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
冷战（英语：ColdWar，俄语：ХолоднаяВойна）是指1947年至1991年之间，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
一 、德国留下的种子
今天我们谈谈冷战。我们知道冷战是美苏之间的对抗，但它其实更是一战和二战的结果和延续。冷战双方的核心大国——美国和苏联是英国和德国分别在北美和东欧撒下的种子。两次世界大战竭尽了英国和德国的力量，它们在欧洲的政治遗产，最终是被美国和苏联接收，这是冷战的大的历史背景。
关于上面的论断，美国是英国的延续这一点争议应该不大。但苏联和德国的关系，也许并不那样显而易见。毕竟我们熟知的是，苏联是二战时德国的大敌，而苏德战场可能是二战最血腥残酷的一个战场。
但是，战争中的对立关系或者同盟关系，其实往往是表层的，是一时的，所以纳粹德国和苏联在二战初期，可以密约合作、瓜分波兰，也可以撕破条约大打出手。进一步说，如果战争中一时的对立/同盟关系就是稳定的本质，那么冷战本身也就不会展开了。美国、英国和苏联，不都是对抗轴心国的同盟国家吗？为什么在二战结束不久就剑拔弩张准备对抗？
我们这里说苏联是德国留下的种子，是从两个方面的意义上讲的。第一，苏联的前身也就是苏俄的建立，有赖于一战期间德国对俄国激进革命派的资助①，但这一点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第二点，从治理模式上，苏联继承了德国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特征。
具体而言，它继承的德国模式至少有二：第一种，是一战前与一战中德意志帝国以总体战和社会动员为特征的军国模式；而第二种，则是纳粹德国煽动和动员中下层、实施全社会高压统治的模式（当然，从思想根源上讲，指引苏联的思想体系也基本源出欧陆哲学，马克思主义就源出德国，但这里我们暂时不展开讲）。这个结论非常重要，我们利用这个结论，可以理解冷战时期世界历史的很多问题。
二、穷兵黩武的军国模式及其失败
那么对于美苏冷战，我们当然首先会想到“两超争霸”或者“两强争霸”——但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苏联的真正国力，其实从来没有达到可以和美国旗鼓相当的程度。从人均GDP上看，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中，苏联基本都不能及美国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个差距，从苏联建立（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苏联正式成立之时）之后，在数值上基本是越拉越大的。
只是在大萧条（TheGreatDepression，1929-1933）的特殊时期，对比经济下滑的欧美诸国，苏联模式才显得相对有优越性。
美苏人均GDP增长图（MadisonProject数据）
对比世界诸国，苏联只是凭借人口基数相对欧洲各国的巨大优势，因此能在1977年前能够长期据有GDP世界第二的位置（之后被日本超越，且再无法翻身）。单论人均GDP，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国家。到1990年，苏联的人均GDP不过与马来西亚相当。
苏联人均GDP与欧洲诸国相比，都不占优势。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俄国作为后发国家底子较差，或者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排除这些干扰因素，将与苏联1950年人均收入相似的其他国家选择出来，比较它们在1950年之后的发展情况，如下图所示。
1950年后苏联经济的发展情况，不但劣于欧洲诸国，而且在新加坡、香港等新兴亚洲经济体之下（MadisonProject数据）。
对比的结果是，我们发现：即使放在同一起跑线上，苏联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长期上看也是缓慢的。到1990年之后，它已经落后于除古巴之外的所有竞争者（当然，古巴也是苏联的“老朋友”国家）。
和其他经济体相比，苏联的经济呈现出“最初的快速增长——长时期停滞不前——（90年代的）经济危机”。所以说，所谓冷战两极争霸的格局，不是经济上的——单论经济，苏联的体量和质量都不能和美国比较；苏联集团也不能和英美集团相比。苏联能和美国扳扳手腕的唯一资本，也就是军事力量罢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冷战期间两国的军费开支对比（红线表示苏联，蓝线表示美国）④：
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总量几十年来不到美国一半的苏联却长期拿出了可以接近美国的军费开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1964年-1982年），甚至还一度超过美国不少。
要是我们把军费占据国家收入的比例拿出来直接比较，就更一目了然了（如下图，红线表示苏联，蓝线表示美国）⑤：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就是以远超美国水平的比例（这个差距在非战期间，维持着惊人的两倍），把国家收入用于军事开支之上的。这就是苏联能和美国较量较量，而冷战可以打得起来的基础。
上面的数据只是统计了苏联直接用于军事领域的开支，其实这还是一个低估的数值。因为现代军事工业并不是孤立的，它需要其他领域——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和支持。但是俄国在苏俄建立之前，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农业国。在它建国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它是怎么做到发展出一套成熟的重工业体系，从而支持本国一跃成为世界两大军事强国之一的呢？
答案很简单：苏俄（苏联）牺牲了自己的农民和轻工业，它一方面通过剪刀差强行压低本国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从而把农业利润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转移；另一方面，它用计划经济的形式，把社会资本大量投入到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中去。
“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在苏俄治下，由于失去市场调节以及政府的刻意导向，导致工业和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现象在1923年10月达到顶峰，工业价格是1913年水平的276％，而农产品价格仅为89％。农民纷纷拒绝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导致饥荒和物资匮乏。
《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的作者安东尼·萨顿这样概括：“自从布尔什维克执行头几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工业的一条原则是：把国家安全和军事放在首位，把消费品放在第二位。所有非军事企业都要为加强军备的目的服务。为了保证这一点，在制订计划时，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民用和军用生产使用相同的工艺技术、部件和方法。这就是说，向苏联提供的民用产品的工艺技术也完全可为军事目的服务。”
在这种模式下面，整个苏联就像是一个举全国之力经营的大军工集团。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力远逊的苏联可以抗衡美国的军事力量：“苏联出现军界工业界集团要比美国早得多。凭良心说，苏联的军界工业界集团是举世无双的，因为它实际上包括了全部苏联工业，就此而论，西方不能匹敌。苏联军界工业界集团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必要时可使每个工业部门转入军工生产。”
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根据立场不同，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有些人站在苏联民众的角度，觉得农民遭到剥削、人民物资匮乏、动辄饥荒遍地，以此为代价，只是搞出一艘艘平民不能吃穿的舰艇，过于无谓了。
但当然也会有人站到统治者或者“民族”、“国家”的角度，赞美苏联完成了大国崛起的伟业：在人均产值不到敌国三分之一的民众身上，压榨出总量一样的钱财出来，从而和世界第一大国一决雌雄，即使最后还是输得一败涂地，这种勇气难道不令人“心潮澎湃”吗？
1921年俄国大饥荒，预计死亡人数在五百万。安东尼·萨顿：“二十年代初，苏联当局的无能给该国带来了饥荒。当时的总统胡佛组织美国救济总署向苏联运去了大量的食品和被服。与此同时，苏联人却输出小麦去支援德国的左派革命者。”而1932年到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死亡人数估计在六百万众。
无论这些人有没有良心，我们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人并没有创意。东亚人不会不熟悉剥削民众用于军事压迫和征服的大秦帝国法家政治，而在欧洲史和近现代世界史上，这种集中社会财富用于军事的军国体制则可以追溯到一二战前后的德国。
当时的德国和后来的苏联相比有类似的特点：它们都属于野心勃勃的后发国家，试图拒斥和打破原有国际格局、价值和传统。德国史家安德烈亚斯·维尔申（AndreasWirsching）指出，在二十世纪初（事实上十九世纪末早已现端倪），许多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相信，现代化时代存在一条德意志的“特殊道路”：
只有少数人（德国）认为西欧民主的那套机制才能够解决德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难题，而多数人在西方文明中看到了堕落的征兆与功利主义的毫无节制。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普鲁士—德意志的“天命所在”，它似乎锻造出一个属于未来，结合了文化与权力、专制与自由、传统与现代的综合体。这一综合体所夹带的意识形态成就了这个民族国家：它的统一保证了一个强大国家的形成，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并为德国人保障其应得的“阳光下的地盘”。
建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思想根源尤其根植于历史主义，而历史主义的特别之处是强调与普遍性相对应的特殊性。但除此之外，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深刻不信任的体现：大部分的德国精英彻头彻尾地反对工业化的现代大众社会所代表的利益多元化。
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在他们眼中）似乎极为轻易地蜕变为财阀统治与党同伐异；代表个人利益的组织及其所取得的集体性成果则被直白地斥为功利主义的有害的时代思想。但也正因为如此，促成了建立一个强大国家观念的形成：这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是君主制，国家的职能是作为“超越党派（利益）”的集体福祉守护者，以此保护集体福祉，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分治。
简而言之，这条“德国道路”就是：刻画和强调德国的民族和历史特殊性，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例子中，是加强德皇的权力；在纳粹德国的例子中，是加强元首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权力），快速地“建立一个强大国家”。这里所谓的强大，当然首先是军事的强大。既然要强军，自然需要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主导经济，汲取民间财富，用于军事。
德意志特殊道路（DerDeutscherSonderweg）是德国思想史重要概念，始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意谓德国与欧洲诸国不同，有其特点和优越性，故有其特殊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德国史家Hans-UlrichWehler指出，这一概念的极端化是纳粹上台的因素之一。
然而这一套号称“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发展模式，其实也并不怎么“特殊”。它在当时世界上是吃得很开的，特别是在那些后发的国家群体中间。其中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们在世界上的位置与德国类似，同样野心勃勃，希望争夺更多的利益。日本搞明治维新，派遣高级别大臣出洋考察，计划制定《明治宪法》，最后斟酌英德宪法之后，便以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宪法为模板，以求快速强国。他们的陆军军制，也是全仿德国（海军模仿英国，但那是因为当时英国海军无敌于天下的缘故）。这是日本二十世纪前半叶军国主义的重要来源。
当时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其思想界舆论界，也赞美德国求取富强的新法，兴致勃勃地站到德国那一队里。陈独秀在《新青年》1916年第1期的开篇文章里，预言德国将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且认为“英国政党政治之缺点，日益暴露”，老派国家的议会政党政治以及自由选择的募兵制已经过时了，未来德国的“强迫兵役”“势在必行”，其他国家鉴于德国取得成功的先例，也会群起效仿，全力从事重工业和军事。
梁启超“最初也认为德国必胜。他在1914年写道，德国拥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优势的士兵，而最重要的是德国全国上下为了战争能够众志成城。”他甚至认为，德国是当今国家的模范，它的崛起，是世界各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结果。
中国思想家中，只有严复等少数人多少看破了军国主义、“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把戏。严复承认，德意志联邦自1870年完成统一以来大放异彩，特别是在军事工业方面，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兵事船械事事见长，起夺英、法之席”）。但在总体资源方面，德弱英强的格局没有改变，德国的长处，只不过是能够比英国汲取更多资源，所以暂时造成强大声势而已。但这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本事，到了真正判生死的时刻，英国也可以开始增加社会资源汲取，时间一久，德国是不可能取胜的。⑪历史发展如他所料。
严复：德国人不幸处于骄横的帝王（威廉二世）统治之下。威廉二世轻率地损耗民众的力量，和多个强国为敌，而所主张的道义又错漏百出，不能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失败终将到来。
一战前的日本模仿德国，不妨碍日本在一战时向德国宣战；二战前的苏俄沿用德国的军国模式，也不妨碍两国之间的互相残杀。苏联（俄）在建国之后的数十年里，以牺牲国内民众生活条件甚至生命为代价，穷兵黩武、大搞军备竞赛，其实正是德国军国模式的延续。
而苏联在冷战中的最终失败，和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逻辑上也是完全一样的。苏联不能有效提升本国的经济水平，只能增加社会汲取提升军费开支和美国对抗，终究会到崩溃的一天。勃列日涅夫用俄罗斯地底几千米的石油、两亿苏联人的血汗脂膏烧出来的短暂军事优势，在里根执政，提出“太空战争”计划、增加军费后，像风雨抹去尘埃一样轻松消散了，再也匹配不了新时代战争的苏联也走向了命运的尽头。
三、平庸之恶和底层专制
如前所说，自一战以来，世界各地奉行军国主义的民族国家和地方军阀甚多，如果只是军国主义的问题，未必会产生冷战期间苏联和红色高棉那样的饥荒、压迫和杀戮。即使军国主义挑动战争，他们一般也只是针对“外人”，但在某些例子中，苏联和红色高棉是自我阉割和清洗的。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只用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解释了。要在世界史上寻找更接近的例子，其实还是纳粹德国的统治模式。
我们先前讲，纳粹德国和苏联有类似的地方，具体地说，它们都是一战总体战后痛苦狂热的下层、底层掌权的产物（见《二战篇》）。
虽然从政治立场的左右划分上看，它们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但从阶级基础上看，它们是非常类似的，所以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细节：纳粹德国第一个盖世太保首席执行官——鲁道夫·迪尔斯（RudolfDiels）曾在1933年的柏林估计，新入职的纳粹冲锋队员中，有70％是前德国共产党人。
——这些人是可以在两派势力里自如切换的。而这两派的区别无非是，纳粹德国主要是煽动国内的中下层、底层去攻击其他民族（如犹太人）；而苏联是煽动国内底层民众攻击旧贵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所以相对布尔什维克，纳粹虽然也具备工人政党的特性，但还是更接近于一个民族政党（纳粹党的全名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若干资本家，出于狂热的民族意识，也愿意给他们投票。布尔什维克基本就是比较纯粹的、代表社会底层的政治力量了。
我们要搞清楚的一点是：无论是纳粹德国的排犹运动，还是苏联等国家的内部压迫，如果不是广泛动员了全社会的人力——特别是占据人口多数的下层和底层民众，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如果统治力量没有直抵基层，没有底层民众的合作告密，怎么可能挖掘出所谓“血统罪”、“思想罪”、“言论罪”来？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这样描写无处不在的苏联“契卡一格勃”（苏联肃反委员会一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个网显得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加神秘，更加可怕。其实你隔壁那个可爱的安娜-费多罗夫娜就是个“女密工”。她过来向你们家要点酵母，接着就跑到约定地点（可能是小杂货铺，可能是药房）去报告，说你家坐着个没有报户口的外来人。这就是那个跟你们像一家人似的伊万-尼基弗罗维奇，你同他一起喝了一杯伏特加，他就向上面打报告说你骂商店里买不到东西，东西都从后门卖给当官的了。
大家齐唱《斯大林之歌》的时候你只张了嘴懒得出声；在十一月七号的游行队伍里你表现不快活。因为你不认得密工人员的面孔，所以事后很奇怪，这类事情是怎样被那个无所不在的机关知道的？
密工人员穿透一切的灼热的眼睛究竟在什么地方？而密工人员的眼睛既可能泛着倦怠的蔚蓝，也可能含着老态的泪水。它们完全不必闪出阴沉的目光。不要以为这一定是个面目可憎的坏蛋。
这是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人，有几分善心，几分狠心和几分妒嫉心，具有使我们落入蜘蛛网的一切弱点（《第三部劳动消灭营第十二章“砰—砰—砰……”》）。
索尔仁尼琴（1918年－2008年），苏联-俄国著名作家。1945年，索尔仁尼琴因私人信函戏称斯大林为“八字胡的家伙”被逮捕，被判刑8年，后又被流放哈萨克斯坦，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才获得平反，隔年恢复名誉，后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
1956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解除流放。1957年，苏联政府宣布索尔仁尼琴“无犯罪事实”，恢复名誉，后在梁赞市中学当数学老师。
在这种平庸之恶的协助下，纳粹和苏联才可以建立和维持为数众多的集中营和劳改营。除去同样鼓动了底层民众的猎巫运动这类狂热的宗教运动，这种全方位的压迫，在近代欧洲底层掌权之前是难以想象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
什么日耳曼人的优越性和血统纯洁，什么苏联帝国的星辰大海，这和德国、苏联缺乏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底层民众，又有什么关系？但此时此刻，缺乏政治智慧的他们被轻易地煽动起来，自以为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本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不去举报自己的亲人、师友和邻居，明明可以做一个相对体面、干净的人，却仍然选择把灵魂贩卖给了魔鬼。
底层专制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人类文明的种种原则和底线，往往是在他们在世界还拥有一些事物，有所眷恋和爱、希望继续维持下去的前提下存在的。但对于某些一无所有、孤注一掷的人物而言，他们是很可能冒着毁灭世界的风险，去试图抢夺他们想要的事物的。对于他们来说，憎恨他人是他们最大的动力，即使自己毁灭了，剥夺了他人的幸福和生命，他们也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们可以在冷战历史（甚至整个人类历史）中看到这样的现象：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底层专政的国家，相对来说会更加好斗一些。这个规律甚至也适用在底层专政的国家内部——在苏联阵营中，也许还真是最发达的苏联本身维护和平的倾向相对更强一些（特别是赫鲁晓夫时期）。
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5月，苏联军方开始在古巴部署弹道导弹，总计60枚导弹和60枚百万吨当量级战略核弹，从古巴西部发射，可以覆盖到美国全境。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以海军封锁和对苏联发出最后通牒的方式威胁苏联将导弹撤出古巴。
核战争一触即发，人类到了毁灭的边缘。但结果出人意料：赫鲁晓夫比较老实地做出了让步，同意了导弹撤出，之后，他还和美国达成了控制核武的初步共识。但事件的另一个相关方，相对更弱的古巴领袖——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却表示如果自己拥有权限，一定会发射导弹，发动核战争——哪怕是冒着全人类毁灭的风险⑬。当时苏联盟友中，还有不少相对落后国家的领袖表示欢迎核战争的到来，即使死掉几亿人口，也不可惜。
切·格瓦拉：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
我们这一节讨论底层专制的危害，其结论并不是说：一定不能让下层取得政权，也并不是说：下层取得政权之后，一定都会造成类似纳粹德国和苏联等国的危险和悲剧。从历史发展看，民主的普遍化大概是一个共同的趋势。
事实上，自二战和冷战结束之后，因普选的推广，欧洲具有工人阶级背景的政党在各国普遍得势，有许多党派持政权已数十年，它们当然不是没有问题，但也决没有搞出集中营、全民告密的问题。关键仍然在于：这些民众有没有具备和政权对等的，可以承担政治责任的智慧和德性。
四、冷战的恐怖平衡和人类危机
很多人认为，冷战比起一战、二战，还是要好一点。毕竟一战、二战都是真正的世界大战，造成了世界范围的破坏，死伤众多。冷战虽然双方刀枪相向，毕竟没有真的动手。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在北美和欧洲大陆范围内，冷战时期（1947年—1991年）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但是，如果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考量，那么因为苏联的输出革命，冷战其实在许多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东亚大陆、朝鲜半岛、东南亚、南美洲、中东和非洲，都发生过残酷的战争、饥荒和屠杀。这些战争一般发生在那些穷苦落后的地区，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穷困落后往往意味着战争、政治领域中人道文明的原则无法得到贯彻，而在这些地区展开的种种战争和屠杀，往往是比一战和二战的欧洲战场更加残酷的。
举例而言，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政权在柬埔寨对本种族民众的清洗，导致1975年至1979年间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六十万至一百八十万，而这个数值是柬埔寨1975年人口的24％。
这种自我杀戮，恐怕是绝大多数旧贵族、旧君主或者财阀、军阀都做不出来的。波尔布特的理想是把城市清空，让整个国家变成农村，把所有国民都变成底层农民，所以他强行迁移民众，强迫这些人竭力劳动、相互监视甚至处决他人，连儿童也被动员和煽动起来告密和杀人。
吐斯廉屠杀博物馆展示的红色高棉骷髅地图。吐斯廉屠杀博物馆（TuolSlengGenocideMuseum）是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所博物馆，又名赤柬博物馆、S-21集中营，曾被柬埔寨共产党用作屠杀地点。1975年至1979年间，据估计有14000至15000人被囚禁在这里。
越南战争（1955年－1975年）当然就更加有名了。这场战争的残酷之处主要是总体战堕落为超限战带来的。总体战主要还是尽可能动员社会资源用于战争、并不一定要求所有民众直接参战，但超限战就意味着人民战争——军人和平民的界限的完全破坏了。
一方面，一部分普通的平民甚至妇女儿童被北越动员起来，伪装成非战斗人员偷袭美军甚至普通南越民众；另一方面，美军、南越军也都曾实施对非战斗人员的无情杀戮——他们认为，既然敌人采用便衣兵和超限战，破坏了战争法原则，那么敌人的平民也就失去了战争法的保护。
但在这个过程中，无疑会有无辜者丧命。1968年3月16日，美军第23步兵师第11旅第20团第1营C连的官兵于越南广义省的美莱村（MyLai）对当地平民进行屠杀——被屠杀者包括男女老幼甚至婴儿，也存在轮奸女性和肢解尸体的惨事。
这些局部地区的战争其实是预示我们：如果冷战真的爆发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这场战争会残酷和堕落到什么样的程度。战争之所以在那些相对落后穷困的地区开打，是因为美苏冷战围绕的竞争核心地区——欧洲大陆和北美处于一种恐怖平衡的状态。
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后期，双方都具有数量足够、可以彻底摧毁对方的核武器，因此没有一方敢于直接在对方的核心利益地区率先动手，一旦动手，就是确保双方互相毁灭。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不是不可能成真的，如前所说，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几乎使得人类毁灭成为现实。
所以如果我们从全人类的立场上来讲，那么一战、二战都没有冷战危险和残酷。自有人类以来，暴君独夫数不胜数，从秦始皇、铁木真、拿破仑到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他们都有吞没世界、唯我独尊的野心，但幸运的是，他们并不具备毁灭世界的能力。
但到冷战的时代，不少暴君和愚民有了毁灭世界的科技力量，这就使得整个人类世界处于危险之中。芝加哥大学曾经在1947年——这恰好是冷战开始的年份——为世界设置“末日时钟”，这个虚构的钟面把午夜零时标注为核战爆发的时间，按照世界局势调整指针警示各界。在冷战时期，象征人类命运的指针始终在距离核战十二分钟内摇摆，在1953年到1960年长期处在距离毁灭两分钟的位置上。
直到冷战将结束的1991年，美国和苏联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分针才达到相对“安全”的位置上（分针离子夜达17分钟，为末日之钟设立以来离午夜最远的一次）。
天幸冷战以较为和平的方式，以较为和谐的结局告终，才使得人类暂时避免了全盘毁灭的风险，但冷战遗留的问题并没有结束——本身就是冷战产物的朝鲜对核力量的追求，以及原冷战两大阵营的大国争锋仍然在继续。
末日钟，又叫末日时钟（DoomsdayClock）是一虚构钟面，由芝加哥大学的《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于1947年设立，标示出世界受核武威胁的程度：午夜零时象征核战爆发，杂志社因应世界局势将分针拨近或拨离子夜，以此提醒各界正视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
不久前，中共中央《建议》中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此我介绍3份资料，以此理解中央《建议》中提出的这一重大观点。一个是美国两位科学家、同时也是科学政策和创新经济学的研究者，写了一本书叫《超越斯普特尼克》；第二个是2020年10月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的罗伯特·曼宁一篇著名的文章《美国最后终于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第三个是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国会就所谓“华为威胁美国家安全”的证词。
斯普特尼克时刻与美国国家科技政策
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上天，震惊了美国。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冷战对手已经在太空探索上打败了美国；更意味着美国已失去了二战以来赖以奠定其国际霸主地位的科学和技术上的优势。”美国感觉，“斯普特尼克制造了一种几近疯狂的氛围。似乎现在天空中有一双眼睛在随时俯视美国，也许炸弹最终会从外太空发射下来，攻击这个既没有科学能力、也没有技术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斯普特尼克危机“比起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都更使美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认定，必须联合盟友在科技上进一步封锁和打压苏联，同时必须重视创立支持科学和教育的政策，目的是保持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方面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地位。”
自那一时刻始，不到十年时间：美国拉拢盟友，强化以“巴统”为核心对苏联科技封锁，美国启动“长臂管辖”打压与苏联进行任何科技贸易的国家与企业。在苏联外围编织了一堵密不透风的科技封锁“高墙”，切断了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科技交流的可能性，迫使苏联走上了关起门来搞科技的道路。最后，致使其科技发展因缺乏“组合式创新”而迟滞，逐渐落后于欧美。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了自己的科学顾问，相继在政府最高层面成立了国家科技政策决策咨询和协调机构，包括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现改为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OST）现改为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FCCSET）现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成立了国家宇航局（NASA），负责制定和推动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目的是确保开展先进的研究与发展（R&D），“防止出现像斯普特尼克这样出乎意料的技术震惊，发展更具巨大技术回报潜力的高风险研究思路。”同时改革组建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其前身为国家心理卫生以及国家心脏研究所等，能源部（前身为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原子能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农业部。近700个联邦实验室中的大部分也在此时期建立。国会通过《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奠定了美国大学STEM学科教育基本框架。1960年，美国培养出6千名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到1971年已经超过1.8万名。国家在Ｒ＆Ｄ方面投资大幅增长。十多年间，国会给NSF的拨款从350万美元增长至1968年的５亿美元。总资金则从1957年的不到40亿美元，猛增到1967年的近400亿美元，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等大科学工程项目也在这一时期启动。
在美国国家主导下，美国科技发展步入“黄金十年”，产生了包括卫星、激光、宇宙飞船、核武器、洲际导弹、喷气式飞机、计算机、互联网最早雏形（ARPANET)等重大科技成果，涌现了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形成了美国国家科技发展的基本框架，并以此重拾对前苏联的科技竞争优势，巩固了美国全球科技霸主地位。
回顾历史，1957年成为美国科学政策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此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为后来半个多世纪国家科学政策的基础。因而，苏联卫星的发射成为驱动美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自从第一次“斯普特尼克时刻”出现后，美国政界与科技界就一直警惕第二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什么时候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资助科学的热情减退，对支持科学技术的承诺减少，对科学技术的关注点由满足国家安全需要，更多转向满足人口老龄化以及治疗疾病方面的需求。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虽然对科技发展有所重视，但科技发展的重心“未能转向应对以国家为主体的竞争性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非常迅速，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有一些美国国内人士也不时表达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心，认为如果不早些遏制中国科技发展，“长此以往，美国必将遭遇当年与前苏联一样意外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在经济与科技发展上并没有达到美国人“安全焦虑所能承受的限度”。一直到2017年，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2.17万亿元，相对于美国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40.54%升至2017年的61.65%，超过了美国所谓的“60%”容忍度上限。另一方面，中国科技发展的积累终于发生了质变。2017年，中国国内研发支出居世界第二，但只有美国的一半。
不过，从2000年至2018年，中国国内R&D支出增长了20多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21.3%。同期美国国内R&D支出增长不到2倍，年均复合增速仅为4.1%。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2024年前后，中国研发投入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还有一些数据也很惊人。比如说论文的高引率。在国际名刊上高引论文始终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根据2019年的数据，我国材料科学的论文高引率排世界第一，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药学与毒物学、农业科学、环境与生态学都排世界第二。近10年来才逐步兴起的信息安全技术，美国和日本专利的授权占主要份额，但中国已经排列第三，而且发展势头比它们快。从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看，我国在2016年就已经超过美国了，成为世界第一。
国际科学界在讨论一个问题，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会是谁？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量占世界科学成果总量的25%，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之为世界科学中心。他依此将历史上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分为5个阶段：先是意大利，后是英国，再是法国，再是德国。平均70-80年一个周期，美国是1920年以后才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按此推断，2000年前后，美国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将受到新兴势力的挑战，这一角色正是中国。这一结论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恐惧。正如罗伯特·曼宁在《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中所言：“过去一段时期，我在研究全球创新时，越是看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的惊人崛起，越是有一个难解的问题不断跳出来。为什么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没有发生与前苏联那样的‘斯普特尼克’呢？……一直到担心被中国超越的生存恐惧终于催生了改变的动力。下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终于到来了！”
“华为事件”在美国当代科技史上承担的角色，相当于苏联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发射。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长巴尔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所表达的对华为的恐惧，与当年美国人表达对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恐惧几乎是一致的。他认为，“5G技术处在正在形成的未来技术和工业世界的中心，本质上，通信网络不再仅仅用于通信，它们正在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据估计，到2025年，以5G为动力的工业互联网可能创造23万亿美元的新经济机会，如果中国继续在5G领域独占鳌头，他们将能够主导一系列5G平台并与之交织的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任正非领导的企业是一个工业帝国、科技帝国，5G一路领先，5G是核心，未来技术的中心和工业世界的中心。然而，华为把所有技术都打了个包。”
“自19世纪超越了英国之后，美国就在全世界的技术领域、工业领域中一骑绝尘，而华为却可能颠覆这一切，这是美国承受不了的，是美国人民难以接受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业互联网依赖于中国的技术，中国将有能力切断各国与其消费者和工业所依赖的技术和装备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将屈服于中国主导权这个前所未有的杠杆影响相比，美国今天使用的经济制裁力量将显得苍白无力。”“未来5年内，5G全球版图和应用主导地位格局将形成。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是否能够与华为展开足够的竞争，以保持和占领足够的市场份额”。
巴尔的看法代表了美国现在的主流观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华为5G技术的横空出世以及在未来经济与科技发展中担当的角色，就相当于当年苏联卫星发射。因此，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被美国确认了。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说，中国科技发展尤其是前沿科技发展，应该有更多能让美国人或者世界各国“感到意外的时候”。
第一，要对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有更清醒的认识。实际上，美国与前苏联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不仅仅是改变美国科技政策与政策科技行为的“时刻”，也是美苏之间科技脱钩的“时刻”，还是两个超级大国正式迈入“科技战”的“时刻”。所以“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含义很多。现在，以华为在5G通信领域一举超越美国在该领域的长期独占优势为标志，美国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也随之启动了与中国科技及高科技产业强行脱钩的“准备”，同时对我国主动发起“科技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既然美国已经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那一定会把与中国的科技竞争放在其国内政策的优先位置，就一定会把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作为其长期战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不会因为美国领导人更替而更改其大方向。这一点，必须成为筹划发展我国未来科技事业的基本考虑。所以国家提出，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战略的基点，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第二，必须真正把中兴与华为事件做成中国的“斯普特尼克契机”。比尔·盖茨首先提出了“斯普特尼克契机”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在大国竞争时代，科技发展往往遵循“挑战-应战”模式得以往前推进。苏联的斯普特尼克，给予其竞争对手美国以深深的刺激，并由此最终造成了美国半个多世纪科技繁荣，实际上是造就了美国科技史上的一次契机，而美国科技发展需要更多“斯普特尼克契机”，即意外震撼所带来的机会。华为的5G给美国带来相当于苏联发射卫星造成的震撼。但我们反过来想，美国打压中兴和华为何尝不是让我们也非常震撼？！因为此前，我们都相信，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可以通过交流合作发展技术。但中兴和华为事件的出现颠覆了我们的习惯性认知。因此，我们要把中兴与华为事件看作21世纪西方强加给我国科技界的奇耻大辱，并将其当作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次“斯普特尼克契机”，真正实现国家科技发展的自立自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我们必须识得破发达国家的伎俩，一些我们还不会做的高技术产品，我们急需的时候对方就封锁或者漫天要价，一旦我们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价倾销，不择手段打压我们产业技术进步的努力。由此，我们必须要有很强的战略定力。在坚持自主创新上不能心猿意马、三心二意。
第三，真正发挥好国家在推动科技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超越斯普特尼克》这本书中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推动着社会许多方面的发展。……然而，公众一般认为，这种进步是由市场甚至好运气带来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应对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国家通过实施政策而支持科学所持续尽责的结果”。国家在科技中的作用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关键是尽快形成新型举国体制，当前的问题是不能再在“市场还是政府”上纠结，不能再在“谁是创新主体”上纠结。总体上讲，在“抓基础、管长远，抓关键、补短板，抓前沿、布新局”上，都需要政府宏观统筹与协调，都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主力部队作用，都需要国企和民营科技力量发挥在应用研究中的生力军作用，都需要风险投资和企业发挥其在推进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都需要应用市场“激励相容”机制来调动科技创新链的道路上各主体的积极性。
在1957、1958年美国曾经有过短暂的争论，政府到底在推动科技发展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果断地中断了这个争论。因为他知道，这种争论除了浪费时间，并不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今天在中国，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必须倾举国之力，打赢科技创新这场战争。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
01
斯普特尼克时刻与美国国家科技政策
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上天，震惊了美国。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冷战对手已经在太空探索上打败了美国；更意味着美国已失去了二战以来赖以奠定其国际霸主地位的科学和技术上的优势。”美国感觉，“斯普特尼克制造了一种几近疯狂的氛围。似乎现在天空中有一双眼睛在随时俯视美国，也许炸弹最终会从外太空发射下来，攻击这个既没有科学能力、也没有技术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斯普特尼克危机“比起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都更使美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认定，必须联合盟友在科技上进一步封锁和打压苏联，同时必须重视创立支持科学和教育的政策，目的是保持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方面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地位。”
自那一时刻始，不到十年时间：美国拉拢盟友，强化以“巴统”为核心对苏联科技封锁，美国启动“长臂管辖”打压与苏联进行任何科技贸易的国家与企业。在苏联外围编织了一堵密不透风的科技封锁“高墙”，切断了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科技交流的可能性，迫使苏联走上了关起门来搞科技的道路。最后，致使其科技发展因缺乏“组合式创新”而迟滞，逐渐落后于欧美。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了自己的科学顾问，相继在政府最高层面成立了国家科技政策决策咨询和协调机构，包括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现改为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OST）现改为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FCCSET）现改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成立了国家宇航局（NASA），负责制定和推动国家空间发展计划。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目的是确保开展先进的研究与发展（R&D），“防止出现像斯普特尼克这样出乎意料的技术震惊，发展更具巨大技术回报潜力的高风险研究思路。”同时改革组建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其前身为国家心理卫生以及国家心脏研究所等，能源部（前身为海军研究办公室和原子能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农业部。近700个联邦实验室中的大部分也在此时期建立。国会通过《国家防卫教育法案》，奠定了美国大学STEM学科教育基本框架。1960年，美国培养出6千名科学和工程学博士，到1971年已经超过1.8万名。国家在Ｒ＆Ｄ方面投资大幅增长。十多年间，国会给NSF的拨款从350万美元增长至1968年的５亿美元。总资金则从1957年的不到40亿美元，猛增到1967年的近400亿美元，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等大科学工程项目也在这一时期启动。
在美国国家主导下，美国科技发展步入“黄金十年”，产生了包括卫星、激光、宇宙飞船、核武器、洲际导弹、喷气式飞机、计算机、互联网最早雏形（ARPANET)等重大科技成果，涌现了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形成了美国国家科技发展的基本框架，并以此重拾对前苏联的科技竞争优势，巩固了美国全球科技霸主地位。
回顾历史，1957年成为美国科学政策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此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成为后来半个多世纪国家科学政策的基础。因而，苏联卫星的发射成为驱动美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
02
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自从第一次“斯普特尼克时刻”出现后，美国政界与科技界就一直警惕第二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什么时候会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资助科学的热情减退，对支持科学技术的承诺减少，对科学技术的关注点由满足国家安全需要，更多转向满足人口老龄化以及治疗疾病方面的需求。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虽然对科技发展有所重视，但科技发展的重心“未能转向应对以国家为主体的竞争性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非常迅速，随之而来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有一些美国国内人士也不时表达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心，认为如果不早些遏制中国科技发展，“长此以往，美国必将遭遇当年与前苏联一样意外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在经济与科技发展上并没有达到美国人“安全焦虑所能承受的限度”。一直到2017年，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2.17万亿元，相对于美国GDP的比例从2010年的40.54%升至2017年的61.65%，超过了美国所谓的“60%”容忍度上限。另一方面，中国科技发展的积累终于发生了质变。2017年，中国国内研发支出居世界第二，但只有美国的一半。
不过，从2000年至2018年，中国国内R&D支出增长了20多倍，年均复合增速达到21.3%。同期美国国内R&D支出增长不到2倍，年均复合增速仅为4.1%。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到2024年前后，中国研发投入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还有一些数据也很惊人。比如说论文的高引率。在国际名刊上高引论文始终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根据2019年的数据，我国材料科学的论文高引率排世界第一，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药学与毒物学、农业科学、环境与生态学都排世界第二。近10年来才逐步兴起的信息安全技术，美国和日本专利的授权占主要份额，但中国已经排列第三，而且发展势头比它们快。从发明专利授权数量看，我国在2016年就已经超过美国了，成为世界第一。
国际科学界在讨论一个问题，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会是谁？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数量占世界科学成果总量的25%，这个国家就可以称之为世界科学中心。他依此将历史上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分为5个阶段：先是意大利，后是英国，再是法国，再是德国。平均70-80年一个周期，美国是1920年以后才成为世界科学中心。按此推断，2000年前后，美国的世界科技中心地位将受到新兴势力的挑战，这一角色正是中国。这一结论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恐惧。正如罗伯特·曼宁在《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中所言：“过去一段时期，我在研究全球创新时，越是看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的惊人崛起，越是有一个难解的问题不断跳出来。为什么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没有发生与前苏联那样的‘斯普特尼克’呢？……一直到担心被中国超越的生存恐惧终于催生了改变的动力。下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终于到来了！”
“华为事件”在美国当代科技史上承担的角色，相当于苏联当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发射。特朗普政府司法部长巴尔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所表达的对华为的恐惧，与当年美国人表达对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恐惧几乎是一致的。他认为，“5G技术处在正在形成的未来技术和工业世界的中心，本质上，通信网络不再仅仅用于通信，它们正在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据估计，到2025年，以5G为动力的工业互联网可能创造23万亿美元的新经济机会，如果中国继续在5G领域独占鳌头，他们将能够主导一系列5G平台并与之交织的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任正非领导的企业是一个工业帝国、科技帝国，5G一路领先，5G是核心，未来技术的中心和工业世界的中心。然而，华为把所有技术都打了个包。”
“自19世纪超越了英国之后，美国就在全世界的技术领域、工业领域中一骑绝尘，而华为却可能颠覆这一切，这是美国承受不了的，是美国人民难以接受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业互联网依赖于中国的技术，中国将有能力切断各国与其消费者和工业所依赖的技术和装备之间的联系，与我们将屈服于中国主导权这个前所未有的杠杆影响相比，美国今天使用的经济制裁力量将显得苍白无力。”“未来5年内，5G全球版图和应用主导地位格局将形成。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窗内，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是否能够与华为展开足够的竞争，以保持和占领足够的市场份额”。
巴尔的看法代表了美国现在的主流观点。在他们看来，中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华为5G技术的横空出世以及在未来经济与科技发展中担当的角色，就相当于当年苏联卫星发射。因此，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被美国确认了。
03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
如何造就更多的中国“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说，中国科技发展尤其是前沿科技发展，应该有更多能让美国人或者世界各国“感到意外的时候”。
第一，要对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有更清醒的认识。实际上，美国与前苏联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不仅仅是改变美国科技政策与政策科技行为的“时刻”，也是美苏之间科技脱钩的“时刻”，还是两个超级大国正式迈入“科技战”的“时刻”。所以“斯普特尼克时刻”的含义很多。现在，以华为在5G通信领域一举超越美国在该领域的长期独占优势为标志，美国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也随之启动了与中国科技及高科技产业强行脱钩的“准备”，同时对我国主动发起“科技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既然美国已经确认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那一定会把与中国的科技竞争放在其国内政策的优先位置，就一定会把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作为其长期战略。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关系不会因为美国领导人更替而更改其大方向。这一点，必须成为筹划发展我国未来科技事业的基本考虑。所以国家提出，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发展战略的基点，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第二，必须真正把中兴与华为事件做成中国的“斯普特尼克契机”。比尔·盖茨首先提出了“斯普特尼克契机”这一概念。他的意思是，在大国竞争时代，科技发展往往遵循“挑战-应战”模式得以往前推进。苏联的斯普特尼克，给予其竞争对手美国以深深的刺激，并由此最终造成了美国半个多世纪科技繁荣，实际上是造就了美国科技史上的一次契机，而美国科技发展需要更多“斯普特尼克契机”，即意外震撼所带来的机会。华为的5G给美国带来相当于苏联发射卫星造成的震撼。但我们反过来想，美国打压中兴和华为何尝不是让我们也非常震撼？！因为此前，我们都相信，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我们可以用市场换技术，可以通过交流合作发展技术。但中兴和华为事件的出现颠覆了我们的习惯性认知。因此，我们要把中兴与华为事件看作21世纪西方强加给我国科技界的奇耻大辱，并将其当作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次“斯普特尼克契机”，真正实现国家科技发展的自立自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我们必须识得破发达国家的伎俩，一些我们还不会做的高技术产品，我们急需的时候对方就封锁或者漫天要价，一旦我们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价倾销，不择手段打压我们产业技术进步的努力。由此，我们必须要有很强的战略定力。在坚持自主创新上不能心猿意马、三心二意。
第三，真正发挥好国家在推动科技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超越斯普特尼克》这本书中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推动着社会许多方面的发展。……然而，公众一般认为，这种进步是由市场甚至好运气带来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及应对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国家通过实施政策而支持科学所持续尽责的结果”。国家在科技中的作用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关键是尽快形成新型举国体制，当前的问题是不能再在“市场还是政府”上纠结，不能再在“谁是创新主体”上纠结。总体上讲，在“抓基础、管长远，抓关键、补短板，抓前沿、布新局”上，都需要政府宏观统筹与协调，都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主力部队作用，都需要国企和民营科技力量发挥在应用研究中的生力军作用，都需要风险投资和企业发挥其在推进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都需要应用市场“激励相容”机制来调动科技创新链的道路上各主体的积极性。
在1957、1958年美国曾经有过短暂的争论，政府到底在推动科技发展上扮演什么角色。但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果断地中断了这个争论。因为他知道，这种争论除了浪费时间，并不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今天在中国，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必须倾举国之力，打赢科技创新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