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冬天，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征集性史的广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充满浪漫理想的他极富激情地鼓动道：“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百无聊赖，何以度日？最好的消遣法，就是提起笔来，详细而系统地记述个人的‘性史’。”他提问的内容从“你几岁春情发生？精几时有？月经何时来？”到“你曾嫖妓否？你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性量大小？兴趣厚薄？次数多少？”，问题之“深入”，令人瞠目结舌。他还在广告中召开读者：“给我们一个详细而且翔实的性史，我们就给你一个关于你一生性的最幸福的答案。”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性史”征集。出人意料的是，应征稿件纷至沓来，不到一个月，就超过了两百篇。张竞生挑出七篇，精心编纂，亲撰序言，并在每篇文章后都附上精彩点评，介绍自己研究所得，解答作者疑问，结成第一集，于1926年4月出版。张竞生在按语中发表了不少直白坦荡的议论，比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面对之类。于是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中第一次堂而皇之地有了“第三种水”之说，第一次有了如何避孕的篇章。
书中的这些“明目张胆”的说话如惊天之石，击起千重波澜。“赵老太爷”们凶猛地跃身而起，1926年6月出版的《性史》，同年8月即遭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区域性封杀——从南开到天津市全面查禁《性史》。同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此时仍视张竞生为“同志”，他挺身而出说查禁《性史》毫无必要，并指责张伯苓本人在“性教育方面实在也没有什么建树”。一时间，这位在法国留学8年的“性博士”“暴得”了“卖春博士”和“淫虫”的臭名。