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据说儒家讲求“人治”，受现代人诟病。其实，这里存在着双重误解：对儒家的误解，以及对“人治”的误解。首先，儒家的治理观并不是所谓的“人治”，而是礼治。那么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所谓“法治”，哪个更接近现代法治呢？不妨来比较一下：法家的法为君主所立，表现为严密的成文法，官吏只是唯命是从的执法者，而人民则必须乖乖地守法。显然，君王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主宰，法律只是君王实现其统治的工具。因此，法家的“法治”，不如说是权治、官治。
2、儒家的礼，即礼法，在中国封建制时代，礼法有着广泛的约束力，不仅庶民，而且君主，均在礼法的约束之内，君若不君，诸侯可发兵征伐，以武力恢复礼的秩序，所谓“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是也。君臣关系也是礼法关系，即使贵为君主，若违背礼法，臣可以提起诉讼，可以自行解除君臣关系。显然礼治更接近现代法治之精义。
3、礼，又是礼俗，即习惯法、社会自发秩序。礼不是君王所立，而是来自传统、习俗，来自对人情常理的承认，来自圣贤对自然法的发现。英国政治学家埃德蒙柏克说，“如果民间社会是习俗惯例的产物，那么习俗惯例便是它的法律。”如果你承认他说出了法治的精义，那么你应知道儒家也这么说过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说：“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犹政事之必因风俗也。”（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此语可与柏克的话互为参注。
4、将儒家治理观概括为“人治”者，还多半认为“人治”是个坏东西。他们对“人治”的理解，也存在偏见。譬如在儒家的司法观念中，当然更强调人的因素，尊重法官对判例的援引与解释，承认法官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本是判例法、习惯法法系的常见情形，如何可以贬称为“人治”，或者说这样的“人治”又何坏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