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白居易的诗
小学必背诗白居易诗六首白居易必背诗二+4首
《忆江南》 （唐）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ān）。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注释：
忆江南：词牌名； 谙（ān）：熟悉；
胜：比； 忆：怀念；
蓝：一种植物，叶蓝绿色，可提取青蓝色染料
译文及诗句含义：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ān）
译：江南好！那里的风景我曾经很熟悉。
日出/江花/红/胜火
译：日出时，江边红花比火还红艳。
春来/江水/绿/如蓝
译：今天是重阳节，遥想兄弟们都在登高望远。
能/不忆/江南？
译：他们身上都插着茱萸，独独少了我一人。
全诗的主旨：此诗写江南出色。 江花：江边的红花；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qīn）/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qī）萋/满/别情。
注释：
赋得：在考场中应试作文的限定，按照惯例要在题目上加“赋得”二字； 古原：古原野； 离离：青草茂盛的样子； 枯：枯萎；
荣：茂盛； 远方：草香远播； 晴翠：阳光下翠绿的野草； 萋（qī）萋：青草长得茂盛的样子；
王孙：本指贵族后代，这里指作者远游的朋友
译文及诗句含义：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译：原野上的野草多么茂盛，一年又一年，枯萎了又繁荣。
第一句扣住题目，写出眼前景色，同时又交待出送别时的特定环境：古原上青草茂盛，正是一派春日景象。
第二句进而写古原上野草秋枯春荣、岁岁循环、生生不已的规律。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译：熊熊野火不能将它烧尽，春风吹过它又遍地再生。
第三、四句，一句写“枯”一句写“荣”，是“枯荣”二字的发挥，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
远芳/侵（qīn）/古道，晴翠/接/荒城
译：草香无边弥漫古老道路，晴日下一片翠绿连接着远处的荒城。
第五、六句，用“侵”和“接”刻画春草蔓延、绿野广阔的景象，“古道”“荒城”又点出友人即将经历的处所。
又送/王孙/去，萋（qī）萋/满/别情。
译：又来这里送别远游的朋友，青青草儿也满含离别的深情。
最后两句，点明送别的本意。用绵绵不尽的萋萋春草比喻惜别之情，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韵味无穷。
全诗的主旨：这首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
《暮（mù）江吟》
（唐）白居易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sè）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
露（lù）似（sì）/真珠/月/似（sì）弓。
注释：
暮江：傍晚时的江； 吟：古代一种诗体； 残阳：落日余晖； 瑟瑟：碧绿色； 可怜：可爱； 月似弓：上弦月； 真珠：即：珍珠。真：真假的真；
译文及诗句含义：
一道/残阳/铺/水中
译：一道夕阳的余晖洒落在傍晚的江面。
半江/瑟（sè）瑟/半江/红
译：把江水染成一半碧绿一半火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
译：九月初三的夜晚多么美好啊。
露（lù）似（sì）/真珠/月/似（sì）弓
译：露水像珍珠一样，弯弯的月儿像弓一样。
全诗的主旨：这首七绝是一首写景佳作。语言清丽流畅，格调清新，绘影绘色，细致真切。诗人选取了红日西沉到新月东升这一段时间里的两组景物进行描写，运用了新颖巧妙的比喻，创造出和谐、宁静的意境。
创作背景：此诗大约是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在赴杭州任刺史的途中写的。当时朝廷政治昏暗，牛李党争激烈，诗人品尽了朝官的滋味，自求外任。作者离开朝廷后心情轻松畅快，因作此诗。
【篇二】白居易的诗
白居易诗词仿写忆江南·春
八一：王聪丽
春去也！
长忆踏青人。
萍水初逢迷蝶梦，
繁花落尽见春心。白居易的诗
歌尽凤凰琴。
月愁
麻乱犹能断，心愁不酌堪。 暂归残月里，洒落满天山。
中秋
八一：吴雅琪
驿馆桂花暗流芳，中原明月满清光。 千里共享十五夜，亲情两处仰头望。
银壶栖金
八一：李梦可
银壶栖金箭，花幔掩红颜。 露冷蝶无梦，风寒烛有烟。 蝉鸣深夜静，蛙鼓半天繁。
朝朝待尺素，萧郎可平安。
伴花敲棋
八一：宋倩
伴花敲棋子，山静水有声。 风来访杨柳，飒飒满山中.
十里荷花
八一：曹丽萍
十里荷花翠点红，石桥村舍杨柳风。 霸王贵胄今安在，江山依旧图画中。
梅花
八一：李佳
梅花未谢迎春开，金翅妖娆东风来。 柳絮无根摇摇起，苏堤碧色不须栽。
佳人
八一：李志豪
佳人戏秋千，袖招彩蝶随。 隔墙人不见，笑语随风来。
羡农
八一：苗培杰
面朝沃土背三伏，七月遍地芒种图。 但见田园山水绿，只羡村夫务农服。
月愁
八一：王琪琳
麻乱犹能断，心愁不酌堪。 暂归残月里，洒落满天山
云山
八一：齐泰发
云山履地动风雨，醒处听琴梦兼程。 黄粱未熟君且睡，晓得一世繁华轻。 寻梦
八一：敬熠柯
朝闻鸟归树，海声送远途。 梦迹何处寻？挥手发已芜。
远牵
八一：李娅
垢面蓬头眠书穴，几忘世间是何年。 松静无需听沧海，天涯寂寞一念牵。
宫阙
八一：代爽
镜中宫阙泛琉璃，雅颂梵歌渡灵溪。元真可予繁花麓，爱惜清鸣伴归时。
霓虹镂夜
八二：敬雅
霓虹镂夜花似火，静执青襟几轮回。松柏羽化三百年，低眉抚手君是谁？
风云
八二：王昱
云瀑卷地立沧海，风荡层林灭复来。人物凝止童颜寂，汗马低眸影亦埋。
朝云
八二：吴旭东
朝云静处裁素丝，丹心何必谱新词？一骑轻尘凝刹那，灵台清露此生知。
微雨秋暮
八二：吕炎
微雨秋暮浸丹橘，风寂灯火润通衢。 烟篆闲书燃香脂，鸿落幽园梦笙曲。
秋风
八二：苗娇
秋风裂云邈河汉，乌雀归巢人自眠。 帘动残梦石入水，转念怀君莫凭栏。 静书雅致蓄元神，挥手拂尘逸清烟。 纵情坎坷经沧海，缺月冰壶越千年。
静夜
八二：高跃然
风动云白树色深，闲静归鸟影空心。 博雅览尽无明事，天元墨迹伯牙琴。白居易的诗
七月
八二：宋培蕾
七月半过暖阳秋，短梦安神憩小楼。
【篇三】白居易的诗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的《与元九书》，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
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
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 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效果。所以说“莫深乎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
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
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
白居易的感伤诗——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
一，《长恨歌》：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1,诗的主题思想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
⑴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
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是极明显的。从全诗来看，前半是长恨之因。
⑵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紧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
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
2，《长恨歌》的艺术成就
⑴前半写实，后半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
没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便不可能有“归来池苑皆依旧”一段传神写照，特别是海上仙山的奇境。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
⑵语言和声调的优美，
⑶抒情写景和叙事的融合无间。
二，《琵琶行》
1，主题：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反映了当时妓女共同的悲惨命运。
一种对被压迫的妇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诗人把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艺术特点
⑴叙述的层次分明，前后映带，白居易的诗
⑵描写的细致生动，
⑶比喻的新颖精妙
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飘忽易逝的声音至今犹如在读者耳际
⑷景物烘托的浑融，
如用“惟见江心秋月白”来描写听者的如梦初醒的意态，从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绝 入神。
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点
白居易的讽谕诗，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如《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
一，从“惟歌生民病”出发，
1，讽谕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
⑴这首先是对农民的关切。
如《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
⑵妇女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对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
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请拣放后宫内人》)，要求宪宗尽量拣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颂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宫”。
2，讽谕诗的另一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
⑴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实物而收现钱的“两税法”。这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
如《赠友》诗质问道：“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为了换取铜钱，农民只有“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结果是“岁暮衣食尽”、“憔悴畎亩间”。
⑵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为购物“而实夺之”的“宫市”。
所谓宫市，就是由宫庭派出宦官去市物。这遭殃的虽只限于“辇毂之下”的长安地区的人民，问题似乎不大，但因为直接关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过问，白居易这时却写出了《卖炭翁》，并标明：“苦宫市也!”
⑶中唐的弊政，还有“进奉”。
所谓进奉，就是地方官把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谋求高官。白居易的《红线毯》，虽自言是“忧农桑之费”，其实也就是讽刺“进奉”的。
3，讽谕诗的第三个特点，是爱国主义思想。这又和中唐时代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如《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发出这样的慨叹：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这种情况原应激起边将们的忠愤，然而事实却是：“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
二，讽谕诗的艺术特点：
（一）主题的专一和明确。
1，白居易自言《秦中吟》是“一吟悲一事”，其实也是他的讽谕诗的一般特色。一诗只集中地写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这就是主题的专一。 2，白居易效法《诗经》作《新乐府》五十首，以诗的首句为题，并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如《卖炭翁》“苦宫市也”之类；利用诗的结尾(卒章)作重点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所以主题思想非常明确。 这也就是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
3，在题材方面，所谓“一吟悲一事”，也不是漫无抉择的任何一件事，而是从纷繁的各类真人真事中选取最典型的事物。
例如，受害的下层人民很多，但他只写一《卖炭翁》；当时的“进奉”也是形形色色的，但他也只写一《红线毯》。这当然也有助于主题的明确性。
（二）运用外貌和心理等细节刻画来塑造人物形象。
例如《卖炭翁》，一开始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样两句，便画出了一个年迈而善良的炭工；接着又用“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来刻画炭工的内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动、感人，并暗示这一车炭就是他的命根子。这些都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化。
（三）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阶级对比。
他往往先尽情摹写统治阶级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突出一个对立面，反戈一击，这样来加重对统治阶级的鞭挞。
如《歌舞》在畅叙秋官、廷尉“醉暖脱重裘”的开怀痛饮之后，却用“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作对比。这种阶级对比的手法也是由阶级社会生活本身的对抗性矛盾所规定的。
（四）叙事和议论结合。
讽谕诗基本上都是叙事诗，但叙述到最后，往往发为议论，对所写的事作出明确的评价。这也和他所谓的“卒章显其志”有关。他有的诗，议论是比较成功的。
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义的诘责，给人比较强烈的印象。
（五）语言的通俗化。
平易近人，是白诗的一般风格。但讽谕诗更突出。这是因为“欲见之者易谕”。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调也是为了通俗。
（六）广泛地运用比兴手法，
有的用人事比喻人事，如“托幽闭喻被谗遭黜”的《陵园妾》，“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的《太行路》，更具有双重的讽刺意义。
【篇四】白居易的诗
白居易的诗歌篇一：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白居易的诗论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主要体现于他的《新乐府序》和《与元九书》中，而以《与元九书》为最全面、最系统。主要内容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俯察时事，泄到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補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也即《新乐府序》中所说“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将诗歌与政治、人民生活结合，这是他诗论的核心。重为实：再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学根植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尚通俗：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实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连。即诗歌创作须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老妪能解”。如《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伦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专信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强调讽论：认为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论。如《策林》：”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補察之义废矣。”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脱离内容而从事形式。《新乐府序》云：“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藏也。„„其主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也。”所以，他“不务宫律高，不务文字齐”，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节和谐婉转影响：一方面有积极意义：白居易较为系统的诗歌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事得诗歌更更加接近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对杜甫为实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有局限性：过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和讽刺功能，忽视了诗歌的抒情意义，审美功能和悦乐功能，影响了诗歌的艺术价值。因评价标准过于狭严，导致大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被排除在外。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在《与元九书》中将其诗歌分为讽喻、閒适、伤感、杂律四类。其中最受白居易重视的是分雨是与閒适诗，他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兼济”与“独善”两个不同的侧面。閒适诗：意在“独善其身”，“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出淡泊平和、閒适悠然的情调及对“帝都名利场”的厌倦，对生活的满足。浅近平易的语言风格和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为人称道。但诗中表现的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更符合后世文人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讽喻诗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内容有四：一是及时反映土地和赋税问题，表达对臣民的深切同情，如《重赋》《红线毯》《缭绫》等。二是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欺压人民的罪行，如《伤宅》、《歌舞》、《买花》、《卖炭翁》、《宿紫阁村》等。三是宣扬爱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如《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四是妇女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上伤白鬓人》、《母别子》等篇二：白居易诗歌的艺术风格
白居易与元、白诗派的诗歌风格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上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的诗风，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首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如有名的“三吏”、“三别”、《兵车行》、《悲陈陶》、《哀江头》等。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实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则更欣赏杜诗通俗化的倾向。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籍、王建、元、白等人由于诗风相近，成为元白诗派的主要成员。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重要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
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作诗2800余首，有“诗王”之称。他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前两类体现着他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宫词》 《问刘十九》《买花》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等。
二、白居易诗歌的风格
（一）通俗
叙事直切，描绘真实，明白晓畅，平易浅显，叫做通俗。
白居易有意识地追求通俗。苏轼评之曰“白俗”，王安石评之“白俚”。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美之为“务在分明”。清代的沈德潜称之为“浅易”、（《说诗晬语》）“平易近人”（《唐诗别裁评语》），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可见白居易的通俗，是经过修改加工的产物。白居易的好友、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张籍的诗，也平易晓畅。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则容易却艰辛。”这就表明，通俗是来之不易的。
在唐代诗人中，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俩是诗友，又是挚友，世称元白。他们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们主张通俗，就大大促进了中唐诗歌的改革。特别是白居易，影响最大。他的《与元九书》，可以说是中唐诗歌改革的纲领。其中，生动地描绘了他的诗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上至王宫贵族、达官显要，下至黎民百姓，贩夫歌伎，无不喜诵白诗。为何白诗能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通俗。
那么，通俗的特点究竟何在呢？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言必有据，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
到了极致。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根据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简言之就是：质朴、率真、切实。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所提倡的通俗，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唐诗歌发展史上的巨大潮流。白居易不仅在理论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创作上也实践通俗。他的《秦中吟》、《新乐府》就是推行通俗诗风的力作。
通俗既追求艺术表达的浅显，又追求思想内容的深刻。因此，它浅而深，而不是浅而薄。它浅中藏深，寓深于浅。浅，显示出它的通脱、俗拙；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实。叶燮《原诗》云：白居易的“重赋、致仕、伤友、伤宅等篇，言浅而深，意微而显。”薛雪云：“元白诗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一瓢诗话》）这都道出了通俗的妙处。言浅意深，平易近人，是通俗的最高境界。俗有通俗和庸俗之分。平易浅显是通俗，俗不可耐是庸俗。唐代许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情致，是诗人学习的范例。白居易和他的诗友元稹、张籍、李绅、刘禹锡都吸收了民歌的精华。如刘禹锡的《竹枝词》这是一首明朗流畅、情趣诱人的好诗。可见通俗的诗是不卑俗也不浅薄的。
在诗歌批评领域里，“俗”是一个应用对象十分宽泛甚至随意而且随时间间距而变动、随评价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负面评语。接近世情、内容普通、情调不高的被称为俗，新兴的、特别是有民间下层背景的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俗，使用过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称为俗。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题材，只要在评论者看来使用不当，太冒险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视为俗气。鲍照曾被齐梁人视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视为俗，其他小一些的诗人更不必说了。
白居易诗歌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用语流便，平常事、口头语、眼前景，意到笔随，“称心而出，随笔抒写”，意深而词浅，很少使用典故。僧惠洪《冷斋夜话》甚至说，白居易诗成之后，“老妪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此话虽不能视为信谈，但至少可以说明白诗的通俗平易。应该指出的是，白居易诗歌语言的平易晓畅，是千锤百炼后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并非信手拈来，正像赵翼所说:“看是平易，其实精纯。”
刘熙载《艺概·诗概》也曾经指出这一点:“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宋人周必大也曾经指出:“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闲观遗稿，则窜定甚多。” 由此可见其良苦的匠心。而袁枚的“平淡”也并非矢口而道，他所追求的是大巧之朴、浓后之淡，惨淡经营之后的不经意。 元、白之诗，之所以能风靡天下，雄视百代，同诗人锤炼字句有关。因此，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元白之诗，就是如此。《长恨歌》就是这样的作品。上至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夫俗子，无不喜爱。故吏部、礼部选举人才，常以白居易的诗为评判的标准，而广大的人民则以会吟咏白诗为荣，连长安的歌伎都以会吟诵白诗而抬高了身价。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风是俗中有雅、雅中元、白之通俗，绝非粗制滥造，而是千锤百炼的。在锤炼过程中，诗人尽量采用民间语言，以口语入诗，并对口语进行加工改造，惟求词能达意，明白晓畅。所以白诗能够雅俗共赏。俗与雅，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为上乘。元白之诗，就是如此。正如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至于元稹诗风，也是如此。
（二）轻艳
通俗，在不同诗人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色彩。虽然元白都以通俗著称，但因他们气质、性格、出身、经历、习惯、兴趣等等的差异，其诗风也迥然有别。苏轼说：“元轻白俗。”这里用了
一个“轻”字就把元白的诗风区别开来了。元稹虽也通俗，但却俗而轻；白居易则俗而不轻。所谓轻，绝非轻薄、轻佻，而是轻浅、轻艳。它虽也尚俗，但色泽鲜润，色彩斑斓，兼纤秾、繁缛之美；而白居易则崇尚一个“淡”字。故元稹为艳俗，白居易则淡俗。白诗的通俗是浅、淡、清，元诗是轻、浓、艳。元稹的轻艳自有特色。它色彩浓，密度稠，层次厚，甚至给人以腻的感觉，并时有雕琢的痕迹。唐代的李肇在《国史补》中说：“学浅切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白体’。”这种评价对元稹虽有微词，但的确指明了元白之间诗风的区别。 元、白诗风，对于新乐府运动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元、白诗派的四人中，风格也各有特色，成就也自有不同，张、王成就逊于元、白，影响也不及元、白。就元、白而言，则元逊于白。白诗质朴平实，剀切深刻，一针见血，一目了然，平淡自然，活泼自如，现实主义精神很强。（剀切：讽喻）
下面重点赏析几首白居易的代表作。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奢淫逸及其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如《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注释：朱绂：fú，古代贵族穿的一种礼服。擘，bāi ,分开。衢，qú。
《秦中吟》十首之一。诗题“轻肥”，轻裘肥马。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白居易的诗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以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奇峰突起，使全诗顿起波澜，使读者动魄惊心，确是十分精采的一笔！篇三：白居易诗精选
白居易诗精选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今陕西渭南），遂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岁学作诗，9岁熟悉声韵。11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15、16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贞元十六年，白居易29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白居易从58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白居易生前，曾对自己的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诗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写5部。分藏于庐山、苏州、洛阳及其侄子、外孙的家里，唐末动乱，抄本散乱，又经辗转刻写，已非原貌。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刻本,仅71卷,收诗文3600多篇（其中还羼入几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马元调重刻《白氏长庆集》71卷,与绍兴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分前、后集，内容也与绍兴本大体相同。清汪立名则刻有《白香山诗集》40卷，仅诗，无文，其中包括辑佚而成的《补遗》 2卷，并于原注外增加笺释。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加以订补；又编《外集》2卷,搜集佚诗佚文，并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研究资料方面,新、旧《唐书》有白居易的本传,陈振孙、汪立名均撰有年谱。近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长庆集伪文》，对白居易的诗文多所考订。今人王拾遗《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所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关评论资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树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较重要的参考书藉。
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 寄微之三首 送兄弟回雪夜 和元九悼往 感旧蚊帱作 卖炭翁 上阳白发人 买花 轻肥 长恨歌 琵琶行并序 赋得古原草送别 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圭阝］弟妹 问刘十九 后宫词 暮江吟 钱塘湖春行
【篇五】白居易的诗
诗意人生五典型——白居易诗意人生五典型——白居易
白居易是除了李白、杜甫之外唐代的最著名的大诗人，晚唐的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把很多风格独特的大诗人，都封为某一种风格领域中间的主，譬如孟郊是清奇僻苦主，只有白居易不是哪一种风格的主，他被尊为广大教化主，意思就是他的诗歌具有特别广泛的影响。从唐代开始，白居易的诗歌就受到日本等东亚邻国的高度重视，可见他的影响早已越出国界。
白居易本人把他的诗歌分成四大类：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其中他本人最重视的一类就是讽喻诗。讽喻这个词原来的意义就是用委婉的言语进行劝说，这叫讽喻。古人都认为这种表达方式是跟《诗经》一脉相承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对他自己的讽喻诗概括了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说是“美刺比兴”，所谓美刺就是赞美与讽刺，所谓比兴，其本来意义是指《诗经》所运用的两种艺术手法，但是从陈子昂到杜甫，唐代诗人都倾向于把比兴理解成《诗经》那样一种以委婉的方式来进行美刺的一种特征。白居易把美刺和比兴合成一个名词，正是强调要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所以白居易写讽喻诗，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政治，而不在于文学。就是他要用诗歌来针砭时弊，干预政治，这样一种诗歌，就象白居易在他的著名的诗歌纲领中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是说完全是为了时代，为了社会现况才写的。有些后人批评，白居易的这种观点好像抹杀了诗歌的个人抒情性质，其实白居易的这两句话，仅仅是对他的讽喻诗来说的。他的感伤诗，他的闲适诗，他的杂律诗不是这样子的。白居易的讽喻诗，即使到了现在，也应该是白诗中间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这些作品无情地揭露了当时中唐社会的种种弊端，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悲惨的生活和不幸遭遇，也批判了封建统治者荒淫无耻、不恤民情的真实嘴脸。应该说，这样的诗歌表达的是人民的心声，所以白居易这样的诗人，也可以被称为是人民的代言人。
相传白居易的诗风非常通俗易懂，他的诗老妪能解，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听得懂。只有这样切近民众的这样一种内容，才可能达到这样通俗的程度，或者换句话说，白居易风格通俗的基础，正是这些诗内容上的切近民众。关于白居易的讽喻诗，大家从中学语文开始都反复地阅读过了，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名篇，像《杜陵叟》、《卖炭翁》，这样的诗大家都熟悉，就不用更多的时间来讲解。下面我们看看后面几类，历来在文学史讲授中不太受重视的几类诗。比如说第二类，白居易把它称为是感伤诗，感伤诗中最有名的作品就是《长恨歌》和《琵琶行》这两首长诗，它们也可以被称作白居易的代表作。稍微来看看这两首诗的情况。
《长恨歌》吟咏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长恨歌》一问世就传诵万口，其奥秘在于一个当然是诗写得好，诗中的内容感人。还有一个奥秘在于它的主人公李隆基和杨玉环，这两人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而是大唐王国的皇帝和贵妃，所以这两人的爱情经历不但影响了他们本人的命运，而且关系着整个大唐王朝的兴衰。所以白居易用他的生花妙笔，把这个故事写得既生动引人，又悱恻感人，就成为一首从古到今都传诵不绝的名篇。《长恨歌》的主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非常难回答的，难就难在《长恨歌》的主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长恨歌》的多重主题肯定有主次之分，但是这些主题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不必要象有些学者一样非要坚持哪一种是主题，排斥其它的主题，它们是可以并存的。在后人的多种说法中，我觉得是感伤主题和讽喻主题，这两种说法都有相当的道理，但是它们不是《长恨歌》最主要的主题，最主要的主题
还应该是爱情主题。《长恨歌》标题中间的这个恨字，不是仇恨，也不是怨恨，而是遗恨。白居易对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主要态度，不是批判而是同情，他是为李杨两人的爱情不得善终感到抱恨无穷。白居易把这首诗题作《长恨歌》，就是永久的遗恨，就表明了他在主观上最想表现的是爱情主题。从这首诗全诗的篇幅分配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长恨歌》大致上可以分成前面两段和后面两段，一共分四段。前面两段一共42句，其中有比较多的讽喻的意思，当然也有爱情的描写，后面两段一共78句，主要的都是用来抒写爱情主题。就是从全诗篇幅分配来看，白居易显然把这首诗的重心是放在爱情主题上面的。因为古典诗歌的篇幅是非常的珍贵的，优秀的诗人都是惜墨如金的，如果不是他最重视的主题，他不会在这上面泼墨如水。我们现在来读《长恨歌》也感觉到，或者说多数读者都会感觉到从艺术水准来看，《长恨歌》里写得最出色的应该是后半部分。《长恨歌》中最能感动读者的内容就是李隆基和杨玉环这两个人，生生死死、永无尽头的爱情。封建帝王一般都是多内宠的，他有很多宠爱的嫔妃，但是《长恨歌》中的唐玄宗跟一般的封建帝王有不一样的地方，帝王一来是多内宠，所以他宠爱的嫔妃经常会有所谓的色衰见弃的一种悲剧命运，这几乎是一种历史规律。因为红颜不常在，再美的女性年纪大了总归会失去美貌。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汉武帝把皇后陈阿娇打入冷宫了，汉成帝多次见异思迁，但是《长恨歌》中的唐玄宗，当然这不是历史上的唐玄宗，这是《长恨歌》中的唐玄宗，他跟那些帝王不一样。他爱上杨贵妃以后就非常的专一，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移情别恋的事情。在马马嵬坡事变发生以后，唐玄宗和杨贵妃二人已经一生一死天人永隔了，但是彼此之间的相思之情却绵绵不绝。《长恨歌》最美丽的那些诗句，几乎都是咏叹这种刻骨相思的。比如说“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都是写爱情的，都是形象地烘托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绵绵不绝的思念。反过来也是一样，《长恨歌》中的杨贵妃，本来是上界的仙女，偶然来到尘世跟唐玄宗结下一段姻缘，照理说一个仙人是不应该思凡的，但是杨贵妃回到蓬莱仙山以后，还是时时思念着唐玄宗，时时思念着两人在昭阳殿里的那段恩爱之情。像“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等句子，都生动地刻划了杨妃的思凡之情。相传神仙是没有情爱的，而杨贵妃这位上界仙女，却在遭遇了马嵬事变的悲剧以后，依然珍藏着唐玄宗送给她的爱情信物，就是金钿和金钗，她还依然牢记着两人在长生殿里的山盟海誓。正因为这样，《长恨歌》最后两句点题的诗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两句话到底是杨贵妃回忆当初在长生殿中的盟誓之言呢，还是白居易这个诗人在说了这一段爱情故事以后，他内心的感慨，两种解释都能读得通，但是不管怎样解读，反正这两句诗，就是《长恨歌》这一首诗的结尾，也是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长恨歌》之所以命名为《长恨歌》，就是指这一点，指这个主题。长恨是什么，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的爱情不能天长地久，而引起的一种永久的缺憾，是那一段回肠荡气的爱情悲剧留给人间的永久的遗恨。相信大部分读者所以喜欢读《长恨歌》，多是着眼于它是一首美丽的爱情颂歌。
另外一首著名的感伤诗就是他的《琵琶行》。白居易因为勇于言事得罪了朝中权贵，被贬到江州去担任一个司马的闲差，他在江州三年多的贬谪生涯中，在政治上是一无所成，没有任何值得记载的事情。但是他在江州三年生活不是白过的，因为他在那里创作获得了丰收，其标志就是写出了《琵琶行》。这首诗的产生好象是出于偶然，一天傍晚，白居易到浔阳江边去送客，偶然邂逅了一位从长安流落到这里来的长安故倡，听到她弹奏琵琶，心有所感，就写了这首诗。这个
题材本身好象并没有重大的意义，诗歌中间也没有离奇曲折的内容情节，仅仅是写听琵琶过程的一首诗，为什么会成为千古绝唱呢。首先会想到的因素可能是《琵琶行》这首诗有高超的艺术技巧，《琵琶行》无论是叙事、抒情还是描写，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那样一种化境。叙事方面，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别客人，正当酒酣耳热之时，却缺少丝竹助兴。因为唐人送别，一般需要有丝竹来助兴，但现在没有音乐，他们很扫兴，主客双方都郁郁寡欢。本来就想分手了，突然传来一阵天乐一样的琵琶声，然后他们一起根据声音去寻找，最后终于请出了那样一位弹奏琵琶的商妇。等到一曲弹毕，这位琵琶女自诉生平，她的话引起了白居易的深切共鸣，因为双方都是沦落天涯的不幸的人。这首诗在叙事上应该说是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发展非常地自然，引人入胜，叙事非常好。那么抒情，这首诗当然也非常好了，琵琶女伤今抚昔，琵琶女自感身世，而白居易这个诗人也是漂泊江湖，他也正好郁郁寡欢，自伤怀抱，所以双方的感慨都可以说是字字是血，声声是泪，感人至深。《琵琶行》全诗都沉浸在一种浓郁的伤感的抒情氛围中，抒情抒得好，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琵琶行》在艺术方面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描写，它的描写真称得上是绘声绘色。我们看琵琶女的姿态，她刚刚走出船舱的时候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一种在地方官员面前羞怯的一种举止，到一曲弹毕以后，“整顿衣裳起敛容”又是一种非常收敛的举止，栩栩如生。再譬如说，诗中偶然写到浔阳江上的那一轮秋月，也写得非常地生动。一开始写白居易送客，说“别时茫茫江浸月”，等到写到琵琶女姨曲弹毕，琵琶弹完了，静下来了，又写到江月“唯见江心秋月白”，再写到琵琶女诉说生平，诉说自己如何失意，又说“绕船月明江水寒”。三个地方都只用一句与江上的明月，但是我们读了以后仿佛一轮秋月就在眼前，我甚至后来一看到水面上的月影，不想到其他的专门咏月亮的诗，往往想到《琵琶行》中的这几句，可见它的描写是何等的生动。当然《琵琶行》中最出色的描写，就是对琵琶声的描写。音乐艺术是很难用文字来描写的，因为音乐跟文字跟诗歌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门类，诗歌是诉诸文字，诉诸视觉的，它是相当具体的、物象的，而音乐则是诉诸人的听觉的，它没有物象，是抽象的，所以用诗歌来写音乐非常难。白居易的《琵琶行》可以说是因难见巧，写得非常好，写得出神入化，写得使人读了以后，仿佛身临其境，仿佛亲闻其声。我相信凡是读过《琵琶行》都难忘诗中那一段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什么叫做绘声绘色，《琵琶行》中的这一段话就是绘声绘色，这种高超的描写是《琵琶行》受到读者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琵琶行》所以感人至深，所以至今受到众多读者的衷心喜爱，是因为它的清词丽句吗？《琵琶行》所以传诵千古，是因为它对琵琶声的那一段音乐的描写臻于化境吗？不是的。高超的艺术水准，只会使读者产生钦佩感，只有作品中间蕴含的情感，才能使读者深受感动，所以《琵琶行》使我们深受感动的，就是诗歌中间所蕴含的所渗透进去的，那样一种满腔同情，是白居易对素昧平生的琵琶女的同情和共鸣。诗中最有价值的警句还不是刚才说的那一段描写琵琶声的句子，而一定是这两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琵琶女本来只是一个供人娱乐的歌妓，白居易却是身为朝廷命官的士大夫，两个人的社会地位身份本来是天差地别的，可是异质同构的命运使他们在浔阳江边偶然相遇，也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真诚的共鸣和由衷的同情。当琵琶女最后用琵琶声诉说心事，弹奏出一种“凄凄不似向前声”的凄怨的曲调的
时候，为什么“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原因就在于这里。同情心是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具有的本性，而共鸣是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都能产生的情感，社会地位的高下，文化修养的高低，或者是贫富贵贱，都不会从根本上阻止人跟人之间进行这种情感交流。白居易和琵琶女之间，就产生了这样的情感交流，这种情感交流跟男女之爱毫无关系，跟功利目的毫不沾边，所以它纯洁、真挚、感人。《琵琶行》最感动我们的就是渗透在全篇字里行间的同情心，它的警句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相信所有的朋友，即使你漂泊到到天涯海角，即使你暂时感到举目无亲，只要你怀着这样一种善良的情怀，你就一定会在陌生的人群中发现共鸣，找到同情，让我们永远牢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句诗句。这样一种美好的情怀，会给冷漠的社会增添一亮色，会给孤独的心灵带来一缕暖意，这是《琵琶行》一诗最大的价值之所在。
前面说了白居易的讽喻诗和感伤诗，这也可能是在我们以前的文学史课本中，用比较多的篇幅讲述过的两类作品。白居易的诗中间还有两类，他称为闲适诗和杂律诗，这两类诗基本上是写他作为一个士大夫，作为一个官员，不管是在位的还是退休的，作为一个官员，他个人的一些生活情况，抒发了他个人的一些人生感受。这些作品历来不太受文学史教材的重视，也比较少出现在唐诗或者白居易的选本中间，但是它们也是白居易诗歌中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来讲一讲。因为这两类诗，主要是白居易作为一个士大夫，作为一个官员，诉说自己的一已之情怀，其中没有写到民生疾苦，也没有对琵琶女表示同情，完全写他个人的生活状态，写他个人如何诗酒风流，或者有时也有烦恼，写他个人对人生的一些感受等等。这些诗的价值何在呢？这些诗的价值在于，白居易在诗中真实地披露了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的一种情怀，这些诗对于后人怎么处理自己的人生是有一点借鉴意义。让我们看看这些诗的内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要面临一个人生的重要选择，就是选择出来做官还是退隐，这跟我们现代社会不一样，我们现代社会的选择多元化，古代基本上两元化，读书人就是两条路。白居易是怎么办的呢，他的解决方案是折中，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答案叫做中隐，中隐既不是大隐，也不同于小隐，就是既不是在朝廷里做大官，又不是退隐山林。他是在京城之外的其他地方，做一个不太重要的闲官，他认为这是中隐。
白居易早年的人生态度是非常积极的，他在政治上曾经勇于进纳忠言，他在文学上也勇于批判现实，他早年很有为了正义的事业奋不顾身的气概，但是当他因为直言进谏而被朝廷贬官以后，就是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打击以后，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就发生了幅度非常大的转变。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以后，在历任地方官任上还是一个好官，还勤于政事、勤于政务，还朝以后还坚持气节，但是总的来说后期的白居易从政的热情已经逐步地消减了。这个时候中隐的思想，在他心里就占据上风了，从白居易的整个人生经历来看，他选择中隐的生活方式，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躲避灾祸，躲避政治风波带来的杀身之祸，或者其它灾难。白居易后来是是平平安安地躲过了那一场，朝里很多士大夫流血成河的所谓的甘露事变，就是因为他中隐了。后人对白居易终生都在做官，而且白居易的诗里面经常对他做官所带来的那种比较优裕的物质生活，譬如说做什么官，领多少薪水，津津乐道，经常写到，后人对他有很多的批评，特别是南宋的朱熹批评得非常严厉，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白居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地高尚，非常有坚强的意志退隐的这样一个人他对于当官得到的薪水收入是不拒绝的，但也不是刻意地去追求。所以朱熹批评白居易，说他对俸禄津津乐道，其实说不上是津津乐道，白居易仅仅是感到满足，知足常乐。比如他退居洛阳以后，
在《池上篇》诗的序言中就说，我现在有什么什么生活条件了，觉得很满意，其实不但是退居洛阳，退居洛阳，他的生活比较优裕。即使在白居易仕途很失意的时候，譬如说在江州的时候，江州是白居易人生的低谷，但是他在写给元稹的信中说，我在江州的生活有三泰，我在三个方面都很安泰，第一泰是全家团聚，全家人都住在江州都在一起，第二泰是全家能得温饱，全家人不受饥寒之苦，第三泰说我在江州附近的庐山上盖了一座草堂可以养老。这三泰对于唐代的一个官员来说，应该说是最基本的，甚至是相当低的一个生活标准，但是白居易觉得很满意了，可见他的所谓对于官场官员的物质生活感到满意，主要是一种知足常乐。
人们也许会问白居易怎么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他的知足常乐的这种生活态度来源是什么。应该是有比较复杂的思想源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白居易经常把自己的生活处境跟别人进行比较，比较是有对象的，专门选那些在某一方面条件不如自己的人来比，这一比就产生了满足感。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白居易比过很多次。他晚年写了一篇文章叫《醉吟先生传》，他自号醉吟先生，在其中把自己跟五个古人相比，所以被称为是五比，他跟哪五个古人相比，以在哪方面进行对比？第一比他说我富于黔娄，黔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贫士，家里一贫如洗，黔娄身后他的遗体放在门板上，夫人用一个床单把遗体盖起来，遗体长床单太短，盖住了头脚就露出来，盖住脚头又露出来，真的是一贫如洗，所以白居易跟他比，说我比他富。第二是跟颜渊比，孔子的弟子，跟他比寿命，颜源是著名的短寿之人，很早就死了，孔子哀悼过他，只活了32岁就夭折了，白居易跟他一比，白居易活到七十多岁，觉得我很长寿也很满意。第三跟伯夷比谁吃得饱，伯夷是饿死的人，饿死在首阳山上，你跟他比，当然不管吃多少都比他吃得饱，所以他又很满意了。第四跟一个叫做荣启期的人比，这个人不太有名，是《孔子家语》里提到过的古代一个隐士。据说他曾经碰到过孔子，他说我很快乐，孔子问他有什么快乐，他说我有人生三乐：第一我是人，意思是我没有投生为牛马，我做了人了；第二我是男人，古代男尊女卑，到了现代社会，也许女人更快乐了，古代不一样，他说我是男人；第三乐呢我长寿，我活到九十岁，应该说荣启期的三乐中，除了长寿以外，前面两个乐，是人，是男人，这有什么值得快乐的。所以白居易跟他比，说我比他更快乐。第五比最有意思了，是跟东晋的一个名士叫做玠，字叔宝，跟卫叔宝比健康。卫叔宝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美男子，但是他弱不禁风，27岁就死了。相传卫叔宝是被别人看死的，因为他太美貌，走到哪里人家都围着他看，《世说新语》里记得很清楚，不但是男性看他，女性也围着看他，无数的火辣辣的目光把他给看死了，27岁就死了，那么白居易跟卫叔宝比什么呢？卫叔宝有两个条件，第一美男子，第二他不健康，白居易要是跟卫叔宝比相貌，肯定比不过他，白居易没有人说他是美男子，他不美。所以他不跟卫叔宝比这个，他比健康。卫叔宝弱不禁风被人看死掉了，白居易是不会被人看死的，所以他跟卫叔宝比健康，说我比他健康。这样一比，白居易刚才这五种比较，比的方法基本上就像田忌赛马的方法，田忌赛马三局两胜，白居易一定是五局全胜。他专门挑人家不如自己的方面来比，这样左比右比，比来比去，白居易总觉得我比人家优越，我比人家条件好，我很满意，我知足常乐。所以白居易根本的人生态度，善于比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说到这里，同学们也许会批评白居易，觉得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是不是太消极，专门跟人家的短处比，比得自己很满意。的确，假如说是在一些大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着眼于整个国家跟民族的前途，当然不能小富即安，应该不断地前进。即使是我们对于个人的事业，对于年轻的同学们来说，将来我们前程远大，我们
【篇六】白居易的诗
谈白居易诗歌谈白居易诗歌
白居易诗歌现存近三千首，在唐代首屈一指，他的诗歌题材比较广泛，他自己曾分为四类，即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其中价值最大、自视最重的是讽喻诗。他自称这类诗是“兼济之志也”（以上均见《与元九书》）。现代许多古文研究者也充分肯定了白居易的讽喻诗，给予极高的评价，如游国恩在其《白居易及其讽谕诗》中指出，"白居易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也就是因为他继承了杜甫那样的同情人民的传统"，他"一生作品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也就是讽谕诗"，这些讽谕诗"大胆揭露了当时政治社会的黑暗及阶级矛盾"，表现了作者"有正义感"、"肯替人民说话"的斗争精神；郭沫若在《关于白乐天》则指出，白居易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而且他十分同意日本学者片山哲先生称白居易为"大众的诗人"，是"为劳动人民祈福的和平诗人"，是"清廉洁白、毅然有所自立的诗人"；谭丕模的《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也认为，白居易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从他的诗歌所表现的人民性来看，他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是一位多产的诗人，而且是多产讽刺诗的诗人。他讽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讽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希望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同时也歌颂了那些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的政治措施，憧憬着人民的理想与要求。白居易的讽喻诗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主，另外还包括一些与新乐府精神相通的诗作，如《观刈麦》、《宿紫阁山北村》、《采地黄者》等，这些诗作集中体现了诗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的诗,对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劝之辞，反映的社会内容极为丰富。今天，我们读白居易的这些讽喻诗，是诗人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精神，依然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心灵。
（一）反映的真实性 ———— 关注 民生 疾苦
白居易的讽喻诗所反映社会内容的真实性体现在充分反映了社会底层各类人物的悲惨命运和深重苦难。如《杜陵叟》写杜陵的一位老农种一顷多薄田，春秋连遭灾害。官吏却不报灾，而“急征暴敛求考课”，逼得这位老农只好“典桑卖地纳官租”。《观刈麦》写一个贫妇被盘剥得靠拾田里的遗穗过活：“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缭绫》写女工之劳。缭绫这种向朝廷供奉的精美丝织品，极费织工，“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无非是供给宫中制舞衣之用。《新丰折臂翁》写一位八十八岁的老翁为逃避穷兵黩武的战争，二十四岁时自用大石槌折一臂。“此臂逝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缚戎人》写西北一个边民被虏入吐蕃四十年，冒死逃归，却被腐朽边将死认作吐蕃人，发配江南，“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凄苦命运，从十六岁入宫到六十岁尚未出宫，“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她的美妙青春和一生年华都成了帝王的牺牲品。《卖炭翁》深刻地揭示了手工工人卖炭翁的艰辛困苦生活，并有力地控诉了“宫市”的罪恶。《卖炭翁》是白居易新乐府类诗中思想和艺术结合完美的代表作。首四句勾画老翁艰辛劳苦的形象。南山即长安南郊的终南山，老翁终年劳作在这座深山里。“伐薪烧炭”四个字包含了艰苦的劳动过程。他登山入林，一斧斧砍下薪材，再把它拖到窑地，一窑窑烧制成炭。长年累月，烟熏火燎，所以“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那烟尘的脸色，那斑斑的鬓发，那黑乌乌的十指，那是艰辛劳动的印迹。这个形象已足够引起人们的怜惜与同情了。“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浅淡的词语，包含沉重的感情，说明卖炭换钱是老人惟一的生活来源，不由人不珍视他那炭的价值了。接下去六句写老人为穷困所逼的复杂心理和载炭赴市的艰辛。“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从下两句知道这正是一个严寒季节，身上还穿着单衣，说明全部辛劳所得还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虽然身上衣单，为了卖个好价钱，还祈望着天再冷一些。老人炭价的重要，渲染得更加突出了。一个薄衣单衫在寒风中瑟缩的老人，盼望天气更冷，可见他被贫困摧残到何等境地了。他这个凄苦的愿望实现了，“夜来城外一尺雪”，
一尺深的雪，天自然增寒，炭价不会降了，说不定还上涨些许，不免在凄苦的心境里涌起一股兴致，一大早便赶车载炭上市了，“晓驾炭车辗冰辙”。山路遥遥，赶着装载千余斤炭的牛车，在一尺深的雪路上行走，到了长安市场的南门外，已经太阳老 高了，“牛因人饥日已高”，牛也困乏不堪，人也饿得不得了。早上出来还是大雪遍地，经过日晒，雪已融化，歇脚在泥水中，“市南门外泥中歇”。老翁这时满心的希望，是遇上一个好买主，将炭变卖成钱，吃上一顿饱饭，再置办点生活必需的东西。但是正当他眼巴巴盼着的时候，迎来的却是一场噩运。“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皇宫中的采办来了。他们有特殊的服色，黄衣白衫；也有特别的权力，只要他们看上的，便分说不得，因为他们是给皇家买货的。“翩翩两骑”，言语不多，已经透露出那骄矜自得的神气。果然厉害异常，“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这时牛困也顾不得，人饥也管不得了，“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结果如何呢？忍着牛困人饥将炭送到宫里，却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千余斤炭，只换得半匹纱一丈绫。“系向牛头”，极传神，不管你肯与不肯，要与不要，摔在牛角上，就是它了，那一种蛮横无理、盛气凌人的神气，都在四个字后面隐现出来。这就是当时病民的恶政之一“宫市”。韩愈《顺宗实录》载，过去宫中需买外物，令官吏负责采办，按市购置。后来不再通过官吏，宦官“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长安东西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还记载一个农民卖柴的事：“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勒索农民供奉门户钱），仍缴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白居易所写的卖炭翁，不过其中的一事。
（二）讽喻的深刻性————直斥统治阶级及其弊政
白居易深刻的认识到底层人民的苦难，来自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掠夺以及种种病民的弊政，作为封建 社会的一员，诗人能够冲破自身局限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实是难能可贵的。从上面所举的一些篇章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白居易的有些讽喻诗更侧重于直接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及罪恶。白居易在《策林》中曾指出“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是人民穷困的重要原因。他的讽喻诗不少是指斥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生活的。在《歌舞》中，诗人写那些公侯贵官“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买花》写富贵人家以重价购置和莳养牡丹的习俗，“上张幄幕庇，旁织巴篱护。”诗人通过田舍翁的口批评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李肇《唐国史补》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一本有值数万者”。可见其奢靡耗费。《轻肥》专写宦官。中唐以来，宦官专权，他们由皇帝的家奴一变而为势要人物，控制着军政大权，骄奢豪横，不可一世。诗截取他们去赴“军中宴”这一片断来写，所说的“军”是指天子的禁军神策军，由宦官统领。诗没有先交代赴宴，那样就平铺直叙没有神气了。而是先摄取一个路上的镜头，一开篇便风神饱满。“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一句把盛气骄横的味儿写得十足，后一句从鞍马上写其富贵豪奢。鞍马的光华可以照尘，自可想见鞍上华丽的金银珠翠装饰和马身毛色的光泽。那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呢？诗人用一设问句，醒目地点出，此即“内臣”，也就是宦官。宦官不过是宫中的奴仆，怎么如此豪横骄奢起来了呢？原来今非昔比，他们都已成为高官贵人，“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了。到了这里诗人才交代出他们是去赴宴：“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一个“夸”字，显出其自得炫耀之态，一个“云”字，写出其成帮结伙之多。以上八句诗，经过诗人这样的匠心结构，波澜起伏，振荡有势。接下去六句写“宴”，以四句铺排其饮食的精美，九酿之酒，海陆之珍，洞庭之橘，天池之鳞；以两句状其兴高采烈之态，“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珍味饱食，志满意得，酒酣兴浓，盛气高扬。接着诗人的笔锋陡然一转：“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一方面是山珍海味，一方面是人食人。诗人把二者鲜明地摆在那里，让读者自己去体味其中的意义。在文章的脉理上，这末二句又
形成一个突起的浪峰，不仅结得有力，也增加了全篇的波澜。
统治阶级为维持其奢华的生活，必然加重对人民的掠夺，而生出种种病民的弊政。白居易的讽喻诗广泛接触了这一主题。《文献通考》载，“德宗既平朱泚之后，属意聚敛，藩镇常赋之外，进奉不已。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李兼有‘月进’，他如杜亚、刘赞、王纬、李錡，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日进”也好，“月进”也好，“羡余”也好，都要从百姓的头上搜括来，在税外加码。白居易的《重赋》就是反映这一问题的。诗中作农民的口气控诉说：“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宿紫阁山北村》写神策军“暴卒”横暴地闯入民宅，不由分说地将庭中生长三十年的“奇树”砍去，主人只能任其所为。《红线毯》揭露宣州太守进贡开样加丝毯，对这种用心不在民事而在进奉的行径，诗人怒喝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三）讽喻对象的广泛性————多角度出击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西凉伎》指责边将忘仇：“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其中表现了爱国思想。；《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此外，《两朱阁》刺佛寺之有增无已，《草茫茫》惩厚葬，《天可度》恶诈人：官牛》讽刺执政宰相，所讥刺批评的都是诗人视为不好的风气。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