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慈善
1长期低的基础研究投入。
从1995年科学教育兴国战略的提出，经过2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其科学研究投入在GDP中的比例逐年增加，2019年达到2.19%[1]，但仍低于美国和日本的比例。135计划(2015-2020年)在2020年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2][2]]
更令人担忧的是，基础研究仅占总支出的5.6%，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的10%。[3][3]
对于基础研究的长期低投入，对国内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新的变化，肯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2慈善捐款投入基础研究。
普通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慈善的联想，也许只限于科学技术大咖啡们对慈善的捐赠，很少考虑大研究开发是慈善捐赠的参加者。实际上，科技创新的最终价值是提高群众福利，因此也是公益慈善捐赠的参加者之一。中外许多国家明确规定鼓励慈善捐赠给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捐赠。[4][4]]
的确，企业重视短期经济利益，重视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和测试。一般来说，政府偏重基础研究的支持。基础研究和相关领域广泛，一些理念过于先进难以接受，权利者不感兴趣等原因，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这不仅在中国，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前沿科学家也受到谴责。
3慈善捐赠在美国对基础研究的贡献。
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通过研究美国科研支出最高的50所院校发现，私人捐赠者提供了这些院校所有科研资金的30%左右。慈善捐赠规模的巨大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特性是适应性强，对风险的容忍度高，有耐心，希望为科学发现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向未经证实的创新者开放。[5][5]
同一份报告还指出，在上个世纪，慈善捐赠为研究青霉素、火箭等不受欢迎的尖端研究提供橄榄枝。到了21世纪，他们支持癌症、艾滋病、热带病、亨廷氏舞蹈病、疟疾、老年医学等被忽视的疾病研究领域。这也是科学家推荐科学慈善捐款的原因。
根据科学慈善联盟的基础科学个人资助调查，2017年，美国研究机构从基金会、慈善家、公司和慈善机构获得了23亿美元以上的基础科学研究资金。前十名的大学获得了其中65%。参加基础研究捐赠的机构从2015年的25家增加到了46家。其中，最初被调查的25家机构，从2015年到2017年总捐款额增加了40%。[6][6]
相比之下，从2003年到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基础科学研究支出的援助占GDP的比例下降了30%(资料来源: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没有这些慈善捐款，科学家就不能承担风险，也不能使研究达到规模。
在某种程度上，基础研究是高岭之花般的存在。许多捐赠者是具有某个学科背景或对某个领域有强烈好奇心的社会成功者。许多赞助者及其成员是各领域的科学家和富裕的家庭基金负责人，如洛克菲勒基金、盖茨基金等。[7][7]
另一方面，一般社会大众也捐赠了科研发展。舜益在2017年发表了博文《小型个人基金会创造世界医学突破》，介绍了美国德克萨斯城镇的警察，为生病的孩子开始了小型公益基金会支持罕见的疾病药物开发，最终实现了医学突破的故事。[8][8]][8]
4.国内慈善捐赠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仍处于初级阶段。
《慈善法》明确指出，促进科学事业发展是慈善的范畴，科学技术创新和公益在国内也是话题，但其重点是科学技术帮助公益，强调科学技术作为公益筹资的新途径和科学技术在捐赠的全过程中提供更加方便透明的平台和工具，而不是慈善帮助的基础研究。
2018年2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指出，慈善捐赠中教育、扶贫发展和医疗健康三部分的比例分别为29%、25%和21%，科学研究和提倡只占1.31%，[9]当然支持基础研究的比例很少，意见指出这将是下一个发展的重要方向。
不可否认，慈善帮助基础研究在中国仍处于萌芽状态。2020年政府发表了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和在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的一些重点措施，提出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支持力。探索…慈善捐赠等措施…加大基础研究投入[10]，以及完善支持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支持社会各界设立基础研究捐赠基金。[11]
5未来需要突破的障碍。
加强基础研究是国家前进的基础，也是提高社会福利的重要保障，以下相关障碍需要突破，为公益慈善打下基础研究的基础。
1)提高社会意识，延长公众对慈善领域的理解。
国内对慈善的看法依然停留在扶贫和急救这一传统慈善模式中，即使在这次新的冠疫病中，社会关注也多放在购买医疗用具和支持疫区医院的需要上。慈善帮助科技发展，提高长期社会福利普遍不在人们认为的慈善领域。
另一方面，这可能是长期以来基础研究的发展被认为是政府的事，另一方面，社会大众不关注基础研究是因为科学研究离日常社会生活太远，合作对象和效用不明确，不能立即取得效果。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社会需要更多的介绍和推进慈善帮助科学技术发展的概念和实际做法。2018年，舜益在《公益与科技创新》一文中介绍了美国慈善捐赠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与相关金融与慈善公益相结合的一些新发展。例如，专门支持VentureFunds的捐赠者建议基金(Donor的Advised为Fund)等。[12]今年3月，王进在科学网络《新冠肺炎流行迫使我国公益慈善模式善模式转型，其中马云基金会出资1亿元支持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其他国家公益慈善捐赠在支持医学基础研究的经费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应捐赠[13]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社会大众关注并提倡这一趋势。
2)优化慈善运行机制，鼓励招聘分离。
在国内，慈善公益机构往往自身募集资金，实际操作慈善服务项目，但基础研究的专业性显然不是一般慈善公益机构能操作的。同时，专业基础研究机构一般也缺乏招募慈善捐款的专业能力。鼓励招聘分离，区分慈善基金提供者和大量专业公益服务组织的职能，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慈善基础研究是必要的。
这样，无论是国内的大慈善组织还是小型公益组织，都可以获得各自的所长，具有公信力的基金吸收资金资源，捐赠服务性的慈善组织和有关机构进行具体的慈善实践，代替养人工作，提高整体效率。
民政部在2015年发表了指导意见，鼓励资助型组织和服务型组织分头运营。[14]但进展不大，徐永光指出国内99%以上的基金是服务型组织，资助型组织数量少，同时需要提高其专业水平(即金钱管理、更高效、更高质量的服务)。[15]这方面的突破是必要的。
3)实行政府捐赠的税收优惠。
法律明确规定慈善捐赠可以享受减税的优惠鼓励，但实践上仍有很多缺点，导致捐税优惠对慈善捐赠的实际效果有限，难怪民建湖北省委员会说"；现行纳税制度是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最大'瓶颈'；"；的双曲馀弦值。[16]
长期谴责的问题是税务部门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倾向于不滥用，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难以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质涉及多个部门，税收优惠资质难以取得，非货币性捐赠税收优惠制度供给严重缺陷等。[17]马云等人一般认为慈善基金会在国外设立的最大原因是国内慈善捐赠税收优惠不合理。
最近，民政部发表了《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初审方法》，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并没有完全达到慈善公益界。[18]
6我们的期待。
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口号。在带来现有财富的同时，国内大部分人似乎忽略了它在未来能给人们带来的福利。居安思危，何况是芯片封锁这个急需发展的时期？
慈善捐赠用于科学研究，最初确实来自农业繁忙的有产阶级仰望星空时，没有必要被柴米油盐磨灭的宏伟好奇心。来自普通人，对同类和我们周围无法承担的责任感和保护意识。
不仅是对自己的爱，对未来和未知的期待，也是帮助基础研究的基本动力。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公益慈善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就像现在的援助医生一样，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它可能需要一个机会和一个全国人民清醒的机会。这是2018年和2020年。它像荒野中的微弱呼救声一样，可以在某个时间和某个季节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巨大的回复。
[1]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N01&；sj=2019。
[2]《国务院关于发布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计划的通知》，http://www.fanwen112.com/s/PcV8c4ruhadXSVyvmzCBNg。
[9]中国慈善联合会，2019年9月，《2018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http://www.fanwen112.com/p-6751647381422.html。
[10]科学技术部，2020年3月，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工作方案，http://www.fanwen112.com.cn/s/blog_626393e60102xg6c.html
[13] 王进 《新冠肺炎疫情倒逼我国公益慈善模式转型》，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3/437616.shtm
[14] 2015年10月，《民政部：推进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 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http://ccn.people.com.cn/n/2015/1016/c366510-27706351.html
[15] 徐永光，《资助型基金会的价值》，http://www.fanwen112.com.cn/n1/2016/0115/c217905-28059089.html
[18] 《民政部出台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初审办法》，http://www.cphcf.org.cn/zgcb/contents/650/20359.html
科学与慈善
12月3日，由中国慈善联合会与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慈善文化论坛在京举办。各环节嘉宾围绕“科学精神与慈善文化”的论坛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精彩论述。
谈及科学与慈善在2019年的碰撞，腾讯将“科技向善”作为企业新的愿景和使命，阿里在95公益周提出“科技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公益”……这些现象级的倡导与行动背后，体现了商界、公益慈善领域对科学与慈善关系的思考。
本届论坛的圆桌对话环节，邀请了学界、腾讯、阿里、阿拉善SEE的重要代表，推进多维度、多视角探讨“科学与公益的互动与融合”。
该环节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金锦萍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瑞合、阿拉善SEE基金会秘书长张立、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顺平担任对话嘉宾，并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讨论：
1. 科学精神是指什么？为何在慈善文化中要提倡科学精神？科技对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从道德层面看，要实现科技向善而非技术作恶，应该提倡什么样的伦理价值？
2.现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各种高新技术及产业层出不穷，在这样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是否需要慈善文化的内在精神作支撑和引领？
3.科技手段如何更好地助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文化的伦理、原则，如何能更有效地助力科技避免和规范一些负面因素？
邱泽奇：“每次科技变革都会重新制造一批弱势群体，这就是科技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解铃仍须系铃人……”
金锦萍：在您看来，什么是科学精神？慈善文化中为什么要提倡科学精神？
邱泽奇：在人类的探索中，有三个基本内容：第一是“真”，对自然和人类本质的探讨，即“求真”，它强调科学精神。当我们讲慈善文化的时候，便涉及第二个内容，“善”。“善”是人类本真中于社会有利的一面，三字经开篇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指的就是人性中的积极面向。第三个内容，是“美”，能够给人带来感知愉悦的。在这三个内容中，“真”和“善”都能给人带来愉悦，让人感受到愉悦，它们是“美”的。
如果要鼓励人们做善事，让社会向善，就需要拿出真凭实据，以此告诉大家，没什么比行善更好的。拿出证据，便是“求真”，让社会向善，便是“行善”，在这里，“真”与“善”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慈善中的科学，便催生出三个有意思的内容：
第一、在人类社会推广和普及理性，让每个人既对他人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同时又把这种人文关怀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之上，我把它称之为“善的科学观念”。在中国近代以来，科学观念得到了积极推广，在北京大学有一个由D（民主）和S（科学）组成的雕塑，便是推广科学观念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也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第二、光有科学观念并不能真正做好慈善事业，还需要有慈善产品。对于慈善产品，过去，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钱、货币，还有照料、关怀。我在琢磨的是，科学观念和慈善产品能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譬如，如何在“行善”中发挥科学精神？传统的慈善产品通常通过组织或市场传递给部分需要的对象。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触达的对象是不是最需要“行善”的对象，也不知道“行善”是不是有效率。要回答这个问题，便需要对“行善”、慈善产品进行科学研究。
不仅如此，科学精神还会让我们发现，如今，慈善产品已经非常多样化。施一公指出，在座各位都是西湖大学的捐助者。你们会想，我什么时候捐助过西湖大学呀？其实，他是在告诉大家，哪怕你对西湖大学有一点道义上的支持，你也是在支持西湖大学。这意味着，如今的慈善产品不再只是物质，还包括各类精神产品、文化产品，甚至政策产品。
第三、是行动。我认为行动本身——尤其是依据科学理论和科学科学逻辑的行动，本身就是善的一部分。因此，科学精神跟慈善文化之间，最好的交融是精准地识别需求，精准地提供产品和服务，精准地提供照料，同时精准地让自己的行动践行在每一个“善”之中。
金锦萍：我们今天提倡科学精神，是不是意味着要从理念上求真？慈善事业中强调科学精神，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以及我们如何在当下的慈善文化中融入科学精神？
邱泽奇：从西方过来的公益文化，是从传统宗教文化脱胎过来的。公益的科学精神和传统的宗教精神有对立的一面，也是社会发展大潮流的映射。科学革命以来，社会从宗教的樊笼中走出，迈向世俗化。如今，做一件善事，我们无需争论，这善事是宗教的还是科学的，因为它很明确，世俗的。
如果对问题的讨论到此为止，我觉得，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尤其农村老百姓会哈哈大笑。因为在他们那里，做善事从来都是世俗的。俗话说，积德行善，“德”是什么？简单讲，是局部范围内，大家共同认可的“好”行为模式。怎样才算是“好”？它，其实跟“善”和“美”关联在一起。之所以把“美”扯进来？是因为在行为评价上，“善”本身就是一种“美”。如此，世俗地讲，“行善”便是“积德”，对他人越善，便是对自己越好。是不是世俗？
如此说来，当我们把科学精神和公益文化搁一起的时候，能不能脑洞开大一点？如果说“善”原本就是世俗的，却把“科学”挂在神坛上，是不是有故弄玄虚之嫌？我的观点是，不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个人的社会行动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假定你的行动把大家都带向一个社会共赢的局面，这就“善”。因此，在中国世俗的慈善文化中，已经蕴含了理性。而强调科学精神，便是把“善”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对象，回应社会对“善”的需求，让公益慈善发挥更好的社会影响，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率。
金锦萍：您如何理解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否从慈善文化中寻找到一些内在的精神作为支撑和引导，从而让科技真正向善？
邱泽奇：科学和技术是两回事。科学是理性的，科学知识是暂时真理的一部分。今天在这里讨论科学精神，没有讨论科技精神，我觉得是正确的。这告诉我们理性和真理在慈善事业中是重要的，在培育和塑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慈善文化中是重要的。仅有热血，但是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勇气，可能做坏事，不一定做好事。
每次科技变革都会重新制造一批穷人，重新制造一批弱势群体，这是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解铃仍须系铃人，对这些人的救济、扶持、帮助，还需要使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的力量。
当我们有慈悲之心、向善之念，希望自己的行动对社会有利时，需要借助理性，尤其借助科学知识来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寻求社会福利最大的方案；同时，我们也需要借助技术工具的力量，用技术工具提高执行方案的效率，这大概就是在慈善文化中科学与技术的联系。
由科技制造的社会分化、以及带来的恶，还需要科技来解决。
科学与慈善
截至2020年1月31日17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共接受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84972.32万元。其中，接受资金65695.81万元，物资价值19276.51万元。
除此之外，据不完全统计，还有200多家企业紧急驰援，捐钱、捐物，已累计捐赠超过50亿，捐助过亿的企业超过20家。
民间组织也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各大学校友会、海外华人组织、明星个人慈善基金、明星团体等也都献出了自己的力量。然而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与前线的缺口比起来物资的供应速度似乎总是不够。
其中引发社会舆论关注最多的就是湖北省红十字会向仁爱医院发放1.8万只N95口罩，而向在一线作战的协和医院仅发放了3000只口罩一事。一时间关联企业捐赠、避税行为等消息甚嚣尘上。
2月1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发布声明，表示发给仁爱医院和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的总计3.6万只口罩属于KN95口罩，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用品清单目录内。同时说明了发放给协和医院的3000只口罩为1月26日，一位爱心人士定向捐赠。并表示会严查内部管理问题。
仁爱医院等也相继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了获赠口罩的去向。不过此事也引发了一个新的社会焦点：科学满足需求，又合理合规的进行慈善，就那么难吗？
半个多月前，疫情还未浮出水面，一个叫“吴花燕”的女孩的离世牵动了许多网友的心。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有两件事异常引起关注，一为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为其募集的100多万元善款仅划拨了2万元，二为有人在抖音上为其募集了45万元捐赠，但她一分都没有收到。
吴花燕生前曾参加支教
事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发文表示，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在吴花燕救助过程中，存在该项目募捐方案的受益人为0-18岁的困境大病儿童，但吴花燕的年龄超出了救助范围的问题，违反了中华儿慈会的相关规定。为吴花燕募集的善款1004977. 28元，全部原路退回给捐助人。
而另外45万元捐款经核实仍在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账上。该机构工作人员表示捐款者将当初捐款的明细提供给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后，可以进行退款。如果捐赠者不提出退款这笔捐款仍有结余的话，这笔钱可能会用于吴花燕弟弟治疗、吴花燕所在学校其他生病学生治疗以及其他同样患病者进行治疗。
这件事可能是每年发生的无数个慈善事件中的冰山一角，但却暴露出了目前社会中慈善救助项目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一为“慈善机构组织专业性有待加强”，其二为“民间捐赠更倾向于对个别案例、项目进行救助”。
而这两点问题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资源浪费和资源错配，也就是俗话说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有人认为这无伤大雅，出发点是好的，人们理所当然的只关注自己“看到”的世界。
再来看一个案例。2008年，汶川地震。当年社会各界对汶川地震捐款达到652亿，超过了1996年至2007年全国接收的救灾捐赠款物的总和，社会各界普遍认为2008年汶川地震使中国慈善整整提高了一个年代。但这其中也不难发现问题。一种情况是民间组织、个人志愿者因缺乏组织和制度化参与渠道而组织性、专业性不强。
有调研数据显示，在紧急救援阶段有大量民间组织涌入灾区，并走向了联合，出现了不少联合性组织；而在安置阶段，民间组织开始大量地撤出，联合机构也开始解体；到了灾后重建阶段，剩下的民间组织仅剩不到50家，联合机构更是大部分解散了。
而在志愿者身上，这样的现象更为明显，紧急救灾阶段，成千上万志愿者进入灾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在过渡安置阶段，他们跟民间组织一样大量撤出；到灾后重建阶段则潮水般退出。部分志愿者甚至因为保障体系跟不上而沦为次生灾民。
另一种情况则是红十字会、慈善会等有组织、有制度化参与渠道的组织机构因为自身能力缺陷或信息披露不足等原因引起了大量公众质疑。
而这些，都是由于缺乏组织管理的专业度所导致的资源错配、浪费造成的结果。
如何提升公益、慈善组织的专业度，合理利用资源呢？综合部分专家观点，貌貌认为主要需满足四个要点。
一、专业的管理人才；
二、充分并真实的信息披露制度；
三、有效的社会舆论监督；
四、足够、可持续的资金来源。
专业的管理人才是公益、慈善机构需要管理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捐100块钱，有90块钱用在了公益上，10块钱用在了让这90元产生90元价值的人身上。而如果没有这10块钱的投入，100元的捐款可能只产生了70元的价值。但所谓的人才值不值得“10元钱”，剩下的90元有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呢？这就需要前文提到的第二、第三点。
公益慈善组织需主动进行信息的纰漏。同样是在汶川地震时期，四川省红十字会常务会长张波就曾表示受不了舆论了，有更多的钱等着他们去使用，“100元的捐款都要求知道去了哪里，可是现在有十几亿，怎么找到那100元的去处呢？”但现实是，捐助者作为慈善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有了解资金动向的需求，如果慈善组织不主动公布，那就只能被动的应付公众的质疑。
要充分认识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促进慈善组织进步的正面意义，但作为公众也要明白什么才是合理、有效的社会舆论监督。要明白慈善组织的正常运转需要一定的费用，也要知晓慈善并非是对个别案例、事件的救助，而应是长期、可持续的项目。
要进行长期、可持续的慈善项目，自然就需要足够、可持续的资金来源。这即是扎克伯格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进行慈善的原因、也是慈善组织可以购买理财、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的原因。
想要科学满足需求，又合理合规的慈善从字面上来说，只要做好以上四点就可以实现。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四点又极难达到平衡。当前的现状下，最容易实现的就是像不少专家倡议的那样，“计划的归计划，市场的归市场”，既有红十字会等专业组织在舆论监督下的统筹调配，又允许民间组织对缺乏资源的机构直接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