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宫之后的皇帝(一)
皇帝一跑到内宫，便走进更衣室，让侍官帮他穿
上衣服，坐在龙椅上，发着闷气。皇帝心想：我一个堂堂皇帝，竟被他们戏耍，真是可恼，一定要把那两个骗子杀了。这时大臣们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一个大臣还想讨好皇帝，说：“陛下，您觉得新衣服怎么样？”“你说呢？”皇帝没好气地说。“我看那新衣服很好！又合身又美丽。”“放屁！”皇帝大发雷霆，“难道你没听见人们的议论吗？”“噢，我看他们是愚蠢的，不称职的，看不见您那身豪华的衣服。”“那我看不见，也是愚蠢的，不称职的吗？你竟敢取笑我，真是大胆，卫士，拿下！”“……”这个大臣还想说什么，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么办才好。
大殿内一片寂静。
过了好久，诚实的老大臣终于打破沉闷的气氛：“陛下，今天的事全是那两个骗子引起的。”“是呀，是呀！”“我想应该把那两个骗子抓起来杀了，以雪陛下今日之耻。”这时大臣们都开了口……
正在此时，两个骗子从内宫喝完酒路过大殿见皇帝已回来便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一个骗子问：“陛下，您觉得满意吗？”“好极了，妙极了，我真是十万分的满
意！来呀，给我拿下。”两个骗子五花大绑地站在台阶下，眼珠滴溜溜一转，满不在乎地问：“陛下，您什么时候亲自杀了我们？”皇帝见他们的样子，觉得事情蹊跷，于是问道：“刁民，快说你们问这干什么？”“这，这……”一个骗子故意吞吞吐吐的。“噢，没什么。”一个骗子抢着说：“因为我们听说有一种神衣，人穿了就可以成仙，来去无踪，逍遥自在。即只有让皇帝亲自杀死的人才能得到，所以我俩才来骗您！”
爱衣成癖的皇帝又被两个骗子的话蒙住了，心想：我做了皇帝，还不知道做仙人的滋味，我倒想穿穿那件神衣，但不知怎样才能得到它。于是问道：“如果朕想得到，又怎么办？”“噢，那您只要把皇位让给别人，让新皇帝把你杀了，你就会得到的。”“是真的吗？”“是真的，要不你快杀了我们，我们已经迫不急待了。”
皇帝的信念更坚定了，可大臣们都喊了起来：“陛下，不要听他们的，那是骗您的！”“皇上，不要再上他们的当！”“不要嚷，不要嚷！”皇帝大声喊着，顿时殿内静了下来。“我会安排好的，让我儿继承皇位，两位„御聘织师‟随我同去。”大臣们仍出来阻挠，但皇帝不听，仍坚持自己的主见。两个骗子又开口：“陛下，据我们
所知，那神衣就只剩一件了，咱们三人一起去，您穿了我们就没有，我俩穿了您又白去……”
最后皇帝决定，再给两个骗子许多金银，以赔偿两个骗子得不到神衣的损失。
第三天早晨，全城的人们都来看皇帝去领神衣，他们把刑台周围堵得水泄不通。三声炮响后，皇帝乐滋滋地去领那件并不存在的神衣了
回宫之后的皇帝(二)
程念祺：皇帝“兼任”宰相之后
明朝皇权制度，是明史中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成果也比较显著。方志远先生的《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其运行机制》一书，将明朝国家机构各项制度与组织的关系，以及来龙去脉条分缕析，使读者得窥明朝国家制度的精心建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对明朝皇权的把握相当完整。继王天有等人的研究之后，该书在明朝中枢权力结构的研究上，不仅更为细致深入，也有更好的视角与问题。比如作者指出，在明朝的权力中枢，宦官是“皇帝的代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明朝废相之后专制集权的走向，可以发现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
明朝废相，是在公元1380年，即明朝洪武十三年。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后世宰相的权力很早就出现了，诸如“尹”、“冢宰”、“大宰”等名，皆为国家行政官之首。春秋战国时期，此类职位又以“相”、“丞相”、“相国”之名出现，或称“执政”。秦统一后，历朝皆设宰相一职。汉武帝虚置相职，而将相权基本纳入内廷。从此，历代总是通过对相权的分解，以增强皇权对中央行政的控制力。但是，作为中央行政的中枢，相权始终是存在的。而明朝废相之后，这一历时数千年的宰相制度便不复存在了。
然而，废相之后，洪武皇帝并没有真正废掉相权；而是一身而兼二任，既当皇帝，又当宰相。那时候，朱元璋平均每日要处理两百多份文件、四百多项事由。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不得不命令臣下把所有的奏章都写得短而又短，并规定了统一的格式。他还设立了殿阁大学士制度，让一些读书人跟随左右，随时咨询顾问，以解决阅读上的困难。但他严禁大学士议论朝政，以防他们干政。对于历史上的宦官和外戚干政，他深恶痛绝，再忙也不让这些人插手。
凭着自己的威势和治政经验，朱元璋大致可以将“日理万机”做得不差。然而，这种一身而兼二任的办法，却让继位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年轻的皇帝难免贪睡，上早朝晚了，就会有大臣进谏，说朝政被耽搁了，要求他能像太祖皇帝那样，天不亮就起床，太阳未出就朝见群臣。碍于祖训，建文并不敢恢复宰相制度，却将六部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以至于后来篡位的叔叔、明成祖朱棣指责他：“欲将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但是，建文再怎么加强六部的权力，都不可能弥补作为中央行政中枢的相权的缺失。实际上，建文即位后，即召方孝孺“参预机务如内相”。1402年，当朱棣的军队攻占京城时，发现建文已在内廷设立了内阁机构，并备有特制的文渊阁印。这与他的祖父只以殿阁大学士随从顾问的情况大不相同。方孝孺主张君、相分权，恢复古典的冢宰制度。而比方孝孺更长一辈的明朝开国文臣刘基，也非常强调丞相制度的重要性。他曾把后世分解相权的做法，比喻为把不成材的“小木”束在一起充作栋梁之材，是撑不起中央集权这座政治大厦的。
如果不是朱棣篡权成功，方孝孺、刘基关于相权的主张，是否会影响明朝政治体制的走向不得而知。明成祖篡位后，尽管对建文时期“变乱法制”的做法一概“革除”，却悄悄地保留了建文时期设置的这一“内阁”，并立即召文臣入阁参预机要，开始改变原来由皇帝兼任宰相的做法。由此，相权开始融入皇权，成为明朝的皇权一部分。这与刘基和方孝孺的想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洪武皇帝禁止宦官议政，为此还立下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规矩，将严禁宦官干政的命令铸成铁碑立在宫中。在他看来，宦官的事情就是宫中杂役，或者奉使传令。但是，既要用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又要防止皇权沦于权臣之手，其最方便之法门，就是让宦官与阁臣对掌机要。明成祖在位时，宦官开始大量地受到重用。《明史》上所谓“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的讲法，大致是不错的。无独有偶，朱棣借口“训女官”，下令让已有子嗣的学官，自愿净身，入宫教书，破了洪武皇帝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规矩。朱棣的“好圣孙”宣宗即位后，则干脆在宫中设立“内书堂”，“专授小内使书”。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显然，要重用宦官，则不得不使他们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
明朝宦官接触朝廷机要，是从文件收发上开始的。朱元璋于废相前两年，即洪武十一年，曾下令“奏事毋关白（禀告）中书省”。从那时起，京官奏事，一律改由“皇极门（后称会极门）实封奏闻”，而不再通过中书省。此外，明朝地方官的奏疏，原本汇集中书省，但自洪武十年朱元璋设通政司后，若非事涉机要，即由通政司直接送往六科。六科是皇帝监督六部行政的机构。朱棣在位时，命令通政司：“凡书奏关民休戚，虽小事必闻，朕听受不厌倦也。”越来越多的奏疏要直达御前，宣宗时就设立了文书房，隶属于司礼监（洪武十七年设置），统一汇集内外官奏疏。文书房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登记、整理和抄录往来文件，而由
司礼监呈递御前。司礼监掌握着最充分、重要的信息，又服侍在皇帝身旁，帮皇帝跑腿办事，传递信息，俨然是“皇帝的代表”，最适合用来制约、压制内阁，其权力和地位于是迅速上升。
内阁参与机要，原本无非是阁臣与皇帝“面议”朝政。这在洪武皇帝治下，是严厉禁止的。那时，凡事“听自上裁”，官员奏疏概由朱元璋批答，即亲笔写出处理意见。建文时，“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足见其时臣僚已可以与皇帝面议朝政，为皇帝执笔批答。成祖、仁宗时，朝政的处理通常也是与阁臣面议，批答则由皇帝亲力而为。朱棣晚年精力不济，才经常委托阁臣代他批答公文与官员奏疏。宣宗在位时，处理官员奏疏，改由阁臣先用“小票墨书”代他批答，称“票拟”或“条旨”，贴在相关奏疏的封面上，送司礼监后誊抄，再交皇帝批准。如果事关重大，宣宗还是会当面与大臣商议；议定后亲自批答。
能够与皇帝面议朝政，是阁臣所期望的。阁臣如果不能与皇帝面议朝政，意味着他有限的建议权也不存在了。更令人扫兴的是，在没有面议的情况下，阁臣票拟必须严格按照“九卿之成案”和“司礼监粗写事目”进行。“九卿之成案”，即内、外廷臣在各自主管的范围内，就具体问题的解决，向皇帝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司礼监粗写事目”，即司礼监根据“九卿之成案”，为阁臣规定的票拟提纲。就这样，阁臣票拟完了，还得皇帝用红笔批示。同意的，交司礼监用红笔誊清，送文书房抄送相关机构执行。然而，由于疏懒，更由于要压制内阁，皇帝总是把批红的事交给司礼监去做。
“票拟”成为惯例，始于英宗即位。英宗那时还是个九岁的顽童，批答之事由阁臣代劳，而一切都听王振教唆。王振掌司礼监，对阁臣票拟总是指手画脚。土木之役，英宗成了蒙古瓦剌的俘虏，皇位被景帝取代。也许是因为有过这样的惨痛教训，英宗复辟之后，对宦官的宠信有所克制，比较注意控制阁臣与宦官之间的平衡，“每事与内阁面议然后批行”。但是，宪宗继位后，经常是直接让宦官替自己批答官员奏疏。可见，内阁票拟，不是皇帝必须遵守的制度。司礼监作为“皇帝的代表”，甚至可以直接让宦官代表自己批答。所以，方志远先生说，司礼监就像是内阁中的内阁。
孝宗继位后，更多的则是让阁臣票拟。但他却发现，阁臣对此颇有怠惰，而让阁员代拟。他传旨说，要注意保密，内阁大学士必须亲自动笔拟旨，亲自印封，然后密送皇帝。对于孝宗的这一要求，大学士刘健非常婉转但又倔强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内阁票拟的确事关机密，所以从来皇帝找阁臣议事，也都是亲临内阁，或在便殿秘密召见，照例是要避开他人耳目，对阁臣面授机宜的；现在除了例行活动，阁臣根本见不到皇帝，连司礼监的人也见不到；圣旨由司礼监传达至文书房，再由文书房通知内阁；内阁票拟也要经过文书房、司礼监，才能呈至御前。刘健提出，要么恢复皇帝与阁臣“面议”朝政的老办法；退而求其次，也应让阁臣看到皇帝的亲笔；再怎么不济，也应由司礼监“口传圣旨”。他用这种办法，来表达他对凡事都要由司礼监下属的文书房来传达的反感。对于刘健的婉转批评与倔强，孝宗是容忍的。但对他的请求，照例是敷衍了事。此后六年之间，孝宗与阁臣“面议”朝政，不过数次而已。内阁与皇帝的沟通，还是要由宦官来充当代表。
武宗即位之初，就有大臣批评他“批答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揜公”，并指出这是由于阁臣“不得与闻”机要，而奉侍在侧的宦官“阴有干预”造成的。之后不久，刘健也批评说，阁臣身在内阁重地，不过“徒拥虚衔”，朝廷的圣旨下来了竟然还不知道；本来由阁臣票拟的东西，随便就改掉了。等到刘瑾执掌了司礼监，刘健等阁臣被罢官为民之后，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了。那时候，官员的奏疏，刘瑾都是带回家与亲友一起“批答”，然后请内阁大学士焦芳帮助润色。刘瑾倒台后，大学士李东阳揭发说，自己为皇帝拟旨，不是被刘瑾驳回，就是被改窜；改窜了的东西誊抄后，还要逼他抄一遍，作为原稿“落底”存档。
明人谢肇淛指出，明朝的宦官“体统尊崇，常居百僚之右。辅臣（阁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内监小竖，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前驱不敢问，辅臣不敢嗔也”。可见，在明朝的权力中枢，宦官的地位尊于阁臣。盖宫廷政治既已彻底制度化，宦官因为最接近皇帝，其地位上的这种“尊崇”，若非皇帝本人有意加以裁抑，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阁臣身在内廷，毕竟联系着整个官僚系统，若非严格地加以屈抑，难免使相权死灰复燃。制度的精神如此，明史上内外臣僚对宦官的普遍千依百顺，就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制度使然。所以，在明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一直到嘉靖之前，尽管是宦官专政，但整个明朝权力中枢和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稳定的，阁臣已甘心并习惯于屈居宦官之下。
然而，从武宗去世到世宗登基的三十七天皇位空缺期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在这三十七天里，首辅杨廷和竟破天荒地总揽了朝政，宦官不得不听由内阁主持朝廷中枢。等到朱厚熜入京，杨廷和为他起草登基诏，将武宗时许多弊政都宣布废除了。为此，文书房的宦官找到杨廷和，说诏书有几处写得不合适，要删。杨廷和怒斥道：“过去有什么事不合你们的意，你们动不动就说是皇帝要如何如何。现在要删改诏书，难道也是新皇帝的意思？那就等我们上朝祝贺新皇帝登基时当面奏请，还要问清楚究竟是谁要删改诏书！”这件事，内阁胜利了。它表明，作为“皇帝的代表”，明朝宦官的权力和地位，完全依附于皇帝个人，并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