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前，在学校的西门在学校的西门，常有一家卖红豆饼的摊。
摊主是个哑巴，聋不聋不清楚。一直戴一个蓝一次性口罩、一个帽子，穿一身围裙。他这里很安静，安静到学生放学的嘈杂声在这突然屏蔽，只剩下打手势带起的风声。
放学后我饿了。撑着喊叫声和奔跑生，我停在了这个摊前。
因为第一次看见这个摊位，我张口就说：
“红豆饼多少钱一个？”
老板没回答，只指着推车钢板上贴着的一张纸，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纸上写着“红豆饼”，还特意用彩铅描了边，画了花纹。
我一下子明白了，点点头，拿出兜里的钱，也用询问的眼光看向他，指了指钱。
他很聪明，伸出两根手指，又指指钱盒。
把做红豆饼的材料拿到一块木板上后，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看看我，又看看他手腕上的表。双手比了一个“十”的姿势。我没太明白，“嗯？”了一声。他摇摇头，又敲敲脑袋，恍然大悟似的，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在上面输入了“等十分钟”，又拿给我看。我点点头。
新鲜出炉的红豆饼很糯、很香，里面还加了一小片不太酸的干柠檬片，挺甜的，我很满足。
回头看那个小摊。形形色色的人从他面前走过，不瞥一眼。而那个摊主也在喧闹中焦急、迷失。小本生意本身便难做，何况他还不善言辞、没有一般人做生意的精明。
没人知道什么让他走上这条道路，也许是身体上的残疾，也许是为生活所迫。
可能是察觉到有人在关注他，他向我这边瞧来。看到我，他口罩下的笑让人看的一清二楚。上扬的眼角下是对生活残喘的希望，对寂静冷清的麻木与妥协。
我也冲他笑笑，走了。
后来啊，我再也没见过他。只是在西门又听到闹市搬的喊叫时，又习惯性地瞥向它常待的地方，那里还有一颗残缺但尚存微热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