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最可爱的人张桂梅先进事迹集锦一篇
华坪女高在华坪县城边的一个小山包上，学校的大门并不阔气，教学楼的墙面也已有些斑驳。这所其貌不扬的学校，曾是张桂梅遥不可及的梦想。张桂梅原本和丈夫一起在大理一所中学教书。1996年，丈夫因胃癌去世不久，39岁的张桂梅便主动申请从热闹的大理调到偏远的丽江市华坪县工作。
到华坪县教书后，张桂梅发现一个现象。“很多女孩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她说，一打听才知道，有的学生去打工了，有的小小年纪就嫁人了。2001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成立，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张桂梅当院长。她担任院长后逐一了解福利院孩子们的身世发现，不少女孩并非孤儿，而是被父母遗弃的。
一次家访途中的偶遇，更是让她痛心不已。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呆坐在路边，满眼惆怅地望着远方。张桂梅上前询问，女孩哇的一声就哭了。“我要读书，我不想嫁人。”女孩一直哭喊着。原来，女孩父母为了3万元彩礼，要她辍学嫁人。
张桂梅气冲冲地来到女孩家，对她的母亲说：“孩子我带走，上学的费用我来出。”可女孩的母亲以死相逼，张桂梅实在拗不过，只能放弃。
“后来我再也没找到她，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张桂梅说。自此之后，一个梦想渐渐在她心中萌生：办一所免费高中，让大山里的女孩们都能读书。
但这个梦想很快遭到身边人的反对。“我是给她泼冷水最多的人。”华坪县教育局原局长杨文华回忆说，“虽然她让我很感动，但我知道办一所学校有多难。”
2004年，张桂梅和杨文华一起出差。一路上，她反复讲述自己的梦想，想说服这位局长帮忙。
“你知道建一间实验室要多少钱吗?”杨文华问。
“要两三万元吧。”张桂梅回答得有些露怯。
“她太天真了。”杨文华说，张桂梅当时因为带病坚持教书、教学成绩突出，还在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收养了多名孤儿，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十佳师德标兵等诸多荣誉，但她只是一名一线老师，没有管理经验，对建一所学校毫无概念。
杨文华不知道，张桂梅当时已连续几年假期到昆明街头募捐。她把自己获得的荣誉证书复印了一大兜，在街头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放下尊严募捐，换回的却是不理解和白眼，还有人说她是骗子。
几年下来，张桂梅几乎要放弃了。直到2007年，她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她的梦想才出现转机。
张桂梅平时很少买衣服，每件衣服都穿了好多年，直到磨得发白破洞才舍得丢。临去北京前，县里特意资助她7000元，让她买一身像样的正装，可她转手就用这笔钱给学生买了台电脑，自己穿着一身旧衣服参会。
一天早晨，她正急匆匆往会场走。忽然，一位女记者把她拉住，悄悄对她说：“摸摸你的裤子。”张桂梅一摸，穿了多年的牛仔裤上有两个破洞。
“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张桂梅说。那天会后，她和这位记者相约聊了一整晚，把所有办校的苦楚都倒给了她。
不久后，一篇名为《“我有一个梦想”——访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张桂梅代表》的报道发表出来，张桂梅办学校的梦想马上受到关注。
2008年9月，在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下，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首届共招收100名女生。
开学那天，张桂梅站在唯一的教学楼前，泪流满面。
致敬最可爱的人张桂梅先进事迹集锦二篇
张桂梅现在耿耿于怀的，是女高学生中还没有一个考上北大、清华。她在学校不断强化着这个目标，每天课间操的最后一个环节，所有学生要齐喊：“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宿舍旁的围墙上写着“北大清华我来了!”背景是列队整齐的学生在操场跑步，尽头处则是清北的标志性校门。
但这些行动能起的实际作用有限。张桂梅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学生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不是她们不努力，而是成绩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无法更进一步，够不到最顶尖的名校。目前，女高成绩最好的学生考上了浙江大学，靠得就是下死功夫。其他学生也是如此，一本课本5、6遍地背，遇到不会的题就干着急。“现在这个节我们死活打不开。”她着急地说。
张桂梅最初以为，女高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理解课本上的知识点，只会僵硬背诵，需要“一个老师帮她们点一下”。她咬咬牙，请长沙的一位名师来女高讲课，一天给3万元课时费。这位名师带过的毕业班中，有一半考上清北。“我不吃饭也要把这些老师请来。结果他来了以后，啪啪讲完，学生们都傻了，一点也听不懂。是他讲得太高深了吗?还是他的思维太超前?都不是。但他给他的学生们可以这么讲，我们的孩子就不行。”
杨文华对此解释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即使是北京四中的老师来华坪教课，也会把这些孩子教得一塌糊涂。他对这些学生的基础薄弱情况、学习和行为习惯都不了解，用针对中国最优秀的高中生那一套来教大山里的学生，这些学生听得懂吗?”
于是，张桂梅意识到，女高学生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如何更好地把基础知识教给她们”。无论是外地名师，还是名校的大学生志愿者，都无法从外部来解决一所乡村中学面临的困境。“请进来”并不是破局之法，一定会遭遇水土不服。
与“请进来”相比，杨文华认为，“走出去”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他指出，女高的问题是自己的老师培训跟不上，外出培训不够多。相比之下，华坪一中就更重视教师的外出培训，并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
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潘兴陈在华坪一中任教时，曾去临沧市参加培训。他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外出培训也并非是为了简单模仿或达到其他老师的高度，而是在拓展视野的同时，激发教师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华坪女高的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确实不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学校老师数量少，缺席就会影响教学进度，且女高老师不仅要管学习，还要管生活。杨文华则认为，这虽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无法克服。实际上，在师生比上，华坪一中的老师要比女高更加紧张，平均每个老师要教14名学生;而女高由于学生数量少，在编40位教师只需负责457名学生，平均下来，每位老师对应的学生不超过12名，比一中还少一些。
在杨文华看来，张桂梅不鼓励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女高老师们“思想滑下去，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外面学校的老师待遇更好，而女高是个讲奉献的地方，如果送出去后心收不回来怎么办。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某某学校把我老师的心搞乱了。我就和她说，既然女高的理想信念那么坚定，百毒不侵，你怕什么?”
致敬最可爱的人张桂梅先进事迹集锦三篇
2009年，女高创办一学期后，首批招来的17名老师走了9个。张红琼是留下的老师之一，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走的人大多是因为吃不了苦。”
张桂梅一开始就很明确，山里的孩子基础差，要想出成绩，学生必须要“苦学”，老师更要“苦教”。她面试张红琼时，反复对她强调，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张红琼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张桂梅看她们瘦弱，摇摇头。
女高老师流失超过一半，学校面临崩溃。最艰难的时候，张桂梅发现，剩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都是党员，于是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如果是在抗战年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6个党员，我们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会后，老师们在教学楼二层墙上画了一面很大的党旗，然后面向党旗，宣誓。所有党员都哭了。
在张桂梅事后的多次叙述中，这件事被视为女高办学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红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虽然在教学中有一些红色教育，但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老师的流失让她意识到，面对女高的艰苦办学条件和诸多客观局限，要想留住老师，就必须激发她们内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献精神。与其说这是女高办学的转折点，毋宁说，这是张桂梅在办学逆境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锚点。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张桂梅：“在女高采取红色教育的模式，是和个人的坚定信仰有关，还是这是最适合女高的一种培养模式?”
她说：“两者都有。”
从效果看，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在张红琼的回忆中，这次会议之后，张桂梅开始带领老师们唱红歌。每天下午五点半，学生们在吃饭，老师们在党旗下集体唱《红梅赞》，这是张桂梅最喜欢的歌剧《江姐》的主题曲。她一句一句教给老师，“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最初，张红琼觉得很尴尬，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唱这么老掉牙的歌曲，后来慢慢进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觉得奇怪了。“学生一开始都在围观，后来甚至会跟着唱。我们老师学生随口哼出来的都是红歌。”她说。
张桂梅在日常的每个环节渗透红色元素，力图在女高构建出一片红色净土。她不允许老师学生听流行歌曲，学生去食堂吃饭时，她把手机放在小喇叭旁放红歌。音乐课上大部分时间也在教唱红歌，课间操时间则是红歌会。
2020年11月4日上午九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女高学生列队集合后，先集体朗诵《卜算子·咏梅》，然后大声喊出口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党的好女儿”“学习、学习、再学习”“奋斗、奋斗、再奋斗”。热身环节结束后开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赞歌》，这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第二首是《红色娘子军》。此前还曾跳过《南泥湾》和《红梅赞》。这些歌曲都由张桂梅精心挑选，旋律由专人改编后节奏感很强，既有年代感也有时代感，再请专人以此设计出系列动作。今年，为了让学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轨，在跳第三套操时，张桂梅特意选择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乐是近几年的广场舞金曲《山里红》。这种舞蹈节奏感很强，整个场景看起来大型蹦迪秀，有一种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从2010年开始，每周一的课间操新增了宣誓环节。党员老师要宣读入党誓词，学生们则重温入团誓词，然后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学期开学时，全体师生要抄党章。每周六上午有一节思政课，由张桂梅亲自执教，最长时可能持续2~3小时。课上，她会讲自己最爱的江姐、赵一蔓和红军长征故事，不断强调要学习红军的吃苦耐劳精神。每周日晚上七点半，高一学生要去阶梯教室看红色电影，既有经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禄》，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国》。除电影外，还会每周追剧，让2009级女高学生陈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击队》，“当时每周看一集，我们都边看边哭。”
红色信仰还以一种更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于整个校园。最初，教学楼里有一面手绘党旗，后来在新建的足球场上新增了一面“巨无霸”党旗，旁边立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几个红色大字。“非常壮观，站在这里你会很震撼，这么大一面党旗，你站在下面，想说句脏话都不可能了。”张红琼这样感慨。
和学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师的一天也从早晨五点半开始。地理老师张红琼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习，她要五点多起床，脸来不及洗就骑车赶往学校，中午11点下班后，吃个饭，12点就要回来，下午课从2点开始，五点半结束，老师可以吃饭半小时，6点继续上晚自习，直到11点半，天天如此。张桂梅要求，无论有课没课，老师都得全天在女高，这样学生有问题就可以及时找老师解答。
在女高，老师结婚、怀孕都不是偷懒“摸鱼”的理由，想请长假很难，建校至今，没有一个老师成功请过长假。2014年，张红琼怀孕了，但还要管全校卫生，早晚和学生一起扫地。为躲避扫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门，张桂梅就批评了她。对此她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关系就有点冷淡了。后来孩子一岁多，我就主动和张老师申请当班主任，她说，你是一个老师，不能为了家庭就这样松懈，还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能力体现出来。”
有人问张桂梅，为何女高学生基础差，老师年轻，高考成绩还那么好?她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我们能吃苦，因为我们有理想信念教育。”
2011年，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成绩出来后，震惊了整个县城，县委和县教育局在华坪县各中学组织了一轮又一轮“学习女高精神”，在全县推广女高党建工作的经验，要求其他学校校长每学期都去女高听张桂梅讲思政课，向女高学习教学管理经验。
但胥国华也坦言，女高的模式复制不了，能学的只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师一样奉献得那么彻底，其他学校老师很难做到。”
现任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的潘兴陈曾在华坪一中任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华坪一中学习女高，要求老师在晚自习前、后一小时内都不得离校，要给学生义务答疑。虽然不算作课时工作量，但和上课一样严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旷课，进行处罚，“结果收效很明显，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心理状况都能更准确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针对性的管理和教学。”他说。但这只是复制了女高的一个具体措施。更多学校只是短暂地尝试过女高做法，便很快放弃。
在9名老师陆续走后，张红琼也有过放弃的念头。一天晚上，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满了药瓶，她正费力地往身上贴药膏，很受触动，也很羞愧。“张老师自己身患那么多种疾病，仍在为大山里的孩子坚持，我们年轻人怎么还不如她，我于是想跟着张老师再坚持一下。”她这样说道。
实际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们的校长。张桂梅丈夫早逝、没有子女、没有房和车，也没有任何个人财产，每个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给老师发奖金。她事必躬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身实践自己的理想。
张桂梅只有一个，从这个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作为旁观者，华坪一中的老师对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军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条红色教育的模式来统领全校，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贯穿高中三年学习的全过程。而能够将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灵魂人物，就是张桂梅。
一个因此产生的问题是，张桂梅之后，谁来执掌女高?63岁的张桂梅早已过了退休年龄，身体状况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2019年初，就被下过一次病危通知书。今年春节，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记者在询问华坪县教育局、县政府领导后发现，对于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