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个老城，大约是胡同最多的地方了，我没有考据过究竟有多少，但就像俗话说的：“碰鼻子一拐弯”，就是胡同四十年代末，我从花花绿绿的十里洋场上海来到北京，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北京民风的淳朴憨厚和待人的实诚。
街坊邻居住熟了，早晨起来，在胡同相遇，总要互相间候：“您早！”您上班哪！这一声问候，有时能让你一整天都觉着热乎1950年，我住在东总布胡同，据说这是北京最著名的四大胡同之一。它比别的胡同要宽些，也要长些，从外表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鳞次栉比的都是一色四合院平房。但里面可就有讲究了，有三进五进的，原因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当年的王爷府。这条胡同离紫禁城不远，按满清皇朝的规矩，不是皇亲国戚，是不允许在这儿盖房住家的。经过多少年的历史风雨沧桑，王爷固然早没了，就是王爷的后代也多有变化，那些四合院，数易其主，不复有当年的威风喧赫了那时，我二十刚出头，住在集体宿舍，宿舍里三个同伴。
入夜后，万籁俱寂，没什么夜生活，自然也没彩电，没音响，甭说半导体收音机没见过，就是普通收音机，我们三个“包干制”青年干部，也没这份奢侈的财力。不过这倒也好，那时我们求知欲旺盛，每晚都埋在书里追求真理，满足精神上的饥饿去了。只是十点多钟以后，大灶饭给的那份高粱米或窝窝头，消化得差不多了，浑身就不自在起来，精神会餐再丰盛，毕竟也架不住饥肠辘辘于是我们或二人或三人，在黯淡的路灯下，沿着胡同，摸索到离住处不远的小酒馆去这胡同的小酒馆，地方不大，也就十几平米。
两个大酒缸，几张小方桌，靠北柜台上放着几碟最简单、最便宜的下酒菜，比如煮花生米、豆腐干、辣白菜之类。一进门，掌柜的就热情地招呼：“您几位来啦，来点什么？”我们阮囊羞涩，不敢有什么大的野心，好在来这儿的也没什么阔佬，所以我们心安理得地坐下，每人要上二两二锅头，两盘小菜。
一杯下肚，浑身顿时觉得热乎起来，于是一通海阔天空的神聊（那时还没有“侃大山”这类词呢）。掌柜的笑眯眯地撑着腮帮子听着，有时也搭腔插两句，酒至微醺，再招呼掌柜的来盘爆肚，或者来上十五个茴香馅饺子，不一会儿，热气腾腾地端了上来，我们风卷残云似地一扫而光，酒足肚饱，耳畔听着掌柜的那声：“您二位，慢走！”然后溜溜达达，晕晕乎乎地重回宿舍。
那一夜，保准是睡得分外香甜还让人怀念的是，胡同口那家小小的理发馆，尤其是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天。一踏进小店，就觉得有一股混着发油与肥皂味的暖流扑来。掌柜的过来帮着掸落身上的雪花，一面招呼让坐。小小理发馆一共两个位子，两个理发师傅。客人多了，就得坐在长条凳上等一会儿。屋子当中，生着一炉旺火，上面坐着一把直冒热气的大铁壶，你胡乱翻着报纸，听着客人们闲聊，铁壶咕哪咕哪冒着热气的嘶嘶作响，窗外呼啸着风声与夹着小冰霰打在玻璃窗上的啄啄声，唯有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温暖如春。一时间你加入梦境，竟不知身在何处。那时理个发，也就两毛钱，理发师傅的那份细致周到，不光放在刮脸洗头上，最后还要拍打项背，拿捏肩头，让你全身松快舒坦。
这时你站起来，只见镜中的你，竟仿佛年青了几岁。你谢过师傅，于是神清气爽地消失在大风雪中，心头却洋溢着从小店中带来的融融暖意当时，我还是个单身汉，看书写稿不算懒，惟独料理生活杂事却最懒。脏衣服脏袜子堆在床下不想动，拆洗被子更是个大难题。为这些事我没少伤脑筋。终于经人介绍，认识了胡同里的一位张大娘，大约五十岁左有，慈眉善目，一双解放脚，她是个寡妇，经常帮人洗洗涮涮，缝缝补补。
每逢她来收我们的脏衣袜时，我们总是干感谢万感谢，张大娘却说：“别介，这有什么可谢的，这活计本来不是你们大老爷们儿干的。”她说的“大老爷们儿”，意思是指男子汉，并不是我们身份有多么高贵。这位当时和我母亲年纪相仿佛的大娘，也真把我们当孩子似地关心着，常常是下班回来，一叠浆洗得十分干净平展的衣袜，已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尤其是拆洗被子以后，又经她一针针把被套缝上。
晚上穿着干净衬衣，并盖上让太阳晒了一天的干净棉被，整个身心就被裹拥在太阳的香气和温暖的棉絮中，并让这份从善良的天性中涌出的温馨带入梦境小小的胡同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层次，展现了普通人的具有传统意味的文化韵味，它和老北京人一样，透着朴实淳厚的气息只是有一点我好久没弄明白，为什么北京胡同这么多，这些纵横交错的小街小巷，为什么都称之为“胡同”呢？后来读到张清新教授的著作，从他的考证中才知道，这是借自蒙语的词，北京这个老城，大约是胡同最多的地方了，我没有考据过究竟有多少，但就像俗话说的：“碰鼻子一拐弯”，就是胡同四十年代末，我从花花绿绿的十里洋场上海来到北京，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北京民风的淳朴憨厚和待人的实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