成，使得整个社会都缺乏一种平等的观念，平和的心态，作为正常人的基本表现，却因为固有的偏见而成为罕事。
在国外，国家元首下班后到超市购物，或者送孩子读书，或者在马路上当志愿者，并没有引起惊叹和尖叫。究其原因在于其国家文化中，最基本的就是权利平等的意识。不管你职位再高，权力再大，首先你是一个普通的人，也拥有你普通人的应有权利，因而你当志愿者也好，作义工也罢，都是一个人自由的选择。就像那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价值和权利标准，思想的“平等”才能避免“偶遇领导”引发舆论围观，以及褒之过度。
离开了平等和常态的前提，那么对于“偶遇领导”就会出现舆论的两极分化，要么是遇官则疑，要么就是褒之过度，却鲜有人“冷眼观之”，无论是真实践也好，还是假作秀也罢，把官员与他身边的人等同起来，不强调身份，也不附带级别，将其视为一个普通而具有正常权利的人，才能保持平淡而冲和的心态，也会让舆论不过于大惊小怪，让自己和为官者都感到不适应。确切的说，市委书记捡垃圾之所以稀奇而少见，并非官员群体单方面的错，社会普通一员都应进行自我反思。
有人说，“偶遇官员”成为常态，才不会有作秀的质疑。其实反过来，对官员的行为从常人的角度去理解，从权利自由的层次，既不过度赞扬，也不轻易贬损，以“人在做，天在看”的态度“冷眼观之”，才能构建一个理性而宽容的社会，也才能培植和引导正常的价值标准。如此，官场伦理和是非判断才不会被情绪化所左右。因而，当我们再次面对“市委书记当起了志愿者，你会点赞吗”这个问题时，真正的答案应当是，既不点赞也不质疑，而只是平常视之。因为此时的市委书记跟常人并无二异。
不唯官，不唯上，不唯权，不媚富，或许对“偶遇官员”才会少一些纠结而多一些平和。要给官员去魅，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还得减少权力崇拜和迷恋。
3．儿童军训是一种“抢先教育”
新疆库车县林基路汉语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到第一天，学校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军训。这些刚从幼儿园出来的孩子就参加军训，孩子们能适应吗？对今后孩子们成为学生会有多大的帮助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学校进行了采访。（8月31日新华网）
让这些刚从幼儿园出来的孩子就参加军训，与其说是一种”军训依赖”，不如说是一种“抢先教育”。殊不知，“抢先教育”除了加重孩子负担，别无益处；特别是，违背了儿童成长规律，这种拔苗助长式的教育方式，结果必将造成对孩子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可见，当地教育部门应紧急叫停儿童军训活动。问题是，叫停儿童军训容易，叫停“抢先教育”却难上加难。
“抢先教育”方式，虽然在社会上饱受诟病，但丝毫也不影响学校和家长“抢先”的心态和行动，甚至“抢先”成风，且这股风愈刮愈猛。必须承认，“抢先教育”，是一种非理性的家庭教育方式。特别是，被称为“最抢先妈妈”的武汉市民徐禾，让年仅5岁的儿子已受过17项培优，投入近12万元培优费，不惜钱财，甚至放弃工作，给孩子当全职陪读，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教育方式，对孩子、对自己、对家庭，都是一种伤害。
要知道，“抢先教育”方式，不仅削弱了正常的教育功能，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从表面上看，“抢先教育”，或许暂时解决了孩子的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
但同时又会使孩子失去独立自主、自我锻炼的机会。孩子在“抢先教育”的重压下学习和生活，不仅觉得没有一点自由空间，心理也会变得非常脆弱，从而害怕失败，一旦他们学习成绩不好、学业受挫或就业不利，将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至于让小学一年级新生参加军训，更是将小学教育“中学化”了，这种违背孩子成长规律的“抢先教育”，已成为一些孩子身心不可承受之重。
“抢先教育”绝不等同于早期教育。任何早期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因此，教育部门应担负起义务教育的社会责任，加强对义务教育的“减负”管理，坚决向儿童军训之类的“抢先教育”说“不”。要加强对学校和培训机构的监管，当好子家长的参谋，引导学校和家长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教育方式，不拔苗助长，不搞一刀切，根据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生理特点施教，让孩子们学得快乐、学得有趣、学得有进步。（汪昌莲）
4．“众筹办私塾”看点不在“行跪拜礼”
几天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震在微信朋友圈发表声明称，将放弃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将以众筹的方式开办私塾书院。8月30日，黄震表示，停带硕士研究生后，将探索以众筹方式建立私塾，用于进行纯粹学术的探索。“其实是对教育模式的一种探索。” 黄震希望各方能对不同意见和做法多一些宽容和包容，允许试错探索。黄震在声明中还提到，如果今后仍有学生希望能师从于他，可考虑他即将开班的私塾书院，“行跪拜之礼，且与其父母签约，方得入门。”（8月31日《新京报》）
历来之于大学教授的辞职行为，总难免给人以突破现有高校行政化体制的印象。黄震请辞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职务，同样不例外。这个标签，也是一部分支持者的最大理由。但也不乏质疑者指出，仍留任高校职务的黄震，私自创办私塾，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行跪拜礼”的要求是否有重蹈封建教育弊端之嫌？种种支持与质疑或都有其理，但细究起来，黄震的这项个人抉择，真正值得关注之处，或在这些标签与细节之外。
一方面，正如黄震个人所坦陈的：确实感到这些年来学术环境和学风变化很大，有些学生求学态度有些浮躁。另外，每年都要带十几个学生，确实有些累，不能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不愿误人子弟。关于现有研究生教育的弊病，“一个研究生导师带三四十个研究生”的传闻，早已非新闻，其所反映的当下研究生教育的弊端与水分亦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黄震请辞导师职务，个中所蕴含的对现有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挣脱意味，确实不容否认。
但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夸大“众筹创办私塾”对于大学体制的反叛立场，则未免是一种想当然，也不利于真正还原这种行为的真正价值。首先，黄震创办私塾的想法，早在20多年前自己上研究生时就已经萌发，以此而言，它更像是一次自我的圆梦。
其次，黄震采取的是以众筹的方式来办私塾，也即是说，它离不开当下互联网金融的大背景。而这与其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的身份显然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自身学术行为的一种延伸。众筹办私塾究竟能走多远，尚需观望，但互联网web2.0时代的来临，对于各个领域的颠覆与变革正在现实地发生，教育行业同样不可能例外。置于这种大背景下，黄震的行为被视为是互联网背景下教育方式的一种探索，可能更为客观。
还应看到，以往提到现代形式的私塾教育，多见的都属于国学教育，且由于其中被扭曲案例的大量存在，而屡遭诟病。但黄震有着法学和经济学背景，与国学私塾显然大为不同。如果仍以过往的经历来审视他的众筹私塾，难免存在偏见。
至于“行跪拜之礼，且与其父母签约，方得入门”的规定，或也不必过于担心。严格说来，这里所谓的“私塾”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传承，其实更相当于“私人定制式”的个性化教育，有别于高校教育中的“大锅饭”；而“行跪拜礼”似乎值得商榷，但在我看来，也仍只是符号意义大于实际内涵，更多可能是一种营销的噱头，将之与封建教育类比，或存在夸大。
因此，黄震的行为首先应被视为是一种自我探索的圆梦或说创业，其次，更应看到这种
探索是发轫于研究生教育屡遭诟病，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时代下的一种创新。它以“先行者”的姿态说明，借助互联网的影响，从国外的公开课，到众筹办私塾，教育的形式正在或将经历更大的变革与创新，传统的高校教育如何抓紧或迎战这样的机遇与挑战，已经是一道需要严肃应对的课题。
当然，黄震请辞研究生导师，但并未完全辞去高校的工作，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仍有待观察；而这种不授学历的私人定制式教育究竟能获得多少学子的响应和市场号召力，也需时间来给出答案。但在之前，面对这样的个人化选择，作为围观者确实既没必要夸大其对于体制的逆反一面和对教育创新的整体意义，但也无需对于个中可能存在的弊端而予以“棒杀”，毕竟，在沉寂化的高校体制下，这样的个体选择，其“探索”价值仍不应该被否定。
5．“偶遇官员”为何总被疑？
8月30日中午，网友和朋友爬山，碰到新余市委书记刘捷在捡垃圾，于是发了微博，仅过6分钟，新余市委宣传部官微@新余发布便作了转发，结果这两天连遭网友质疑系策划，认为发微博网友在宣传部门实习，工作就是“写微博”，而且这些照片拍摄于不止一个地点或角度。（9月1日《新华网》）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这就是“狼来了的效应”。新余市委书记被偶遇捡垃圾被质疑系策划，之前，阜阳市委书记坐公交车、郑州市委书记自己买票坐地铁、长沙市委书记扫马路等等，都一样遭到了质疑。“偶遇”官员被质疑，毫无疑问，首先应该反思的是官方，为何老百姓不相信能偶遇官员？更不相信能偶遇做平民事情的官员呢？
其实，我们稍稍注意就会发现，“偶遇”的官员都是大领导，不是书记、就是市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即使群众不认识所有的公务员，但除了书记、市长，认识副书记、副市长、各部门领导的群众还是不少的，为何总不能偶遇这些领导的平民行为呢？如果只能偶遇书记、市长，至少说明整个公务员队伍还没能让群众偶遇到习以为常的程度，这种背景下质疑偶遇领导为策划，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每次群众偶遇领导之后，反映的顺序依次是官方宣传部门，然后是大众媒体，虽然这种反映有“职业敏感性、政治性”的因素，但也反映了新闻的官僚化气息，导致了群众的反感。领导业余时间选择平民生活，那是领导个人的私事，被群众“偶遇”了，何不坚持先民间、再传媒、最后官方的顺序呢？即使是真的“作秀”，要放大“作秀”的正能量，也应该依照新闻传播的规律，要在“螺旋”沉默的过程中恰到好处地设置议程。
如果群众对一个领导干部，普遍都非常了解，对他的一言一行也就有了自己的判断，尽管这种判断有时候会被真相刻意蒙蔽。偶遇领导之所以被质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领导还是太神秘，广大群众除了在电视、报纸、网络新闻上经常看到领导之外，现实生活中的“偶遇”竟成了新闻？广大群众对官员身份背景、家庭情况、财产情况等都不清楚，自然也就难以正常去判断一个官员的“平民”行为，所以偶遇被质疑是策划的，也就很正常了。
对待“偶遇”官员被质疑，其实，官方根本不需要解释，而是要通过群众路线实践活动，逐步让群众习惯偶遇官员，偶遇到连个微博都不想发的程度，质疑自然也就没有了。而一旦被质疑，官方立马来解释，除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之外，还容易激起部分群众的逆反心理，甚至别有用心者，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技术手段，来进一步分析和论证这种偶遇是被策划的，从而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偶遇官员总被疑，看似是一件小事，实则反映了一个真实的问题，那就是群众对官员的信任度还不够高，官群之间的关系还比较疏远。“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如果我们的官员拿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胸怀，新闻宣传部门也不要只是仅仅围着领导转，那又何必在意“偶遇”被质疑呢？{向死而生作文题材}.
6．“我为贪官改笔录”需要另类解读
2012年12月30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公安局刑警队抓获了一个以县处级领导住
所、办公室为目标的盗窃团伙。然而，随着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被纪委调查，却牵出了案中案。被盗后，赵兴华在听完办案民警的汇报之后表示，“我这里是被盗了，但没像你说的那么多，就几千元钱而已！”随后，刑警队办案民警迅速修改了笔录——原本100多万的盗窃金额，变成了6040元。（9月1日《法制晚报》）
明明被盗100万元，最后的口供笔录却被改成了6040元，如此巨大的差异不是贪官“不差钱”，而是心有焉焉下的“断尾求生”。在“小偷反腐”成为一种潮流之时，原本应有的续集却因为办案警察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而中止。反腐调查无意中扯出了案中案，“我为贪官改笔录”的案情也终于浮出水面，相关人员被追刑让人大快人心，也应了那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老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让人改笔录”并非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一人之举，几乎所涉“偷官”之地都概莫能免，由此可见“心中有鬼者”不在少数，也难怪有小偷“专偷官而不偷民”。稍懂法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偷盗一百万元和数千元之间，在量刑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巨偷和小偷之间也在天壤之别。怪不得小偷都成了“打不死的小强”，源于他们偷的对象都在“求求你改笔录”，并造就了小偷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由此不难看出“权力的凶猛”，在“权力通吃”的语境下，这样的状况几乎无法避免。别说普通民警，就是职务和级别更高者，恐怕也很难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更何况还有“政府发函法院”等赤祼裸的权力干预，不改变司法成为行政“家丁”的现实，不确保其应有的独立性，那么类似的情况无法杜绝。从某种意义讲，强化对权力的治理和约束，将其真正关进笼子里，既是对他人安全的保护，也是对司法公正的维护。
因而，加强权力约束不仅是对权力者本身的保护，也是对规则和秩序的维护，并给其他群体提供安全保障。时下腐败现象出现“窝案化”的趋势，往往就是“扯出一个萝卜带出一堆泥”，既说明权力的失控导致其滥用的扩大化，又说明若不加以限制将会形成连锁反应，并造成危害的扩散。“我为贪官改笔录”是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表现，但若是限制了大的权力滥用，这种情况或许就可以预防。正是因为对权力控制失灵，才使得其他看似有效的手段，都未能发挥作用，反倒成了帮其脱罪的工具，一些人为个人利益还会有意“媚权”，比贱和比坏的官场环境和体制生态就会形成。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真正要实现对权力的约束并不容易，否则应有的约束机制包括司法公正都会走向反面。权力滥用的危害性在于，其不仅因为自身的行为而形成危害，还会影响和带动其他力量的参与，导致权力滥用的扩大化，从而形成“官官相护”的利益关系。“我为贪官改笔录”更说明，只要有权力的地方，都存在滥用的可能，因而盯紧每一个权力者，将所有的权力都关进笼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我为贪官改笔录”需要另一番解读：权力滥用的破坏力和危害性比想像中严重，小偷反腐不足取，权力反腐也难治本，如何从根本上实现对权力的制约，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7．香烟见证安全责任的飘渺
前晚，从成都飞往北京的联合航空KN5216次班机上，竟有乘客在飞机加油以及飞行过程中吸烟。飞机到京后，当其他乘客向机组成员讨要说法时，机长与乘客发生冲突。机长态度蛮横，称“既然已经安全到达了，那还说什么呢？”乘客质问，在太原机场等候时为何有人能在舱门口吸烟，机长竟称“只要我同意，他们就能抽。”（9月1日《成都商报》）
飞机上禁止吸烟，不止是封闭公共场所健康环境的需要，更是杜绝飞行安全隐患的必要措施。据数据显示，飞机80%的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国际民航组织早在1993年就要求所有的航空公司禁止旅客在航班上吸烟，中国也于1993年7月1日开始在国际航班上实行禁烟。可见，飞机禁烟既是惯例，也是最基本的安全常识。
如果说，乘客基于烟瘾甚至无知在航班上吸烟，尚可以理解，可以劝阻，甚至强制约束。那么，发生在KN5216航班上乘客吸烟的系列事件，则完全暴露出管理的松懈与软弱。其一，
篇六:《高三作文素材积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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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信仰
每天打开电视或上网看新闻，常看到：“航班延误游客围攻机场工作人员”“机场爆炸”“商场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人”„„社会时常显出浓重的戾气。我们不能只简单谴责这一戾气横生的现象，也不能指望肇事者被惩罚就万事太平，此刻，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戾气的根源在哪里。
■我觉得三个因素可以涵盖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
第①个，来自不信任。
现在中国庞大的信任危机是焦虑产生的重要因素。飞机飞不了，如果说是空管原因或是天气原因，可能没有乘客会相信。他拿起电话一打，一听说北京天气好着呢，就急了，说北京天气好着呢，你怎么撒谎?我无意替中国的航空公司解释，的确，它的服务有时会让我非常难以忍受。 但是我仍要替它申述一点，中国的空中空间给民航的比例只有17%，剩下的全被拿走了。民航也有它非常委屈的一面，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撒谎。撒谎，公众不信任，所以就会焦虑，如果要信任的话就会心平气和得多。
第②个，我觉得来自中国人的“怕吃亏”。
人太多了，所以都怕吃亏。我买了票你不让我走，那我不冤死了。
第③个，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直奔目的，干什么事都是直奔目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
尤其是旅游。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从来不习惯那种直奔目的地的旅游。有一次在厦门鼓浪屿，98%-99%的游客，甚至100%的游客，一到鼓浪屿就会直奔日光岩，到了那儿，爬几步照完相转身就走。
而我离开日光岩不到100米，走进鼓浪屿的巷子里，突然看到另一个鼓浪屿，最美的鼓浪屿在巷子里。其实很多风景都在意外当中，但是大家都直奔目的地了。
有个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跟着中国旅游团游欧洲》，他跟了一个中国的旅游团，八天十国旅游。八天十国旅游，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还有世界公园，一个公园里边有50多个国家的典型建筑，一天就能游完。我们太想直奔目的地了。
这就是过去匮乏所导致的一种急于拥有的心态。但是要忍受它是一个过程，慢慢地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这种生活方式，离开这种节奏。
机场上安静的人会多起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一听“延误”，心平气和地转身拿出一本书。有的时候他可能突然还会“感谢”，幸亏今天飞机晚点了，我能把这本书认真地读完了。如果未来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